論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邏輯

姚滿林

(中共江西省委黨校哲學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對當代中國的處境，學術界有著基本的共識，那就是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一般地，這種轉型特征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經濟層面，還體現在文化層面，因此，要適應轉型期的需要來進行文化建設、引領中國文化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對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邏輯進行梳理與探討。當然，我們這里所論及的“當代”乃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囊括了“現代”的意義，之所以這樣使用這一概念，是因為對中國文化發展邏輯的探討必須置身于現代社會變遷的歷程之中，對這一歷程的起點，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近代社會，也唯有在這種歷史坐標中，我們才能清楚地把握我國文化的發展邏輯。

一、現代化: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動因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在人類生存的大部分時期，文明之間的交往是間斷的或根本不存在”，[1]5顯然，這一觀點表明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以及各種文明早期發展的獨立性。其實，人類文明之間大規模的交往乃是近代以來的大事件。從文化自身來看，任何文化的發展都具有現實的推動力，這一推動力或來自社會生活的劇變而引發的內在文化危機與沖突，或來自外在武力征服而帶來的文化入侵，由此觀之，文化交流的方式也就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和平的方式，在這種模式中文化交流的主體是平等的;另一種是野蠻或征服的方式，這種方式充滿了血腥味。就中國文化來說，除了歷史上佛教的傳入以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外，中國文化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但這種獨立性與延續性在近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沖擊，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世界所掀起的以工業革命為核心的現代化以及殖民擴張所導致的全球化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軌跡。

當然，就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現代化的發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則是內源性的，一則是外源性的，像日本所經歷的現代化乃屬于內源性的，而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無疑是一種外源性的，“是在西方列強的武力逼迫下的被動的現代化”[2]283，甚至可以說，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化引發了中國的現代化，這一現代化進程至今還在延續?？v觀中國現代化的道路，現代化的進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圍繞著“救國”這一中心任務而展開;第二個階段則圍繞著“富強”這一使命來進行，但無論是“救國”還是“富強”，現代化都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轉型與發展，具言之:

首先，自1840年以來，中國社會的性質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現代化也隨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現代化起步不僅與民族危機相互關聯，還與中國文化的轉型相互交織。眾所周知，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是通過戰爭的形式。法國哲學家阿爾貝特·施維澤認為“戰爭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一種現象”。[3]46實際上，中國文化上的落后是中國近代經濟政治等方面落后的根本原因，要拯救中國的命運就必須從文化層面進行徹底變革，覺醒的近代中國人所有的救國嘗試大體上可以看作是在文化物質層面(洋務運動)、文化制度層面(戊戌變法)以及文化精神層面(新文化運動乃至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的逐漸深入，當然，“這些運動使人們認識到現代化的總體性特征，認識到單純的經濟改革和政治變革不可能導致現代化，只有從文化的根基上推進徹底的變革，才可能實現中國社會的根本轉型”。[2]294人們也從這些運動中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質疑與思考，并掀起了第一次“文化熱”，于是，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西文化論戰以及“科玄之爭”等事件的發生也就不可避免，所有這一切催生了中國文化的轉型，中國近現代史足以證明只有文化理念的根本變革才能實現“救國夢”。

其次，以“富強”為夢想的現代化乃是近代現代化的進一步深入。新中國的建立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展開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現代化的訴求，但由于歷史客觀原因以及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缺乏，實際上，我國的現代化并未真正深入，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才被提到黨和國家全部工作的中心，從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到文化體制改革，無不折射出現代化對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意義。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八十年代開始而直到今天尚未結束的“文化熱”就充分表明“文化轉型在總體性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地位”，[2]286然而，我們曾天真地相信了西方人的偽命題“中國傳統文化是農業文明因而不適合現代社會發展”，以至于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深表擔憂，文化領域中“西化”思潮又開始抬頭，但這次“文化熱”不再是直觀的，而是貫穿了批判精神。理性的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文化的現代化不再是現代化的手段，而是現代化本身應有之義，當代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文化的轉型與發展，“中國夢”的實現絕非僅僅經濟、政治與軍事的強大，“沒有一個與之相稱的現代中國文化，中國的大國地位是無法奠定的，沒有文化的崛起是危險的”，[4]從這種意義上看，現代化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復興與強大。

因此，就中國現代化之路而言，一方面，作為“救國”的第一階段，現代化在促進人們對中國文化懷疑與反思的同時，也開啟了中國文化的轉型;另一方面，以“富強”為使命的第二階段現代化進一步推動了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拷問，使得中國文化朝向了現代化，也使得人們認識到文化強國對現代化的真正意義，基于此，我們完全可以說現代化構成了中國文化轉型與發展的動因。

二、分與合: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形式

從整個文化史看，任何文化的發展形式不是固定不變，在一定程度上它總是受社會歷史事件的影響，從而顯現為多樣化，或者，可以從相反的角度進行理解，文化的發展形式必然反映時代的狀況，這種相互關系并不是某種文化發展所特有的，而是幾乎滲透于所有的文化。就中國文化發展看，自古以來，各民族文化隨著歷史“分”與“合”的演進而相互影響、磨合、交融，形成了中國文化統一的大趨勢，文化的這種統一性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人們價值觀的統一;其二，人們思維方式的相似。就前者而言，中國人在歷史上形成并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價值觀，它直接指導與影響人們的社會生活實踐，這種核心價值觀一直延續到了五四運動之前;就后者而言，中國人在傳統文化的傳承中形成了辯證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又主要表現為兩種基本觀點，“一為總體觀點，二為對立統一觀點”[5]7，當然，在文化中思維方式比起價值觀的轉變來說更加艱難，思維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較強的慣性。

歷史地看，近代一系列的救國運動，尤其是五四運動的興起，使得中國文化開始了轉型，這種轉型乃是以對傳統價值觀的批判為切入點的。新文化運動中激進的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同時，西方思潮在中國開始傳播與興起，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就開始確立，并日益加強。以此為起點，傳統文化開始分裂，這種分裂當然不是思維方式上的改變，而是人們價值觀的變化。相對于“五四運動”之前，中國人的價值觀大體沿著三個方向發展，一是以平民百姓為主體的傳統價值觀;二是以近代精英階層為主體的西方近代價值觀;三是以先進知識分子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在歷史進程中，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辛亥革命雖然完成了推翻帝制的歷史使命，但卻沒拯救近代中國的民族危機，其對文化的沖擊與影響是有限的，甚至是表面的，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魯迅筆下的“阿Q”形象中得以洞察?！拔逅倪\動”掀起的“民主”與“科學”精神，實際上代表了那個時期精英群體的核心價值觀，不言而喻，這是西式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不斷熏陶和教育廣大的基層人民，形成了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并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確立為國家價值理念，實現了黨的價值理念到國家價值理念的轉變?；诖?，我們可以看到，在民國時期中國文化的演進是以價值觀的分離為基礎的。

新中國的成立為文化的發展掃清了道路，曾經因民族危機而導致文化分離的因素被鏟除，但由于我們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從建國初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這段時期，文化建設更多地服從于政治建設，無論是傳統思想還是西方思潮，在革命文化的影響與洗禮下，都緊靠意識形態，使得政治消解了文化的多樣性，促成了中國文化的統一，在全社會形成了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實現了文化發展由“分”到“合”的轉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在中國大陸逐漸建立起來，經濟領域的深刻變化勢必影響到文化領域，經濟層面的多樣性支撐了文化層面的多樣性。當然，經濟因素不是唯一促成文化變化的原因，隨經濟大潮的沖刷，文化領域又再次開始游離，作為意識形態的主流文化與精英文化、大眾文化相互影響，形成了三者共發展的局面。平心而論，在經濟建設為中心并主導一切工作的前提下，被邊緣化的無疑是文化，在這個時期分離既表現為價值觀的多元化，又表現在人們傳統倫理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一些人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不消說，這既內含了資本魔力的“誘引”，又體現了經濟對文化的決定性作用，我們完全可以將這個時期的文化稱之為“經濟文化”。應當注意的是，在這樣的歷史境遇中，人們對中國當代文化憂心忡忡，對當代中國人的道德現狀發出了質疑，對文化生活的游離與分裂深表擔憂，因此，如何解決文化因經濟大潮的沖擊而造成的分裂是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務。

新世紀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一方面，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加大文化建設的物質保障，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采取適合中國國情的文化發展策略;另一方面，提出并推動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八大又提出了培育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文化強國建設的總體要求，這樣一來，既為未來中國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又促進了文化發展的統一，預示著文化即將由“分”的階段邁向“合”的階段。

直言之，中國文化的當代發展與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緊密相聯，“分”與“合”構成了文化發展的基本形式，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深入與文化強國建設的展開，中國文化在未來必然走向統一，這種統一既包含核心價值觀的統一，又體現了新時期人們思維方式的一致。

三、文化強國: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目標

對文化發展的動因與形式的所有考察，都是為了面對文化的未來?；谥袊幕F狀與中國社會轉型的處境，對中國文化的思考不但涉及中國文化發展的途徑，而且要涉及中國文化建設的目標。

首先，從文化發展的途徑看，中國文化一百多年的發展歷程實際上是中國人在不斷探索文化轉型與發展的道路，而在其中人們往往采取了比較直觀的方式。在近代，一些急于仿效與學習西方的知識分子則采取了“兩個全盤”的態度，一方面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全盤欣然接受西方文化，在他們看來，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代表了先進的方向，中國的落后與文化的落后密切相關。與此同時，一些仕官階層則采取比較謹慎的態度，其中以張之洞為代表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既強調西方文化的先進，又看到了中西文化的差異，以一種折中方式來對待中國文化的發展。此外，一些游歷海外而歸來的學者在看到西方文明弱點之后，則對中國傳統文化則持肯定態度，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乃是拯救西方社會沒落的良藥。因此，總體上看，激進、保守與折中是近現代中國人對待傳統文化的主要方式，這三種態度對中國文化后來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必須指出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則是在馬列主義的影響和指導下完成的，這種運用實際上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表現，可以說，以馬列主義來創建中國當代文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文化建設的道路。但改革開放之后，情況有所變化，社會主義建設失誤的教訓以及蘇東的解體導致了西方思潮再次泛濫，當然，在中國全盤西化是行不通的，亨廷頓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全盤西化在20世紀末也如同它在19世紀末一樣被認為是不可行的”，[1]86在一定程度上他指出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某些邏輯思路。當代中國，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就是文化重建，這種重建必須正確處理好中外古今這四個方面的關系，“就‘古’與‘今’而論，這是源與流的問題，不言而喻，傳統文化中有‘美玉’也有‘浮塵’，對于好的東西我們就應該傳承下來，并加以弘揚，而對消極的東西就應該封存;就‘中’與‘外’而言，我們既不能‘以外代中’、‘全盤西化’，也不能固步自封，相反，我們要‘廣納百川’、‘博采眾長’，在我們自己文化的根基之上綜合外來文明的積極成果?！盵6]

其次，就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目標來看，文化體制改革、文化建設的扎實推進旨在達到文化強國的目標。文化在當今社會發展與世界競爭的意義日益凸顯，可以說，“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7]文化已經成為一種“軟實力”，它在現代化的進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還不能算得上是文化大國，更難說得上是文化強國，西方文化強勢依舊存在，而并非斯賓格勒所說的“西方的沒落”。就中國現狀而言，經濟、政治、軍事上的發展與壯大，為文化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物質的成功帶來了對文化的伸張，硬實力衍生出軟實力”，[1]89具體說，“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會提高自信心、自負感，以及更加相信與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軟實力更優越，并大大增強了文化和意識形態對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盵1]72文化強國建設乃是中國崛起與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一個大國地位的確立不能沒有文化軟實力的支撐，一個迷失精神家園的民族也不可能在歷史和現實中有自己的貢獻與地位，“一個民族，只有文化體現出比物質和資本更強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進步;一個國家，只有經濟發展體現出文化的品格，才能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盵8]為此，我們必須增強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努力實現中國文化的復興，只有當中國文化真正強大了，文化強國的地位才真正確立，中華文明這盞從未熄滅的明燈才能照亮人類。

因此，正確把握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邏輯，不斷推動文化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對于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基本實現現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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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仲平.文化強國的“中國道路”——論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N].人民日報，2011－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