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徽商與儒學*

沈江茜

(安徽大學 社會與政治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徽商，即徽州商人，舊徽州府籍(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績溪縣、黟縣)的商人或商人集團的總稱，萌芽于東晉，成長于唐宋，興盛于明清?；丈谭Q雄中國商界數百年，其從商人數之眾多、活動范圍之廣闊、擁有資本之雄厚、經營能力之強大、延續時間之長久，可謂首屈一指，對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有“無徽不成鎮”、“徽商遍天下”的美譽。

徽商之所以能夠在艱難曲折的道路上發展壯大，一躍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成就一段輝煌的歷史，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與他們秉性淳厚、務實真誠的性格特征，百折不撓的進取、開拓精神有關，但與他們重視教育，以儒學為指導也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丈套鳛橐粋€執當時商界之牛耳的著名商幫，對儒學情有獨鐘，其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賈而好儒”，他們將“賈”與“儒”相結合，讓文與商交融，成為“儒商”的典型代表，他們或是“先賈后儒”，或是“先儒后賈”，或是“亦賈亦儒”。

一、徽商“賈而好儒”的積極影響

(一)儒學對徽商的影響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徽商的言行，指導著徽商的商業活動。以“仁”為本是孔子社會思想的核心所在，“仁”是人的處世立身之道，是人在社會關系中的基本準則。唯有仁，才能實現人之為社會中的人。它一方面要求要培養個人的道德，使人具有人所應有的所有德行，使人具有“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另一方面它又要將個人的道德成就，客觀上卻表現于人與人的關系之中，由推己及人而融個人與社會于一體。立足于這一“仁”的原則，個人和社會之間也就取得了一種中道的平衡。孟子認為“人性善”，人的善性是人先天所具有，是人性所必然，它甚至是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有了這一本然的善性，人類的道德行為就有了一堅實的內在根據，人類社會也就有可能臻于完善。［1］這些儒學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是對個人德行的最高要求，徽商自覺運用儒家規范，貫徹于實踐中。

儒家的義利觀對徽商的經營活動影響深遠，孔子要求人們“見利思義”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泵献右舱f：“欲貴者，人之同心也?！钡笕藗儽仨殹案F不失義，達不離道”?！胺瞧淞x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2］朱熹思想集儒學之大成，其義利觀既承繼了孔孟學說，又結合現實有所發展，他主張義利相通，強調必須“以仁義為先”，“不以功利為急”，“利，只在義之和”，強調對利要“取之有義”，要以義取利，不取不義之財?；丈淘诮浬踢^程中恪守原則：以誠待人，以信接物;薄利競爭，甘當廉賈;寧可失利，不可失義;注重質量，提高信譽，形成了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的“賈而好儒”促進了其自身的發展，加快了其崛起的步伐。第一，長期修讀儒家典籍，使得徽商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和水平，增強了理性認識，他們善于從書籍、學說中吸取豐富的智慧和經驗，在經營中具有全面、長遠的眼光，能夠在瞬息萬變的商場中權衡利弊，商業目光敏銳，善于把握商機。第二，徽商重視人際交往，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和善、恭敬、節制、謙遜，廣結良緣，無論是朝廷官員、文人士子，還是三教九流、布衣百姓，徽商都傾心交納;“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快樂每從辛苦得，便宜多自吃虧來”，這些為人處事的態度和方法，是人際關系中一只有力的潤滑劑。另外，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夠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這種強大的內部凝聚力形成的團結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集體優勢。第三，身為儒商的徽商更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同，得到社會的接納，這為攀援封建政治勢力、尋求庇護提供了方便，比較容易與當時的官員找到共同的話題，從而與官府之間形成一個良好的溝通和交流平臺，這種士與商的聯系，成為一把保護傘，為徽商的生存提供了空間，有利于其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二)徽商對儒學的影響

儒學對徽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反過來徽商也在促進著儒學的興盛。由于徽州山多地少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使當地發展農業和手工業都受到了限制，在傳統的四民行業中，徽州人只有在士和商二者之間進行選擇。重農抑商、崇本抑末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國策，商被列為四民之末，即使在明清時期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商人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商賤”、“商輕”的傳統價值觀念在人們的思想中仍然根深蒂固?；罩萑苏J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讀書才是出人頭地的最佳選擇，商人要想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唯一的辦法就是改變商人的身份，由商而儒、由商而仕，從商賈之家轉變為耕讀之家、仕宦之第。

其實徽州人重視教育由來已久，徽州地靠江南，東漢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戰亂頻仍，中原一帶的名家士族紛紛渡江南遷，許多人在徽州建立了避難安居之所。他們一方面帶來了發達的中原農業生產和手工業技術，從而整合、改造了原徽州本土的叢林經濟;另一方面帶來了發達的中原文化，以教化鄉里，禮授社會，“起學校、習禮容”，習俗由此漸變?！吧形渲L顯于梁陳，右文之習振于唐宋”。南宋以后，一個重文重教的社會習俗已在徽州形成。［3］

作為成功的徽商，在擁有了雄厚經濟實力的同時，也期望能在社會地位上獲得相應的提高，因而他們堅持賈儒結合，以文化人的外衣包裝自己，以期改變人們的認識，重塑自身的形象。同時很多徽商致富后，憑借財力的優勢，大力投資文化教育事業，希望自己的子孫后代能夠習儒致仕，光宗耀祖。明清時期，徽州的家塾、族塾、義塾、義學等遍布城鄉各地，而這些大多是徽商出資興建的，其目的是為宗族和邑里的貧困子弟提供接受儒學教育的機會。對于官辦的府學、縣學，徽商也不吝資財，不時倡修?；罩莸母畬W、縣學一直保持著穩定繁榮的局面，其與徽商的財力資助大有關系。不僅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子弟業儒就學，徽商又積極捐資，廣建書院。明清兩代，“天下書院最盛者，無過東林、江右、關中、徽州”。據康熙《徽州府志》記載，清初徽屬六縣共有書院五十四所，其中歙縣十四所、休寧十一所、婺源十二所、祁門四所、黟縣五所、績溪八所。到道光年間，徽州的書院總數達六十余所，而徽州書院的建置大多有徽商參與，其經費來源也多由徽商提供?；罩萆倘藢κ詹氐浼d趣濃厚，許多徽商同時也是藏書家，他們收藏刊刻儒家典籍，傳播儒家思想。如明代休寧商人吳瓊，年老還鄉后，“筑室舍旁，聚書萬卷”。清代歙人程晉芳，“治鹽于淮?！榔滟Y以購書，皮閣之富，至五六萬卷，論一時藏書者莫不首屈一指”。至于乾隆時歙縣大鹽商鮑廷博、祁門大鹽商馬曰琯因藏書之豐，被譽為清代著名藏書家，已是人所共知的了。［4］

在徽商的高度重視和大力資助下，明清徽州地區出現了“雖十家村落，亦有諷誦之聲”、“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的“儒風獨茂”的局面，儒學教育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優秀人才得以不斷的涌現。正是由于篤信“富而教不可緩”，徽商才能夠如此“代不乏人”，使徽商幾百年不衰。

二、徽商“賈而好儒”的局限性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必然是為在傳統社會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服務的，由于受到其充分浸潤，徽商自身的封建性也十分突出?！叭V五?！笔侵袊寮覀惱砦幕械募軜?，“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笔侵浮叭?、義、禮、智、信”，以其為主要內容的名教觀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即通過上定名份來教化天下，以維護社會的倫理綱常、政治制度。它們作為封建社會的最高道德原則和觀念，被寫進封建家族的族譜中，起著規范、禁錮人們思想、行為的作用，為封建階級統治和等級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辯護，為歷代封建統治階級所維護和提倡。由此發展出的“官本位”思想，在一些徽商之家中根深蒂固?；丈掏舻览ブ畯男滞舸笥?，曾經“北賈青、齊、梁、宋”，且“治鹽策錢塘”，已十分富饒，但卻勸子曰：“吾先世夷編戶久矣，非儒術無以亢吾宋，孺子勉之，毋效賈豎子為也?！保?］“非詩書不能顯親”，“振家聲還是讀書”，這些都體現了徽商從賈不如從儒的思想，他們認為只有業儒入仕才能夠光耀門楣、榮宗顯祖。所以一旦條件允許，徽商就會力求向封建官府轉化，躋身于縉紳的行列，一些徽商在發財致富后，積極投身于科舉，甚至捐資買官，與此同時也傾向于“延名師以課子侄”，有著強烈的讓子孫后代業儒的愿望。這樣一來，一方面徽商從商人數有所減少，整體素質也有所下降，很難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對仕途向往、依戀的心理使得徽商很難專心從事商業，專注于商業的擴大再發展，不利于徽商的長遠發展。

儒家傳統“禮”的思想根植于徽商的心中，封建宗族觀念極深，以尊祖、敬宗、睦族為特征的宗法制度在徽州非常完善。許多徽商經商致富以后，總是非常積極地捐資家鄉建宗祠，修宗譜，訂族規，立家典，成為封建宗法的有力維護者?；丈淘谶@方面投入的資金越多，封建思想對人們的禁錮就越深。另外，在這種價值觀念的影響下，一些徽商在致富后，并沒有拿資金去擴大商業規模，而是轉投為土地資產，成為地主資本家，削弱了從商的經濟實力。

“賈而好儒”，使徽商獲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為徽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促進了徽州地區的繁榮發展。然而由于徽商過分的重視儒學，依賴封建政治體制，使得徽商在社會變遷中難以順應時代的變化而改變，最終走向衰落。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徽商與儒學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啟迪和思考。

［1］謝遐齡．中國社會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5．31．

［2］解光宇．論徽商“賈而好儒”及其現代價值［J］．黃山高等?？茖W校學報，2002，(4)：39．

［3］劉伯山．發達的徽州教育［N］．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10－27(2)．

［4］李琳琦，王世華．明清徽商與儒學教育［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7，(3)：82 ～83．

［5］錢耕森，郭振香．徽商與儒學文化［J］．探索與爭鳴，199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