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國立中央大學與國立西南聯大之比較芻議

羅 玲

(重慶師范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重慶 400047)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聯大”)與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中大”)是抗戰時期著名的兩所大學，也是內遷大后方高校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兩所大學，他們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一頁?？箲鸫俪闪寺摯蟮恼Q生，也成就了中大的輝煌。兩校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歷史條件下，匯集了大批學術大師和優秀學生，培養出大量杰出人才，兩校校友在海內外各行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目前國內學術界對抗戰期間內遷高校的研究多集中在對西南聯大的研究，而對同時期中央大學研究相對較少。這主要是由于“共產黨掌握政權后，建都北京，中央大學不只失去‘首都大學’的光環，更因其與國民黨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受到嚴重質疑乃至壓抑?！保?］(62－63)本文擬從兩校遷校過程即辦學環境、學校的管理及行政組織、教育理念諸方面比較兩校在抗戰期間的發展情況，以期有助于深化對抗戰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

一、遷校過程:一氣呵成與一波三折

就遷校而言，中央大學明顯比西南聯大有計劃和效率。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因為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2］(141)，所以對于中國抗日的政策稍有了解［3］(442)，“我是略略知道國防政策的一個人，知道中樞是如何積極的準備抗日”［4］，故羅家倫深知對日本戰爭必然會發生，故對于中大遷校早有心理和行動上的準備?！白詮木拧ひ话酥?，跟著的就是一·二八，上海松滬之戰，我就認為中日戰爭是一件絕對不可避免的事?！保?］(443)早在1935年，羅家倫專對重慶的地形作了詳細考察，“我研究一切軍事、地理和經濟上的條件，有遷到重慶的決心”［3］(44－50)。根據羅家倫本人的回憶:“第一，我斷定這次抗戰是長期的，文化機關與軍事機關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遷地點以水道能直達者為宜，搬過小家的應當知道搬這樣一個大家的困難。第三，重慶不但軍事上極為險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保?］羅回南京后即吩咐學?？倓仗広s制五百余只木箱，以備遷校之用。［4］

七·七事變后，羅家倫立即吩咐學校將預備好的500余件大木箱里面釘了鉛皮，先將重要的圖書儀器裝箱，以便長途運輸。同時派法學院長馬洗繁先生和經濟系主任吳干先生向重慶出發，派心理系教授王書林先生向湖南、湖北出發，尋覓適當校址。后又派醫學院教授蔡翹先生赴成都與華西大學商洽接納中大醫學院的相關事誼［5］。八·一三事變后，中大先后三次遭到日機突襲，有人員傷亡，羅家倫親自前往蔣介石住處陳述遷校的必要，得到蔣首肯之后，便著手進行遷校事宜。［3］(441－459)綜合各項報告，考察結果以重慶大學所在地較為合宜。

聯大是內遷學校中遷徙距離最遠的一所，其過程也較為波折。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平、津淪陷。1937年8月，教育部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私立南開大學在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并于11月1日開始上課［5］(2)。由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任常務委員。不久，南京淪陷，武漢危在旦夕，長沙震動。1938年2月，長沙臨大奉教育部之命，又西遷昆明。從1938年2月起，學校分3路離湘赴滇，4月，學校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并于5月4日正式開課。北大校長蔣夢麟、南開校長張伯苓、清華校長梅貽琦為聯大常務委員，集體領導全校工作。［5］(2)

兩校遷校過程不同，效果也大不一樣。就遷校過程而言，中央大學可以說是“盡室而行”，由南京直接遷往重慶，以租船的方式將師生、校產一口氣送到四川，不僅人員可以到齊，學校圖書設備也多能保持完整。所以，“在所有遷往后方的大學之中，中大是最幸運的一所。一則是中大遷得最早，其次是搬得最徹底，以致圖書教材損失不致慘重”［6］。在抗戰時期的艱苦條件下，中央大學不僅沒有因戰爭環境削減其發展趨勢，反而向充實、擴展與提高的道路上更邁進了一步?！半m然正當猛烈的戰事，經過長途的跋涉，我們的功課，開得還是很整齊的。我們的圖書儀器，都已搬出，而且展開使用……我們教學的標準，從那時候到現在止，還沒有比在南京時降低?！保?］

聯大的遷校不僅過程波折而且損失較為慘重。1937年8月，長沙臨時大學成立時，學校的師生只占原來的1/4左右。1938年2月，學校分3路離湘赴滇。旅行團走了1130英里方至昆明，師生沿途除了宣傳抗日外，教師亦指定同學利用機會做田野調查、收集實驗樣本、收集少數民族社會資料，因此學生的行進速度頗為緩慢，經過68天的跋涉，師生們終于在1938年4月28日到達昆明。

從時間上看，聯大內遷時間雖略早于中大，但整個過程卻略顯慌亂，可見聯大對戰爭長期性認識略顯不足。中央大學的成功遷校、復課、可以說是戰時內遷大學中極為幸運和成功的個案，而西南聯大的情形則與其它內遷學校較為類似。不僅整個遷校過程較為慌亂，學校的財產損失也較大。當然這也與國民政府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在抗戰初期對內遷高校缺乏統一的安排和部署有一定的關系。

西南聯大與中央大學遷移大后方，兩校都具有較為良好的辦學環境，得到地方當局的大力支持。西南聯大立足云南昆明，受益于比較寬松的政治環境。昆明地處西南邊陲，遠離抗日戰爭前線，有比較穩定的學術、學習環境，有滇越鐵路、滇緬公路可通國外，圖書儀器進口比較方便，可以便利地了解國際學術和科研動態。云南自1916年首倡護國運動后，其政治地位一直受到國人的矚目。國民政府軍政勢力直至抗日戰爭期間都未能涉足云南地區。云南地方當局由于同國民黨嫡系間的矛盾，并出于對國民政府強權政治和獨裁統治的抵制，而在蔣介石統治的大后方形成了相對政治比較寬松比較民主的地方政權。［7］

中央大學也得到四川當局與重慶地方高校尤其是重慶大學的幫助。中大為解決抗戰時期教學設備不足的問題，與重慶本地高校合作，例如借用重慶大學、四川省立教育學院的校舍及場地。當然，中大也時常將實驗室及重要儀器設備借與重慶其他高校，甚至在重慶大學還曾出現“有事實需要，借聘中央大學教員兼課”［8］的現象。當然，重慶作為戰時首都，使中央大學比西南聯大更占地利之便，國民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央大學的扶持略大于西南聯大。此外，大量的文化名人、教育機構、科研院所云集陪都重慶，使中央大學的學術文化環境更為濃厚。

二、辦校規模:院系的擴充與精簡整合

學校院系的設置方面，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共設有7院38系，7個研究所。［9］(29)西南聯大，共設5個學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電訊和師范)和一個先修班。［5］(36)如下表所示:

中央大學西南聯大類別系別 數量系別 數量文學院 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歷史學、哲學 4 中國文學、外國語文學、歷史學、哲學心理學4理學院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附氣象)，地質，心理 7 算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地理氣象學5法學院 政治、法律、經濟、社會、邊政(44年新增)系及法律系附設司法組5 (法商學院)政治學、經濟學·商學、法律學、社會學4工學院 機械、土木、電機、水利、航空、建筑、化工 7 土木工程學、機械工程學、電機工程學、航空工程學、化學工程學5師范學院 教育、公民訓育、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博物、藝術，體育 10 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教育學、公民訓育7農學院 農藝、森林、園藝、農經、農化、畜牧獸醫 6無醫學院 不分系，只分科 無專修科 體育專修科、史地專修科、童子軍專修科、畜牧獸醫專修科 4 師范專修科、電訊專修科、師范晉修班?？茖W校 牙醫?？茖W校 無研究所文科研究所:設4學部理科研究所:設5學部法科研究所:設2學部師范研究所:設2學部農科研究所:設4學部工科研究所:設3學部醫科研究所:設3 學部［10］(210)7個研究所23個學部北大3個: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清華大學4個研究所，16個學部。南開理科研究所有算學、物理學、化學等學部，1941年開始招生研究生，人數較少。［5］(36－40)畢業學生數 本科生:約4000人研究生:60 人［11］(215)本科生:2440 人［5］(433)研究生:北大 22 人，南開 24 人，清華 32 人 ［5］(30－31)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出，中央大學的辦學規模更大，學科設置更全，從學院設置上看，中大有7個學院，而聯大只有5個學院，無醫學院與農學院。中大系科的劃分也更為細小。由于組成聯大的3所大學原先都有各自的文學院與理學院，3個文學院和3個理學院不能同時都存在，只能合并為一個文學院、一個理學院，北大、南開的法學院合并為一個法學院，南開的商學院和清華的工學院各自僅此一院，性質不同，不便合并，仍舊單設。加上后來成立的師范學院，西南聯大共設立5院3處26系。［12］

研究生教育上，中大與聯大也有諸多不同。中大在抗戰期間先后設立7個研究所23個學部，整個抗戰期間畢業研究生60余人［10］(210)。聯大研究生由三校分別招收，學籍不屬于聯大［5］(39)。北大研究生人數很少，到1946年夏復員時，在校研究生共20人，其中文科9人，理科7人，法科4人，畢業研究生19人。清華大學研究院也于1939年恢復，到抗戰后期共有4個研究所，16個學部，研究生人數至抗戰后期不過40人上下，至1946年共畢業研究生32人。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1939年遷到重慶南開中學并恢復上課，前后七屆共招生31名研究生。南開理科研究所有算學、物理學、化學等學部，1941年開始招生研究生，人數甚少。［5］(40)聯大由三校研究所設立的學部要明顯多于中央大學，由研究所學部設立數量之眾，我們可以了解此三所名校仍然遵行其傳統，十分注重大學在學術研究上的功能。雖然中央大學的學術水平直逼聯大，但聯大研究所學部數量之眾，研究精神及其研究成果，仍是中大教授們比較和比賽的對象。［2］(141)

學生人數方面，兩校的學生人數在抗戰后期皆急速的增加。中大從遷校前的1072人，到1941年的3153人，較南京時約3倍。外加實驗學校651人，技工訓練班50人，共計3854人。［4］所開課程，由內遷前的524種，到1941年下學期為829種。［4］因為學生人數的增加，院系的增設，課程的增開，教職員人數也有了較大的增長，到1941年中大有教授及副教授183人，講師39人，助教179人。［4］到1944年初，中大有教職員 829 人，學生 4460 人。［9］(29)

聯大從1937年8月到1946年7月的9年中，先后入校學生共計約8000人，畢業的本科生、?？粕痛T士研究生共3882人。［12］

兩所學校的學生人數都有較大的增加，一是因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扶持與教育政策的調整，使國立大學畢業生人數有較大幅度增長，由1936學年度的11694人，增加為1945學年度35218人，增加了201%。［13］(794－795)二是兩校均處于大后方，戰區學生也前來就讀，生源廣泛。

三、學校的管理與行政組織:常務委員會與首長制

西南聯大不設校長，由三校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和秘書長楊振聲組成“常務委員會”處理校務，梅貽琦任常委會主席［5］(36)。三校校長張、蔣二人均在重慶擔任一定官職，很少到校，只有清華校長梅貽琦常駐昆明，因此實際由梅主持聯大校務［5］(36)。聯大還有校務會議和教授會組織，在管理上強調“民主治?！?、“教授治?！保?4］(17)。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仍按《中央大學組織大綱》規定，設校長一人，負責綜理校務，由國民政府任命。1941年8月，羅家倫辭職后，繼任校長依次為顧孟余、蔣介石、顧毓琇，任期都只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箲饎倮?，清華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吳有訓接掌中央大學。中大在重慶的九年期間，先后有5位校長接任，校長更替較為頻繁。在校務決策方面，中央大學由各處室主任例行召開的“校務會議”來決定學校的大、小事情。除了透過“校務會議”議決學校大事外，中大亦組成多個專家性質的委員會推行各種相關事務，例如“新生活運動推行委員會”、“訓育委員會”等，此種校務運作的模式，其他教師并沒有太多機會可以跳躍層級表達意見，教師和校長之間少有非正式的溝通管道，由此不少學者指出，此種鏈型的溝通模式，能快速、有效的解決問題，團體的組織較為穩固，但容易造成成員士氣低落。［15］(116)

西南聯大的“聯合”，既有合并的成分，又有獨立的成分。在校務處理方面，雖然三校合稱“西南聯合大學”，但三校皆自行設置辦事處，保留著各校原有的某些行政和教學組織，負責處理各校自身事務［5］(38)。三校所屬研究所自行招生，學籍不屬于聯大［5］(39)。三校教工，除由各校發給聘書外，還由西南聯大加聘［5］(38)。這些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聯大發揮行政簡化、人事精簡的功能，故這樣的校務運作模式，在行政事務推動方面的確存在不少問題。因此，此等所謂“聯大模式”校務運作方式，在成果上不見得有特殊效果，但在處理校務的過程中，確實是得耗費不少精神于謀求各校之間的平衡。三校的歷史和成立的背景不同，傳統、學風和經費來源也不盡相同，要聯合起來辦學己屬不易。［11］就學校組織而言，中大首長制的特色相當明顯，而聯大則實行委員制。就校務行政運作的實際情況，中央大學首長制的組織要比西南聯大委員制的方式來得有效率，學校的發展和各項計劃亦較容易注意其一致性和整體性。

當然，抗戰期間兩校都有較為強大的師資陣容，這是其他內遷高校所不能相比的?？箲鸢四?，“聯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歐陸，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學。三位常委，兩位留美，一位未留學。5位院長，全為美國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國文學系及兩位留歐陸，3位留英外，皆為留美?！保?6］1941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實行“部聘教授”制度，在全國范圍內，每個學科推舉一名最杰出的、資望較高、任教10年以上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委聘?！安科附淌凇辈粌H地位高，而且待遇優厚，月薪達600元(一般教授為360元)［17］(5)。西南聯大共有10名，中央大學共有12名教授獲此殊譽［18］(552)。中央大學除工學院、醫學院無部聘教授外，文、理、法學院擁有多達12位部聘教授，占全國的26%。而聯大的部聘教授分布于文、理、工三大學科，10位部聘教授，占全國的22%。中央大學是“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學，在當時，他們自身現有的學術水平為他們專心研究并誕生出有影響的研究成果，潛心育人并造就一大批學有所成的青年才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受聘到中大的著名教授還有:東北史專家金毓黻，古希臘哲學家陳康，植棉專家馮植芳，建筑學家劉敦楨、楊廷寶，航空氣象學家黃廈千，航空工程學家張創、柏實義，地質學家朱森、張更，法學家何聯奎，醫學家李廷安、胡懋廉、陰硫璋等。到1945年時，總數超過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講師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當講師)38人，和戰前相比，數量翻了一番。［10］(213)

四、教育理念: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的博弈

有關戰時教育目標的制訂，中央大學自南京時期即努力調整各系學生人數比例，以期能為抗戰建國大業培養適當的人才，西南聯大則始終堅持通才教育的傳統，認為通才教育遠比教育部所推行的“專才”教育來得重要。［1］(62－63)如在教學上提倡“通才教育”，主張加強基礎知識的傳授和基本技能的培訓以適應社會需要。

在教育理念及與教育部的互動方面，中央大學比較配合國家的政策，強調實用科技人才在抗戰建國上的重要性，注重理工科的發展。對于人才培養方面，與教育部步調基本一致，同時注重“通才”與“專才”的同時養成。西南聯大則特別強調維持“通才教育”的傳統，對于教育部提倡“實用科學”，注重“通專并重”的主張極不贊同，為貫徹其通才教育的理想，聯大對教育部的命令僅做“選擇性的接受”，而中大則是“所開課題……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頒部定課程標準開的”［4］。對于1940年教育部公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及成立“學術審議委員會”，［19］(27)要求各大學教員資格需呈送教育部審查，并依審查合格之等別給薪時，［20］(2－3)即遭到三校教授頑強的抵制［2］(220)。

1938年秋，教育部頒發《大學各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要求遵照執行。之后又陸續頒布各系必修課程表、部訂教材以及學生成績考核方法等，這一硬性規定激起了聯大教師的反感［5］(44－45)。1940年6月10日，聯大教務會議通過了一封致聯大常委會的公函，對教育部關于統一課程、教材的命令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這一公函稱:“……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笆澜绺髦髮W之課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使是“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也沒有“一成不變”的。正因為這樣，“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敖逃繛樽罡呓逃姓C關，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5］(45)可見，大學應該有獨立辦學，思想自由的辦校環境，百家爭鳴是學術發展的重要前提，而只有不統一課程，才能為百家爭鳴創造條件。

抗戰爆發不久，中大便對課程和教學內容作了調整，以適應戰時的需要。1937年10月5日起，中央大學對醫學院及各醫專學校三、四年級學生實施三個月之輕傷救治、防毒技能訓練，以便日后征調［21］。1938年春季開學又對課程作了一些調整，“至于本學期課程，亦被多改弦更張之處，如文學院之史學系增開《東北民族文化史》及《德國史》，理學院之數學系增開《彈道學》，地理系增開《航空氣候》及《蘇聯講座》、法學院經濟系增開《戰時經濟》，政治系增開《歐洲獨裁政府》及《新聞學》，教育學院之心理系增開《軍事心理學》、教育系增開《戰時教育》，農學院之農藝系增開《糧食問題》，工學院之化工系增開《炸藥化學》(上期已開《毒氣化學》)?！保?2］此外，1939年10月30日校務會議并決定，各系對課程稍做調整，以合乎國家的需要。各系所列的課程包括文學院中國文學系開設的有民族詩歌、各體文選(所選之文章均與發揚民族精神有關);外國文學系開設的有戰時文學講座(新開);史學系開設的有中國民族文化史、東北民族史、中國近世史、西洋現代史。法學院法律系開設的有國際私法;政治系開設國際公法、中國外交史、國際組織、歐洲獨裁政府、新聞學、經濟學系開設的有本國經濟地理、戰時經濟。農學院農藝開設的有糧食問題、棉作學。教育學院開設的有戰時教育、戰事心理。理學院開設的有彈道學、無線電學及實驗、應用物理學，飛機機翼理論、普通礦物學、普通地質學、普通巖石學、地形測繪、經濟地質學、國際政治地理、本國經濟地理、蘇聯講座、航空氣象、康藏地理、氣象學。［23］

兩校在教育理念上雖各有側重，但兩校在抗戰期間人才培養成就斐然。教育部為獎勵學業優秀的學生，從1940年到1945年舉行6屆?？埔陨蠈W校學生學業競試。每屆的競試內容和辦法不盡相同，采用自由參賽的形式，第一至四屆競試分甲、乙、丙三組。甲組為一年級基礎知識競試;乙組為二、三年級專業知識競試;丙組為畢業生論文競試。先由各校進行初評，然后，參加教育部的統一考試。第一屆學業競賽各校初選生人數計，甲類410人，乙類619人，丙類240人，共計1269人。復試或復選結果，錄取決選生，計甲類31人，乙類62人，丙類30人，成績次優特予獎勵者12人，共計135人。［18］(552)聯大共有3名學生獲獎，中央大學共有18名學生獲獎［18］(552－555)，占總數的13%。1941年5月，第二屆學業競試參賽結果，中央大學獲得甲、乙、丙三組團體總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獎［10］(210)。復試或復選結果，錄取決選生，計甲類32人，實際計29名，乙類59人，丙類成績次優特予獎勵者11人，共計132人，實際129 名。［18］(556)其中中央大學共有14 名學生獲獎，占總數的 10%，聯大無學生獲獎［18］(556－559)，優良的學業成績也為出國深造提供保證。1943年，教育部主辦第一次自費留學考試，錄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占到總數的五分之一;1944年，庚款留英公費生考試，錄取30人，8人為中央大學畢業生，著名經濟學家陶大鏞即是此次出國深造的。［10］(215)

西南聯大在其存在的短短九年中，培育出了在各個學術領域如群星燦爛般的知名專家、學者。迄今為止，有6位華裔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西南聯大學子楊振寧與李政道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中國的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是中國科學界的最高榮譽，至今獲此殊榮的有9位科學家，西南聯大的畢業生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占總數的三分之一;至1993年為止，我國共遴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545名，其中，西南聯大的畢業生為78名，占總數的七分之一。［24］(1)199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表彰為中國“兩彈一星”做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其中有8位是西南聯大的師生。他們是:鄧稼先、朱光亞、趙九章、郭永懷、陳芳允、王希季、楊嘉樨和屠守鍔，尚不包括葉企孫、周培源、王竹溪、趙忠堯、馬大猷等著名的物理學家在內。［12］(8)

1955年中國科學院開始評選學部委員(1994年改稱院士)。首屆學部委員、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61人中有西南聯大教師11人，數理化學部委員48人中西南聯大師生有27人，生物地學學部84人中西南聯大師生有13人，技術科學學部40人中西南聯大師生有8人。自1955年至1997年，西南聯大的理、工學院以及清華大學金屬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農業研究所和航空工程研究所的教師，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的有72人;學生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的有78人，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有12人，2人為雙院士，故二者合計學生被評為院士者有88人。定居在美國的原西南聯大教師和學生有4人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故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中西南聯大師生合計為154人。首批5位華裔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其中4位都曾是西南聯大的教師和學生:陳省身、林家翹、楊振寧和李政道。在抗日戰爭和新中國建設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一大批人才如:黃宏嘉、王憲鐘、吳仲華、唐敖慶、郝詒純、朱德熙、任繼愈、王浩、曹安樂、汪曾祺、穆旦……均出自于西南聯大。如此高的人才出爐率可以說是讓今天中國的大學所無法企及。［12］(8)

中央大學為抗戰期間系科設置最齊全的高等學府，在艱苦的條件下培養了大批一流的人才，如吳傳鈞、唐德剛、高鴻、馮端、聶華苓、曾卓、霍松林等著名學者和作家，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跡。中央大學在重慶期間一共畢業8屆學生，約4000人，其中碩士研究生60人［10］(215)。它也是培養中國科學家最多的大學，1989年中國科學院出版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第四期曾刊載署名為李佩珊的文章，列舉了中國877名做出較大貢獻的科學家，統計其所就讀的大學，結果中央大學高居首位，達115人［17］(5)。戰時中央大學培養的人才，除了在抗戰期間直接發揮了他們對抗戰的貢獻外，在海內外的建設中也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兩校雖多有不同，但仍有諸多聯系，兩校在校長及師資上多有互通。中大在重慶期間5任校長中，有4名在聯大及其前身(合校前的北大、清華、南開)受過教育或從事教育工作。從1932年至1941年執掌中大的羅家倫出身北大且擔任過清華大學校長。顧孟余為北大老教授，1917年任北大教授兼文科德文系主任、繼而任經濟系主任兼教務長，于1941年至1943年初任中大校長。顧毓琇是清華大學工學院的創始人之一，并創建了清華大學電機系、無線電研究所和航空研究所，也為長沙臨時大學委員和工學院院長，抗戰期間在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任中央大學校長。［25］(520)1945年10月執掌中大的吳有訓也為清華大學教授，抗戰期間，在聯大做理學院長［26］。中大文科的著名教授中，更有不少曾在北大念過書或任過教。如外文系的栁無忌抗戰前執教于南開大學。［5］(15)法學專家戴修瓚，抗戰前曾任北大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戰爆發后任聯大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任中大法律系教授，并于1943年評為“部聘教授”［26］(141－147)，抗戰勝利后兼任南京中央大學法律系主任。湯用彤畢業于清華，先后執教于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1931年又轉入北大任教［25］(131)。朱希祖，在北大工作時間最長，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學，先后擔任過預科教授、文科教授、國文研究所主任、中國文學系主任、史學系主任，直到1932年方才離開，1934年受聘于中大，任歷史系教授并任系主任［26］(100)。因此，比較兩校的異同，不能完全將兩校對立起來。

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大兩校不盡相同的發展模式，除了因為兩校歷史背景、組成方式互異外，管理理念、地理環境的不同亦有很大的關系?？陀^地說，由于國民政府及教育部西遷重慶，使中央大學比地處西南邊陲的聯大更占天時地利之便，特別是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一度兼任校長，因此抗戰期間中央大學獲得的政治及經濟上的支持，顯然比聯大要大得多，這是中大在抗戰期間發展的一個重要外在原因。而聯大地處云南邊陲，也更能為其保留民主自由之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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