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變遷與鄉土小說的“流動農民”敘事

李興陽

“流動農民”敘事是中國鄉土小說中綿延不絕的重要一脈，及至新世紀已成為引人矚目的敘事現象。這里所謂的“流動農民”不是指農民在世俗日常生活中因探親訪友、治病救人或游覽購物等的現實需要而在城鄉之間來來往往的即時性行為，而是指具有“移民傾向”的農民主動或被迫異地務工謀生等現代性社會遷移現象。從地理文化空間角度看，“流動農民”主要在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城市、鄉村與鄉村之間遷徙流動，而其主要流動方向是從農村流向城市；從職業角度看，“流動農民”主要從傳統農牧業流向現代工商業。近百多年來，涌蕩在中國城鄉的“流動農民”，是中國社會追求現代化的歷史參與者與歷史苦難的承受者。自晚清“洋務運動”開始，到20世紀20至30年代、50年代初期、80至90年代和21世紀初期，風起云涌于中華大地的“民工潮”，便是農民遷徙流動中最為突出的社會歷史事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鄉土敘事中，“流動農民”都留下了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身影與心靈蟬蛻的精神軌跡，而以新世紀鄉土敘事為盛，這是中國鄉土小說創作對中國社會現代轉型之歷史召喚所作的敘事應答。不同歷史時期的“流動農民”敘事，因時代關切的歷史問題不同，其敘事視域、敘述視點和美學風格等都有所變化，鄉土小說的藝術形態也隨之發生變異。

一、遲滯的現代化與現代鄉土小說“流動農民”敘事的發展

與中國社會現代化歷史進程緊密相關的“流動農民”，也與中國鄉土敘事相伴始終。自晚清“洋務運動”開始，中國即已邁開走向現代化的歷史腳步，逐漸發展的工業和城市出于對人力資源的需求，不斷吸納農村人口。而深受封建專制、戰爭、匪患、天災和貧困之苦的農民，仿佛感應到了工業和城市的召喚，紛紛逃離破敗凋敝的鄉村，一波一波地流浪到城市，出賣勞動力、身體甚或智力，無意間以此加入到中國的現代歷史進程之中?！拔煨纭睍r期梁啟超主辦的《時務報》曾記載：“中國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勢。所得區區工價，實非美國工人所能自給。上海如此，他處尤為便宜，蓋該口工價已較內地豐厚，致遠方男女來謀食者日繁有徒，雖離家不計也?！庇醒芯空哒f，從晚清到上個世紀30年代，“1500萬大致可以確定為20年代末期30年代初‘民工潮’的基本面貌。至于非常時期如抗戰時期以及20年代末以前的情況，我們無法窺其全豹。歷年情況不盡相同，但最保守的估計平均也應在百萬以上，因此不難想象近代‘民工潮’規模之巨大了”。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民工潮”及其進城農民，晚清小說、魯迅鄉土小說、“五四”鄉土小說、“問題小說”、左翼鄉土小說、京派鄉土小說等都有或多或少的敘寫。

魯迅鄉土小說中的名篇《阿Q正傳》、《祝?！?、《風波》等都特色鮮明地鐫刻著農民在城鄉間流動遷徙的歷史舊影?！栋正傳》中的阿Q就是進城打過工的“名人”，也是被城市吞噬掉的進城農民。阿Q因求愛風波而進城務工謀生乃至做賊的那段經歷，雖然不甚光彩且招致了后來做替罪羊的惡果，但不妨礙他是中國鄉土小說史上最著名的“農民工”?！蹲８！分械南榱稚┦侵袊F代鄉土小說史上較早的女傭形象，她后來的悲慘遭遇與小鎮雇主對她的嫌棄與解雇直接相關。不過，需要特別辨析的是，不論是阿Q還是祥林嫂，魯迅所關注的主要不是他們的社會身份，也不是他們的命運遭際中所體現的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更不是他們的城市化的可能性，而是他們所秉持的阻礙中國社會現代化歷史進程的病態文化人格與精神痛苦。

魯迅影響下的“五四”鄉土小說，也映現了不少“流動農民”的歷史身影。許杰《隱匿》中的善金是個鄉村流浪者，后來成為外輪上的海員，他過去的鄉土觀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對傳統的家庭生活變得淡漠起來，“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許杰的鄉土小說確實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特別是東南沿海農村正在發生著的變化?！比~圣陶創作于“五四”時期的《這也是一個人？》里的“她”，為逃避婆家的虐待而進城做了女傭，受到城市雇主的保護，但喪夫的“她”最終還是被婆家賣掉。小說立意在“人”的啟蒙，將城鄉關系講述為文明與愚昧的對立，批判把人不當人特別是把女人不當人的鄉村舊文化。王魯彥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的《李媽》中的李媽同祥林嫂一樣也是個女傭形象，李媽被兵災水災逼到上海，由膽小怕事的鄉下人蛻變為家政行里刁精古怪的“老上?！?，這是城市之惡對鄉村之善進行淘洗的結果，王魯彥由此將城市作為鄉村的對立面進行批判，并快意于李媽的以惡抗惡?！拔逅摹编l土小說是中國鄉土小說形成的初期，敘事聚焦于“在鄉農民”，對“流動農民”在社會遷徙過程中的物質痛苦與精神痛苦較少給予關注和敘述。

京派作家凌淑華的小說，通常不在鄉土小說討論之列，她的《楊媽》是個例外。小說中的楊媽從鄉村到城里高先生家做女傭，以自己的勤勞善良與干凈利落，贏得了高家的任認可與同情。楊媽沒有親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當兵在外音訊全無的兒子，小說“寫出一種混合著愚昧與偉大的執著的母愛”。京派鄉土小說大家沈從文在《丈夫》、《柏子》、《一個多情水手和一個多情婦人》、《廚子》、《王謝子弟》、《第一次作男人的那個人》、《十四夜間》等小說里，刻畫了一系列“湘西土娼”藝術形象?！墩煞颉防锏呐恕袄掀摺币勒障嫖髋f俗，到城里去做出賣身體的“生意”，“做了生意，慢慢的變成了城市里人，慢慢的與鄉村遠離”，在前來探望她的丈夫的眼里，竟也出落得像“城里奶奶”。但她最終也沒有“城市化”為城里人，而是隨著男權意識復萌的丈夫還了鄉。這些“湘西土娼”其實可看作是出現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鄉土小說中的九月（關仁山《九月還鄉》）、圓圓（邵麗《明惠的圣誕》）、櫻桃（劉繼明《送你一束紅花草》）等當代妓女形象的前身。

與“老七”等舊式鄉村女性不同的是，李劼人《死水微瀾》中的蔡大嫂（鄧幺姑）有頗為強烈的做一個“城里人”的愿望。蔡大嫂出身于鄉下貧民家庭，但不安于鄉村生活，傾慕榮華富貴，一心想做城里人，過有權有勢的生活。她少女時代就發誓，寧愿給城里的老爺做填房，也不嫁鄉下老實巴交的農民過窮日子。借助于便捷的婚姻通道，她雖然未能走向成都那樣的大都市，但也終于走進了天回鎮。蔡大嫂的性格當然并不如此簡單，她是中國由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現代轉型時期的“轉型人物”或曰“過渡型人物”。試圖走“蔡大嫂道路”的當代鄉村女性不在少數，出現在新世紀鄉土小說中的仙女（闕迪偉《仙女》）、小白（項小米《二的》）、崔喜（李鐵《城市里的一棵莊稼》）等就是“蔡大嫂式”的嫁進了城的鄉村女性。上個世紀30年代，最著名的進城農民形象，當然要數老舍筆下的祥子（《駱駝祥子》）。祥子從農村來到城市謀生，雖然在難以抵御的城市欲望中僥幸成了家，卻因城市的殘酷始終不能依靠善良與勤勞立業，終于釀就“一個來自農村的純樸的農民與現代城市文明相對立所產生的道德墮落與心靈腐蝕的故事”。毫無疑問，素來不在鄉土小說討論之列的《駱駝祥子》，當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書寫“流動農民”最成功的作品，至今也是同類作品不易逾越的高峰。試圖走“祥子道路”的當代農民同樣不在少數，出現在新世紀鄉土小說中的福亮（阿寧《災星》）、來泰（荊永鳴《北京候鳥》）、何小英（郭明輝《陷阱》）等就是“祥子式”的進城農民，不管他們如何勤勞努力，也同樣重復著駱駝祥子的悲劇，歷史在此竟出現了驚人的相似性。

現代中國長期沉陷在封建專制、列強宰割、戰爭、黨爭和階級斗爭的泥淖中，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被一再打斷，現代化的腳步艱難而遲滯。農民是這一切歷史苦難的承受者，他們走進城市的謀生行為，他們由農民轉變為產業工人、由農民轉變為市民的歷史過程及其心靈深處的精神裂變，被湮沒在各色斗爭的漩流與戰爭的硝煙中，星星點點地散落在中國現代鄉土小說創作的歷史視域里，這就使得中國現代鄉土小說中的“流動農民”敘事遠沒有新世紀鄉土小說那么集中而熱鬧。

二、城鄉區隔與當代鄉土小說“流動農民”敘事的消長

“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流動農民”敘事，這與中國社會現代化設計與實踐有關。中國社會被區隔為城鄉二元世界，現代化（工業化）的希望被安置在城市，給城市人以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鄉村人難以企望的各種特權；鄉村和它的原住民則被制度性地棄置在城市之外，其勞動成果的大部分被奪進城市，變為城市人走現代化道路并轉而鄙視鄉村人的原始資本。鄉村人被戶籍制度、農村集體經濟合作組織等強制性地捆綁在土地上，除了參軍、提干、招工、考學和婚姻等極為有限的“合法”途徑，農民再沒有任何“進城”的可能，自然也就很難有城市化、與城市人同步現代化的歷史機會。失去了最起碼的人身自由的農民，其任何自由流動的想法與做法都有可能變成政治問題、社會治安問題乃至刑事犯罪問題，“盲流”、“黑戶口”、“流竄犯”、“投機倒把分子”等等就是那些膽大妄為者或被逼無奈者所背負的最常見的罪名。即使如此，求生存的欲望不是極權所能完全壓滅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大量農村人口因貧困而流入城市，為此，國務院于1953年發布了《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的概念。1956年，由于農村人口外流到大城市和工業建設重點區域的現象發展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國務院再次發布《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7年初又對該指示作了補充。自此，中國城鄉人口之間的自發和盲目流動被徹底的人口計劃流動所取代。不被政府許可的計劃外的“流動農民”，自然很難以肯定性事象進入“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鄉土敘事之中。毋庸置疑，“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鄉土小說中，也不乏暗暗渴望“進城”的男女農民人物，但他們通常選擇“合法”的途徑。即使如此，他們的個人欲望如果不是暗合“革命的需要”，他們的動機和行為就會被敘述者貶抑為“自私”和“落后”，被設置為反面人物。反之，則被褒揚為“覺悟”和“先進”，被設置為正面人物。如柳青《創業史》中的改霞，是敘述者所褒揚的開明而又實干的農村新青年，她獲得了進城當工人或曰做城里人的機會，她也曾對鄉村生活產生了“動搖”，但最終還是選擇留在鄉村，支持她的意中人“黨的忠實兒子”梁生寶走合作化道路。放棄進城而扎根農村，這種反向選擇，被敘述者指認為“積極”和“崇高”?！案南际健钡倪x擇至今還是官方所倡導的鄉村青年的一種人生選擇，以此作為應對日漸增多的“空心村”的一種策略。

“文革”后，隨著對農民的禁錮逐漸放松，像陳奐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那樣有了一點“上城”自由的農民在市場對自由勞動力的渴求中開始到城市里去，紛紛涌進經濟特區、大都市或小城鎮，形成舉世矚目的“民工潮”。具體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結構的兩次大的制度性變遷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和新世紀之初，兩次大的關系性變遷則發生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第一次制度性變遷是因人民公社體制的解體和城鎮允許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經商，由此引發了8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的興起和第一次‘民工潮’。雖然中間經歷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但是1992年后鄉鎮企業和民工潮又重新興起。但是到90年代中期后，城鄉關系性變遷進入了第二階段：鄉鎮企業改制以及向城市集聚、農民負擔加重、城市加大對農民工就業的限制、城鄉差別急劇拉大等等。第二階段的關系變遷成了第二階段的制度性變遷的緣由：從2000年的稅費改革試點，到2003年取消農業稅和農業直補，一些地方推出戶籍制度改革、新農村建設等，在一定程度上對城鄉體制進行了調整”。大規模的“流動農民”被保守者依照舊意識形態觀念視之為“盲流”，但在有識者看來，“‘民工潮’并不是‘盲流’，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它是從經濟要素低的地方流向高的地方，這是服從價值規律的。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社會現象，即個人從家族中分離出來，被拋向社會，而這正是使他成為真正獨立的、自由的個體的第一步。從15、16世紀開始，歐洲也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向城市，歐洲的學者和文學家常常把他們稱作‘流浪漢’，其實，他們也是從農村的家族中分離出來的，從而也在完成一個向現代社會轉化的偉大的歷史過程?！本哂邢颥F代社會轉化之歷史意義的“流動農民”，也逐漸進入“文革”后小說特別是新世紀鄉土小說的敘事視域之中，借助于“打工文學”、“底層文學”、“城市異鄉者”等概念獲得表述自己的話語權力，并有了不同于此前任何歷史時段的敘事意義。

三、“打工文學”、“底層文學”與“流動農民”敘事的凸顯

在“文革”后的“反思小說”、“改革小說”、“尋根小說”、“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和“新寫實小說”中，“流動農民”早已成為敘事對象，但這些政治化和美學化的指認方式及其隱含的考量問題的視角，遮蔽了“流動農民”題材所特有的城市與鄉村、鄉下人與城里人、城市化與工業化、社會階層與階級等社會學意義與敘事意義。而“打工文學”和“底層文學”等提法，雖然模糊了城鄉界限，但使“流動農民”從謀生方式與社會地位等角度得到了較為凸顯的指認。

“打工文學”的所指有一個從窄到寬的變化過程。20世紀80年中期，“打工文學”主要是指“打工者”書寫打工者生活的文學，如林堅、張偉明、安子、周崇賢、繆永、盛可以、王麗麗、謝湘南、王十月等打工作者創作的《別人的城市》、《下一站》、《隱形沼澤》、《駛出欲望街》、《北妹》、《出租房屋里的磨刀聲》等都是“打工文學”的代表性作品。隨著中國經濟開發由南向北拓展，聚集于南方的“打工文學”亦北上長江三角洲和北京等地，一些非打工者身份的作家王安憶、孫惠芬、席建蜀、尤鳳偉、劉慶邦、荊永鳴、鄧一光等也創作了敘述“打工者”生活的文學作品。由此，作者的社會身份不再作為考量“打工文學”的維度，凡描寫打工生活抒發打工者思想情感的作品統稱為“打工文學”?！按蚬ふ摺钡纳鐣矸菔菑碗s的，有城市下崗失業者，有大學畢業即失業者，有失地農民亦即鄉村失業者等。只有以農民打工者為敘事對象的“打工文學”，才屬于新世紀鄉土小說討論的范疇。

與“打工文學”交叉和部分重疊的是“底層文學”。它雖然已成為人們的公共“議題”，但其內涵與外延至今并不清晰。首先需要界定的是底層的邊界。就中國社會當下的真實狀況而言，底層是無權者，在階層分化嚴重的社會，處于社會等級結構的最下層，其公民權力雖有紙上的規定，卻沒有制度的保障，不僅無力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且缺乏行使權利的自覺性和有效路徑；底層是無產者，除了自然身體秉賦的勞動能力，除了精粗不等的生產技能，除了極為有限的生產資料和維系最低限度生存所需的生活資料，幾乎沒有在市場體系中進行博弈的資本；底層是無言者，不僅被剝奪了表達自己的話語權力，而且沒有說話的途徑和機會，長期壓制下的沉默使其難以形成表達自身的能力。在社會階層意識的新視角里，進城農民中的絕大部分無疑處在城市社會的最底層，是“三無階級”即無權者、無產者和無言者，以之為敘事對象的“底層文學”由此與“打工文學”交叉和重疊。

不論冠之以什么名目，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與30年代遙相呼應的“民工潮”已經成為“社會流血的巨大創口，無法掩蓋地暴露在社會肌體的表面”，也就成為賈平凹、李銳、閻連科、劉慶邦、鄧一光、陳應松、李佩甫、尤鳳偉、李洱、白連春、鬼子、王祥夫、關仁山、何頓、周大新、艾偉、畢飛宇、李肇正、蔣韻、劉玉棟、荊永鳴、孫春平、夏天敏、聶鑫森、殘雪、王安憶、鐵凝、張抗抗、范小青、嚴歌苓、遲子建、孫惠芬、姚鄂梅、項小米、葉梅、何玉茹、葛水平、須一瓜等關注社會底層命運的作家的敘事對象?！侗寂艿幕鸸狻罚ǚ椒健妒斋@》2001年第5期）、《女傭》（李肇正《當代》2001年第5期）、《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孫惠芬《人民文學》2002年第1期）、《蒙娜麗莎的笑》（何頓《收獲》2002年第2期）、《民工劉建華》（王安憶《上海文學》2002年第3期）、《民工》（孫惠芬《當代》2002年第 1 期）、《泥鰍》（尤鳳偉《當代》2002年第3期）、《愛你有多深》（荊歌《收獲》2002年第3期）、《瓦城上空的麥田》（鬼子《人民文學》2002年第10期）、《誰能讓我害羞》（鐵凝《長城》2003年第3期）、《小姐們》（艾偉《收獲》2003年第2期）、《民工團》（殘雪《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2期）、《大嫂謠》（羅偉章《人民文學》2005年第11期）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敘述“流動農民”的新世紀鄉土小說，同時也就是最直接地敘述農民由前現代向現代乃至后現代痛苦轉型的新世紀鄉土小說。

簡言之，新世紀鄉土小說的“流動農民”敘事，隨著中國大陸日益激蕩的“民工潮”和進城農民向現代工商業的轉換而迅速增長。對“流動農民”多舛的現實生活的描寫和痛苦的心靈歷程的追蹤，已成為有社會良知的鄉土作家傾力描寫的焦點。就中國鄉土小說自身的歷史發展邏輯而言，新世紀鄉土小說的“流動農民”敘事不是驟然產生和突變的結果，而是始自“五四”的中國現代鄉土小說之同類敘事在新世紀的歷史延伸與變異。

四、“城市異鄉者”與“流動農民”敘事的新變

中國鄉土小說的“流動農民”敘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因其面臨的時代課題不同而有所變化，小說的藝術構成形態也隨之發生改變。就新世紀鄉土小說的“流動農民”敘事而言，所追蹤的“城市異鄉者”的都市生活空間，主要集中在幾個有限的職業領域及其工作場所：其一是做苦力，主要工作場所是建筑工地、煤窯、磚窯、挖掘工地、物流貨場等；其二是做產業工人，主要工作場所為各類工廠，如服裝廠、紡織廠、食品廠等；其三是做服務工作，主要工作場所是酒店餐館、洗浴按摩、各類商店、公共場所、城市家庭、城市醫院等；其四是做工匠，沒有固定的場所，如木匠、漆匠、鞋匠等；其五是做小買賣，主要場所是街頭巷尾、集貿市場，如飲食攤、書報攤、水果攤等；其六是拾荒，主要場所是城市拆遷區、城邊垃圾站、街邊垃圾桶等；其七是“性”工作，以女性為主，也有男性，主要場所是發廊、鐘點房、出租屋及其它隱秘場所等；最后是黑社會及其它反社會行為，如搶劫偷盜、拐賣人口、吸毒販毒等等。進城農民大都從事過多種工作，輾轉謀生于多個城市或同一個城市的多種場所，并像候鳥一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來來往往。

新世紀“流動農民”的“文化震驚”體驗源于現代都市場景與其熟悉的前現代鄉村場景的強烈對比，但他們真正的城市經驗源于所從事的工作及由工作形成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他們所從事的上述工作大都不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而是“勞動密集型”，這就使得他們無緣真正的“現代工業”，依舊干的是出力氣的重活兒，是簡單的原始勞動，是身體與物體的相互擠壓，是血肉與工具的相互研磨。而在擠壓、研磨、摩擦乃至沖撞中，他們通常是被動的，是受侮辱與受損害者，因為他們的身體、力氣和性已被資本所有者廉價購買。這就是他們城市經驗的最直接的來源。他們“觀看”到的城市熱鬧繁華，“體驗”到的城市卻冷漠殘酷。他們置身于城市之中，卻被拒之于城市化之外，這與他們的社會身份有關；他們向往城市卻仇恨城市，留戀鄉村卻逃離鄉村，這與他們的精神漂泊和文化?；笥嘘P；他們的物質痛苦、精神痛苦和身體痛苦，最直接的根源是城市的拒斥與鄉村的外推，最深的根源是體制之弊與歷史之惡。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于他們而言，是一個極為殘酷的反人道的歷史過程?！俺鞘挟愢l者”打工的工作類型與人生蹤跡，規約了新世紀鄉土小說敘述“流動農民”的情節結構；他們的活動場所是這類小說描寫的主要場景；他們的身份認同、鄉村記憶、城市體驗與文化?；笫沁@類小說試圖深入開掘的心靈世界。

新世紀不同作家的“流動農民”敘事在設置情節、描寫場景和開掘心靈世界等方面是不一樣的，對“流動農民”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及其歷史意義的認識也復雜多樣，道德批判、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總是纏繞不清。所有這些不同，使得新世紀鄉土小說的“流動農民”敘事變得多姿多彩。但在諸多不同之外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在敘事模式上，“流動農民”敘事的主要對象是進城的農民工，通常由他們作主角或者同時充當敘述者，展示其從鄉村漂泊到城市、從一個社會環境遷徙到另一個社會環境的各種遭遇、見聞和他們窘迫艱辛的奮爭，并從下層人物的視角去觀察、諷刺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在敘事的價值觀念上，大都用自上而下的同情與憐憫、悲憤與控訴、人性與道德的情感標尺來掌控他們筆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個作家必須堅守的良知和批判態度。這是“五四”積淀下來的“鄉土經驗”，是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漸行漸遠的、帶有批判精神的現實主義在這一敘事領域里的復蘇。作家們的思考由那些空靈的形式技巧問題，轉向對進城農民的生存現實和悲劇命運的關注。即使像殘雪那樣偏愛荒誕的作家，一俟接觸到民工（《民工團》）題材，也不得不在嚴酷的生活面前換上現實主義的面孔，改變她以往慣用的那種艱澀的形式主義的敘述外殼，用更平實的敘述方式來介入現實生活。雖然那種絮絮叨叨式的精神病者夢囈的瑣屑沒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但畢竟還是清晰地描寫出了城市給農民帶來的肉體痛苦和心靈異化。用飽蘸情感的筆墨去抒寫人性和人道的悲歌，用批判現實主義精神去發露社會在轉型過程中的罪惡，質疑體制、權力及其現代化的人為設計在對待進城農民問題上的非正義性。這些就是新世紀鄉土小說在“流動農民”敘事上比較一致的地方。

概言之，現代化被等同于城市化與工業化，中國自晚清“洋務運動”開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現代化追求歷百余年時光，至今未停歇其遲滯而執著的歷史步伐。而始終處在中國社會底層的農民，被歷史裹挾進來，在各個歷史時段不斷涌起或大或小的“民工潮”，成為中國城市化擴展中新增人口的基本來源，成為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在實現自身現代化的同時與海內外資本共同推進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進程。作為對歷史召喚的敘事應答，“流動農民”始終是中國現代鄉土小說不曾遺漏的敘事領域。至新世紀，中國鄉土小說的“流動農民”敘事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因其所處的歷史文化語境不同于此前任何一個歷史時段，敘事對象也就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頗為不同，其敘事內容、精神向度和文體形態也因此有了新變。對新世紀鄉土小說研究而言，這正是需要予以特別關注并深入展開討論的問題。

【注釋】

①參見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讀書》2003年第10期。

②參見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讀書》2003年第10期。

③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頁。④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21頁。⑤丁帆、李興陽：《浮蕩在現代轉折點上的歷史微瀾》，《天府新論》2007年第3期。

⑥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頁。

⑦王春光：《城鄉結構：中國社會轉型中的遲滯者》，《中國農業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⑧俞吾金：《當代中國文化的內在沖突與出路》，《浙江大學學報》2007年第7期。

⑨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讀書》2003年第10期。

⑩丁帆：《城市異鄉者的夢想與現實》，《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