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史研究的新典范：評《臺灣文學史長編》

古遠清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武漢430070）

在兩岸文論的競技場上，以“務實行動派”著稱的李瑞騰是左右開弓的高手。他一邊從事行政工作，一邊著書立說。由33本組成的《臺灣文學史長編》，便是他擔任臺灣文學館館長期間策劃出來的赫赫戰果。

眾所周知，臺灣文學史寫作，是難度相當高的任務。僅從什么是臺灣文學這一基本概念看，試看各路人馬的解釋，簡直是一場作文比賽：有的說臺灣文學就是臺灣人寫臺灣事的文學，有的說臺灣文學就是母語文學，還有一種說法為凡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出現的文學現象和作品，是為臺灣文學，陳映真則說臺灣文學就是“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反駁他的人說：“臺灣文學既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而是獨立的文學?！?/p>

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文學史長編》，沒有完全采用他人的說法。這套叢書的策劃者李瑞騰在總序中認為：“我們把臺灣文學視為在臺灣這個地理空間所產生的文學，不論其族群、國籍及使用語言?！边@個定義在某些人看來也許不合時宜或不夠新潮，但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容納性很強的定義，它不以護照、籍貫和使用的語言為分界線，把本省和外省乃至旅居國外的臺灣文學家均包括進去，這顯示了撰寫者的寬闊胸懷。從科學性來講，臺灣文學定義的包容性，符合當下臺灣作家寫作的現狀，有利于超越意識形態，有利于臺灣文學教學的開展，有利于這門學科進一步走向成熟。作為一門學科的臺灣文學本已進入大學講壇，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這類的教材奇缺，《臺灣文學史長編》的問世，正滿足了兩岸研究者和讀者的渴求。

在臺灣，已出版了兩本以文學史命名的著作，即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陳芳明的《臺灣新文學史》。無論是葉著還是陳著，均有開風氣之先的作用，但臺灣文學史的編寫，充滿了不同思想路線和文學觀念的碰撞，故這兩本書出版后有掌聲也有罵聲。寫一本能為各界接受的文學史，幾乎不可能。為了減少碰撞，《臺灣文學史長編》不走葉石濤、陳芳明“通史”的老路，而改為專題史的方式，不失為一種新的選擇。正由于是專題史，無前例可供借鑒，故這套文學史，主要不是采取“泯眾家之言”的寫法。當然，再怎么出新也要吸收學界的研究成果，但編著者在吸收時盡可能發揮一己之見，而不像某些團隊編寫的文學史尊群體而斥個性、重功利而輕審美、揚理念而抑性情。在這種思路下，《臺灣文學史長編》基本上是由兩大板塊組成：一是重要的思潮、社群、論爭、流派，如《斷裂與生成——臺灣50年代的反共/戰斗文藝》、《跨越時代的青春之歌——五六○年代臺灣現代詩運動》、《燃燒的年代——七○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史略》、《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二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作家群體、時代文體和特種文類等，如《一線斯文——臺灣日治時期古典文學》、《女聲合唱——戰后臺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從邊緣發聲——臺灣五六○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正面與背影——臺灣同志文學史》、《電子網絡科技與文學創意——臺灣數位文學史（1992～2012）》。從實際情況看，作為基礎課的臺灣文學，正是按照這種清楚的文類或作家群去引導學生進入臺灣文學史殿堂的。

要寫出超越前人、自成一格的文學史，就必須拋棄文學思潮、文學運動、文學論爭再加作家作品老一套的寫法，對“文學”與“史”的概念進行重新整合，克服“實證”與“審美”之間的矛盾。按時序排列當然無法擺脫，所不同的是《臺灣文學史長編》雖是從原住民口傳文學開始，接著是明鄭時期“漢文學的萌芽”，以后歷經清領、日據以及光復后不同時期的文學現象，最后是原住民漢語文學及母語文學，但編撰者們盡量做到不預設立場，充分尊重原住民的口頭傳說及后來發展出來的漢語文學。這里既有宏觀的論述，也有微觀的考察。由于是分頭編寫，每位執筆者對分期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這套書并沒有嚴格按具體年代整合。打開《臺灣文學史長編》，可看到每本書有點類似中國古代山水畫說的“散點透視”。編著者們所追求的目標是達成某種專題或某個作家群的真實。所以在這套書中，在重復前人論述過的問題時均盡可能做到有新意。對別人說過的少說，對別人忽略的多談。在框架上還注意出新，如蔡明諺論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臺灣文學論爭史“現代詩論”部分時，用“臺大教授”、“華岡才子”、“海外學者”、“數學博士”的標題來闡釋顏元叔、高信疆、關杰明、唐文標等人的文學主張，就令人耳目一新。此外，這套書注意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的互動，如《從邊緣發聲——臺灣五六○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第三章《林海音時代的〈聯合報〉副刊》。還注意西潮與本土的消長，如同書第三章的有關部分。另注重圈內文學家與圈外文學家的互動，如《正面與背影——臺灣同志文學簡史》，就把圈外作家寫的作品《禁色的愛》（李昂）、《擊壤歌》（朱天心）、《紅樓舊事》（宋澤萊）列入同志文學的范疇。

《臺灣文學史長編》的長處可用“廣博”和“精深”四個字來概括。所謂“廣博”，系指《臺灣文學史長編》面的寬廣與宏博，即臺灣文學史上的許多重要問題幾乎為“長編”所涵蓋。如《電子網絡科技與文學創意——臺灣數位文學史（1992～2012）》，將數位文學分為三個時期：1998年前為數位文學的萌芽期，1998～2005年為數位文學蓬勃發展期，2005～2012年為數位文學的蟄伏期，其內容之豐富和詳備，使其當之無愧成為當今論述臺灣數位文學最系統的著作之一?！稊嗔雅c生成——臺灣50年代的反共/戰斗文藝》，從文學體制與時代文學談起，第二章《反共文學的前歷史》“上溯其源”，第三、四章《誰在行動》、《誰在說話》“中考其實”，第七章《老兵不死，只是漸漸走向繆斯女神》“下述其變”，做到既“廣”又“深”，不少地方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逗诎抵狻利悕u事件至解嚴前的臺灣文學》的“精深”則體現為點的精細與深入，尤其是對監獄文學的論述，既系統又深入，這表明唐人寫唐史的學術界對臺灣文學的研究，已達到精耕細作的地步。

《臺灣文學史長編》也有值得檢討之處：

一是“小歷史”與“大歷史”之間不均衡。

所謂“小歷史”，是指局部史，如“長編”中的《“曙光”初現——臺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1920～1930）》和《想象帝國——戰爭期的臺灣新文學的諸相（1937～1947）》。所謂“大歷史”，是指“宏大敘事”關乎全局性的歷史，如臺灣文學書刊查禁史、“自由中國文壇”的建立及崩盤、“南部文學”的形成及走向……這些在“長編”的選題中均缺席。當然，“大歷史”是由“小歷史”構成的，兩者并沒有絕對的界限，且“長編”中已涉及這些“大歷史”，但未能獨立出來，給人“常態的文學史”論述有余而“非常態的文學史”闡釋不足之感。

二是理論探討與史料考證不均衡。

《從邊緣發聲——臺灣五六○年代崛起的省籍作家群》對反共文學的評價和重要報刊的時代意義有深刻的論述，但在史料考辨上存在著不少瑕疵，第25頁說：“‘中國文藝協會’的誕生，是由左翼作家巴人的一篇文章而起，巴人本名王任叔，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共文藝政治的重要作家，1949年10月18日他在臺灣《新生報》副刊發表《袖手旁觀論》?！眲⑿幕室苍豢谝Фā白髡哒枪颤h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王任叔”，其實，“巴人”的筆名很普通，不只王任叔用過。據筆者向大陸有關方面了解，王任叔當時根本不可能向臺灣投稿，因大陸嚴禁作家和“敵方”接觸，這正如臺灣也規定作家不許向“匪區”投稿一樣。當時兩岸老死不相往來，這位“巴人”很可能是島內另一位作家的化名。第73頁說林海音因刊登“一首名為《船》的詩”而惹禍下臺，其實這首詩不叫《船》而叫《故事》。第77頁說：“1954年10月，痖弦、洛夫、張默三人創刊《創世紀》?！边@三人的排名次序完全顛倒了，科學的說法應是“張默、洛夫兩人創辦《創世紀》，痖弦于次年加入”。

三是島內研究與島外研究的成果吸收不均衡。

《女聲合唱——戰后臺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的參考書目雖然有一些島外即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但鄭州大學樊洛平的《當代臺灣女性小說史論》及陜西師范大學程國君的《從鄉愁言說到性別抗爭——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創作論》未列入。這是研究臺灣女性作家群的重要著作，臺灣方面還沒有人寫過。也許后一本較難找到，但前一本已有臺灣商務印書館的繁體字版。其他《臺灣文學史長編》著作如《黑暗之光——美麗島事件至解嚴前的臺灣文學》，也較少引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這說明這些著者的視野還不夠開闊。

四是在作者隊伍方面青年學者與資深學者比例不均衡。

無論是島內學者還是島外學者有關臺灣文學史的編撰，有一個共同毛病是未能超越政治、超越政黨或明或暗的掌控。李瑞騰對這種不可逆轉的內在危機已有清醒認識，因而盡量啟用年輕學者作為這套叢書的主筆，以讓他們多年從事的研究對象及其成果，在一個盡可能超越藍綠的整體性框架內給予表達，尤其是讓陳政彥們以一種集體“崛起”的態勢引起學界廣泛的關注，并借此樹立臺灣文學史寫作的新典范。

這個新典范有三個特色：

1.強調臺灣文學史是文學的臺灣史，而不是思想史、文化史，更不是“兩國論”、“一國論”的文學版。

2.提供了研究臺灣文學的新視野，尤其是下限寫到成書前的2012年，有鮮明的現實性與當下感。

3.臺灣文學專題史最豐盛的產地不在大陸而在臺灣，這為兩岸文學詮釋權的爭奪寫下新的一頁。

但這套叢書資深評論家執筆者極少，這影響了叢書的質量。如果由應鳳凰執筆寫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文學部分，就不會出現痖弦系《創世紀》最早創辦人這類的史料錯誤。

與此相關的是，當代臺灣文學史由局內人還是局外人來寫好？其實，這各有長處。局外人因未曾參與當年文學運動，不是其中一角色，寫起來就會出現“隔”。局內人寫由于有感同身受的體會，不會出現不知情的情況，寫起來較有現場感，如《正面與背影——臺灣同志文學簡史》由圈中人紀大偉執筆，許多地方如數家珍，就克服了“隔”的現象。但局內人寫容易“走私”即借史揚己，如《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雖然還不是黃錦樹所說的“怪書”，但撰寫者陳大為把自己及其伴侶鐘怡雯用這么多篇幅論述并評價這么高，的確容易授人以柄。

有人認為，《臺灣文學史長編》“原本就是個通俗讀物計劃”。其實，《臺灣文學史長編》不是啤酒式的大眾飲品，而是類似金門高粱的佳釀。它既有文獻史料價值，同時又是臺灣文學史編寫蹊徑獨辟的有益試水。這套書從緣起到出版，只有三年時間，乍看起來未免匆忙了些，其實發起者、撰寫者和出版者有過長期積累的過程。他們在許俊雅教授的具體主持下，先后議論過多次，擬定了近40個主題，后來由研究團隊討論，再將計劃送外審查，可見他們謹慎從事，抓住時機和志在必成的雄心壯志。

臺灣文學史研究要改變傳統思路，當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選題新或切入點獨特，而應深入探討同類文學史著述中闡述得不深不透的問題。它可以像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那樣通過一個人物、一個事件或一個時段的透視，來把握一個時代文學的整體精神，但如何區別于傳統的文學史著述，其研究重點畢竟應放在臺灣文學不同于大陸文學的主體性及其建構過程上，包括建構過程中所產生的特有的文學經驗，這種經驗是各族群作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作為一位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者，《臺灣文學史長編》的出版給我帶來驚喜和愉悅。我們對臺灣文學館寄予厚望，也就是對臺灣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寄予希望。

①《臺灣文學史長編》，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2013年版。

②劉心皇：《自由中國50年代的散文》，臺北：《文訊雜志》1984年第9期。

③臺灣就有一位小說家筆名為“下里巴人”。

④樊洛平：《當代臺灣女性小說史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⑤程國君：《從鄉愁言說到性別抗爭——臺灣當代女性散文創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⑥⑦黃錦樹：《這只斑馬——評陳大為〈最年輕的麒麟——馬華文學在臺灣（1963～2012）〉》，臺南：《臺灣文學館通訊》2013年3月，第80頁；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