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脆弱性發展：突破發展陷阱的路徑——基于西藏城鎮社區發展的實證調查與理論分析

李雪萍

（華中師范大學 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430079）

目前，學術界對于社區發展的研究，集中于社區體制變革、社區公共產品供給等方面。在社區發展路徑上普遍認為，應完善社區體制，優化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實現社區自治等，并認為先發地區的社區發展遵循“先導式發展”路徑，即社區基于自身優勢，并不斷強化優勢。遺憾的是，許多研究將不同地區的社區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未能呈現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社區發展路徑，尤其未能從貧困落后地區的脆弱性角度，研究其發展陷阱以及突破陷阱。西藏是連片特困地區、邊疆地區、少數民族聚居區，脆弱性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其社區發展的背景與邏輯起點，其社區發展可否另辟蹊徑？

一、脆弱性分析框架：研究的視角

在中國式社區發展背景下，西藏城鎮社區發展有其特殊性，即脆弱性。脆弱性環境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指西藏是我國連片特困地區、邊疆地區，受自身經濟社會發展制約，社區發展能力相對有限；二是指社區發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環境，并形塑社區發展內在脆弱性。

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起源于對自然災害的研究，有四種認知：脆弱性是指暴露于不利影響或遭受損害的可能性；脆弱性是指遭受不利影響損害威脅的程度；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響的能力；脆弱性是一個概念的集合。①就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響的能力而言，典型的界定包括：（1）脆弱性是社會個體或社會群體應對災害的能力，這種能力基于他們在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所處的形勢。（2）脆弱性是指社會個體或群體預測、處理、抵抗不利影響，并從不利影響中恢復的能力。脆弱性是承受不利影響能力的界定，突出了社會、經濟、制度、權力等人文因素對脆弱性的影響作用，側重對脆弱性產生的人文驅動因素分析。就概念的集合而言，典型界定有三種。（1）無論是自然區域還是某一社會群體，無論是某一自然要素還是單個的生物體，脆弱性都包含有三層含義：它表明該系統、群體或個體存在內在的不穩定性；該系統、群體或個體對外界的干擾和變化（自然的或人為的）比較敏感；在外來干擾和外部環境變化的脅迫下，該系統、群體和個體易遭受某種程度的損失或損害。（2）脆弱性是指暴露單元由于暴露于擾動和壓力而容易受到損害的程度以及暴露單元處理、應對、適應這些擾動和壓力的能力。（3）脆弱性是系統由于暴露于環境和社會變化帶來的壓力及擾動，并且缺乏適應能力而導致的容易受到損害的一種狀態。概念的集合，包含了“風險”、“敏感性”、“適應性”、“恢復力”等一系列相關概念，既考慮了系統內部條件對系統環境性的影響，也包含系統與外界環境的相互作用。

Alwang、Siegel和Jorgensen（2001）以風險鏈作為解釋脆弱性的組織框架。Moster和Holland定義的脆弱性為個體、家庭或社區面對變化的環境福利的不安全。②

脆弱性一般具有三個共同特征：一是穩定性差，變化幾率高、幅度大；二是敏感性強，抗外界干擾能力差；三是易損性強，在外來干擾和外部環境變化的脅迫下系統容易遭受某種程度的損害或損失，并且難以復原。③

自然地理環境、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是造成脆弱性的導因。從根源來看，脆弱性內生于現代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工業革命以來片面強調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但同時也將前所未有的脆弱性植入了人類社會……對發展主體的忽視所造成的社會公平的喪失和社會部分群體的邊緣化，使得落后地區的人們成為脆弱性最高，最易受到災害損害的群體。由于這種脆弱性內生于經濟發展過程中，潛伏在社會結構中，與社會不利因素直接相連，遂具有結構性特征。④Blaikie認為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問題造成一個地區的脆弱，脆弱性最關鍵的部分是遭遇的各種壓力，與之相關的預測能力、應對能力和恢復力，以及壓力之下的結果。⑤

綜合國內外對脆弱性的研究分析，不難看出，對脆弱性的定義沒有本質區別，主要集中于面臨的風險、沖擊、應對處理風險的能力以及之后的福利水平的變化。

1995年，聯合國糧農組織推出關于貧困人口脆弱性的分析框架，認為貧困人口容易受三個方面因素的影響：（1）風險因素，即風險越高，脆弱性越高。（2）抵御風險的能力，即能力越強，脆弱性越低。（3）社會服務體系。地區社會發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貧困人口抵御各種風險。三者綜合起來，較為全面地反映研究對象的脆弱性。⑥

TurnerⅡ⑦提出人類－環境耦合系統脆弱性的研究框架，筆者將之簡單修改形成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如下圖。應該說，這個分析框架也適用于社區脆弱性分析。

我們認為，脆弱性分析框架應用于解釋社區脆弱性及其應對時，可理解為三個環節。

圖1 脆弱性分析框架⑧

第一，風險存在及其擾動：脆弱性背景。人文條件、環境條件的變異和變化，產生一系列風險因素，這些風險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形成擾動和壓力。導致脆弱性的風險種類很多，包括自然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對于某一地區或社區而言，最常見的風險有自然災害、環境危機、經濟波動、政策改變等；對于家庭和個人，除了上述風險會產生直接影響外，疾病、失業、突發事故等都可能增強脆弱性。我們可將社區面臨的風險具體化為兩個方面：一是社區面臨的外部風險；二是社區居民生計風險。社區面臨的外部風險包括自然災害、流行性疾病、社會沖突、福利供給不足等。社區居民生計風險可表現為生計資源稟賦，它是居民擁有或可依賴的各種資源，社區居民生計資源可具體分為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社會資本、社區公共產品等。其中，社會資本是指社區居民的社會交往、社會關系等；社區公共產品包括社區福利和社區公共資源，社區福利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計生服務、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實施等；社區公共資源包括社區居民共同享受的資源，如道路、供電、供水、照明、安全、綠化等等。

第二，敏感性：風險沖擊的影響程度。敏感性是風險環境的人文因素、自然因素聚合并形成沖擊時，系統受影響的程度，它取決于人文因素和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對社區而言，敏感性就是內外部風險因子聚合并對社區形成沖擊時，社區受到的影響程度。例如，相比較而言，面臨相同的沖擊，脆弱性越強的社區損失越大，正如貧困群體遭受災害時，被剝奪得更為徹底。

第三，調整和適應：風險沖擊的回應?；謴土χ械恼{整和適應，主要是指社區在遭受沖擊后，匯聚各種資源，聚合各種力量，以減少損失，適應并重建。脆弱性及其干預可如圖2。

總之，風險與脆弱性互為因果，脆弱性是風險的大小與抵御風險能力的綜合反映。脆弱性與風險、抵御風險的關系如圖3。

圖2 風險、脆弱性及干預框架⑨

圖3 脆弱性與風險、抵御風險的關系示意圖⑩

如圖3所示，風險越大，抵御風險的能力越低，意味著脆弱性越高，脆弱性是風險性、敏感性、抵抗力和恢復力的函數。風險性是指接近或暴露于致災因子的程度，敏感性是指個體和群體對災害的易感程度，取決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和活動；抵抗力是建筑和基礎設施抵御災難的能力，恢復力是對致災因子的反應能力，或者有效處理致災因子的能力，以及從災難中恢復的能力。當風險性和敏感性增高，抵抗力和恢復力下降時，脆弱性就會提高，即風險性和敏感性與脆弱性正相關，抵抗力和恢復力與脆弱性負相關。因此，脆弱性是指某一地區在災難面前呈現出的高風險性、高敏感性，低抵抗力和低恢復力。

二、社區發展陷阱：多重脆弱性疊加

脆弱性因地區經濟、社會、文化不同而千差萬別，作為連片特困的邊疆地區，多重脆弱性疊加是西藏社區脆弱性的基本特征。我們的調研?材料呈現西藏社區發展中的脆弱性。

（一）外部脆弱性與內部脆弱性疊加

風險社會中，對發展主體的忽視所造成的社會公平的喪失和部分群體的邊緣化，使得落后地區的人們成為脆弱性最高的群體。由于這種脆弱性內生于經濟發展過程，潛伏在社會結構中，與社會不利因素直接相連，遂具有結構性特征。一定區域內社會－社區系統的脆弱性可表現為：區域社會－社區系統的穩定性差；對外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改變的反映敏感；在外部條件的干擾和變化下遭受各種損失的程度大；遭受擾動后，恢復力較差。

西藏的經濟、社會脆弱性直接生發社區脆弱性。西藏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特殊性，使其脆弱性很強，這使其區域內的社區面臨的風險性較大，即風險對社區的威脅程度高。西藏既是貧困地區，又是邊疆地區，又是多民族聚集地區，矛盾錯綜復雜，政治敏銳性極高?！吨袊r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中期評估報告指出，西藏的邊境縣全部都是國家扶貧重點縣。這些地區多數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經濟社會發展落后，人們生活困難，民族問題、宗教問題、毒品問題乃至恐怖主義等因素錯綜復雜，是復雜的“敏感地帶”，貧困造成的負面影響更為突出。?

在整體的脆弱性環境下，西藏城鎮社區更多地暴露于風險環境中，且應對能力較差，恢復力弱。我們的調查認為，從組織發展的角度來看，社區自治組織、社區社會組織尚待進一步培育和發展；從社區資源的角度來看，資源有限，且尚待整合；以基層政府為主體的街區公共產品供給以及社區居委會為主體供給的社區公共產品，尚不足以達致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標準，也與居民的需求及其滿足尚有一段距離。

（二）累積式脆弱性與沖擊式脆弱性疊加

脆弱性是任何系統內部都存在的本質特征，是系統在發展中副作用的量變，當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系統質變后崩潰。所有區域發展系統的脆弱性的外部特征是由累積式脆弱性和沖擊式脆弱性表現出來。區域發展累積式脆弱性是區域在發展過程中，社會、經濟和環境一項或者幾項因素逐漸小量負向發展，不易發現，如果不進行調整，使系統朝著不利的方向發展，累積到一定程度，區域系統無法恢復而崩潰。區域發展系統沖擊式脆弱性是指區域系統對外界或者內部某一項或者幾項干擾極其敏感，當其變化時系統在極短的時間內產生質變而無法改變，甚至崩潰。?以累積式脆弱性和沖擊式脆弱性的角度來考察西藏的社區發展，可以認為，如果說2008年拉薩市“3．14”事件是沖擊式脆弱性的突出表現，那么我們在調研中所發現的一系列社區問題和困難，便多方面地反映出累積式脆弱性。目前西藏社區發展中的問題和困難較多，這些問題和困難日積月累，沉淀著，直接表現出脆弱性，也制約著社區應對風險的能力。

物質、財力資源匱乏，社區基礎設施薄弱。社區基礎設施薄弱，社區服務設施建設嚴重滯后，難以滿足居民需要。部分街道辦事處及社區居委會辦公用房普遍陳舊，辦公條件較差，難以長期維持下去。例如沖賽康街道辦事處轄區內，路燈及路面損壞嚴重；澤當鎮的社區公共活動場所少，設施配套水平不高，社區的道路硬化、綠化等都達不到要求。

人力資源匱乏，弱勢群體數量眾多，社區居民就業不充分。調查得知，拉薩市、澤當鎮的弱勢群體數量眾多，且伴之以社區居民就業不充分。山南地區的乃東社區居委會、澤當社區居委會、結沙社區居委會失地農民很多，例如乃東社區居委會有300多戶耕地少、家庭人口多、勞動力少，經濟來源不穩定；其中100多戶的家庭成員文化程度較低，難以就業；這100多戶家庭中的有殘疾人的家庭，十分容易陷入貧困狀態。再如，沖賽康街道辦事處主任告訴筆者，拉薩3．14事件后，社區生產生活逐步恢復正常，但是勞務輸出和經濟發展依然受阻。

應對力較弱，資源整合困難。資源整合困難，最突出地表現為共駐共建格局尚未形成，駐社區單位很少提供資源及各種服務。原因之一是部分機關、企事業單位的人員，居住在社區，但社區觀念不強，認為社區居委會主要管理居民，不會服從社區居委會的協調以及遵守各種規章制度。此外，由于社區社會組織發育相對滯后，人力資源也未能充分利用，更談不上整合。

（三）結構性脆弱與脅迫性脆弱疊加

脆弱性的成因有兩類：一是系統自身的內部結構存在先天的不穩定性和敏感性，形成結構性脆弱；二是在外界自然變化或人類活動的壓力或干擾下，容易使系統遭受損失或產生不利變化，形成脅迫性脆弱性。?如果我們以社區居委會的內部狀況來觀察，可發現西藏社區發展中，先天的不穩定性，而當這種不穩定性遭遇拉薩“3．14”事件這樣的強力擾動時，社區發展便呈現出較強的脅迫性脆弱。

財力資源匱乏凸顯為社區居委會工作經費不足。目前社區居委會的工作經費主要來源于上級財政，由于城市化綜合功能的需要，無論是硬件還是軟件，社區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但是，目前社區建設工作經費缺乏，制約了社區建設的發展和功能的發展。調查得知，拉薩3．14事件之后，鐵崩崗社區居委會、沖賽康社區居委會的工作經費主要依靠政府每年下撥的20萬元。山南地區澤當鎮的六個社區居委會、拉薩市的扎細社區居委會和當巴社區居委會，它們依托集體經濟的收益，辦公經費比較寬裕，但待“居企分開”后，其工作經費狀況會怎樣，難以預知。

社區體制結構脆弱凸顯為社區工作職能不到位。老城區內的社區經濟發展和社區服務管理，只針對社區內的戶籍居民，新遷入的居民、流動人口等沒有納入其中。社區管理體制理不順，社區居民底子不清楚，使得社區治安、社區衛生、流動人口管理難以落到實處，形成老城區管不了新居民。例如拉薩市的各個社區居委會主要負責本社區戶籍人口的管理，而社區轄區內各個安居苑里居住的居民，由于有原單位負責，所以社區居委會對其了解有限，談不上管理。

人力資源匱乏凸顯為社區管理人員年齡老化、學歷較低等。近年來，雖然社區工作人員逐漸年輕化，學歷不斷提高，但依然存在年齡老化、學歷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難以適應新型社區工作的需求。正如調研中，有幾位街道辦主任以及社區居委會主任告知筆者，因這些原因，以至于社區管理的個別方面仍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的水準。

社區發展中的先天不足導致的不穩定性，使得拉薩3．14事件發生后，社區應對困難，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維護穩定、綜合治理等事務成為重中之重、難中之難。不過，正是因為西藏作為邊疆地區，歷經多年的“強國家”、“強政府”建設，所以在各級政府及社區的強力作用下，社會－社區系統才幸免于陷入脅迫性脆弱之中。

多重脆弱性疊加，使得西藏社區發展艱難。

三、突破社區發展陷阱：西藏實踐

如果多重脆弱性疊加就是西藏社區發展陷阱，那么不禁要問：在西藏這樣的貧困落后地區，如何突破發展陷阱？可否效仿和突破先發地區的“先導式發展”？較之于先發地區，貧困落后地區可否反其道而行之，在助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補齊短板，是扶弱，是反脆弱，進而推動社區和社會發展？

基于脆弱性分析，有學者提出了“反脆弱性發展”的新范式。美國學者Mc Entire認為：“‘反脆弱性發展’是一種以重視和減少脆弱性為導向的發展方式?！?與“可持續發展”不同，“反脆弱性發展”是一種視野更廣、直接面向災難應對的具體路徑，它倡導降低風險性，提高反應力、抵抗力和恢復力的決策與行動，反脆弱性發展聚焦于導致脆弱性的各種誘因上。反脆弱性發展與以往的發展模式相比，首先，它以是否減少了脆弱性作為評判發展的標準；其次，著眼于未來，注重在當前的社會發展中消減脆弱性，防患于未然；再次，強調人在減少脆弱性中的主動性。?反脆弱性發展所指涉的區域可大可小，從全球到民族國家，再到某一地區，再到社區，再到家庭；涉及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技術等各個方面。

如果以社區公共產品供給為視角，來探討反脆弱性社區發展，我們認為反脆弱性社區發展便是指社區利益相關者在互動中整合社區資源，積極應對、規避社會風險，并在滿足社區公共產品需求同時增強社區應對力、恢復力的過程。由此，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基本內涵包括：（1）風險分析、應對、調適是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基本環節，其間涵蓋著規避風險，降低敏感性，增強應對力、恢復力等諸多方面。（2）社區利益相關者是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能動主體，它們包括基層政府、社區組織、駐社區單位、社區居民等。（3）互動使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主體聯結。（4）整合社區資源是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手段，包括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組織資源整合等。（5）反脆弱性社區發展內含著滿足社區公共產品需求。筆者在西藏的調研顯示，政府采用一系列反脆弱措施，成效顯著。

（一）政府服務社區：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主體格局建構

反脆弱發展強調利益相關者在互動中聯結，并整合各種社區資源。利益主體包括基層政府、社區組織、駐社區單位、社區居民等，它們在互動聯結，并在互動中整合社區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物力資源、組織資源的整合等。社區發展主體格局建構如圖。

圖4 社區發展主體格局建構示意圖

社區發展有三大支持體系，一是政府體系，二是社區組織（包括自治組織和社區社會組織）、社區居民構成的支持體系，三是駐社區單位、社會組織（如NGO、NPO 等）構成的支持體系。三個體系合力，促成社區發展。應該說，上述主體格局適用于任何社區的發展，同樣也適用于西藏。但針對西藏的脆弱性，其特殊之處是尤其強調政府支持體系的作用，因社區自我力量相對較弱，政府為社區發展提供的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這與西藏公共產品供給是均衡性公共產品供給的性質一致，?而且政府對于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制度規范，也有別于其他地方。僅以政府與社區的關系來看，這種差別的根本之處在于西藏基本上建構了“行政服務社區”的結構模型，而不是“公民社會、合作主義、行政吸納社會、行政吸納服務”等模型?。

西藏的“行政服務社區”的特點是：（1）政府與社區互動聯結。調研發現，維穩中的“軍隊、警察、政府、社區居委會、民眾”聯動機制以及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多方協作，可謂是政府與社區、居民融合狀態的具體體現。（2）以社區為平臺的互動機制，基層政府配合社區行動，并予以資助、支持和指導，即“政府圍繞社區而動”，這不同于內地的“社區圍繞政府轉”的互動。西藏的“政府服務社區”結構模型，根源于長期以來，政府與社區的關系不是政府從社區及其居民那里“汲取”資源，而是“給予”資源。扎洛的研究也印證著筆者的這一認知。?例如澤當鎮政府甚至為社區代辦很多事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扶持集體經濟以及生產性協會的發育。當然，這并不是說政府不下派任務給社區，但問題的關鍵是政府下派了些什么任務？如何看待這些下派的任務？基于西藏及其基層政府對社區、民眾的“給予性治理”目標，其下派任務基本是社區公共服務事務。調研中，很多社區負責人曾多次告知筆者：政府安排的這些事情，也是我們社區要做的。有些事情，即使政府不安排，我們社區也想做。很多時候，社區想做，但是力量有限，做不到，做不好。有了政府的支持和幫助，做不到的事情做到了，做好了。（3）西藏很多社區經濟的集體性較強，能在公共產品供給中有更多的話語權與執行力，這與其他連片特困的邊疆地區一樣?。（4）“行政服務社區”結構模型中，各主體的主要價值目標是公共服務，正如調研中所顯示的那樣，街區公共產品大量供給，社區居委會也供給了大量的公共產品。

（二）增強地域力：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能力建構

減少社區暴露，降低社區敏感性，增強恢復力，需要各主體合力建構反脆弱性發展的能力。西藏反脆弱性社區發展的能力建構，我們認為，除了各級政府增強均衡性公共產品供給之外，增強地域力是社區發展的內在促進方式?！暗赜蛄Α笔翘N含在社會內部的力量，激活地域力成為社會建設最為關鍵的環節。相對于來自地域外部的力量而言，地域力是蘊藏于社會內部的力量，主要包括地域資源蓄積力、地域自治力和民眾對地域的關心力等，地域力的具體構建過程主要是通過地域社會的“協動力”和“組織力”加以展開。所謂“協動”主要是指復數的主體，為了某種共同目標而采取的合力行動。

資源整合，增強地域資源蓄積力。地域資源蓄積力主要包括地域環境條件、地域組織活動及其間相互作用的一種機制。就西藏反脆弱性社區發展而言，整合資源是社區發展的基礎性要求，社區資源整合指將社區相關的社會資源相互協調成為一個整體，使之成為社區掌握、支配和動員的資源的過程和狀態，簡言之，即將居民、駐社區單位、社區組織和政府等不同主體所擁有的各類資源整合在一起，其實質是社區成員參與和共享的過程。例如，2008年拉薩3．14事件之后，西藏自治區、拉薩市以及各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居委會傾力應對，建構了軍警民聯防聯治機制，成績斐然。軍警民聯防聯治機制建立起政府、公安、社區居委會、駐社區單位、居民五位一體的治理網絡。首先是街道辦事處、社區居委會配合部隊、公安部門。其次是街道—社區內部人員合作，即各個工作組將辦事處、居委會所有干部以及治保人員、派出所保安、市直機關抽調人員集中起來，統一安排。

組織起來，增強地域自治力。地域自治力主要是指地域居民能充分意識到地域自身存在的問題，并通過相對應的組織手段加以解決的能力。民族地區的社區發展，需要很好地考量民族特點、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資源等。藏民族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諸多寶貴的“地方性知識”，包括生產技術、社會組織形式、文化傳統等，這些地方性知識是可以創造性地應用于社區發展的重要財富。西藏的社區發展中，已有的社區公共產品的自組織供給是其積極有效應對脆弱性的組織方式，也是其地方性知識中的傳統社會組織形式。筆者在調查中發現，在藏民族聚居區的許多村莊和城鎮社區都普遍存在私人產品、公共產品的自組織供給，例如澤當鎮郭沙社區居民，幾十年來，每周每戶都會派出人員打掃全村的環境衛生。2008、2009年，社區居民義務投勞完成的社區公共產品供給項目如下：新修水壩1110米；維修雅礱河邊水壩，水壩1700米（長）×2 米（高）×3 米（寬）；維修機井2口；為28戶引入自來水；清理水渠5000米；每年維修田間路2次；在雅魯藏布江邊植樹300畝；修建33個沼氣池；為3戶貧困戶蓋房子；等等。

心力聚集，建構地域關心力。地域關心力一般是指建立在地域認同基礎上地域居民對地域環境、地域組織等地域問題所保持的帶有持續性特征的關注力，易言之，地域關心力在很多情況下也可表述為對地域事務的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筆者調研發現，西藏的城鎮及鄉村社區發展中，居民參與程度較高，對本社區的關注程度也較高。

四、反脆弱性發展：貧困落后地區發展范式

我國幅員廣大，地區差異性很大，在西藏這樣的貧困落后地區，如何突破發展陷阱？應該說，與先發地區不一致，西藏的社區建設實踐，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反脆弱性社區發展路徑在貧困落后地區是更為合適的發展路徑。這也就是說，多重脆弱性疊加是貧困落后地區社區發展的陷阱；貧困落后地區難以遵照“先導式發展”路徑，突破發展陷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在助強的同時，補齊短板，建構“反脆弱性發展”。

在貧困落后地區實現反脆弱性發展，更依賴于政府的規制及投入，以此大量供給公共產品，促進發展。不言而喻，社會－社區力量聚集與整合，是實現發展的內在力量。對社區發展而言，假如把政府支持作為社區發展“外力”的話，那么這一外力的作用方式是激活并增強社區內力。

學術界在社區發展的一般性研究中，特別強調政府退出社區，但我們認為在促進貧困落后地區社區發展方面，政府不應該退出，而是要不斷進入、深入。這是因為，在西藏這樣的貧困落后地區，國家與社會的疆界原本難以區分，甚至不存在，而且從實然的角度來看，貧困落后地區尤其需要政府的扶持。只是，需要進一步深入研討的是政府進入的范圍、程度、限度、方式等。

注釋

①李鶴、張平宇、程葉青：《脆弱性的概念及其評價方法》，《地理科學進展》2008年第2期。

②黃承偉、王小林、徐麗萍：《貧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測量方法》，《農業技術經濟》2010年第8期。

③何愛平：《中國災害經濟：理論構架與實證研究》，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4月，第15頁。

④李宏偉、屈錫華、嚴敏：《社會再適應、參與是重建與脆弱性發展》，《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3期。

⑤Blaikie P．，Cannon T．，Wisner，B．AtRisk，NaturalHazards，PeoplesVulnerabilityandDisasters．London：Routledge，1994．

⑥韓崢：《廣西西部十縣農村脆弱性分析及對策建議》，《農業經濟》2002年第5期。

⑦TurnerⅡB．L，Kasperson R．E，Matson P．A，et al．Aframeworkforvulnerabilityanalysisinsustainability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14（2003）：8074－8079．

⑧本框架借鑒李方一、趙曉彤的《脆弱性研究中生態學與人類學的視角比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并稍作修改。

⑨本框架借鑒黃承偉、王小林的《貧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測量方法》，《農業技術經濟》2010年第8期，并根據需要稍作修改。

⑩韓崢：《脆弱性分析和制圖系統在中國扶貧項目中的應用》，《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01年第1期。

?本文的調查材料據，均來自筆者在西藏的調研。

?趙培紅：《民族地區農村貧困的脆弱性分析及其治理》，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4月，第21頁。

?張煒熙：《區域發展脆弱性研究與評估》，天津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5月，第28頁、第31頁。

?何愛平：《中國災害經濟：理論構架與實證研究》，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4月，第15頁。

?夏保成：《西方國家公共安全管理的理論與原則芻議》，《河南理工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李宏偉、屈錫華、嚴敏：《社會再適應、參與式重建與反脆弱發展》，《社會科學研究》2009年第3期。

?本文所指的“多種方式的公共產品外部輸入”主要是指我國目前采用的援藏體制，如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地方政府對口支援、行業及部門對口支援等。正如扎洛認為，中央政府不遺余力地給西藏各種支持，使具有現代意義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獸防、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得以在西藏農村全面發展。筆者認為，西藏農村在多方援助下得到全面發展，城鎮社區也是如此。參見扎洛：《西藏農區村級組織及其公共服務供給》，《中國西藏》2005年第1期。

?唐文玉：《行政吸納服務——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新詮釋》，《公共管理學報》2010年第1期。

?扎洛認為在西藏國家目標與內地有所不同，維持村莊的穩定和提供村民的福利成為國家對西藏鄉村社會的治理目標。這是針對西藏所面臨的復雜的外部政治環境和相對滯后的經濟發展水平而制定的特殊政策（扎洛：《西藏農區村級組織及其公共服務供給》，《中國西藏》2005年第1期，第22－25頁）。筆者認為，扎洛的這一認知，同樣適用于城鎮社區。

?王景新等認為，新疆和田地區是典型的荒漠性干旱區、少數民族聚居區、邊疆和貧困地區，但這里的村集體經濟顯現勃勃生機，為區域經濟發展、農民收入增長、基層組織運轉、社區穩定和邊疆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參見王景新、嚴海淼：《少邊窮地區村集體經濟有效發展研究——來自新疆和田地區的調查》，《中國集體經濟》2011年第30期。新疆和田地區也是連片特困的邊疆地區，與西藏有許多相似之處。本文的個案中，很多社區集體經濟發展及其效能也與和田地區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