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北漂家庭的遷徒

文｜《小康》記者 鄂璠 北京報道

北京街頭，每3個人就可能有1人來自外地。北京常住人口從1949年的200萬人擴大到2012年的2069萬人。數據統計顯示，外來人口對于北京經濟增長率的貢獻達到20%。這些被稱為“北漂”者的城市選擇，對于未來大城市的發展意義重大

在北京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內蒙古人李長春不得不開始“找關系”。來京四年后，這個人到中年的漢子開始逐漸變得像個城里人。

2009年，李長春只身一人來到了北京，開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像他一樣尚未在北京“站穩腳跟”的人有37.4萬。他們散落在二環以至五環各個偏僻的胡同、平房、地下室里，懷揣著不同的夢想，要在北京城這個富貴之都找到一席之地。

還有726.4萬人在公安部門備案登記，顯示他們是合法在北京居住的流動人口。剛剛辦完奧運會的北京，恢復了昔日的擁堵，截至這一年底北京實際常住人口總數已經有1972萬人。這讓很多專家大跌眼鏡，因為據2004年確定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北京到2020年的目標常住人口才會達到1800萬人。

北漂一族的不斷擴大，使人口增加的數字提前10多年突破舊規劃。

在茫茫人海中，人生地不熟的李長春并不顯得太孤單，因為他不是一個人在奮斗；而在屬于他的小小家庭中，這個剛過“而立之年”的男人卻顯得有些孤獨——父親已經病逝，母親、妻子和女兒，都在與他相隔500公里開外的老家——當他想她們時，卻不能“說走就走”，他要考慮時間和票子的問題，即便這兩樣都不在話下，如果沒有“關系”，連買張回家的火車臥鋪票都很難。

生存并不難，但要“漂”為成功者，對于李長春們來說，卻漫長而殘酷。

“進縣城”——第一次的選擇

1979年，李長春出生在赤峰市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

“人無廁所豬無圈、雞糞羊糞撒滿院”是昔日翁牛特旗廣大農村地區的真實寫照。在李長春7歲的時候，翁牛特旗被列為國家重點扶持貧困旗。

李長春的父母都是農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個姐姐。小時候的李長春可謂集父母、姐姐們和親戚的寵愛于一身。初中畢業后，李長春就不愿意再繼續上學了。在農村地區，如果男孩子不再上學，就意味著要出去賺錢了，況且李長春的父母都年事已高，他必須盡快擔起家庭的重任。

1995年，16歲的李長春開始外出打工。

在這之前的兩三年，中國經濟迎來了新一波的“升溫”，隨著改革開放進入了“深化期”，各行各業的工資和收入格局也發生著變化。彼時，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喜歡當一名建筑工人，穿著質樸的粗布衣服，每天曙光微露，就開始在上百米的鋼架上攀援，直到傍晚，衣服沾滿了灰塵，才會出著一身透汗結束一天的工作，時間長了，便能練就強健的體格和堅韌的性格。

在老家附近一個縣城，李長春跟著一支規模不大的建筑隊當學徒，每天能有20元的收入，而他的師傅，每天也只比他多拿10塊錢。按照每月工作26天來計算，一個月下來，李長春便能夠擁有520元的收入；一年下來，能夠擁有6240元收入。

現在回想起來，李長春覺得那點兒錢真是少得可憐，可是查閱國家統計局數據，卻不難發現，在當年，李長春的收入并不算低——1995年，全國職工全年平均工資為5500元，內蒙古自治區職工年平均工資為4134元。

像李長春一樣，改革開放初期出生的這一代人，在成年后迅速主動或被動地進入縣城、市，以及省里的大城市，尋找可以發家致富的工作。據2000年人口普查，1995—2000年之間，超過2596萬人從西部進入東部。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王桂明的研究表明，外來勞動力進入城市推動了東部城市近10%的GDP增長，貢獻了東部GDP增長的近15%。

在小縣城變大、大城市擴張的過程中，做著“臟”“累”“差”工作的李長春們即將遇到成家難題，而他們的家將安在哪里？

專家觀察

孟曉蘇（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理事長、匯力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城鎮化不僅不會對家庭倫理帶來負面影響，相反地，城鎮化完整而非畸形的實現，還有利于家庭倫理的維護，是“正能量”的。過去，農民進城，帶來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問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年輕人犯罪比例的偏高。城鎮化的完整實現，將有利于農民家庭的改善，包括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贍養，這不光是社會管理的問題，通過土地流轉，將會得到很好的解決。

胡建國（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科學院社會學系主任）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城鎮化主要是城市空間擴張，而沒有實現人的城市化，這突出表現在城市沒有接納那些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而是將他們排斥在城市之外。那些走出了農村卻融入不進城市的農民工及他們的家人成為城市中的邊緣群體，這對農民工家庭造成嚴重的沖擊，他們子女的教育、家庭生活等問題由此產生，大量的農村留守兒童出現，農民工夫妻常年不能團聚。這種局面不僅影響著農民工家庭關系，甚至對整個社會秩序產生嚴重的影響，成為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面臨的諸多問題的重要內容。

當前，中國新一輪城市化正在興起。在這一輪城市化進程中，解決人的城市化是關鍵，核心則是解決農民工問題，我們的城市如何接納農民工及他們的子女，讓那些農村留守兒童能夠隨著父母也進入城市，而不是從小就生活在父愛、母愛缺失的環境下，讓他們不再對父母是有陌生感和距離感；我們的城市如何讓農民工夫妻不再常年分居，讓農民工和他們的家人也能正常地生活在家庭中，這是今天我們強調社會和諧與包容不可回避的問題。

當然，城市接納農民工與他們的家庭會帶來諸多的問題與體制的沖擊。但是一個需要注意的事實是，長期以來我們對城市化的理解過于經濟理性，總是在算經濟賬，算成本，而忽視了人的社會屬性，這使得我們的政策在相當程度上缺乏人性關懷。這種僅把人視為經濟人，你來我這里打工，干一天活給你一天的工資，干完了走人的思維亟待改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新一輪的城市化不再僅僅視為經濟增長的需要，要跳出刺激消費和拉動經濟增長的思維，從社會建設的角度去設計相關政策。

楊桂宏（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科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

因城鄉和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農村人口大量外出就業，這對農村家庭結構的變遷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呈現明顯的家庭類型多元化、不完整等特點。然而，不論哪種類型家庭的出現，無一不反映出農民工在社會流動過程中較低的經濟社會地位。因此，農村家庭結構的變遷看似農民工自身的家庭問題，實則是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問題。

總體來看，農村家庭結構因農民工流動所帶來的變遷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隔代家庭比例上升，二是分離的核心家庭增加，三是漂泊家庭的出現。這幾種家庭結構都存在一定的問題，是與現代化的發展不相適應的。

要改變農民工流動對農村家庭結構帶來的不利影響，首先要制定公平的社會政策，為社會每個個體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政府應該縮小地域和城鄉間的教育差距，從社會政策方面做到發展機會的平等。其次，在市場接受流動人口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加強流動人口的家庭管理和服務工作，使流動家庭定居下來。這樣在城市化進程中流動兒童才會獲得公平發展機會，留守兒童也會因政策的改變而逐步減少。再次，在破解二元社會體制方面，應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政策和措施。政府在社會政策的改革上只有推進區域、城鄉和階層間的一體化，才會使個體發展有公平機會，社會結構的轉型才能更合理化、現代化。

北京能住多少人？

1958年660萬人，比1948年增加457萬人；1978年872萬人，比1958年增加212萬人；

1988年1061萬人，比1978年增加189萬人；（1993年 取消糧票，外地人開始大量來京）

1990年人口普查：1081.9萬人；1998年 1246萬人，比1988年增加185萬人；2000年人口普查：1381.9萬人

1948年至1958年（增加457萬人）和1998年至2008年（增加951萬人）為兩個北京人口增長的“高峰十年”

“六五”計劃期間，北京提出1985年將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840萬人左右；20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任何時候都不要超過1000萬人”

1990年代初，又提出到2010年將常住戶籍人口控制在1250萬人左右；2006年北京市“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間把北京市人口保持在1800萬以內；“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遏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但對未來五年北京的人口規模并未做出控制性的指標。

注：北京市常住人口（包括戶籍人口及在京居住6個月以上的暫住人口

一項由北京社科院完成的《北京人口調控國際比較研究》的報告中稱，外來人口大量涌入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速度過快。北京的人均基本建設投資全國第一，每年新完工住宅都相當于新建一個有百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二次“進城”，女人“看家”

在建筑隊干了3年后，李長春回家了。父母老了，在外打工時他心里總有牽掛，于是干脆回家種地。21歲時，經人介紹，李長春與同在翁牛特旗、與自己同齡的女孩羅秀環相識。

羅秀環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個哥哥，下面有個妹妹，小學畢業后便在老家附近打工，在基建公司做磚瓦工，認識李長春之后，她覺得這個男孩挺可靠，轉年冬天便嫁給了他?；楹?，羅秀環就不工作了，而是在家里一心一意地照顧丈夫的父母。李長春仍然在田地里勞作，農閑的時候干點零散的小活，小兩口也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個夫妻倆都記憶深刻的年份——2002年，他和她都23歲，他們的大女兒李佳音出生了。

“三代五口”，是個典型的中國家庭，而養家的壓力主要在李長春身上。大女兒3歲的時候，經濟壓力使李長春再次決定外出打工。

這一次，他同樣選擇了離家很近的地方，一是因為孩子小，二是因為父親的胃病比較嚴重。但他決定要冒個險——去礦山、下礦井。這個活計讓李長春每月有1500元的收入，比起之前的建筑工作幾乎漲了兩倍，但讓家里人替他擔憂的卻是無處不在的生命危險。

最終，李長春堅持了沒多久，便放棄了。那段時間，他失去了父親。

父親離世后，李長春下決心暫別母親和妻女，他離開內蒙古，轉戰幾個城市，最后落腳到大城市天津。獨自在天津闖蕩的那兩年，他每天在港口卸車，忙得不可開交。而他的老婆，依然守護在他年邁的母親和他們幼小的女兒身邊。兩地分居的夫妻生活，讓他和她只好把生活的重心分別放在工作和家庭上。

李長春們在報紙上有了新的稱呼——農民工。統計部門的調查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5年，中國跨省流動的遷移人口總數約為8000萬人次，農民工（不包括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的數量非常龐大，從80年代早期的兩三千萬增加到2009年的一億五千萬。

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使數以億計的農民徹底告別了千百年來的“鄉土社會”。

對于李長春來說，工作后的一個很大的轉折點出現在了2009年。他來到了首都——北京。這一年，李長春30歲，正好邁進了“而立之年”。

四口之家，三人“團聚”

李長春最先進入的是北京北部郊區之地——昌平。

像大多數人一樣，打工者總是從外圍逐漸進入城市的核心地帶。在昌平，他一待就是三年。李長春交了好幾千元的學費，拜一位“老相識”為師，學著做皮具護理的手藝。和李長春一起學徒的還有幾個人，但只有他堅持干到了現在，他解釋為，“干我們這行的，天天在這個環境里，干不了幾天就膩煩了”。

在沒有站穩腳跟的時候，李長春還不敢把“家”帶過來。他們像候鳥一樣，在春節期間往返。有數據顯示，總計2.3億中國人一年中多數時間不在他們自己家中度過，而是在另外一個城市里生活，這種家庭的分離帶來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等諸多社會問題。

過了段時間，李長春把老婆接到了北京，時隔六年后，夫妻倆又能每天都呆在一起了。那年，女兒李佳音9歲了，已經進入了翁牛特旗的一所小學。

李長春和羅秀環并沒有把女兒帶到北京，因為在北京上學，“學費等費用太大了，承受不了”；而在老家上學，“都不要錢，只需要交一點點書本費?！崩铋L春說，他要忙著工作，也沒時間管孩子，他還要考慮自家的孩子和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比拼”的問題，“別的孩子要上補習班、要上鋼琴班，還要上舞蹈班，這些咱的孩子不也都要去嗎？可是這方面的錢一個月就要好幾千。在我們老家就不用上這些班?！?/p>

種種由錢而引發的因素，讓李長春和羅秀環把女兒留在了老家，他們每年給孩子的姥姥將近一萬元錢的生活費，算是“雇”孩子的姥姥幫忙帶孩子。

照看孩子的問題解決后，兩口子就可以安心地在北京賺錢養家了。羅秀環來北京和丈夫團聚后，夫妻倆只是一起去了趟天安門，其他的景點，例如故宮、長城、北海等等，他們只是聽很多人說過，雖然很想去，但沒有時間。2011年9月1日，李長春離開師傅，開始自己創業，他在朝陽區青年路西里國美第一城小區經營起了自己的一家小店——亮鞋行。

去年，羅秀環又為李長春生下了二女兒李佳霖。此后，李長春和妻子羅秀環、女兒李佳霖就生活在了這間20平米出頭的小店里，那就是他們的家。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像李長春一樣的農民工數量已高達2.4億左右，而且在制造業、服務業等行業農民工占比超過50%，建筑業中農民工占比超過80%。舉家遷徙的農民工已成為城市的新型居民。據統計，目前全國農民工中舉家遷徙的已達到3000萬，占外出農民工的近20%，他們在城市居住長達7年甚至十幾年。

子女教育、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難題逐漸引起從政府到社會的廣泛重視。李長春們找各種“關系”融入城市的時候，中國新城鎮化的浪潮才剛剛開始。

北漂者的“城市style”

租下門店，一年要花費六萬元，但李長春總歸還算是有了自己的小家。

進入“亮鞋行”后，一眼便能看到的是四列六層高的鞋架，上面緊湊地放著各式各樣的鞋子：男士的、女士的，皮鞋、靴子、布鞋、涼鞋、運動鞋……架子上還零星地掛著一些名牌包包，小店的右側擺著兩個舒服的大沙發，上面放著李長春訂閱的一份《京華時報》，下面擺放著各種修鞋和皮具護理的工具。

不是普通的擦鞋，李長春也從師傅那兒學到了“會員制”這個新商業模式?，F在，“亮鞋行”的會員已經達到了六七百人，一些住在星河灣、黃渠的人，聽聞了“亮鞋行”的手藝后，也跑到這里來找李長春做活。

這些會員中鮮有人知道，在這間小店的最深處，還“藏”著8平米左右的空間，里面有一張大床，每天晚上，李長春家的三口人就要擠在這一張床上休息。三口人的衣物、一家子的生活用品，放在大床上方和床頭邊的架子上，羅秀環還要在這里面為愛人和孩子做飯。

在小女兒李佳霖出生的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兩千萬。剛來北京的時候，李長春的母親身體不好，他需要經?；丶艺湛?。從北京到赤峰坐火車要十多個小時，而且車次并不多，有時候連硬座票都搶不到。在這座城市里，鄉土社會的熟人關系重新打通，成了維系這些外來者的另一種人脈網絡。李長春靠自己西北味的鄉音，認識了一些老鄉，其中一個甚至可以毫不費力地解決困擾他的火車票問題，還可以提前拿到臥鋪票。

有時候，得到顧客的關心，也會讓李長春和羅秀環感到溫暖和幸福。國美家園小學與他們小店僅相隔一條小馬路，學校里有幾位老師，也是“亮鞋行”的會員，有些老師非常關心李長春家大女兒的上學問題，他們建議他去學校找找“關系”、找找校領導，把孩子進京上學的問題解決了。

但李長春想了想，還是放棄了，因為“從哪個方面想都行不通”。

每年寒暑假，李佳音都會來北京與父母團聚。有了小妹妹以后，她很開心，也很羨慕妹妹可以在父母身邊。每到這個時期，李長春和羅秀環都會更強烈地感受到，老人與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觀念是有“代溝”的，例如李長春看不慣大女兒坐在沙發上還要將鞋子脫掉的習慣，他認為那樣“不像個小姑娘”，所以每次見到女兒，李長春都要給她糾正；李長春還覺得父母不讓女孩子天天出去玩，要呆在家里的觀念太老了，應該改改；而羅秀環則無法理解自己的父母不給自己女兒零花錢的問題，“哪個孩子現在都有零花錢，就我們孩子沒有?！?/p>

對這個城市，李長春談不上喜歡，這間冬天沒有暖氣的房屋，在寒冷時也并不能帶給他們太多的溫暖。他的目標是攢夠了錢，回老家翁牛特旗，或者赤峰安居。北京高企的房價讓他很難想象在這里實現自己的夢想。

李長春的選擇頗具代表性，北京市統計局今年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北京市暫住人口為784.2萬人，比2011年減少41.6萬人。有專家就指出，北京生活成本高等因素，是導致暫住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但還是有更多的北漂家庭選擇了留守，他們的下一代已經是城鎮化的一代，他們回不去故鄉，也離不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