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曾國藩的韓文批評

李文博

摘要：從《曾國藩讀書錄》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視《昌黎集》，于韓文批評尤多。這些韓文批評反映了曾國藩讀書治學的諸多特色，如將讀書與讀人結合，各種學問兼通的“士大夫之學”的特色，以及承襲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韓文研究的成績和心得。

關鍵詞：曾國藩；《曾國藩讀書錄》；韓愈；韓文；桐城派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177?06

作為清朝“中興之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國藩，在事功和學術上都卓有建樹，成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學術史、軍事史、教育史研究者所繞不開的人物。他一生酷嗜讀書，經史子集，無不賅覽。從《曾國藩讀書錄》中可以看到①，經他批閱的經部書籍有八種，史部六種，子部三種，集部二十九種，史部中最重視《漢書》，下評語369條。集部中最重視《昌黎集》，批評最多。其中詩批評54首，大約占韓詩總數的八分之一。文批評165篇，幾乎占到了韓文總數的一半，不僅從數量上看，曾國藩對韓文所下的功夫遠遠超過了詩歌，從批評的深度和豐富性上講，韓文的批評也超過了韓詩。因此，在集部中，韓文的批評可以反映出曾國藩讀書治學的特色與風格，曾氏對韓文的研究成績也可從中窺得一斑。

一

曾國藩的批評透出他對韓愈其人其文特有的崇敬之情。

曾氏評《重答張籍書》：“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數篇文字斥之，遂爾炳如日星。識力之大，令千世人肅然起敬?！盵1]（202）韓愈的《重答張籍書》申明了自己此時不能著書立說，排斥佛老，是考慮到二氏為當時君相所宗，若作書排之，必遭時忌而取禍，所以要等待時機，以圖佳效。韓愈這篇文章，茅坤、林云銘、何焯、林紓等名家都有評說，但皆從文章內容和論辯層次入手，分析韓愈立論的正確和辯駁的有力。曾國藩卻能由此及彼，聯想到韓愈另外的幾篇排佛文章（如《論佛骨表》、《原道》等），對韓愈的排佛功績大加贊賞。這不能不說在曾氏的潛意識里，時刻有一個功高業偉的韓文公形象的存在。曾氏評《送王秀才序》：“讀古人書，而能辨其正偽醇疵，是謂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盵1]（207）韓愈此文，意在勉勵一位儒學后生，借機闡述自己對儒學源流演變的認識。諸家有評，如方苞曰：“北宋諸家皆得退之之一體，此序淵雅古厚，其支流與子固為近?！盵2]（261）劉大櫆曰：“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盵2]（261）張裕釗曰：“其淵厚，子固能得之，其樸老簡峻，則不及也?！盵2]（261）方、劉、張三家評點均是對此文內容和文風的分析，盡管有拔高之嫌，但還沒有離開文本。另外，儲欣、林云銘、何焯、沈德潛等人亦有評，同樣著眼于文本的分析。而曾國藩竟從這篇贈序中得出“孟子以下，程朱以前，無人有此識量”的結論，實在是能夠說明他對韓愈的尊崇程度。

以上兩則評語是曾國藩透過韓文對韓愈其人的高度評價。再看幾則對韓文本身的褒贊。

評《羅池廟碑》：“此文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盵1]（215）評《柳子厚墓志銘》“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一段：“此段為俗子剽襲爛矣，然光氣終自不滅?！盵1]（216）評《與孟尚書書》：“此為韓公第一等文字，當與《原道》并讀?！盵1]（205）盡管曾氏并沒有批評《原道》一文，但在家訓、書札中屢次提及。況且《原道》是韓愈的代表篇目，歷來評韓文者幾乎無不涉筆，程頤、范溫、王陽明、歸有光、方孝孺、茅坤、何焯、吳楚材、吳調侯、沈德潛、蔡世遠、過珙、劉

大櫆、姚鼐、余誠、蔡鑄、林紓、吳闿生、錢基博等人都對其推崇備至，曾國藩通過《與孟尚書書》的批評，將兩文同時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曾國藩對韓愈的崇敬之情還可以通過對讀其他別集的批評看出來。曾氏除了愛讀韓愈詩文之外，還喜愛讀陶淵明、杜甫、黃庭堅、陸游等人的詩。但在這些人的別集批評中，或為詩句本事的揭橥，或為人名、地名的介紹，或為詩歌特色、風格的闡發等。并且在批評別家的時候，往往會提到韓愈，如評杜甫《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敘事得雄直之氣，韓公五古多學此等?！盵1]（181）評黃庭堅《再答冕仲》時提到了韓文“子本相侔”等，不僅顯示出曾國藩對韓愈詩文的熟稔，也顯示出對韓愈風格淵源的提示。

曾國藩在其日記、家書、詩文中亦屢次提及韓愈。如曾在家書中說：“余于《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盵3]（187）并且把韓愈稱為“千古大儒”。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國藩升任禮部侍郎，作《祭禮部韓公祠文》，其中有曰：

尼山纂經，懸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荄。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于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4]（238）

自朱子以來，韓愈的儒學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朱熹《讀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庇种^之“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5]所以后來的理學家，多以為韓愈“不知道”。曾國藩的這篇祭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學的藩籬。曾國藩的詩歌創作也多次表達了對韓愈的尊崇之情。如《題彭旭詩集后即送其南歸二首》之二稱：“大雅淪正音，箏琶實繁響。杜韓去千年，搖落吾安 放？”[4]（80）《太學石鼓歌》有“韓公不鳴老坡謝，世間神物霾寒灰”之句。[4]（92）《雜詩九首》之一謂：“早歲事鉛槧，兀傲追前軌……述作窺韓愈，功名鄴侯 擬?！盵4]（6）還有如“文筆昌黎百世師”，“私淑韓公二十霜”等等，將韓愈作為自己進德立言的榜樣來學習。

曾國藩對韓愈的推崇應該說既有環境的因素，也有個人氣質以及政治、學術祈向的因素。

曾國藩出自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響。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間，漸次形成了湖南勁直尚氣的民風和樸質進取的湖湘士氣，經世之心轉濃，進取之氣日長。②曾國藩雖出身于寒門冷籍，但亦是耕讀之家，從小奮發攻讀，進入翰林院之后，逐漸走上治學的道路，并立下宏大志向，“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6]（14）。在不斷的讀書問學中，曾國藩選擇了諸葛亮、韓愈、王安石等人作為自己的榜樣，并最終更為欽慕韓愈。 因為韓愈在衛道、事功、詩文諸方面均有杰出貢獻，終生勇于進取，加之氣質相近，曾國藩向慕韓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曾國藩的韓文批評顯示了他的“士大夫之學”的特色。

何謂“士大夫之學”？南宋時期，在湖南為官的胡安國上書皇帝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盵7]（274）強調了“士大夫之學”應“言行相稱”，“可濟時用”，積極實踐傳統儒家的經世致用理念。比曾國藩年長一歲的陳澧說：“有士大夫之學，有博士之學?！盵8]“博士之學”即“專明一義”，而“略觀大義，士大夫之學也”[8]。陳澧將“士大夫之學”和“博士之學”比較，強調“士大夫之學”以“大義”為主，并且應該“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要斤斤于饾饤瑣碎。余英時在《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一文中，將“士大夫之學”比作“通識”，“博士之學”比作“專家”，并且說“曾國藩所向往、所實踐的正是‘士大夫之學”[9]（19）。這在他的韓文批評中有明顯的體現。

清代韓愈詩文的批評蔚成風氣，韓詩有汪琬、朱彝尊、嚴虞惇、査慎行、何焯、蔣宗海、黎簡、鄭珍等人的批評，韓文由于唐宋八大家文的流行而批評者更多，如儲欣、林云銘、何焯、方苞、吳楚材、吳調侯、沈德潛、浦起龍、蔡世遠、劉大櫆、姚鼐、魏源等等。在眾多的批評中，能夠將韓文中的思想、史實、辭章、訓詁以及韓愈的立身處世都予以揭橥評論的，曾國藩可稱得上是杰出的一位。如他評《原性》：“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要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盵1]（199）人性是儒家學者非常關注并經常引起爭論的一個問題?？鬃硬谎孕陨菩詯?，孟子提出性善，荀子提出性惡，揚雄主張性善惡混。張載將性分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認為天地之性是純善的，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后來的程顥、程頤和朱熹繼承發展了張載的學說，又提出義理之性。朱熹說：“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5]認為義理之性是受天地所賜而無不善，發展了孟子的性善說。但同時承認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不斷拔除氣質之性中的各種蔽錮，才能一步步向善。實際上，韓愈在《原性》中所言，最接近孔子原意，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認為人性有等級之分，雖未明言中間這一層次，但這是很明顯的言外之意。韓愈加以發揮，將性分為三等，并說：“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盵2]（20）綜合來看，無論是孔子、孟子，還是韓愈、程朱，出發點雖有所不同，但歸宿是相同的，即引導人向善。因此，曾國藩的評語“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韓公之言固無失”確屬洞見，顯示了曾氏的哲學修養。評《送浮屠文暢師序》：“辟佛者從治心與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盵1]（207）評《送高閑上人序》：“事之機括，與心相應。事不如志，則氣挫。所向如意，則不挫于氣。榮辱得失，不糾纏于心，此序所謂機應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于心，熟極之候也?！肚f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睹献印ゐB氣》章之說也。不挫于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于文，技也，進乎道矣?！盵1]（208）《送浮屠文暢師序》一文，諸家之評如真德秀曰：“韓柳并稱，柳《送僧浩初序》，其道不同如此?！盵10]（441）沈德潛評曰：“將眾人投贈之文撇開，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約《原道》之旨成文，而語更遒煉?！盵11]（90）宋代的黃震、明代的茅坤、清代的林云銘及何焯對此文都有評論，而且評論者都注意到了韓愈這次所贈的對象是一名僧人，所以此文他仍舉辟佛的主張。但是曾國藩看到了傳統儒學與佛教相比，缺乏對心性的探討這一弱點，于是推己及人，認為韓愈若“從治心與之辨毫芒”則顯然是持己之短，量人之長，如“抱薪救火矣”?！端透唛e上人序》也有多家批評。薛瑄曰：“莊子好文法，好學古文者多觀之……韓文公作《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辭，此學之善者也?！盵12]方苞曰：“子厚《天說》類似《莊子》。若退之為之，并其精神意氣皆得之矣。觀《高閑序》可辨?！盵13]（1031）沈德潛評曰：“汪洋恣肆，善學《莊子》之文，亦可謂文中之顛矣?！盵13]（1031）劉大櫆評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盵13]（1031）張裕釗評曰：“退之奇處，最在橫空而來，鑿險縋幽之思，籋云乘風之勢，殆窮極文章之變矣?！盵13]（1031）大多數評者關注乃至著迷于韓文的風格，甚至覺得富有莊學精神意氣的支撐。韓文在心物關系的認識上，提出了‘機應于心，不挫于物八字，姚鼐比之方、劉等前輩的風格評說進了一層，“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曾國藩所展開的思考更為積極，他以體用關系來體悟“不挫于物”與“機應于心”的辯證意味，并且重新整合《孟子》與《莊子》的思想資源，由此闡發韓愈立說左右逢源的價值，這是曾氏在新形勢下思考體與用、道與技關系的體現。

曾國藩評《論變鹽法事宜狀》：“‘積數雖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七八文，積至百千億斤，則失利無算也……‘凡是和雇，無不皆然，載鹽時須輪次，交納時又有規條，不得自由?！盵1]（222）此文大多數選本未選，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簡評一句：“昌黎經濟之文如此?！盵14]林云銘、何焯等批評韓文較多者也未關注此文。而曾評卻顯示了他對國計民生具體事務的關心和熟稔，相比其他評選者，還是能夠說明曾氏的經濟之懷。再如評《雜說》四：“謂千里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無才，惟在善使之耳?！盵1]（200）這條評點，呼應了韓愈在文中以馬為喻，對在位者不能識別人才的諷刺和控訴，繼而進一步說“何地無才，惟在善使之耳”，反映了曾國藩的人才觀。

韓愈《論淮西事宜狀》是一篇軍事論文，曾國藩評曰：“‘難處使先，凡有艱難之處，使先冒其鋒也?！ち顓s牒，歸本道，以客軍各歸本道，而以其兵器給召募人?！R城小縣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從前各處堡柵皆置兵馬，則百姓倚以無恐。今兵馬聚為四道，則各處無聲援，不免散失。故無兵馬屯聚之處，則作行縣以主領之?！盵1]（221）這篇韓文，選本大多未選，批評較為詳審的只有林云銘和曾國藩，林評從大處著眼，論述了韓愈建議的正確性，曾評則更為細密，拈出韓愈所提的幾條建議，一一講明其緣由，各有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