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批判及其引發的制度之辯評析

陳愛茹

(中國社會科學院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北京 100732)

幾乎貫穿了整個20世紀人類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之爭，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之際，似乎以資本主義制度的“完勝”而宣告終結。然而，僅僅過了不到20年，2007年因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打破了資本主義制度“完勝”社會主義制度的神話，讓資本主義制度遭遇了其發展史上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國際上掀起了新一輪的資本主義制度批判。此輪批判具有與以往不同的特點，過去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主要來自于其競爭對手——社會主義陣營，而此次因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爆發以及危機的持續發酵而引爆的國際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除了國際左翼的有力的批判聲之外，在資本主義體制內也發出了響亮的批判聲?；谶@樣的歷史背景，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之辨再次被推向前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也因此在國際政治和學術舞臺上獲得了此前所不曾享有的獨特關注。

一、資本主義體制內的批判：謀求通過改革延續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遭受到資本主義制度受益者的批判，成為此輪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受益者對當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從改革的視角，一方面，他們承認當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確實存在問題，在發展上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他們認為通過適當的改革，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煥發出新的活力。

(一)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資本主義富豪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

危機的爆發和不斷深化使許多有識之士清醒地認識到當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作為一種文明發展模式的潛能已經耗盡。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科菲·安南就曾談到“財富的積累不再致力于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這表明傳統的人類發展機制的潛能耗盡，必須更換發展范式?！?參見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相關文獻。

隨著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不斷加劇，2012年冬季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關注的主要議題發生了巨變，“改革資本主義制度”成了論壇上的一個熱門話題。達沃斯論壇一直以涉及議題的前瞻性而聞名世界?？梢?，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再到整個世界的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真的難以為繼。

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推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以來，新自由主義伴隨著全球化的腳步，由美英的“新寵”，轉而風靡世界。伴隨著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為標志的“冷戰”的終結，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風頭更為強勁。但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幾十年間，發達國家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凸顯，新自由主義導致財富越來越向極少數的富人手中集中。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也更傾向于對富人減稅并遏制社會財富向有利于窮人和弱勢群體的方向傾斜。這使得資本主義制度漸失民心，富人們成了眾矢之的。在此次達沃斯論壇召開期間，不少金融界人士及富人所表述的思想都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認可了這一點。達沃斯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美國凱雷投資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大衛·魯賓斯坦、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潘偉迪、印度奧貝羅伊地產集團董事局主席維卡斯·奧貝羅伊、億萬富翁、知名投資家喬治·索羅斯等，都認可當前資本主義遭遇的制度性危機，并表述了他們希望通過變革去改變當前資本主義制度的愿望，比如，喬治·索羅斯等人曾多次表示希望通過讓富人多納稅等諸多手段，以便糾偏當前廣遭詬病的貧富兩極分化現狀*參見2012年冬季達沃斯論壇相關信息。2012年冬季達沃斯論壇：大轉型：塑造新模式。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2davos/。資本主義富豪大亨的意愿是通過讓渡一部分既得利益，延續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從理論上講，無非是回歸凱恩斯主義的資本主義。但是，二戰之后的凱恩斯主義的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三十余年之后，資本主義陷入了“滯脹”，這才導致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再度興起，所以，在達沃斯論壇上，資本主義富豪大亨給出的建議也無法徹底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矛盾。

達沃斯論壇上對資本主義已經陷入制度性危機的見解也獲得了學者研究的驗證。美國著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深刻剖析了此次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他指出，此輪經濟危機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由“右翼激進分子”接管的共和黨及其所推行的政策。在其所著的《一個新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中，保羅·克魯格曼根據自身成長經歷，回顧了美國自二戰以來到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平等之后，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加劇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并指出：“體現為兩極化加劇的政治變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盵1]他直接把危機的原因指向了政府推行的政策，換言之，是政府的“有意作為”擴大了美國的貧富差距，是政府站到了只占美國全部人口1%，甚至不到1%的“一群精英”的立場上，才逐漸醞釀了始于2008年的這場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保羅·克魯格曼認為，只要重新回歸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的職能和作用，美國就能找回失去的平等，資本主義制度就可以繼續延續。保羅·克魯格曼寫出的是資本家心中延續資本主義制度的“吶喊”。

可見，無論是在2012年的冬季達沃斯經濟論壇上觸及資本主義弊病的富豪大亨，還是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無一例外，都寄希望于通過資本主義改革延續資本主義的生命。

盡管資本主義制度內的批判聲音都回避或者掩蓋資本主義制度最本質的矛盾，但其可貴之處在于，一方面，這些反思聲音發自于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另一方面，連資本主義制度的受益者都開始提出對現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和批判，這更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魅力。

(二)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有分歧的結論

在金融危機持續發酵，并引發全球經濟危機，而且不斷深化的背景下，資本主義國家迫于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權力部門不得不表現出對危機的關注和重視。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國會于2009年5月成立了研究金融危機原因的委員會——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

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由10名成員組成，其中民主黨指派6名成員，共和黨指派4名成員。委員會主席由前加州財長、民主黨人菲爾·安吉利迪斯(Phil Angelides)出任。曾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領導人的共和黨人比爾·托馬斯(Bill Thomas)出任委員會副主席。其他人員分別是民主黨的布魯克斯雷·博恩、拜倫·喬吉歐、鮑博·格雷厄姆、希瑟·莫倫、約翰·W.湯普森；共和黨的基思·赫西尼、道格拉斯·霍爾斯·埃金和彼得·J.沃利森。

由于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不同的黨派，所以其給出的報告結論也迥異。表明了民主黨和共和黨因立場不同而得出的對金融和經濟危機原因的不同認識。委員會中的6名民主黨成員投票贊成通過委員會的報告，委員會中的4名共和黨成員對委員會報告提出了反對意見[2]。該委員會在2010年底前向美國國會和總統提交了有關如何防范金融危機的政策建議的報告。

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對危機爆發的原因給出了3種意見不完全相同的原因分析。委員會中的6名民主黨委員認為，“危機是人為因素和不作為造成的”[2]3、“監管者并沒有盡忠職守”[2]4、“公司治理崩潰”、“金融體系出現致命缺陷”[2]14。報告中指出，這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不僅是經濟之災，更是人禍”[2]4?？傊?，正是監管制度的缺失、監管不嚴、掠奪性貸款、華爾街和證券系統參與者之間的貪婪、風險管理不力、過度的杠桿化以及其他因素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共和黨的3位委員：比爾·托馬斯、基思·赫西尼和道格拉斯·霍爾斯·埃金不認同委員會多數派對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他們從全球化的視角解讀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認為“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國際資本和流動性不足應是導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而美國商業和投資銀行之間的監管的差異則為次要原因?！盵2]549-575

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彼得·J.沃利森和阿瑟 F.伯恩斯則認為，美國政府的住房政策才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2]576-669。

通過分析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給出的危機成因，可以發現，其對危機成因的分析多限于從表象上入手，這與國際左翼利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批判武器，從制度層面入手探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具有本質性差異。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給出的危機起因觀點，只是一些淺層成因。根據委員會多數派的觀點，似乎只要監管者加強作為，加強監管就可以規避此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但是，監管者為什么失職了呢？如果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追問下去，并進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那么，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多數派給出的觀點是否還能夠經受得住推敲呢？

共和黨的3位委員：比爾·托馬斯、基思·赫西尼和道格拉斯·霍爾斯·埃金從國際角度解讀危機的原因，這與一些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世界主流經濟學家將當前經濟危機的原因謬誤地歸結為“是發展中國家違背經濟自由主義造成的”的觀點如出一轍。這部分人將調整的重擔轉移至發展中國家。指責“金融危機的主要根源是中國的貿易順差、儲蓄過?！?，誠如安德魯馬丁·費希爾所言“這是本末倒置”。安德魯馬丁·費希爾回顧了1982年的全球債務危機的經過，這場危機導致拉美國家成為失敗國家。然而西方霸權意識形態將危機完全歸咎于石油出口國提升油價導致通貨膨脹和拉美國家的政府無能，有意忽視了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美國的自由化金融擴張。從而，美國引發的危機反而拯救了美國的霸權地位。這樣的故事在今天可能又在重新上演。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美國財政部部長蓋特納紛紛指責危機的原因是中國的貿易順差、儲蓄過剩以及穩定人民幣匯率的結果，中國的房產過熱以及中國為消化儲蓄而購買美國房利美債券導致了美國的金融泡沫破裂，中國沒有負起責任。有趣的是，常常批評新自由主義的克魯格曼、威德等人，也在這些問題上與維護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達成了一致，認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儲蓄過剩和購買美債就是全球危機的罪魁禍首。他們認定，中國購買美債，導致信貸回流，助長了美國次級債崩潰。于是，一場由美國經濟金融化導致的全球危機，再次被歸咎到外圍國家身上。費希爾試圖撥亂反正，揭示西方經濟學家如何曲解凱恩斯主義，來掩蓋經濟危機原因，這樣做無助于解決實際經濟問題，但是可能有助于恢復西方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的霸權[3]。因此，美國提出“要求中國通過金融自由化及其他市場改革措施來進行自我改革”，亦是繞開了問題的實質[4]。而把美國政府的住房政策歸結為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更是遠離了危機成因的本源。如果美國政府依靠國家強大的經濟實力，實現“居者有其屋”的人類大同社會，如何會有經濟危機的爆發呢？更需要深入分析的是，美國政府在推行住房政策的同時，更偏重于是要解決諸多“小”民的溫飽問題，還是要通過住房政策掏空“小”民的腰包，讓貨幣資本向少數部門、少數人的手中聚集？本想通過住房貨幣貸款政策，實現代際相傳的剝削。令資本家沒有想到的是，普通民眾的腰包很快就被掏空，其原本的盤剝路徑無以為繼，必然要爆發危機。拒絕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上探析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不僅反應在美國金融與經濟危機起因調查委員會的調查報告中，資本主義體制內富豪大亨的批判也同樣規避了從制度層面對危機的成因進行分析，而更樂于從一些表象入手，探求經濟危機形成的原因。似乎他們所探求的這些原因一旦消除，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危機就可以一勞永逸地得到解決。

縱觀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一直如影隨形。在資本主義制度300余年的發展歷史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分別實踐過擴大政府的職能和作用的凱恩斯模式和限制政府職能、崇尚自由和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模式的資本主義，都在經歷一段時期的發展之后，遭遇了發展的瓶頸，不是“滯脹”，就是引發危機，無法走出周期性經濟危機的陰霾。從這就足可以看到馬克思的智慧以及他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進行的分析的正確性。

二、國際左翼的批判：社會主義才是人類發展的未來

早在此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共產黨人已經預測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必將爆發，并指出，社會主義才是人類發展的未來。

(一)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

在資本主義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前夕，很多國外左翼經濟學家就提前預測到此次危機。比如，美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大衛·科茨(David Kotz)就曾對2008年即將爆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行過敏銳的預測。他指出了美國正在踐行的“新自由主義進入了危機和終結階段?！盵5]他認為，自1980年前后開始，資本主義世界的許多地方開始用新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替代二戰以來一直實行的“高度歸制化的體制”(指凱恩斯主義)，二者之間具有本質性差異：凱恩斯主義的特點是“國家對經濟的高度調節、福利國家、強大的工會以及在某些國家存在重要的國有企業部門等?！盵5]新自由主義的制度結構包括“限制國家對經濟的調節、國有企業及其職責私有化、大幅縮減國家福利和削弱工會等內容?！盵5]在凱恩斯主義制度下，強大的工會和廣泛的國家福利項目能夠消解掉積累中產生的生產過剩問題。但是，這一制度卻使利潤受到擠壓。這就導致了英美等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利潤率持續下降，并在20世紀70年代產生嚴重的“滯脹”，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取代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制度。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下，隨著工人工資的“停滯”，解決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利潤受擠壓”問題。但是，高利潤率與工資停滯相結合就會產生一個與需求相對的潛在生產過剩問題。盡管如此，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下，資本依然有辦法實現經濟擴張。即在停滯的工資之外找到某些力量，提供不斷增加的需求。歷史表明，“新自由主義的擴張是與充斥于資本家之中的歡快氛圍、資產泡沫的出現及各種形式債務的快速增加相聯系的?！盵5]在工資停滯的情況下，通過債務和資產泡沫可以在短期內推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長，與此同時，經濟失衡也會不斷加劇，并會最終導致經濟崩潰。而于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也驗證了大衛·M.科茨的預測。

俄羅斯全球化和社會運動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Центр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слледований Института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вижений (ИГСО)]瓦西里·科爾達紹夫(Василий Колташов)根據2009年1月中旬美國股市紛紛大幅走低的情況，對世界經濟危機做出了精準的判斷：“現在可以堅定地說，世界經濟危機開始了”。他在探析危機根源時指出，“股市危機是大規模經濟危機即將到來的明顯信號，經濟危機的根源不僅僅是商品的生產過剩，資本的過度積累亦是危機的根源?！惫墒胁▌訉_帷幕，經濟的真實狀況將呈現出來。很快，商品銷售領域存在的重大問題將被揭露出來。隨后，危機就會侵入生產領域，到這時，不承認存在經濟危機已經變得不可能了，因為它給民眾的錢袋帶來的打擊是如此明顯*這是俄羅斯全球化和社會運動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科爾達紹夫在2009年5月13日接受訪談時所談的觀點。原文參見網址http://www.realtypress.ru/intervjyu/12-02-2008.html。。

英國著名左翼經濟學家卡斯達斯·拉帕維查斯(Costas Lapavitsas)指出“金融危機是當代資本主義的永恒特征。每過幾年就會出現一種或者另一種類型的金融危機……”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此次經濟危機，具有不同于此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特點。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前存在的生產企業依賴于金融業提供的資金這種情況發生了根本性扭轉，“今天處于真正的積累核心的大企業越來越少地依賴于向銀行借貸，而且它們一般而言也越來越少地依賴于外部的融資。投資所需資金日益由留存利潤提供。結果是金融機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只得尋找其它的利潤來源。這意味著它們日益進入與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并無直接聯系的領域”[6]這樣，銀行就積極地從事消費信貸和住房信貸以及其它類收費項目，具有了制造泡沫的潛在的動機。泡沫一旦破裂，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就會爆發。

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并不僅僅局限于從資本主義國家少數精英為謀一己之私推行新自由主義制度的角度，探析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而是更深入地分析新自由主義模式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問題。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們普遍認為，始于2008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發展潛力消耗殆盡。無論是依靠恢復需求，還是像大多數政府所做的那樣收縮預算，或者是向經濟領域注入大筆資金，都不能戰勝危機。要戰勝這場危機，必須在民族國家層面上和全球層面上根本改變發展模式*2011年10月21—2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關于“全球危機與選擇”(См.Глабольный кризис 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Левая политика)的國際學術會議，在會上，學者們紛紛就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發表了一系列觀點。http://www.intelros.ru/pdf/left-politic/17-18/2.pdf.。

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紛紛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悖論就在于它削弱抵抗力量的同時，又創建出了新的力量。希望取消所有限制、解放資本的力量和捍衛社會利益與團結的力量之間的斗爭是新時代的主要矛盾。團結一致地要求恢復社會的趨同性是全球化時代的抵抗行動。從全球化的結果來看，其否定性因素多于肯定性因素。資產階級文明的回歸伴隨著貧富兩極分化的不斷擴大、不平等、日益加劇的市場份額競爭、債務危機、脆弱的經濟和國際關系層面上政治的不穩定性[7]。

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遍布全球。除了美國的大衛·科茨、英國的卡斯達斯·拉帕維查斯之外，還有日本首都大學(東京) 教授宮川彰、日本中央大學商學部教授高田太久吉、國際馬克思大會主席、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教授熱拉爾·杜梅尼爾( Grard Dumnil) 和多米尼克·萊維(Dominique Lvy) 、俄國新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А.В.布茲加林(А.В.Бузгалин)和А.И.科爾加諾夫(А.И.Колганов)、俄羅斯國家杜馬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哲學博士奧列格·尼古拉耶維奇·斯莫林(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молин) 、美國學者海曼·明斯基、美國學者杰克·拉斯姆斯( Jack Rasmus ) 、美國學者威廉·K.塔布、美國學者洛仁·戈爾德納、美國學者大衛·哈維、美國學者斯蒂芬·雷斯尼克( Stephen Resnick) 和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f) 、經濟學院的教授理查德·沃爾夫(Richard Wolf)、美國新學院大學社會學教授安華( Anwar Shaikh)、英國的克里斯·哈曼、希臘學者迪米萃斯·P.索提羅波羅斯、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加拿大多倫多約克大學政治學教授利奧·帕尼奇(Leo Panitch)、古巴全國人大經濟委員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奧斯瓦爾多·馬丁內斯、葡萄牙社會學家博阿文圖拉·德索薩·桑托斯,還有高茲、大衛·佩珀、詹姆遜·奧康納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等等。他們都認為，危機主要源自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社會主義才是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

(二)共產黨人的批判

國外的共產黨、工人黨和其他左翼政黨及組織一直對資本主義制度持批判態度，他們大多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立場出發，認為無論如何改造資本主義，其基本矛盾也無法獲得解決，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必將是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后，他們也積極發表自己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看法和主張，深刻地剖析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和實質。在共產黨人看來，“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危機使‘歷史終結論’的神話不攻自破，它不僅宣告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而且暴露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內在局限性，再次揭示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盵8]

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作為國際上聯合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一個平臺，自2008-2013年連續6屆的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都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行剖析，并對資本主義制度展開評判。在2008年的巴西圣保羅會議、2009年的印度新德里會議、2010年的南非約翰內斯堡會議、2011年的希臘雅典會議、2012年的黎巴嫩布魯特會議，直到2013年的葡萄牙里斯本會議，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始終堅持和重申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危機是一場資本生產過剩和過度積累的危機。在歷次會議上，各國共產黨人都就與資本主義危機相關的一系列事件、國際帝國主義制度的重新布局、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尖銳化以及帝國主義大規模戰爭的危險，階級斗爭的發展和共產黨人的任務等交換看法。在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國際會議對一系列主要國際事件的分析證明了資本的過渡生產和過度積累，反映了資本主義矛盾的激化，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之間的矛盾。這一切都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在2013年會議上，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指出，在國際帝國主義制度內同時觀察到了新的變化，其主要特征就是——美國、歐盟、日本正在變弱，而新生資本主義強國力量增強。這會導致競爭和矛盾的激化，尤其是在東地中海、波斯灣、里海、非洲和南太平洋。會議上，對這些矛盾產生的原因觀點各異，一些黨認為，帝國主義的戰爭對各族人民是有利的。希臘等幾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強調指出，具體談論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占主導地位的、帶有很強壟斷基礎的國家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不能站在任何一個資產階級一方，參與他們的競爭。在會議上，針對“改革還是革命”的問題，與會代表表述了不同的觀點。與會代表強調，不應該把工人運動反壟斷、反資本主義的斗爭目標與改革戰術相混淆，改革戰術好像能夠使資本主義變得民主，能夠改革資本主義，能夠開啟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但需要指出的是，工人的、人民的政權是推翻壟斷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主導性地位的必要條件[9]。

總之，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的與會政黨大多認為，根據列寧的理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最后階段，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的侵略性政策不受限制。將政治與經濟割裂開會得出錯誤的結論。圍繞著資本主義管理的不同方式方法、分散資本貶值和資本遭到破壞的損失，帝國主義將加大斗爭力度。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管理，其目標只有一個：通過直接增加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擴大利潤率，進行對民眾和城鄉小生產者有害的資本集中和積聚。危機的深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困難導致資本及其政治代表的侵略性增長。極權主義、國家鎮壓、反共產主義開始抬頭。這給民主和主權帶來了打擊。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變得更激進，保護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和變革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嘗試也得到了強化。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至今，工人革命運動也沒有發起反攻，法西斯力量、反動趨勢反倒得到了復興和加強。與會者表示，必須加強共產黨和工人黨、加強講階級的工人運動。他們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是人民唯一真實的選擇性出路。同時，強調要關注，只有在建立各黨的廣泛共識、具有穩固的經濟基礎，爭取社會主義的階級斗爭尖銳化讓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形成統一的反資本主義革命戰略占主導地位的基礎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能實現統一[9]。

(三)左翼國際學術論壇的剖析

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和左翼學者交流思想和交換意見的三大學術平臺：“全球左翼論壇”、“國際馬克思大會”和“共產黨人研討會”。這三大學術平臺定期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就國際上左翼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狀況、當前國際的各大熱點問題、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等關系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歷史與現實問題進行研討。自2008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以來，這三大學術平臺也表現出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極大關注，學者們就危機問題發表了大量的看法和觀點，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和根源進行了分析和研究。

1．全球左翼論壇

“全球左翼論壇”是集結全球左翼學者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叭蜃笠碚搲泵磕暾匍_一次。參會者人數眾多，有時達到四五千人之多。自2008年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全球左翼論壇”也表現出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關注，并就危機產生的根源和實質進行了分析和研究。在2008—2012年的“全球左翼論壇”上，一方面，學者們關注到美國作為一個帝國正走向衰落[10]。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很多左翼學者在論壇上看到了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前景[11]。發動一場革命消滅資本主義成為了論壇的議題之一[12]。全球左翼論壇側重于從理論上解析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探討擺脫經濟危機的途徑和方法。

2．國際馬克思大會

國際馬克思大會歷年來都堅持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理念。國際馬克思大會每3年召開一次。參會的學者絕大多數來自西方發達國家，他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發生的理論前沿的新變化十分敏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也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他們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的分析和評判對我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國際馬克思大會從2007年10月召開的第五屆大會開始，就對資本主義危機表現出高度的關注。2007年大會的主題是：“替代全球主義、反資本主義:一種世界政治的選擇”[13]。在會上，就資本主義危機的議題，學者紛紛發表觀點。這些學者多是立足于馬克思的基本原理，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等角度解析和詮釋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正是秉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批判理念，學者們在第五屆國際馬克思主義大會上提出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理念。

2010年，國際馬克思大會第六屆會議在巴黎召開，此次會議正值全球深陷資本主義危機之際，在這樣的背景下，會議將“危機、反抗、烏托邦”確立為會議的主題，其宗旨在于探尋擺脫危機的出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背景下，“危機”自然而然地成為與會學者熱議的話題之一。當前在世界爆發的資本主義危機既表現為經濟危機，也表現為跨領域的危機，從生態到文明，從文化到社會……危機涉及到與人類生活相關的方方面面。學者們對危機的成因、走向、特點都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和研究[14]。國際馬克思大會與全球左翼論壇相類似，也是學者云集，多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從理論角度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行研究并對資本主義制度展開批判。

3．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

由比利時工人黨在布魯塞爾主辦的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也對危機的爆發十分關注。

從2008年第17屆年會開始，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就開始關注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深化。并開始對工人階級、青年等問題提出了各國共產黨人工作的目標和任務[15]。

2011年第20屆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深刻剖析了不斷深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在會上，共產黨人認為，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爆發和不斷深化，激化了資本主義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廣大受壓迫人民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危機惡化了各國人民的生活，各國人民必然要奮起反抗，這對共產黨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如何把握住此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所提供的有利條件，在思想、政治和組織等各個方面加強自己，是各國共產黨人都需要認真思考的重大問題。第20屆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性危機再次表明馬克思是對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只有用社會主義取而代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6]。

2012年5 月第21 屆“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會議繼續關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進展，討論了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相關的重大國際問題，提出了共產黨的任務。同時，在會上，希臘共產黨提出了警告，明確表示要警惕新的帝國主義戰爭[17]。

2013年5月31—6月2日，第22屆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會議根據召開情況匯總了總結性文獻，題目為“在世界危機條件下對民主權利和自由的進攻”。報告指出，在僅局限于一個狹隘小團體范圍內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和公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社會權益和民主權利都具有兩面性：這是勞動人民斗爭和避免最壞結果的執政階級讓步的結果。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工人階級獲得的民主權利從來都不是不經過斗爭而能夠白白獲得的。在2008年危機到來之后，反共產主義思想開始傳播。原因就在于，金融精英知道，就像20世紀30年代一樣，共產黨在危機時期力量會迅速增長。資本主義當局害怕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出現。歐盟也出現了讓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非法化的傾向。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還在擴大，與其說這一制度表現出了反社會的性質，不如說它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反民主的性質。因此，共產黨人應該進行不妥協的斗爭[18]。

國際共產黨人研討會的參會者多是世界各國的共產黨精英，他們在對危機進行審視和批判的同時，更注重于共產黨人應該如何把握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提供的歷史機遇，進行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實踐活動。

三、在資本主義制度批判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凸顯出比較優勢

正是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聲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一方面，中國經過了30余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國家經濟持續多年穩定增長，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在這輪經濟危機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凸顯出了其不同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獨特魅力，中國在經濟危機中成了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一枝獨秀，不僅沒有爆發經濟危機，還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這讓原本在海外毀譽參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受到高度關注[19]。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隨著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的上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回應人民的期盼，提出了以“中國夢”為主題的富民、強國規劃。在執政的實踐中，以習近平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當前的實際，把政治承諾轉化為政治行動，在反腐敗、從嚴治黨管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要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人要做人民公仆等諸多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就。

在中國共產黨的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更進一步明確了中國改革的方向。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總共部署了15個方面的改革。在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方面，完善產權保護制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完善現代市場體系方面，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市場用地；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方面，建設法治和服務型政府；在財稅體制改革方面，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在城鄉一體化改革方面，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在構建經濟新體制方面，放寬投資準入，加快自貿區建設；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方面，推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時俱進；在司法體制改革方面，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在權力約束機制方面，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社會事業改革方面，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創新社會治理方面，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在國防軍隊改革方面，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政策制度調整改革；在加強黨的領導方面，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如果這些改革規劃都能得到具體落實并獲得民眾的認可和贊同，勢必會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補充新的、具有生命活力的要素，必將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制度與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20]。這三個“有利于”正是對資本主義所作的科學的歷史評價。三有“有利于”標準其實就是馬克思堅持的“是否與生產方式相符合”標準，他認為凡是與社會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就是正義的；反之，就是不正義的。這是判斷一切制度正義與否的標準。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資本主義是進步的、正義的[21]。但是當代資本主義一系列經濟危機越來越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及其非正義性。與之相比，不斷改進和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則符合上述三個“有利于”。特別是在資本主義陷入全球經濟危機，資本主義模式發展潛能耗盡，替代資本主義呼聲響遍全球的背景下，既有市場、又不乏政府調控，立足為民謀福、為國謀強，能夠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糾偏、改錯，共產主義理想和目標堅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模式作為替代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具體的、現實的制度十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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