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抑或誤讀
——里格比對馬克思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原理的解讀論析

許恒兵,申一青

(南京政治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03)

就馬克思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的歷史遭遇來看，將其解讀成“生產力決定論”的理論家比比皆是。英國學者里格比所列舉的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都表現出了此種理論傾向。而當代西方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威廉姆·肖、科恩還對“生產力決定論”作了系統的理論論證。雖然里格比認識到“生產力決定論”的根本性缺陷，并做了較為系統和有效批駁，但由于其對馬克思的“分裂式”閱讀，即其基于對馬克思的“一些”論斷的解讀將其界定為一個“生產力決定論者”，同時基于馬克思的“另一些”論斷將馬克思界定為一個“反生產力決定論者”，并由此提出了對“生產力決定論”的替代方案。雖然里格比對“生產力決定論”的較為系統的批判對于我們全面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具有啟示意義，但其將歷史唯物主義割裂為兩種性質迥異的歷史解釋原則無疑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的思想。

一、誤判馬克思為“生產力決定論者”

我們首先來看里格比對馬克思之為“生產力決定論者”的判定。在對此展開論證的過程中，里格比正確地看到，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生產力決定論”成為第二國際和蘇聯理論家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主導性解讀模式，并在當代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得到了“精致”的論證。這一勾勒無疑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理解史的事實。例如，作為蘇聯馬克思主義的“范本”，斯大林構筑的唯物史觀理論體系將生產力上升為解釋整個人類歷史演進歷程的最終原則，即認為“先是社會生產力變化和發展，然后，人們的生產關系、人們的經濟關系依賴這些變化、與這些變化相適應地發生變化?！盵1]44雖然斯大林也強調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但僅僅停留于“加速或延緩”的層面。而系統論證生產力決定論無疑構成了當代西方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正如作為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姆·肖所聲稱的那樣，其對馬克思理論的解釋是更加具有“原教旨主義”的傾向，即關注“馬克思關于歷史變化的一般的、基礎性的模式以及提供歷史統一性和推動它向前發展的那些要素?！盵2]526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里格比將生產力決定論之所以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歸結為馬克思本人，即“馬克思確實明確做了一般性論述的地方，它們通常都是生產力決定論性質的”[3]74。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將馬克思此后的生產力決定論追溯至馬克思，本身并不能構成對馬克思之為“生產力決定論”的論證，畢竟，我們任何人都不能要求馬克思對其以后的關于他的思想的任何一種解讀負責。

里格比對馬克思之為“生產力決定論”者的“顯得”有說服力的論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從馬克思思想的理論來源出發，論證馬克思為“生產力決定論者”。對此，里格比首先宣稱了一個似乎是偉大的理論史發現，即“對那些希望尋找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根源的人而言，他們至少應該在同等程度上去關注‘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而不僅僅是關注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對馬克思的影響?！盵3]92-93而其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將馬克思與“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聯系起來，以后者對馬克思的影響來論證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對此，他明確指出：“由此可見，馬克思強調生活資料生產的根本重要性，這不大可能被說成是他對歷史理論的獨創性貢獻。因此，諸如《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至多只能算是將法國和英格蘭啟蒙思想家所主張的唯物主義發展到了極致?！盵3]90在他看來，生產力決定論的一般假設已經在以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理論中得到了確定，并在圣西門的“歷史觀”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它們共同導致了馬克思生產力決定論的形成。毫無疑問，里格比的上述論證是以徹底抹殺馬克思與法國唯物主義者、社會主義者以及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理論上的根本差別為前提的。但實際情況卻是，馬克思始終以一種辯證的態度對待這些思想先驅，即一方面承認他們的理論貢獻，但同時又強調他們的理論局限，并最終通過理論上的革命性變革而與他們徹底劃清了界限。

其次，從馬克思的具體論斷出發，論證馬克思是生產力決定論者。從表面上來看，里格比的這一論證最有說服力，但深入分析他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概括和解讀可知，這一論證同樣是無效的。我們首先來看第一個論斷，即“不進行生產，人類不可能生存，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存在?！盵3]35不可否認，這個觀點是馬克思的觀點，但能否由此觀點得出馬克思是生產力決定論呢？里格比認為可以，而其判定的依據在于這個論斷將“生產”置于社會之前，而實際情形則是，生產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活動。如果馬克思正像里格比所說的那樣，那他的確是“生產力決定論者”。但實情絕非如此。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追問歷史由以發生的“前提”，即物質生活生產和再生產、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時，首先強調了物質生活生產及其再生產對于歷史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但這絕非是說，先有一個處于社會關系之外的生產，然后再產生出社會。馬克思可能預料到此種誤解，因而明確指出：“不應該把社會活動的這三個方面看做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而只應該看做是三個方面，或者，為了使德國人能夠明白，把它們看做是三個‘因素’。從歷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以來，這三個方面就是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歷史上起作用?！盵4]532而就里格比援引的第二個論斷，即“人類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從事生產，正是這種生產方式將他們同其他動物區別開來”來看，由于其論證的關鍵點仍然在于將其解讀成“人類從事生產，由此創造出社會關系”[3]112，所以可以將對其所作的批判歸并到第一點之中。歸根結底來看，將馬克思強調生產對于歷史的決定性作用解讀成馬克思認為存在著社會關系之外的生產，無異于認為馬克思承認存在著社會之外的個人，但詳細考察馬克思的思想演進過程可以發現，“雖然馬克思直到1845年才最終確立了‘實踐’的視域，并由此實現了世界觀的根本變革，但即使在這之前，馬克思也沒用陷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實在論的根本錯誤”[5]，其中，社會唯名論認為在形成社會之先便已經存在著個人。

第三、四、五等三個論斷密切相關，可以合在一起考察，即“一般而言，社會的生產關系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的”，而且“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生產力具有內在的發展傾向”，并由此造成“新的生產關系的產生”。里格比認為，第三個命題“是生產力決定論的本質所在，所以要求做最詳細的引述來證明它的合法性”[3]37，為此，他羅列了馬克思的一系列論述“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具體論斷，以此判定馬克思是一個嚴格的“生產力決定論者”。需要指出的是，單從一般意義上強調“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并不能有效地證明馬克思是“生產力決定論者”。為此，里格比從馬克思的眾多論斷出發將其作了多方面的歸結。其中核心的方面有三：第一個歸結是：“個體首先開始生產，然后才創造相應的社會關系”，正如上文所說，這絕非馬克思的意思；第二個歸結是：“生產力決定論是一種演繹性的歷史哲學，不管我們問什么樣的歷史問題，它都能給出某種答案”，或者說，“生產力決定論”將“生產力”上升為一種解釋歷史的終極根據，不僅歷史的整體性演變歷程，而且包括歷史中的任何事件，都可以在其基礎上獲得有效的合理性解釋，那么，此種解讀無疑從根本上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實質。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曾明確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4]526；第三個歸結是：“生產力決定論包含某種形式的目的論。其中，生產力的未來要求決定著當前社會階級關系的結構”[3]113。如果說這是“生產力決定論”的重要特征之一的話，那么，它應該成為馬克思是非生產力決定論者的證明，正是馬克思徹底終結了任何為歷史設置目的的做法。

里格比進一步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揭示，生產力為什么必須不斷發展”[3]55，換句話說，“生產力的內在發展”僅僅只是一個理論假設，并以此來構筑整個人類歷史演進的歷程，從而提供了指導歷史研究的萬能鑰匙。這里，我們再次看到將馬克思的具體論斷抽離出其所屬的文本整體所造成的嚴重理論后果。首先，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斷然否定他們的歷史觀是歷史研究的萬能鑰匙，而始終強調其僅僅只是供進一步展開具體歷史研究的“一般性指南”。其次，也是更為重要的，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生產力的發展”絕非是一個純粹的理論假設，更非是主導歷史研究的“單一線索”。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分工——其不僅是生產力水平的重要標尺，而且體現了人們之間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化來論述生產力的發展。而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基于“有機體”的類比，來強調人類歷史的整體演進，其中每一種經濟關系、要素都處于密切的相互聯系之中。正如馬克思所說：“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生成為總體的?！盵6]237

上文的論述表明，里格比對馬克思之為“生產力決定論者”的判定實為一種誤讀。在此基礎上，里格比結合馬克思的“另一些論斷”，認為馬克思提出了將“生產關系”置于解釋歷史的首要原則的替代方案。但是，完全撇開生產力的作用，單向度地強調“生產關系”的首要解釋原則的地位，使得里格比又滑向了“生產關系決定論”的泥坑，并在另一個層面背離了馬克思。

二、馬克思替代“生產力決定論”的方案

里格比認為，同樣是一個馬克思，卻在“生產力決定論”的旁邊同時提出了另一種解釋歷史的原則，正如他所說：“馬克思本人提供了一種對他自己提出的生產力決定論的替代性理論”[3]169。這一理論方案的核心就是給予“生產關系”以解釋歷史的首要原則的地位和作用。具體來說，里格比結合馬克思的相關論斷，大致上作了六個方面的論證。第一，作為社會生產的生產。里格比認為，在生產力決定論中，生產力的首要性是基礎，“物質生產產生社會關系”，與此同時，馬克思“又”強調了生產關系的首要性地位，即“生產本身被視為一種社會活動，它受到勞動工具分配的制約，而工具的分配又是由特定的生產關系決定的，諸如中世紀的工匠擁有工具，而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勞動者卻與生產資料相分離”[3]175-176。此外，里格比的第四個論證，即“階級關系具有首要性”，即“不再是生產過程產生特定的生產關系；取而代之，是特定的社會關系變成某種生產形式的條件。在對社會的解釋中，不再是生產力，而是生產關系”[3]178與這里的論證在關鍵點上是一致的，所以下文不再另行分析?？傊?，里格比得出結論：“不管怎樣，他承認生產本身是一種社會活動，這就為一種對歷史變遷非常不同的解釋開啟了理論空間，這種解釋不同于生產力決定論給出的解釋。馬克思的立場是前后不一致和模糊的?！盵3]176的確不同于生產力決定論，但由此所體現出來的分裂絕非馬克思思想的內在分裂，而是里格比制造出來的分裂。問題的關鍵在于，馬克思在其思想演進的歷程中從來未曾認為存在著脫離了“生產關系”的單純的生產以及脫離了“生產”的生產關系，而是始終在兩者之間的“辯證”關聯中闡述人類歷史的演進歷程，包括剖析特定社會形態的經濟運行規律。

第二，對不同社會的區分。里格比指出：“如果物質生產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那么，根據生產力的發展階段來對社會做出區分，這似乎是符合邏輯的。但是，實際上，馬克思并未遵從他自己的觀點”[3]176，而是按照“生產關系”，即“根據對于剩余勞動居于主導地位的占有形式來對社會做出分類”[3]177。的確，一種社會形態中的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是馬克思判定該種社會形態的性質以及由此將各種社會形態區分開來的主要標志，對此，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盵4]724具體來說，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這些人類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的劃分都是建立在它們所內在具有的生產關系總和的基礎之上的。如此一來，“生產力決定論者”——當然不是馬克思——將“生產力”提升至解釋人類歷史變遷的惟一原則無疑忽略了生產關系在解釋特定社會形態性質中的重要作用。但馬克思是否真像里格比所說的，通過諸如此類的論述而將“生產關系”上升為唯一的歷史解釋原則呢？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該如何解釋從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之間的過渡。從邏輯上來看，“生產關系”之間的更替無疑不能通過“生產關系”本身來獲得有效的解釋，而只能基于其對立面，即生產力。對此，馬克思指出：“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4]724。

第三，每種社會生產形式都有它自身的發展規律。里格比指出：“生產力決定論以發展命題為基礎，即生產力具有內在的發展傾向。一種對馬克思的替代性解釋將會質疑他對這種超歷史規律的依賴。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階級關系是生產過程所采取形式的重要決定因素，那么，從中可以推斷出，我們需要確定出每種生產方式發展的‘規律’和趨勢?！盵3]180這段話首先表明，里格比將一種“超歷史的規律”附加給了馬克思，但正如上文所述，馬克思恰恰反對的是這種規律觀。撇開這一點，里格比論述的核心問題是一般性歷史規律與特殊性歷史規律的關系問題，并以馬克思強調歷史規律的特殊性來確立“生產關系”在解釋歷史中的首要地位和作用。如果說里格比突出這一點是為了批判那種超驗的歷史規律觀，那么，他無疑是對的。但由此否定一般性歷史規律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徹底否定生產力對于解釋人類歷史的重要作用，那么，它無疑徹底歪曲了馬克思。馬克思曾明確指出：“生產一般是一個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點提出來，定下來，免得我們重復，它就是一個合理的抽象”[6]26，只不過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5]29。既然如此，里格比在這里就犯了雙重錯誤，即一方面將“超歷史規律觀”附加給了馬克思，另一方面借著強調馬克思對“特殊歷史規律”的強調而否定生產力決定論——這無疑是對的，但卻不是馬克思的——，并由此徹底否定生產力對于解釋歷史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強調生產力的作用，并不一定就是“生產力決定論”。

第四，生產力的倒退、停滯和進步。里格比認為，在假定生產力具有內在發展傾向的同時，馬克思“又”否定生產力具有內在發展的傾向，他“對特定歷史情勢的分析強調，生產力也許會在幾個世紀中保持停滯狀態”[3]182。單從這句話本身來看，里格比是對的。在馬克思看來，“進步這個概念決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義上去理解?！盵5]51但里格比卻要以此否定“生產力”在解釋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他所說，“‘發展命題’并不適用于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在那些生產方式中，生產力并不具有內在的發展傾向。對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言，發展命題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在該種生產方式中，能夠根據它所特有的市場和階級結構來對生產力的增長做出解釋?！盵3]187如果里格比以此否定“抽象的發展觀”及其在解釋歷史中的效力，我們毫不猶豫地同意他。但問題決不止于此。在這段話中，他將生產力完全視為一個消極被動的被說明的對象。這就從根本上歪曲了馬克思。以里格比列舉的馬克思關于羅馬帝國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源于多種原因造成的生產力的落后為例，里格比無疑誤解了馬克思的本意。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恰恰是由于生產力落后，羅馬帝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而不是為了說明羅馬帝國新的封建生產方式源自于生產力的落后。而就資本主義社會來看，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相比于封建生產關系，無疑更加有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但前提是，正是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造成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但里格比卻強行將其分割開來，其結果必定是誤解了馬克思。這種誤解更為集中地體現在第五，馬克思有關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論述。

里格比認為，馬克思對“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分析，同樣提供了否定生產力決定論的證據，它暗含著對首要性命題的否定。馬克思論證，并不是生產力的變化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相反，正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生產力的增長稍后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盵3]187里格比的概念混亂總是逼著我們仔細分辨他的話語。就其認為馬克思對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分析提供了否定生產力的“終極根據”來看，里格比是對的，但這個否定絕非是自我否定，因為正如上文所述，馬克思從來就不是生產力決定論者。更為重要的是，里格比強調馬克思論證了并不是生產力的變化導致資本主義的產生。在一定的范圍內，或者就對將資本主義的產生僅僅看成是生產力變化的結果的批判而言，那么，里格比是對的，但是他的目的絕非止于此。正如最后一句話所表明的，里格比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視為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根源。里格比用“新的階段”指明了這一點。但是，問題有二。首先，既然是“新的階段”，那么，它據以區別于一切舊的歷史階段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在這里，里格比用“生產力的增長”作為主要內容，但按照里格比的理解，生產關系是標志資本主義作為新的歷史階段的根本標志所在；其次，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將生產力的發展提升至新的階段，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如何產生的呢？很顯然不能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實際上，里格比由于厭惡“生產力決定論”，以致于他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

由此可見，里格比基于馬克思的論述所概括出來的“替代性方案”，即給予“生產關系”以解釋歷史的首要性原則的地位和作用，并沒有完整地理解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原理。雖然他頗為有效地批判了生產力決定論，但由于其徹底抹殺了生產力在解釋人類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致其無法有效地解釋人類基于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化所體現出來的歷史演進歷程。

三、“矛盾”還是誤讀

對于馬克思遺留下來的遺產，里格比作了一個總體判定，認為其“本身就是矛盾和模糊的”，“不僅在有關生產力決定論問題上，馬克思的遺產有模糊之處，而且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許多重要問題上都不可能確定一種單一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盵3]10而具體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來看，正如上文所述，里格比認為“馬克思也許可以被合理地理解為一位‘生產力決定論者’，他將社會生產力的增長視為社會演進的主要決定因素”，但同時，“人們也許可以援引馬克思自己的論述來提供對生產力決定論的一種替代性觀點”[3]10，即“生產力的變化本身是社會生產關系變化的結果”[3]19。在他看來，兩種解讀都有文本的依據，并且確定哪一種解讀更加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并無意義，關鍵的問題在于“哪一種解釋更有利于歷史研究的進行”[3]192。且不說此種對待馬克思的態度本身存在著致命的危險，此種將本來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兩個方面“分裂為”兩個相互對立的解釋原則，并由此將馬克思塑造成一個自身相互矛盾的形象，無疑是對馬克思的致命性誤讀。

為了有效地駁斥里格比對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原理的分裂，我們不得不圍繞這一原理將馬克思的思想歷程做一簡單的梳理，以充分說明馬克思始終堅持以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并以此解釋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特別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發展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還會回到里格比的解讀。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以要點式記錄的方式指出：“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盵6]51這段話既可以視為接下來《資本論》及其手稿將要予以展開的內容，同時也是之前對歷史進行研究的一個總結。雖然這一原理——正如下文將要闡述的——直到《資本論》及其手稿才真正臻于成熟，但其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已經得到了初步的闡述。按照里格比的解讀，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最大程度地應用了他的生產力決定論”[3]187-188，但這恰恰是里格比“分裂式”誤讀馬克思的結果。正是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從一般歷史觀的角度較為系統地論述了生產力與交往關系*受經濟水平的限制，馬克思此時尚未制定科學的生產關系概念。雖然在有些地方采用了生產關系，但其卻被置于交往關系之下。相比于生產關系概念來看，交往關系無疑在外延上更為寬泛，即其不僅包括交往關系，而且還包括交換關系，不僅包括物質交往，而且包括精神交往。按照馬克思50年代末的成熟的觀點來看，交換關系恰恰決定于生產關系。因此，就對人類歷史運動的最基本的矛盾來看，生產關系才應該是最基本的概念。雖然存在著概念上的籠統性，但馬克思通過論述生產力與交往關系的交互作用關系，為以后的進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礎。之間的交互作用關系。馬克思在論及新歷史觀的前提時強調指出：“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彼此之間的交往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盵4]520這段話明確表明生產與交往之間是相互制約、相互決定的辯證關系，兩者共同決定了一個民族的內部結構，即“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的生產以及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4]520。換句話說，馬克思在解釋歷史時，并未獨尊生產力，也未獨尊交往關系，而且強調兩者的共同作用，即“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4]567-568。按照里格比的解讀，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分析集中體現了生產力決定論，但正如馬克思在簡單描述資本主義的發生史之后所明確指出的，“市民創造了這些條件，因為他們掙脫了封建的聯系；同時他們又是由這些條件所創造的，因為他們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對立所決定的?！盵4]569其中，“市民創造了這些條件”無疑是指生產條件，其所體現的是生產力水平的提升。但請將馬克思判定為“生產力決定論者”的人注意，馬克思緊接著又強調“因為他們掙脫了封建的聯系”，也即封建社會的交往關系，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換句話說，馬克思將生產關系視為生產力得以發展的重要前提。但“同時他們又是由這些條件創造的”，他們也就是他們結成的社會關系。因為按照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501，那么這里的“他們”是什么樣的，無疑要通過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表現出來。具體來說，馬克思在這里又強調了“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所制約的。

在《哲學的貧困》和《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實現了對這一原理的理解上的重要“遞進”，即明確闡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原理。而由于里格比將《哲學的貧困》作為判定馬克思為“生產力決定論”的重要文本，所以我們著重對這部著作的相關內容展開分析。在里格比看來，馬克思下面的這段話對“生產力決定論”做了最明確的闡述，即“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盵4]602的確，在這段話中，馬克思突出了生產力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動力性作用，而其目的則是為了批判以蒲魯東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塑造成永遠不變的“自然關系”。而由于里格比認為只要是強調生產力的作用，便是“生產力決定論”，并由此否定生產力在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演進中的動力性作用，所以其自然是不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來源問題。但是，需要再次明確，馬克思在這里強調生產力的動力性作用，決不意味著其將“生產力”視為唯一的解釋歷史的原則，從而陷入“生產力決定論”的泥坑。就這句話本身來看，“社會關系的改變”，并非生產力發展的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由人們“改造”的結果，而人們又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來從事生產和改造世界的。其次，更為重要的是，正是在這同一著作的第一章中，馬克思同樣是在批判蒲魯東時所強調指出的，文明的發展過程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階級對抗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是由于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盵7]104而階級對抗正是生產關系的集中體現，由此，馬克思強調了生產力的發展在制約生產關系的同時，其本身的發展同時又受到生產關系的制約。只有像里格比所做的那樣，把兩個本來聯系在一起的東西強行分割來看，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隨著《資本論》及其手稿的誕生，馬克思實現了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關系原理的最為系統和成熟的理論闡述。按照里格比的理解，就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也“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論斷”。里格比列舉的一個“重要例證”是《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兩段話，即“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并且又對生產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以及“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8]894。在他看來，前面的論斷賦予生產關系以解釋歷史的首要原則的地位和作用，后面的論斷則賦予生產力以解釋歷史的首要原則的地位和作用。就這段話本身來看，再次充分體現了里格比“分裂式”閱讀馬克思所造成的誤解。首先，就第一段話來看，馬克思的確通過“決定性的反作用”說明了現代社會生產關系的作用，但與此同時馬克思就已經說明了這種生產關系是“直接從生產本身中生長出來的”，因而“歸根結底”根源于生產力的發展，而第二句話則是對這一點的進一步說明。但就是在這里，馬克思同時表現出與“生產力決定論”的根本性區別。在馬克思看來，從最一般的意義上來看，生產力制約著生產關系，但“這并不妨礙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來說相同——可以由于無數不同的經驗的情況，……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色彩差異，這些變異和差異只有通過對這些經驗上已存在的情況進行分析才可以理解?！盵8]894-895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在這里，核心的前提就是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關系。

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通過突出“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重要作用，的確給予生產關系以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結果，首先表現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本身的，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本身的再生產和新生產?！盵6]450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社會關系或生產關系比這個過程的物質結果更為重要。因為，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根本上體現出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性特征，其核心表現就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盵8]927-928這絕非意味著馬克思徹底取消了“生產力”概念在解釋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的關鍵在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由以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條件是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升，同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構成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并由此導致了新型生產關系取代它的歷史可能性。在馬克思看來，這乃是新的社會形式取代舊的社會形式的“唯一道路”[9]562。而由于將兩個本屬于“矛盾統一體”中的兩個方面分裂為兩個毫不相干的原則，里格比是不可能理解馬克思由此所形成的批判的歷史觀的。

里格比的失誤提醒我們，確立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科學方法論實屬重要。里格比對馬克思的誤讀直接根源于其解讀馬克思的方法。對于“文本”解讀，里格比認為其所彰顯的是“讀者”的意義表達，“即使當作者的意圖能夠被重構時，這些意圖仍然不能被視為是對文本所表達意義的證明，或視為是對它所表達意義的限定。文本的意義不是由它的某些實質內容確定的，而是由于讀者特定視角的解讀確定的”，“從關注作者的意圖到關注讀者對文本意義的解讀，這種轉向使對特定文本做出多樣的解釋成為可能”[3]前言2。毋庸置疑，此種解讀法勢必會滑向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而里格比將本來辯證聯系在一起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恰恰是這種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的集中體現。的確，我們承認對馬克思的解讀不能局限于馬克思的“意圖”，只有在與時代的不斷共鳴中，馬克思理論的意義和價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彰顯出來。但這絕非意味著可以撇開馬克思的“意圖”，相反，我們只有把握了馬克思理論的精神實質，才能為科學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奠定堅實的基礎，才能更好地理解作為科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存在意義[10]。

參考文獻：

[1] 斯大林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參見俞吾金等.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3] (英)里格比.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M].吳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許恒兵.馬克思揚棄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實在論的視域及其意義[J].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2(3).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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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10] 許恒兵.重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科性質[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