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分析

內容摘要：關于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現有研究文獻尚不多見。其實，在開放經濟形態下，商品和資本的國際交換成為經濟波動跨國傳導的渠道，各國之間經濟波動協動化可以在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得到關聯于現實的論證。本文使用1991-2009年的跨國數據，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測算了中國與23個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指數，通過建立面板數據模型，細致地檢驗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結果發現，產業內貿易是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FDI則是中國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此外，無論是發達的貿易伙伴還是發展中的貿易伙伴，與中國產業結構相似度越高，經濟波動協動化程度就越強。

關鍵詞：貿易伙伴 經濟波動 協動化

引言

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波動通過多種渠道實行跨國傳遞，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波動已不僅僅表現為各自內部的波動特性，而是日益呈現出相互影響、相互傳導的協動關系。Dellas（1986）和 Canova（1993）的研究證實了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波動越來越協同一致。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30多年來創造了世界經濟的奇跡。其中，對外貿易發展更是令人稱奇，2012年，中國進出口總值為38667.6億美元，晉級為世界第一大外貿體。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期間，開放下的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經濟波動表現出顯著的跨國運動協動化，這種經濟波動協動化現象在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及當前的歐美債務危機中均得到驗證。那么，影響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發達的貿易伙伴和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是什么？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具有非常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凱恩斯主義經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波動源于經濟系統內在因素，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原因在于資本存量邊際生產效率的沖擊（Keynes，1936）和投資沖擊（Samuelson，1939）。實際經濟周期理論則認為經濟波動的根源是外生的，強調全要素生產率（索羅殘差）外生沖擊的重要性（Kydland & Prescot，1982；Long & Plosser，1983）。新凱恩斯主義理論指出，引起宏觀經濟擾動的是來自總供給和總需求的沖擊，經濟中的摩擦和不完全性放大了這種擾動，干擾的根源是外生的，但也存在一些內生因素使波動加劇并使干擾的影響延續下去，其結果導致總產出與就業的波動（Stiglitz，1987；Mankiw，1989）。理論研究學者們對國家之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傳導渠道和決定因素進行了經驗檢驗，概括起來有兩種結論。一部分學者認為國際商品貿易是各國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傳導渠道（宋玉華、高莉，2007），在國際商品貿易渠道中，本國與相關國家貿易之間的貿易強度和貿易模式雙因子決定了國家之間經濟波動的協動化程度。Frankel&Rose（1998）、Baxter&Kouparitsas（2005） 通過實證研究解釋了雙邊貿易強度是影響國家之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主要因素；JAmbler， Cardia& Zimmemann（2002）認為各國經濟波動協動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產業內貿易的增加引起的。另一部分學者認為國際金融交易是各國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傳導渠道（Daniel，1981；Flood&Marion，1982；Blankenau etc.，2001；Cantor&Mark，1987；Stockman，1990），在國際金融交易渠道中，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間接投資雙因子構成國家之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Jansen&Stokman（2004）；Wu et al（2009）證實了雙邊的直接投資成為比貿易更能影響國家之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因素；Jonathan Heathcote& Fabrizio Perri（2002）對開放程度不同的金融市場進行了比較，發現國際貨幣借貸對各國經濟波動協動化的重要性。此外，對外貿易和跨國直接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一國產業結構，產業結構相似程度則會影響國家間經濟結構的變動和經濟增長的變動趨勢 （Imbs，2003；Lee&Azali，2009）。因而，國家之間產業結構相似性越高，經濟波動協動化就越強（石柱鮮等，2010）。

然而，由于世界各國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開放程度以及政策制度等的差異性，各國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傳導渠道和決定因素也就不盡相同，具有很強的國別針對性。如何在開放經濟狀態下刻畫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現有研究語焉不詳。比較分析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中國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現有研究文獻更是鳳毛麟角。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由于現階段中國的金融賬戶沒有完全開放，且利率和匯率均未完全市場化，國際金融交易渠道并非完全暢通，國際間接投資因素在經濟波動傳導中的作用不是很明顯。鑒于此，本文使用1991-2009年的跨國數據，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分別測算了中國與23個主要貿易伙伴、中國與13個發達的貿易伙伴、中國與10個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指數，并細致檢驗貿易強度、貿易模式、FDI與產業結構相似度對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影響。

國際經濟周期協動化的傳導機制與渠道解析

國際經濟周期的生成主要是由世界經濟體系的外部沖擊（通常都是非經濟因素）和內部沖擊（通常都是經濟因素）所引發。內部沖擊的產生也會引發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傳導。

縱向來看，當一國的宏觀經濟發生變動時，其經濟波動會通過國際商品貿易和國際金融交易兩個主要渠道向相關國家傳導。在國際商品貿易渠道中，主要由本國與相關國家貿易強度、貿易模式以及產業結構差異性的綜合效用決定。在國際金融交易渠道中，主要由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貨幣借貸雙因子來決定。國際直接投資因子中按投資方式可細分為綠地投資和并購投資，它們都是以跨國公司為主體，通過FDI流量和流向的變化來影響各國之間經濟波動的相關程度。不同類型的FDI對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影響程度不盡相同。國際貨幣借貸因子中可細分為資本與貨幣市場、證券投資組合及跨國銀行金融體系，通過這些因素宏觀經濟波動傳導到相關國家。在以上各種渠道的傳導過程中，政府調控經濟政策和市場，各個傳導渠道的催化劑或減速器則是對于經濟發展趨勢的信心和預期。最終，在以上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一國的經濟波動將傳至相關國家。endprint

橫向來看，國際商品貿易和國際金融交易對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傳導機制具有互動性，并產生國際經濟周期波動的橫向擴散傳導。首先，國際直接投資可以分為垂直型和水平型，都與國際商品貿易相關；其次，國際商品貿易與國際貨幣借貸的傳導作用也是相結合的；最后，國際貨幣借貸和國際直接投資傳導也具有一定聯系。

從中國現狀來看，上述傳導并不一定都能實現。中國的金融賬戶還未實現完全開放，利率、匯率也未實現完全市場化，國際貨幣借貸渠道在國際經濟周期波動傳導中的作用并不明顯?；谏鲜龇治?，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目前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傳導渠道主要是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商品貿易。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一）模型構建

本文研究樣本選取1991-2009年雙邊貿易額占中國對外貿易額比重均值前26位的23個主要貿易伙伴為樣本，其中包括13個發達國家（或地區）和10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日本、香港、韓國、德國、澳大利亞、新加坡、荷蘭、英國、法國、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發展中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印度、巴西、泰國、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亞、阿聯酋、越南、菲律賓和墨西哥。建立貿易強度、貿易模式、FDI強度和產業結構相似度對國家之間經濟波動協動化影響的分析模型，構成23×19=437、13×19=247、10×19=190組樣本觀測值。

在構建實證模型時，由于考慮到“樣本數據中橫截面單位較多而時間較短，可得出地區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橫截面的不同單位之間，其參數不隨時間變化或者變動較小”（魏楚、沈滿洪，2007），因此，本文不考慮變系數模型。經F檢驗和Hausman檢驗，最終選取變截距固定效應面板模型，構建如下：

（1）

ρij，t代表t時期國家i與國家j之間的經濟波動協動化程度，BTIij，t代表t時期國家i和國家j之間的雙邊貿易強度，IITij，t代表t時期國家i和國家j之間的雙邊產業內貿易指數，FDIij，t代表t時期國家i和國家j之間的雙邊直接投資強度，ISij，t代表t時期國家i和國家j之間的產業結構差異指數。εij，t 為隨機誤差項，滿足εij，t ～N（0，σ2u），且與各解釋變量不相關。

（二）變量選取

1.雙邊協動化指數（ρ）。在以往文獻中，多采用典型橫截面回歸測算雙邊協動化指數，即：

（2）

其中，ρij代表i國和j國之間的GDP交叉相關指數，Xij，t為解釋變量的向量，uij，t為隨機沖擊。

由于上述方法未考慮時間變動對模型的影響，因此，采用面板數據模型更為適用。本文采用Cerqueira&Martins（2009）的方法測算來雙邊協動化指數。即：

（3）

對于通用變量d，ρij的計算過程如下：

（4）

經過變形，可得：

（5）

重新安排時期T加總，可以得到：

（6）

因此：

（7）

（8）

其中，ρij代表ρij，t的均值，ρij，t即為國家i和國家j之間實際經濟活動的雙邊相關性，即經濟波動協動化化指數。di，t和dj，t分別表示國家i和國家j的實際GDP增長率，di和dj分別表示為國家i和國家j的實際GDP增長率的均值。公式中實際GDP數據單位為美元，來源于世界銀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ions（WDI），以2000年為基期。

2.雙邊貿易強度（BTI）。文章使用Fankel&Rose（1998）的方法測算雙邊貿易強度，即：

（9）

其中Xij，t表示t時期國家i向國家j的出口額，Mij，t表示t時期國家i對國家j的進口額，GDPit和GDPjt分別表示t時期國家i和國家j的名義總產出。BTIij，t則為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強度，其值越大，表明兩國間雙邊貿易強度越高。中國與貿易伙伴之間的雙邊貿易數據來源于IMF的Direction of Statistics（DOT）數據庫，而各國或各地區的名義GDP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的WDI數據庫。

3.雙邊產業內貿易指數（IIT）。本文引入Aquino（1978）提出的AQ指數來測算雙邊產業內貿易指數。即：

（10）

其中：

IITij，t表示t時期i國和j國之間 k個產業的雙邊產業內貿易指數。Xij，k和Mij，k分別為t時期i國向j國出口的k產業產品和i國從j國進口的k產業產品。IITij，t的值介于0-100之間，數值越大，說明兩國（或地區）產業內貿易的程度越大。根據標準國際貿易分類（SITI Rev2）的十大類產業進出口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統計署創立的貿易數據庫（COMTRADE）。

4.雙邊直接投資強度（FDI）。本文借鑒Fankel&Rose（1998）定義貿易強度的思路來界定FDI強度，即兩國之間的FDI與兩國FDI總流入與流出額之比。由于缺乏統計數據，本文采用中國實際利用各國或各地區直接投資額來替代中國與各國或各地區的雙邊直接投資額，從而間接測度中國與貿易伙伴間的雙邊直接投資強度，即：

（11）

其中，FDIInwardit和FDIOutwardjt則分別為i國和j國的FDI流入總量。FDIij，t表示t時期i國和j國之間的雙邊直接投資強度，數值越大，表示雙邊直接投資強度越大。式中中國實際利用各國或各地區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及貿易伙伴的FDI流入總量來源于UNCTAD的FDI數據庫。

5.雙邊產業結構相似度（IS）。本文使用Krugman（1991） 的絕對值指數來創建雙邊產業結構差異指數，從而間接地衡量產業結構的相似程度。即：endprint

（12）

其中，skit、skjt分別是t時期k產業增加值在i國和j國的GDP中的權重。ISij，t指數值在0到2之間。指數越大，i國和j國之間的產業結構差異越大，說明兩國之間產業結構相似度越小，反之亦然。數據來源于聯合國共同數據庫的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實證結果分析

（一）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

為了避免偽回歸，確保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必須對各面板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同時采用LLC、IPS、Fisher-ADF、Fisher-PP四種不同的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細致檢驗ρ、BTI、IIT、FDI、IS五個數列的平穩性。LLC、IPS、Fisher-ADF及Fisher-PP檢驗原假設均為“存在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除了IS序列的Fisher-PP檢驗沒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之外，其他所有檢驗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因此，綜合判斷，本文認為ρ、BTI、IIT、FDI、IS都是平穩的，可以構建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二）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逐步對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與發達的貿易伙伴、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1. 產業結構相似度是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從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整體樣本回歸來看，雙邊產業內貿易強度、雙邊FDI強度和雙邊貿易強度的回歸系數為正，其系數依次為0.416、0.323、0.087。這表明產業內貿易、FDI和貿易強度均是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影響因素，相較于貿易強度，產業內貿易強度和FDI強度的影響作用更為顯著。此外，由于貿易模式和FDI的傳導作用影響著我國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差異指數的回歸系數為負（-0.567），這說明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間比較高的產業結構相似度加大了經濟波動協動化程度。

2.產業內貿易是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就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而言，雙邊產業內貿易指數與經濟波動協動化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且系數為0.459（大于雙邊貿易強度系數0.032），說明產業內貿易是我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但是，FDI系數為負（-0.024），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我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之間經濟波動協動化影響因素中，貿易因素的影響大于投資。這與程惠芳、岑麗君（2010）和廖曉燕（2006）的研究結論基本吻合。

3. FDI是中國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就中國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而言，雙邊FDI強度與經濟波動協動化在5%的水平上顯著的正相關，其回歸系數為1.356，是四個解釋變量中回歸系數最大的，充分揭示了FDI是影響中國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第一要素。雙邊貿易強度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相關，雙邊產業內貿易指數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但其系數都比較小，說明相對于FDI，貿易強度和產業內貿易對中國與發展中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作用不明顯。

結論

在歐美債務危機背景下，考察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具備深刻的現實意義。本文細致考察了貿易強度、產業內貿易、FDI和產業結構相似度等因素對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影響結果，對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和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做出了科學解釋。一方面，產業內貿易是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另一方面，FDI是中國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此外，無論發達或發展中的貿易伙伴，與中國產業結構相似度越高，經濟波動協動化程度就越強。

在國際商品貿易傳導渠道中，產業內貿易對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起決定作用，而對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作用則不明顯。Frankel & Rose（1998）認為，如果貿易伙伴間進行產業內貿易，即便僅僅是特定產業層面受到沖擊，也可能會使貿易伙伴間產生經濟波動協動化。但如果貿易伙伴間是在比較優勢原則下進行產業間貿易，由于各國在不同領域存在比較優勢，除非面臨全局性沖擊，各國經濟反而會得益于更緊密的貿易聯系，而使得穩定性增強。盡管中國與發達的貿易伙伴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但是產業內貿易比重提高很快（魯政委，2005），且這種產業內貿易并非一般意義上具有相同或相似生產要素稟賦的國家之間所進行的貿易，大部分是加工貿易（如加工貿易已經占據中美貿易的60%以上）。一旦這些國家經濟波動，產業內貿易中的加工貿易就會成為主要因素，引起我國經濟波動，這種現象在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已得到驗證。因此，未來對外貿易發展，我國進一步加強與發達的貿易伙伴產業間貿易的同時，應注重雙邊產業內貿易由垂直性分工為主過渡到水平性為主。

在國際金融交易傳導渠道中，FDI在中國與發展中的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協動化中起決定作用，與發達貿易伙伴則為負相關。改革開放以來，FDI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存在著對外資利用效率低、外資引進成本高、地域和產業發展不平衡等諸多問題。我國70%以上的外資來自東亞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一旦發生經濟動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因此，有針對性地利用FDI，積極吸收與利用和中國有較強、穩定雙邊貿易關系的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高技術含量的外商投資，鼓勵外商投資設立高新技術企業和研發中心，優化引資結構。與此同時，堅持走自主開發創新之路，培養本土大型的跨國企業集團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無論發達的貿易伙伴還是發展中的貿易伙伴，與我國產業結構相似度越高，經濟周期協動化程度就越強。因此，我國在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在存量上改造并提升制造業，加快企業技術改造步伐，重點增強新產品研發能力和品牌打造能力，提高能源、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在增量上培育開發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以建立適合國際需求結構調整和國內消費結構升級新變化的現代產業體系，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這不僅有利于規避主要貿易伙伴經濟波動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而且有利于實現長期經濟增長。endprint

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影響各國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因素越來越復雜，使得國際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是，在開放經濟形態下，將制度因素、新型的經濟組織形態（如國際生產體系、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商品流通體系）、人力資本的跨國流動所引致的存量投資和技術外溢所造成的生產率沖擊納入研究范疇，這將是下一步研究的新課題。

參考文獻

1.程惠芳，岑麗君.FDI、產業結構與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研究.經濟研究，2010（9）

2.宋玉華，高莉.世界經濟周期的貿易傳導機制.世界經濟研究，2007（3）

3.石柱鮮，李玉梅，黃紅梅.產業結構變化對中日韓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影響.現代日本經濟，2010（4）

4.Aquino，A.“Intra Industry Tade and Inte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s Concurrent Sources of Interrnational Trade in Manufactures.”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78 （114）

5.Baxter，M.and M.A.Koupiratsas.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Comovemrnt： A Robust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5（52）

6.Cerqueira，P. A. and R.Martins. “Measu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Using a Panel Approach.”Economics Letters. 2009（102）

7.Canova，Fabio and Dellas，Harris.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34）

8.Daniel，Betty C.“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Economic Disturbance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1 22（3）

9.Frankel， J. A. and A. K. ，Rose.“Is EMU More Justifiable Ex Post than Ex 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41）

10.Frankel，J. A.and A.K.，Rose.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Economic Journal. 1998（108）

11.Flood，Robert P.and Marion， Nancy Peregrim.“The Transmission of Disturbance under Alternative Exchange Rate Regimes with Optimal Index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1982

12.Jansen，W. J & Stokman，A. C.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Economic Papers. 2004（10）

13.Gruben，W. C. ， J.，Koo and E. Millis.“How much dose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Rese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2002，NO.0203

14.Krugman，P.“Trade Intensity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Working Paper. 1991，NO.478

15.Kose M.A.& Yi K.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s： Is Vertical Specialzation the Missing Link？”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01， 91（2）

16.Lee， G. H. Y. and M.， Azali.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era Criteria in East Asia.”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15/09

17.M Ayhan Kose，Christopher Otrok.“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World，Region，and Country-specific Facto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8.Otto，G.，G.，Voss and L. “Willard. Understanding OECD Output Correlations.”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2001，NO.05

作者簡介：

陳旭華（1982-），男，浙江義烏人，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外語外貿分院黨總支副書記，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跨境電子商務。endprint

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影響各國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因素越來越復雜，使得國際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是，在開放經濟形態下，將制度因素、新型的經濟組織形態（如國際生產體系、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商品流通體系）、人力資本的跨國流動所引致的存量投資和技術外溢所造成的生產率沖擊納入研究范疇，這將是下一步研究的新課題。

參考文獻

1.程惠芳，岑麗君.FDI、產業結構與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研究.經濟研究，2010（9）

2.宋玉華，高莉.世界經濟周期的貿易傳導機制.世界經濟研究，2007（3）

3.石柱鮮，李玉梅，黃紅梅.產業結構變化對中日韓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影響.現代日本經濟，2010（4）

4.Aquino，A.“Intra Industry Tade and Inte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s Concurrent Sources of Interrnational Trade in Manufactures.”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78 （114）

5.Baxter，M.and M.A.Koupiratsas.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Comovemrnt： A Robust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5（52）

6.Cerqueira，P. A. and R.Martins. “Measu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Using a Panel Approach.”Economics Letters. 2009（102）

7.Canova，Fabio and Dellas，Harris.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34）

8.Daniel，Betty C.“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Economic Disturbance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1 22（3）

9.Frankel， J. A. and A. K. ，Rose.“Is EMU More Justifiable Ex Post than Ex 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41）

10.Frankel，J. A.and A.K.，Rose.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Economic Journal. 1998（108）

11.Flood，Robert P.and Marion， Nancy Peregrim.“The Transmission of Disturbance under Alternative Exchange Rate Regimes with Optimal Index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1982

12.Jansen，W. J & Stokman，A. C.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Economic Papers. 2004（10）

13.Gruben，W. C. ， J.，Koo and E. Millis.“How much dose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Rese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2002，NO.0203

14.Krugman，P.“Trade Intensity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Working Paper. 1991，NO.478

15.Kose M.A.& Yi K.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s： Is Vertical Specialzation the Missing Link？”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01， 91（2）

16.Lee， G. H. Y. and M.， Azali.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era Criteria in East Asia.”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15/09

17.M Ayhan Kose，Christopher Otrok.“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World，Region，and Country-specific Facto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8.Otto，G.，G.，Voss and L. “Willard. Understanding OECD Output Correlations.”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2001，NO.05

作者簡介：

陳旭華（1982-），男，浙江義烏人，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外語外貿分院黨總支副書記，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跨境電子商務。endprint

經濟全球化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影響各國經濟波動協動化的因素越來越復雜，使得國際經濟波動協動化的決定因素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是，在開放經濟形態下，將制度因素、新型的經濟組織形態（如國際生產體系、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商品流通體系）、人力資本的跨國流動所引致的存量投資和技術外溢所造成的生產率沖擊納入研究范疇，這將是下一步研究的新課題。

參考文獻

1.程惠芳，岑麗君.FDI、產業結構與國際經濟周期協動性研究.經濟研究，2010（9）

2.宋玉華，高莉.世界經濟周期的貿易傳導機制.世界經濟研究，2007（3）

3.石柱鮮，李玉梅，黃紅梅.產業結構變化對中日韓經濟周期協動性的影響.現代日本經濟，2010（4）

4.Aquino，A.“Intra Industry Tade and Inter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s Concurrent Sources of Interrnational Trade in Manufactures.”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78 （114）

5.Baxter，M.and M.A.Koupiratsas.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Comovemrnt： A Robust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5（52）

6.Cerqueira，P. A. and R.Martins. “Measu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Using a Panel Approach.”Economics Letters. 2009（102）

7.Canova，Fabio and Dellas，Harris.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3（34）

8.Daniel，Betty C.“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Economic Disturbance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1 22（3）

9.Frankel， J. A. and A. K. ，Rose.“Is EMU More Justifiable Ex Post than Ex 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41）

10.Frankel，J. A.and A.K.，Rose.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Economic Journal. 1998（108）

11.Flood，Robert P.and Marion， Nancy Peregrim.“The Transmission of Disturbance under Alternative Exchange Rate Regimes with Optimal Indexing.”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Feb.1982

12.Jansen，W. J & Stokman，A. C. J.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Economic Papers. 2004（10）

13.Gruben，W. C. ， J.，Koo and E. Millis.“How much dose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Reserch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2002，NO.0203

14.Krugman，P.“Trade Intensity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Working Paper. 1991，NO.478

15.Kose M.A.& Yi K.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s： Is Vertical Specialzation the Missing Link？”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01， 91（2）

16.Lee， G. H. Y. and M.， Azali. “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era Criteria in East Asia.”Department of Economics， Monash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15/09

17.M Ayhan Kose，Christopher Otrok.“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World，Region，and Country-specific Factor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4）

18.Otto，G.，G.，Voss and L. “Willard. Understanding OECD Output Correlations.”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2001，NO.05

作者簡介：

陳旭華（1982-），男，浙江義烏人，義烏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外語外貿分院黨總支副書記，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跨境電子商務。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