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論“官德修養”（之一）官念與官德

■ 邢 軒

梁衡論“官德修養”（之一）官念與官德

■ 邢 軒

去年末，筆者參加了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行政文化委員會主辦的第二屆行政文化論壇。人民日報社原副總編輯梁衡在會上做了題為《官德建設的十個內容》的精彩演講。

梁衡從政治文化、行政文化和權力文化的角度闡明了當前官風、官德的重大問題，指出當前官德建設就是包括“為公、為民、誠實、敬業、廉潔、獨立、堅定、謙虛、坦蕩、淡泊”等十個方面主要內容，并細解當官就是要一心為公、一心為民、忠誠老實、勤政敬業、廉潔奉公、堅持真理、謙虛謹慎、寬厚坦蕩和淡泊名利。他用大量生動的事實和案例加以闡述，其對“為官之念”和“做官之德”的深刻見解至今令人回味無窮。

梁衡不僅是著名學者、新聞理論家、資深報人和散文作家，也做過政府官員。他為人謙遜、學養厚實，其多篇散文作品是中學和大學課本的范文。前年，梁先生出版了一本叫《官德》的專著頗受好評。在這本書中，梁先生圍繞權力、職守、人格等，全面分析了當前干部隊伍中存在的新問題、新矛盾，提出了“官德高度決定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官德水平決定一個政權的興衰成敗”的鮮明主張。在這次演講中，梁先生對官德的理解又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讓人很受啟迪。

本刊從這一期起，以“官德修養”為主題，就“為官”與“修德”這個重要問題，與梁衡進行對話，希望從對話中感受他對官德的深入思考，并與廣大讀者一道分享為官做人的智慧。

筆者：我們注意到，您在談論為官之道中，特別強調“德”的重要性，您對“為官之德”是如何理解的？強調“德”是不是官員修德的應有“官念”呢？

梁衡：我們說，“德”講的就是人的行為規范。其實，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有一種無形的道德約束，而為官之人更多一層，就是怎么用權。因為做官的人比普通百姓擁有更多的權力。而權對官來說具有兩重性。一是用權可以為百姓辦事，服務社會；二是也可以用權為自己謀私利，甚至欺壓百姓。如果就此區分，就可以分出“好官”和“壞官”來。

筆者：所以，我們講為官首先強調“以德為先”。

梁衡：不僅如此，衡量官的政績既要講能，又要講德，其政績又決定于他的能與德，但主要是德。有德無能至少不會辦壞事，無德有能卻可大大地辦壞事。所以，德是基礎，是軟實力，是一個無形的大磁場。

從我國的歷史來看，一些統治者和衙門在選官時也十分“重德”。比如，中國封建社會初期的漢武帝選官時首重德，舉孝廉。隋唐開始科舉考試，重能亦重德。到明清總結出“公生明，廉生威”，還出現了曾國藩這樣的“道德榜樣”?；厮輾v史，大凡一個政權，在開創之初，德和能都不成問題。替天行道，為民請命，自然大得民心，且自戒甚嚴，德風感天下。至于能，更是在戰火中打出來的，無往而不勝。但掌權之后，有的官員德漸松弛，能亦下降。

從我們黨的歷史進程看，講“德”更具重要性。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大會的講演中就自豪地說邊區有“十個沒有”：即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十個沒有”真實反映了當時延安良好的黨風、政風、民風，令人羨慕，使人向往。

筆者：我們黨的確在選干部時很重視“德”，雖然不同時期對干部的能力和水平要求不同，但對“德”的要求從革命戰爭年代起就始終沒有變過。

如果列數我們黨幾個重要時段看，早在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鄭重提出“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具體解釋了德才兼備中的“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態度、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風。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提出了干部隊伍建設的基本指導“四化”方針，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他認為，辦好中國的事情，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關鍵要看能不能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1996年，江澤民對建設高素質的干部隊伍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釋。他強調，提升黨員領導干部的政治品質，就必須堅持做到“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在2009年9月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正式提出“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從而全面發展了毛澤東提出的德才兼備干部選拔任用標準。2013年，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干部標準的時代內涵。

梁衡：是這樣。我們黨一直有這樣的好傳統好作風。不過也需要看到，隨著社會的變化，生活條件好了，但一些好的風氣在現實生活中也丟掉了，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有些干部抵御不了各種物質誘惑，喪失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甚至有不少高級官員貪贓枉法。其中，一些官員“胃口”還很大，竟然貪個千百萬覺得很平常。有的干部濫用權力，最終走向了腐敗。

其中的教訓是深刻的。如果對權力沒有約束就必然走向腐敗。我始終認為，對權力的監督可以使官員變成一匹奮蹄騰飛的千里馬；而對權力的放縱亦可以使他變成一個為所欲為的魔鬼。治國先治吏，國敗吏先衰。治理的辦法當然是有的，如領導帶頭，使有楷模；嚴刑峻法，使不敢犯；民主監督，使不能犯；還有就是道德教育，使之良心發現，自我約束，不該去犯。這幾條中，制度約束、民主監督是最重要的，對官員來講，自我約束，正確對待權力則是內因。

筆者：您新著《官德十講》一書，全面分析了目前官場的現狀和時下官德的種種表現，也總結了我國古代為官的倫理道德。特別是圍繞權力和工作，強調了以德施政，以德輔政；圍繞個人修養，強調了以德自立，處世待人，以吏為師的觀點。請您概要地談談究竟什么是官德？

梁衡：自古以來，中國就“以吏為師”。師什么？師其德。官員的道德程度往往影響著整個社會的道德尺度。在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人一向注重仕途。自古以來，士農工商中“士”排名第一，士是什么呢？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社會特定階層，后演變為知識分子。古話說學而優則仕，士的主要出路就是做官。在很多人眼里，讀書人科舉高中、當官吃皇糧才是光宗耀祖的人間正道。

官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從事君的臣吏，到現在的公務員、公仆，從古代9品18級到現代6大等級12小等級，官的稱謂、官職制度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不論如何演進，萬變不離其宗，其本性依然未變。其一，是擁有一定權力的人；其二，是代表公眾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人。

這樣的特性，使“官”與普通百姓有了根本的區別。這個區別在于他們擁有參與制定國家政策或地方政策的機會，還有分配手中各種資源的權力。手握權力，有所作為，這是當官的“好處”。但從另一個角度說，權力太大，誘惑太多，就有位高墜重之險。權力如同一枚試劑，檢驗著官員德行高下。權力面前，有是非分明、不念其私者，有良莠不辨、只取其利者，態度不同、追求不同，就有了清貪之別，忠奸之分。

所以上下兩千年來的官場，貪官、清官層出不窮，既有范仲淹、王安石這樣淡泊自持的清官，重權在身，如履薄冰；也不乏蔡京、和珅這樣追逐名利的貪官，以權謀私，驕奢淫逸。這不稀奇。在權力沒有得到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無論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無論人類社會哪一個歷史階段，官員都是最大的受益群體，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人群。他們的品格高低、德行好壞，不僅關乎個人，更關乎社會、影響政局。從這個角度說，官員是面臨誘惑最多、社會影響最大、最需要監督的高危人群。

筆者：那么何為德？

梁衡：德即道德。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社會勞動是德起源的基礎，社會分工是德萌芽、生成的關鍵條件。隨著生產和分工的發展，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社會交往復雜了，矛盾也隨之產生，這就要求從道德意識上約束人的行為，調整各種利益關系，以維系社會秩序。德，就這樣產生了。

顯然，德是人們共同生活及行為的準則和規范。源于風俗和習慣的德，與法一并構成了自上而下的社會規范。所不同的是，德不是強制性的，是發乎自身的內在約束力，而法則是強制性的，是外部強制力，是維系社會秩序的底線。顯然，德的尺度要高于法，違法的必定離德，合法的未必合于德。德的門檻明顯高于法。比如，見死不救者，會受到道德的審判，卻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中國是禮儀之邦，向來注重德，講求德政、德治、德禮、德行。德不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國之基。既然是一種社會規范，因不同的社會身分，德就細分為多種，比如醫生要有醫德，教師要有師德，公眾要遵守社會公德?！吨芏Y·地官》列出六德：知、仁、圣、義、中、和。老子《道德經》列出三德：禮、義、仁。儒家列出五常：仁、義、禮、智、信。

德是維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有序運行的基礎。俗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德的水準反映了社會文明的程度。德也是一種文化，一種傳統，體現了不同的社會需求與時代精神。比如，中國傳統的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人性本善的基礎原點上，重德崇仁，強調通過德治，達到社會和諧，體現了農耕文明內斂、節制的特征；而西方的德深受古希臘民本思想的影響，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重信崇智，突出法治的力量以達到平衡，顯現了商業文明張揚、理性的特征。

筆者：官和德又如何聯系起來呢？

梁衡：官德是官員所應恪守的職業道德，是官員工作生活、思想行為的規范與準則，是從政之道、用權之德，是在權力這個大背景下的行為規范。

早在中國古代，“內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指修身以成圣賢之德，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皟仁ネ馔酢敝?，是安身立命之道，更是歷代的為官之道，它強調德行是治國的前提，也就是說，權力只有以德為指導，才有正確的方向，因此“治人”必先“修己”。中國封建時代一向重視德治。一是“為政以德”，即執政者要以德施政，善待民眾，以贏得百姓的擁護；二是以身作則，以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和感化百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就出現了對官吏的道德評價，孫叔敖是司馬遷《史記·循吏列傳》寫的第一個人物，被尊為“循吏第一”，即奉法循理的官員。

官德的標準，不同時期側重也不同。在司馬遷的筆下，行教、清廉、守法便是好官。在戰國、秦及漢初，守法則首當其沖。到了“獨尊儒術”時期，推行教化又成為好官的標準。三國末年，根據司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為好官標準，清官也就逐漸成為好官的代名詞。唐太宗李世民結合漢代劉向“六正六邪”之說，又將好官的德行分為六類——高瞻遠矚的圣臣、扶善除惡的良臣、進賢不懈的忠臣、明察成敗的智臣、廉潔奉公的貞臣、剛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賢良、忠誠、睿智、貞潔和正直作為官德的六大內容。

德是一定時期社會經濟的產物，永恒不變的倫理規范與道德教條是不存在的，但這不是割斷歷史的借口。作為歷史范疇的官德，有一部分被繼承和延續下來。比如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無私奉獻精神，岳飛“精忠報國”的愛國精神，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氣，孫中山“天下為公”的堅定信念等。而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與建設中又出現了許多道德楷模。比如大無大有的周恩來、堅持真理的彭德懷、一心為民的焦裕祿、敢說真話的朱镕基……他們都賦予了官德以新的時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