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朝統一新疆對新疆民族關系的影響?

趙海霞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思政部，陜西楊凌712100)

一、清朝的民族思想與政策

“華夷之辨”是中國古代傳統的民族觀念之一。而清朝的歷任統治者則銳意改革，逐漸以民族“大一統”觀念取代了以往的“華夷之辨”。早在清朝入關以前，努爾哈赤堅持狹隘的本民族至上的民族觀念，采取“誅戮漢人，撫養滿洲”的政策，許多漢人或被殺或被俘為奴，致使遼東地區的漢人積怨甚深，滿漢民族互相仇視?；侍珮O繼位后，吸取了其父在民族政策上極端做法所帶來的教訓，先后提出：“至于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1]，不僅妥善安撫大批招服漢人，編戶為民，吸收漢官、漢將以及蒙古王公貴族參與后金政權，還在其父努爾哈赤創建的滿洲八旗的基礎上，創建了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構成清朝立國的三大基石?；侍珮O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新的民族政策，不僅是對歷代沿襲的“華夷之辨”傳統民族思想的一種突破，也為將來清朝建立“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奠定了基礎。順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北京，君臨天下。面對根深蒂固的漢族傳統儒家文化，以世祖為首的滿族貴族集團，仍然恪守皇太極“滿漢一體”的遺策，不斷強調和闡述“滿漢官民，俱為一家”[2]卷16,140“滿漢人民，皆朕赤子”[2]卷90,705；圣祖康熙皇帝明確提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稱：“滿漢軍民，原無異視”[3]?！半藿y御寰區，遐邇一體，仁育萬民，皆欲使之共享安樂”[4]卷175,893?！半藿y御天下，要以中外一體為務”[4]卷177,907。并于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下令廢長城不用。圣祖稱：“秦筑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梢娛貒?，惟在修德友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盵4]卷151,677?678如果說，圣祖廢長城，收蒙古為“一家”，是對中國千百年來因長城之設而形成的華夷觀念的空前超越的話，那么之后世宗更將民族“大一統”的觀念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世宗在與內閣官員的一次談話中說：“夫中外者，地所劃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內而直隸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納貢，異域遐方，莫不尊親，奉以為主”[5]。清朝“大一統”的民族思想自清太宗發端，歷經世祖、圣祖二世，到世宗時期已經完成了其理論闡發和概括，形成一套有別于歷代“華夷之變”的新型民族思想。到乾隆年間，乾隆帝更是以“朕為天下共主，中外一體”的姿態自居，來處理新疆的民族問題。并在實踐中完全貫徹這一新的民族思想，把清朝推向鼎盛，最終開創了“中外一家”的空前大一統時代。

由于清朝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大大提升了新疆各民族對清王朝的向心力。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心系中央王朝，為保衛祖國邊疆、鞏固大清王朝做出了貢獻。乾隆三十年（1765）烏什叛亂，在清軍平叛過程中，布魯特“希布察克布魯特散秩大臣阿奇木、沖噶巴什布魯特比阿瓦勒，各領布魯特兵前來。呼什齊部落那喇巴圖之侄，亦愿隨軍效力”[6]卷731,53，協助清軍平定叛亂，得到乾隆帝的嘉獎。吐魯番的額敏和卓、葉爾羌的阿奇木伯克鄂對之妻葉依木等亦以其特有的威望作了許多勸解、疏導工作。

二、清朝民族政策對新疆民族關系的影響

清朝統一新疆后，其統治階級的民族觀及其執行的民族政策對新疆民族關系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加強了新疆諸族與內地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之間的關系

早在康雍兩朝對準噶爾用兵時，曾使用部分商人供辦軍糧。這些商人在運糧的同時，還隨軍經商，從事軍事貿易，其足跡深入漠北喀爾喀地區和新疆。但由于準噶爾部和清朝對抗的關系，商人的活動范圍至多達到扎西路軍營的巴里坤—哈密一帶，并常受多種限制，大范圍的商業活動根本無從開展。在這一時期，新疆各民族與內地的交流僅僅局限于準噶爾汗國所遣往內地的大量商隊貿易。清朝統一新疆后，使得新疆與內地之間的政治藩籬不復存在。作為西北的邊陲，新疆的戰略地位日益受到清政府的重視。乾隆帝曾多次諭令：“新疆駐兵屯田，商販流通，最關重要”[6]卷610,857。加之，統一之初新疆各處土地荒蕪，耕牧俱廢，經濟十分凋敝。為了恢復生產，活躍新疆經濟，清朝故而采取鼓勵內地商戶出關貿易的政策。隨著內地商人大量進入新疆，逐漸拉開了新疆各民族與內地諸族經濟交流的序幕。

乾隆二十七年(1762)，負責南疆事務的永貴奏稱：“自平定回部以來，內地商民經由驛路并回人村落，彼此相安無犯，坐臺回人，又挑引河渠開墾田地，往來行人并無阻滯。若將此曉諭商民，不時往返貿易，即可如哈密、吐魯番與官兵亦有裨益”。乾隆帝隨即批令：“回部既已平定，內地商販自應流通，但貿易一事應聽商民自便······若有愿往者即辦給照票，聽其貿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販自可流通矣”[6]卷656,337?338。在政府的鼓勵下，大批的內地各省漢、回商人與商幫，開始紛紛涌向天山南北各大小城鎮，與維吾爾、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哈薩克等民族的商人，進行廣泛的商業貿易，成為乾嘉時期，內地與新疆各民族經濟交流的一股重要的、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內地各族商賈，“不辭險遠，貨販其地”[7]卷2,3，帶來了新疆各族人民喜愛的綾羅綢緞、紗布、茶葉、瓷器等貨物，行銷天山南北各地區。維吾爾族商人則以其傳統的手工業品，如絲棉紡織品、玉石雕刻品、毛呢、皮貨等物與之交易。有時，他們還私下聯合從事玉石、茶葉、大黃、瓷器等官方壟斷與禁運物質的交易，運到中亞或內地，以換取厚利。此外，來新疆地區的內地商人，還與哈薩克族私下進行貿易活動。乾隆四十四年(1779)，據伊勒圖等奏：“商民趙良載，售賣馬匹，形跡可疑。隨嚴行究訊，供有從哈薩克購買。亦有賒給干珠罕等卡上官兵物件，輾轉由哈薩克買馬”[6]卷1075,429。乾隆三十年（1765）烏什事變發生后，為避免內地漢族商人與當地維吾爾族雜處，滋生事端，清政府不僅限制漢族進入南疆，同時亦監督維吾爾族人出城或出卡貿易。盡管如此，但對于從內地來的各族商人的活動范圍，并未設置太多的人為障礙，只需要領取印照，即可在新疆各地與維吾爾族及其他民族人民進行貿易活動。據檔案記載，乾隆中后期到嘉慶中期，天山南路各城內地商民人數及其鋪面規模均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以喀什噶爾為例，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后有商民鋪房、堆房28處，三十二年（1767）增加到44處，138間。嘉慶十五年（1810）再增至96處；葉爾羌，乾隆二十八年（1763）僅商民19名，建鋪面房44間，嘉慶十五年（1810）已增至180余處[8]。

隨著內地與新疆經濟交流的進一步密切，各民族之間在文化等方面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現象愈加凸顯。

首先，內地的一些傳統節日習俗、文化藝術、音樂等相繼傳入新疆。尤其是漢族傳統節日習俗，如年節、元宵節、土地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以其豐富多彩的內容，成為新疆各民族節日文化中精彩的一幕?！豆苤尽わL俗》載：“元旦佳節，男女登堂拜賀新年，富者盛設筵宴款待，彼此治酒，互相請答，人情頗為醇厚”[9]。紀昀在其《烏魯木齊雜詩》中也多次提到當地過元宵節的情形。除節日風俗外，內地的許多地方戲曲、說書、馬戲、棋藝等也扎根新疆，大大豐富了漢族、乃至新疆各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

其次，新疆各少數民族在與內地漢、回民族人民長期交往、共同生活的過程中，引進了大量漢語詞語。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成書的《御制五體清文鑒》是一部五種文字對照的分類辭書，收錄了滿、蒙、藏、維吾爾、漢等五種文字，共18000條，分52部，276類。書中維吾爾文對應詞中存在大量的漢語借詞，如：puzul(鋪子)、sangza（馓子）、qoli（笊籬）、goya（膏藥）、sa（紗）、qoka（竹筷）、mantu（饅頭）、xor（硝）、pu（府）、jang（醬）、jing（更）、gung（公）、guypi（貴妃）、pizi（榧子）、hoxang（和尚）、kan（礦）、pung（粉）、dangla（當）等。這些借詞的語義范圍十分廣泛，語音和詞義與清代漢語相比亦非常相同或相近[10]，可見，乾嘉時期漢族與新疆維吾爾族的接觸和往來已非常普遍。另外，在維吾爾族著名詩人穆罕默德·司迪克·翟黎里德《勝利書》、著名歷史學家毛拉木薩·賽拉米《安寧史》等書中，均廣泛使用了漢語借詞，其范圍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梢哉f，大量引用漢語借詞是這一時期維吾爾語的一個顯著特點，反映了新疆與內地各民族間交往、文化聯系非常密切[11]。

文化的接觸和交流歷來都是雙向的，在吸收一方文化的同時，也向該民族輸出了自己的文化。迪化同知國梁是歷代赴西域詩人中主動學習少數民族語言第一人。這在其詩作中便可反映出來。如《早發頭堡宿三堡小樓上》中“野店華人求阿什，絳衣回女喚央哥”?！鞍⑹病毕伦宰ⅲ骸盎匮?，飯也?！薄把敫纭毕伦宰ⅲ骸盎匮苑Q婦人曰央哥?！痹偃纭栋l三間房夜行有作》“中朝曳洛河，一洗書生孱”，“曳洛河”下自注：“番言壯士為曳落河”。作者所說的“回言”即維吾爾語，“番言”即蒙古語[12]132?133。乾隆五十年（1785），唐山知縣趙鈞彤到達戍地伊犁惠遠城時，發現當地漢語已是“塞風已革華音雜，客狀猶夸肆賈驚”[12]288。當時新疆漢族不僅會說維吾爾語，并喜愛維吾爾歌舞。紀昀在其《烏魯木齊雜詩》游覽之六中，描述了烏魯木齊從內地來的漢族商人春社時扮作維吾爾女子，演唱維吾爾歌曲的情景：“地近山南估客多，偷來番曲演鴦歌。誰將紅豆傳新拍，記取摩訶兜勒歌”。詩下自注：“春社扮番女唱番曲，侏籬不解，然亦靡靡可聽”[13]。摩訶兜勒歌是西域茄曲名，傳說是張騫從西域帶到中原，用以借指維吾爾族歌曲。

（二）密切了新疆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

清朝對新疆的統一對新疆民族關系產生的另一個影響，是在清朝政府長期統治下的西北諸族之間的關系有了極大改善。隨著新疆諸族的相繼臣屬，成為清朝政府統治下的臣民，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民族措施，較好的處理了各民族先前存在的各種爭端。如1755—1759年，清朝平定阿睦爾撒納與大小和卓之亂，統一新疆，致使準噶爾政權徹底瓦解。哈薩克中玉茲和大玉茲及布魯特東、西兩部先后投歸清朝。清政府考慮到“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惡，故其附近哈薩克布魯特諸部，皆相仇仇”[4]卷200,34，特諭令哈薩克各部，“······雖準噶爾素與哈薩克為仇，經朕平定以后，已降旨嚴禁準噶爾等，不得肆意妄行，劫奪哈薩克人眾。爾哈薩克，情愿歸誠與否，聽爾自為。惟須各守邊界，不得妄行出境，劫奪準噶爾人等。倘不謹遵諭旨，必發大兵征剿，毋貽后悔······”[6]卷488,126。同時又曉諭準噶爾全部臺吉宰桑等，“······再哈薩克人等，向與爾準噶爾有隙，彼此時相搶掠。朕已降旨哈薩克，令其毋得仍前侵越，厘定邊界，勿相擾害。爾等亦宜恪遵此旨，不得將哈薩克人眾，肆行搶掠，爾等其善體之”[6]卷490,162。在清政府的調解和安撫下，準噶爾與哈薩克、布魯特等部逐漸中止了相互之間的敵對行為，使得他們之間的關系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乾隆二十五年(1760)，據參贊大臣舒赫德等奏稱：“······再查現在回部安靜，其布魯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等貿易之人，絡繹不絕”[6]卷605,794。葉爾羌“八柵爾街長十里，每當會期，貨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異寶，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舉”[7]卷2,14。阿克蘇也是“內地商民，外藩貿易，鱗集星萃，街市紛紜。每逢八柵爾會期，摩肩爾汗，貨如霧擁”[7]卷2,12。此外，喀什噶爾、和闐、庫車等城，也都是當時著名的民族貿易中心。浩罕、布魯特、巴達克山、克什米爾、安集延等地商人，均“至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各城，俱有安集延販賣珠石皮張，以為奇貨”[14]卷3,34。隨著貿易的發展，每年亦有大批維吾爾族商人，帶著南疆與中原的特產，前往中亞地區販賣。清政府為了發展南疆地區的官方絲綢貿易，一再降低外來商人的商稅。對新疆各民族之間的貿易抽稅的稅率從過去的十分取一，二十分取一降低到二十分取一，三十分取一。且對中亞地區商人來新疆貿易者規定了“使人貿易，免其納稅”[15]，以鼓勵新疆維吾爾族商人與中亞各族商人的貿易活動。

在天山北部地區，哈薩克族商人與清政府在烏魯木齊、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地開展大規模的官方貿易，“每年夏秋，其臺吉頭目等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并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等物至伊犁貿易，以綢緞布匹賞之，塔爾巴哈臺亦然”[14]卷12,3?4。此外，哈薩克族商人還私下前來天山南部地區與維吾爾族進行著頻繁的貿易活動。乾隆三十年（1765）烏什事變后，哈薩克汗阿布勒比斯，又以進獻馬匹為由，派遣沁德睦爾同齊里克齊之弟海林達爾，前至喀什噶爾要求貿易[6]卷748,227。乾隆三十二年（1767），據永貴奏稱：“霍罕、安集延、塔什干、納木干商人，并喀什噶爾、哈薩克等驅馬匹牛羊，來烏什地方貿易”[6]卷779,570?571。在此期間，亦有一些維吾爾族商人到天山北部及哈薩克草原與哈薩克族人進行貿易。乾隆三十二年(1767)據阿桂奏稱：“伊犁貿易之哈薩克，近甚稀少。詢據哈薩克貝克等稟稱，伊等牲畜，均于游牧處，經喀什噶爾之回子易去?？钟谝晾绲忍幮栌蒙笥械K，且彼此來往貿易，日久必致滋生事端”[6]卷777,532。

同時，清朝沿襲準噶爾舊例，繼續從天山南路遷徙維吾爾族農民到天山北部伊犁地區種地。至乾隆三十三年，遷往伊犁的維吾爾族農民人數多達6383戶[16]?！岸螋斕厮臓I”駐牧伊犁后，清政府除支給其餉銀外，其余所有口糧俱系自耕自食。因其初習播種，未諳農務，清政府在每屯安插滿、漢兵及維吾爾族人等攜帶農具，幫其修整水渠、教種幫耕。乾隆二十八年(1763)，“軍機大臣等議奏：······從前奏請將塔里雅沁回子百余人，遣往呼倫貝爾，教習索倫人等，挖溝種田?！盵6]卷693,767乾隆三十五年（1771），土爾扈特部蒙古回歸祖國后，因“不諳農事”，清朝又“派委參將，守備各一員，千把十二員，兵二百名，教種土爾扈特三千五百名”。維吾爾族、漢族和滿族對察哈爾、索倫、土爾扈特等在農業上的幫耕幫種，不僅相互傳播了農業耕作技術與經驗，促使了伊犁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密切了新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

因而，從中國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來看，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也是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最終形成和確立的時期。特別是乾隆時期，清朝對新疆的統一，使得新疆與內地之間的政治藩籬不復存在，居于新疆地區的諸民族再一次與內地漢族為主的各民族共處于同一個國家之中，政治、經濟、文化等聯系更加緊密，向心力與凝聚力大為增強。在這個封建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新疆各族與內地諸族人民之間相互交往、彼此學習及傳授生產勞動技術和文化知識、相互支援。同時，通過官方與民間貿易的形式，各族人民之間還開展了頻繁的經濟交流。故此，從總的方面來看，清朝對新疆的統一對新疆地區民族關系最為深遠的影響，就是加強了新疆諸族與內地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同時這一時期，新疆諸族之間的民族矛盾趨于緩和，新疆諸族與清朝統治階級的階級矛盾則上升為主要矛盾。在清朝統一政權之下，亦能夠較長期地抵御來自沙俄對我國西北地區的侵略擴張，保持一個較為安定、和平的社會環境，對新疆各民族經濟和文化的交流和發展均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清朝民族政策在新疆實踐中的局限性

我們在肯定清朝的民族政策對新疆民族關系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該它在新疆實踐中的局限性。

首先，清朝統治者的治理目標既有中國歷代中央王朝都期望達到的“大一統”，同時又仍以滿族統治者的民族利益為最根本，這種思想的矛盾性從其治理新疆過程中所實施的民族政策中可見一斑。根據我們的統計，乾隆時期，清朝在新疆軍府體系中，伊犁將軍、烏魯木齊都統、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哈密辦事大臣、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庫車辦事大臣、阿克蘇辦事大臣、烏什辦事大臣、葉爾羌辦事大臣、和闐辦事大臣等核心官員的任用，除少數由蒙古族、漢族擔任外，基本上均由滿族人擔任。其中蒙古族占9.4%，漢族占2.2%，其他民族占11.8%，而滿族官員則高達76.6%，在新疆的軍政機構中占有絕對的支配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滿族之外其他民族官員所存在的戒心。

其次，清朝統治者由于擔心漢族與當地維吾爾族雜居，滋生事端，威脅到清朝在新疆地區的統治，因此在維吾爾族聚集的南疆地區實行漢回隔離政策。主要表現在行政制度上，采取州縣、札薩克及伯克等三種不同的制度；在軍事制度上，北疆與東疆采取攜眷駐防制，南疆則采取依年限替換之換防制。經濟上，嚴格監督內地漢族及回族入疆受雇為人做工及從事貿易活動，凡“內地漢民回前往回疆各城覓食傭工者，如無原籍年貌執業印票及人票不符，即行遞解回籍。倘回戶私自容留，查出治罪”[17]卷8,12，“內地漢回前赴回疆貿易傭工者，令在原籍請票出關，注明年貌、執業，行抵各城繳票注冊，回日請票進關?！盵17]卷8,14在社會文化上，南疆嚴禁漢人移住，并在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庫車、烏魯木齊和吐魯番等地興建“漢城”，供滿漢官兵與漢族人民居住。原有的老城是維吾爾族人民居住的地方，也稱為“回城”。滿漢官兵和百姓，不許隨意進入回城和回莊。維吾爾族婦女禁止私入漢城，嚴禁漢族和回族與維吾爾通婚?！案鞒菗Q防綠營弁兵，不準擅娶回婦，違者將擅娶回婦之弁兵分別責革，所娶回婦離異，仍將該管官分別參處?！盵17]卷6,16內地漢回“如查有擅娶回婦為妻······即照新例治罪”[17]卷8,14。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雖然漢回隔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可以減少漢、維吾爾人民之間的誤會與糾紛，維護了南疆社會的穩定。但人為地阻隔新疆維吾爾族與內地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極大削弱了新疆諸族對中央政權的認同感，從而留下了隱患。

清朝統一新疆，結束了新疆割據的局面，再次實現中國的大一統。清朝統一新疆對新疆民族關系的影響，從總的方面來講，是加強了新疆諸族與內地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密切了新疆各族人民之間的關系。在清朝統一政權之下，能夠較長期地抵御來自沙俄對我國西北地區的侵略擴張，保持一個較為安定、和平的社會環境。然而，清朝民族政策實施中的局限性，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進而影響到當時新疆各民族的“國家”意識、“中國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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