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模型的省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評價

郭紅玲 李建振 宋長善

（西南交通大學，成都 610031）

一、問題的提出

財政收支是國家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財政收入是政府為了實現其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等職能通過各種途徑收集起來的資金，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就是政府對財政收入資金重新分配的過程。何振一（2000）等認為財政支出結構指政府依據不同職能而分配財政資金后形成的結果，與此同時在財政的重要性方面，王宏利（2009）則認為財政支出結構是否合理不僅影響財政支出本身的效率與經濟效率，而且對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同樣有著重要影響。

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國外學者Barro（1990）認為政府存在一個最佳的財政支出規模，政府消費支出與公共投資支出對人均GDP增長的作用呈現出相反的特點，其中公共投資支出促進了人均GDP的增長；此后，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內生關系成為國外學者關注的重點。如：Easterly（1993）等通過研究發現，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與公共投資性支出比重變化之間有正相關關系，通信、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增長為經濟增長創造條件。Goldsmith（2008）通過理論分析認為生產性投資支出可以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而非生產性消費支出會減少私人投資，導致經濟增長率的降低。但是Devarajan（1996）等在對生產性支出做出重新界定的基礎上進行實證分析得出與之相反的結論。

與國外學者相比，國內學者在財政支出結構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龔六堂（2001）等研究表明經常性項目開支與資本性開支的波動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呈現出負面效應。國內學者關注的重點在于各財政支出項目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王春元（2009）認為現有的財政支出結構中只有教育支出的增加對于經濟的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曾娟紅（2005）等研究發現國防與社會文教費的增加對于經濟的增長均有正面的促進作用，而行政管理費則相反。張鋼（2006）等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發現在東部地區行政管理費的增加對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而在中部和西部則是正的影響；東部和中部地區基本建設支出的增長對經濟增長具有負面影響，而西部地區表現的則是正面影響。即使是對于同一個省份的遼寧，不同性質的財政支出類型對于經濟的增長也具有不同作用，例如：王海軍（2011）等認為社會保障支出與經濟增長無顯著相關關系，科教文衛支出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有正面促進作用，而行政支出和基本建設支出與經濟增長負相關。

綜合上述國內文獻來看，學者們對于我國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種分類項目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且還沒有得出統一的結論。但是對于我國各省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之間的差異性比較和評價以及將財政支出結構作為一個整體對于各省GDP總量的影響研究的相對較少。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建立“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模型”比較分析我國各?。ú话ㄅ_灣、香港及澳門地區）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之間的不同，研究“財政支出結構偏離”與各省GDP總量的關系，最后根據財政支出偏離程度把各省級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進行歸類，為各省級政府正確界定自身的財政支出結構的發展水平提供一定的參考。

二、“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概念的界定

“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財政支出結構的偏離模型”對于財政支出結構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評價體系。曹榮慶（2004）首次用“財政支出結構的偏離模型”對中美各級政府及中國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支出結構進行了分析，“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指的是研究對象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參照對象財政支出結構的差異性。

按照曹榮慶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模型”理論，“財政支出結構偏離”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1）中，Y表示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系數，Yn表示作為研究對象政府的財政支出比例，Ym表示作為參照對象政府的財政支出比例，i表示具體財政支出項目。由于Ym（Ym不能為0）與Yn的大小并不確定，所以Y的值可能有三種情況：正數、負數與0。如果計算結果為正數，那么表示在i項財政支出方面，作為研究對象的政府通過對這部分項目高比例的財政支出履行了相對于參照政府過多的職能；反之，則是說明作為研究對象的政府通過對這部分項目低比例的財政支出履行了相對于參照政府較少的職能；若是為0，表示作為比較對象的兩個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完全相同。

公式（2）中，在計算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總體偏離時，考慮到Y值存在負數的問題，在計算所有項目偏離的加總時，要對所有項目的偏離數值取絕對值處理。本文計算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為總體偏離數值，各省財政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三、省級政府間財政支出結構的比較與評價

（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比例比較

自2007年開始，中國統計年鑒關于財政支出項目的分類較以往年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于統計口徑的變化，各個支出項目與以往的項目沒有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2007年-2012年的各地區財政支出的統計數據進行分析。

表1 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與比重

如表1所示，2007年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分別為23.0%和77.0%，到2012年地方財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達到了85.1%，增加了8.1個百分點。由表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自2007年開始是逐年遞增的，財政支出比例的增加預示著地方政府總財政支出的增長，假設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不變，那么各項財政支出項目的支出將會相應增長。然而，實踐中地方政府為了應對不同發展階段的具體問題，總會對其財政支出結構進行調節，因而地方財政支出結構是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變動的。另外，根據文獻資料，不同的財政支出結構會對地方的GDP總量產生影響，因而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是否合理的問題應當引起關注。

（二）各省“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比較

地方財政支出是全國所有省份財政支出的總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項目包括一般公共服務、教育、社會保障與就業、醫療衛生、節能環保、城鄉社區事務等項目?！柏斦С鼋Y構偏離”計算公式要求作為參照對象政府的各項財政支出數值不能為0，而且存在不同年份財政支出項目相互交叉的現象，因此為了使得計算結果更具合理性，本文在計算“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數值時，剔除了地震災后恢復重建、外交、國債還本付息支出、援助其他地區支出及其他支出項目等數據缺失或者不會對結果產生顯著影響的財政支出項目。

北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承載著政治、經濟、文化等重要職能，圖1展示了2007年-2012年之間，北京市政府在主要財政支出項目上的支出比例變化情況。由圖1可以看出，北京在2007年-2012年期間，各項主要財政支出項目的比重比較平穩，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比較穩定，其財政支出項目主要集中在教育、社會保障與就業、城鄉社區事務等。鑒于財政支出結構的穩定性及其在經濟發展中起到的帶頭作用，將北京市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作為參照對象是比較合理的。

按照“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的計算公式，本文以北京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為參照對象，主要是對省級政府間的財政支出結構做橫向比較。通過對各省政府財政支出項目的數據進行整理，經過處理后的2007年-2012年各?。ㄗ灾螀^、直轄市）級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的總體偏離”數值的折線圖如下：

圖1 北京市政府主要財政支出結構（2007-2012）

圖2 各省級政府財政支出總體結構偏離程度（2007-2012）①橫軸代表全國除北京市外的30個?。ㄗ灾螀^、直轄市）級政府，縱軸表示“財政支出結構總體偏離”的數值范圍，圖中每一個折線點表示對應年份對應省份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相對于北京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總偏離值。數值越小表示對應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北京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差異性越小，數值越大說明對應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北京市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差異性越大。

2007年-2009年間，相對于參照對象北京市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各?。ㄗ灾螀^、直轄市）級政府的財政支出偏離程度比較接近，基本上在5.0-10.0之間，說明除北京市外的全國30省份的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不存在明顯的差異性，且財政支出結構保持相對穩定。

2010年-2012年間，各?。ㄗ灾螀^、直轄市）之間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數值不再趨于一致，在不同省級政府間呈現出了明顯的差異性。以國家統計局默認的省份排列順序為準，各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大致呈現出“U”發展趨勢?？傮w上來看，以山西、內蒙古、遼寧為一端，以青海、寧夏和新疆為另一端，呈現出相對其他省份財政支出機構總體偏離幅度較大。其中2010年-2011年期間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青海五省份的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同年北京市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相比，“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基本上達到了25.0以上，甚至超過了30.0，這五個省份之間的財政支出結構差異性不明顯，但是與其他省份相比，其財政支出結構具有比較明顯的不同；另外，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數值的變化區間比較大，較其他省份來說較不穩定。

（三）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與各省GDP的關系

財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的重要保障，各項財政支出項目所占的比例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政府履行職能的側重點的變化。文獻表明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化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影響。因而，本節重點探討了財政支出結構與GDP之間的關系。

回歸方程為：y=ax+b

其中，y代表GDP總量，a代表非標準化系數，b代表對應常量，x代表各省“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

表2顯示2007年-2012年中全國30個省份的GDP總量與“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之間線性回歸的結果。在95%置信水平下，各年份均表現顯著，即GDP與“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顯著相關。

表2 2007年-2012年回歸非標準化系數表

回歸分析中，非標準化系數的值均為負，表示“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越大，GDP的總量會越小，說明各省GDP總量與其“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負相關。據此推斷，省級財政支出結構與北京市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差異性越小，其GDP的總量會趨于越大。

（四）系統聚類分析

薛薇（2012）認為聚類分析是一種建立分類的多元統計方法，它能夠根據數據及數據間的特征對數據進行分類，產生多個分類結果。聚類分析有多種方法，本文采用的是系統聚類分析方法對各?。ㄗ灾螀^、直轄市）的2007年-2012年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數據進行了分類。本文做聚類分析，是為了了解在2007年-2012年期間，全國除北京外的30個省份的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在各自的變化上，哪些省份的政府具有一致性趨向或者相似的變化趨勢，由此推斷各類GDP總量平均值的變化趨勢。

本文用聚類分析對2007年-2012年省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度量標準采用歐式距離。根據得出的樹狀圖，我們可以將全國30個省份分為四大類：

表3系統聚類分析的結果可以理解為：在2007年-2012年中，“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數值接近且財政支出結構變化相似的省份被聚集到一起所形成的結果。在同類省份中，政府在2007年-2012年間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與變化趨勢相似。由表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全國30個省份總共被分成四大類，其中第一大類中又可以分為三小類，即A類、B類、C類。

聚類分析就是將相似的個案分為一組，同組中的個案之間的差異比較小。據此，本文將同類中的所有省份按照相同年份進行加總平均，最終求得2007年-2012年相應類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的數據，然后制出圖3。

圖3 樹狀圖

表3 系統聚類分析結果

圖4顯示除寧夏外，其他三類省份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平均程度于2011年達到了頂點，在2012年開始下降，也就是說與北京市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相比，差異程度有所減小?？傮w來看，2007年-2012年，除第四類外，平均偏離程度由大到小排列為：第三類、第二類、第一類。第四類也就是寧夏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偏離”變化不穩定，但是總體來看，其總體偏離程度大于第一類。GDP總量與“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負相關，因而隨著“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的下降，GDP總量呈現上升趨勢。由此推斷，2007年-2012年中，前三類GDP總量的平均值的由大到小的排列順序為：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按地理位置區分，第一類省份主要位于東部及西南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省份；其中，A類省份均位于東部沿海，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優勢，工農業基礎雄厚，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在整個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龍頭作用；B類省份主要由東部不發達省份、華中及西南地區省份組成，B類省份較A類省份來說，經濟發展速度較慢；C類省份只包括西藏。第二類省份除河南外均位于西部地區，GDP總量的平均值較第一類偏低。第三類省份主要位于東北地區，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受老工業基地衰落的影響比較大，同時，山西主要以煤礦產業拉動經濟發展，而煤礦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限制了其經濟的發展。

表4 各類財政支出結構偏離

圖4 2007年-2012年四類省份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平均值得變化趨勢

根據各類“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對GDP總量的影響，按照相對成熟度的大小，本文將三類財政支出結構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高級成熟階段、中級成熟階段、低級成熟階段，本文將北京市的財政支出結構看做成熟的財政支出結構，這三個階段分別對應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三個階段的財政支出結構的成熟度不同，對于經濟的作用不同，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財政支出結構的成熟度偏高省份的GDP總量總是趨向于偏高，反之則偏低。

作為第四類的寧夏的GDP總量雖然也是逐年增長，但是其“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波動比較大，我們將其看做“不穩定的財政支出結構”。本文將寧夏2007年-2012年的財政支出主要項目進行了對比，如圖5：

圖5 寧夏主要財政支出項目的比重變化

如圖5所示，2007年-2012年中，寧夏政府在教育與一般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逐漸減小，且有大幅度的下降趨勢；2010年社會保障與就業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僅有6.28%；農林水事務、交通運輸及城鄉社區事務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寧夏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與北京市相比，是極為不穩定的，因而其“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呈現出波浪形；另一方面，寧夏政府的主要財政支出項目占總財政支出的比例在變化趨勢上持續增加或持續減少，導致了其財政支出結構總體上與北京市的差距越來越大。

四、結論及進一步研究

通過對2007年-2012年全國31個省份的政府的財政支出數據與財政支出結構比較穩定的北京市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的對比分析，對其他省級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進行“財政支出結構偏離”處理，得出以下結論：

（1）自2010年以來，各省級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發生明顯變化，總體呈上升趨勢，而且以國家統計局默認的省份排列順序為準，各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大致呈現出“U”發展趨勢。

（2）回歸分析表明各省GDP與“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呈現負相關關系；合理的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

（3）對各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偏離程度”進行聚類分析表明，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結構可以劃分為高級成熟階段地區、中級成熟階段地區、低級成熟階段地區和不穩定財政支出結構地區。

上述結論為各省政府找到自身財政支出結構在全國各省份財政支出結構的位置提供參考依據。各省政府可以在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的基礎上，以成熟度高的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為“標桿”，合理調節自身財政支出結構，為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財政保障。

當然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方政府所處的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差別，因此，進一步的研究應該考慮地方之間的異質性，特別應該結合各地的發展規劃與戰略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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