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涉藏對印政策的歷史考察（1949—1951）

楊力源

1949年前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的過程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充分認識到帝國主義干涉是西藏和平解放的最大阻力，因此，針對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制定正確的外交政策尤為重要。各帝國主義國家都想利用“西藏問題”最大限度地實現各自的利益，它們在對待 “西藏問題”上又各懷鬼胎，彼此之間存在矛盾沖突。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敏銳地發現印度是帝國主義勢力實現其在西藏利益的一個重要橋梁，決定抓住他們之間的矛盾，制定正確的對印政策，處理好與印度的關系，為解決“西藏問題”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斗爭：印度當局在涉藏問題上與帝國主義狼狽為奸，中共旗幟鮮明堅決反對

（一）印度侵略西藏，支持“西藏獨立”活動，中共堅決反對

1947年印度獨立后，它繼承了英國殖民者在西藏的利益。原英國駐藏代表黎吉生搖身一變成為印度的駐藏代表，除了將原英國殖民政府駐拉薩機構名稱換成“印度政府駐拉薩代表處”外，其他都維持原狀。與此同時，印度當局還強迫西藏地方政府遵守所謂的“英藏條約”，承認印度繼承的英國的在藏利益。印度還乘中國內戰之機，不斷侵占中國領土，破壞中國領土完整?！?947年印度政府派軍侵入色拉以北的‘羌’地區，不準當地百姓到原屬于他們的草地上放牧……1948年夏，印軍到達旺拉業和達旺寺派駐色拉以南德讓、達隆的官員住處，用武力把他們趕到色拉以北?！盵1]158

印度在保持其在藏利益的同時還支持西藏地方政府進行獨立活動。1947年3月，印度臨時政府將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邀請其參加第一屆亞洲關系會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所謂的西藏“貿易考察團”多次訪問印度，其目的就是為“獨立”進行活動，印度政府以國賓之禮待之。解放西藏前夕，印度政府為西藏地方政府出謀劃策，甚至還提供武器裝備，支持其獨立行為。西藏地方政府在印度駐藏代表黎吉生的煽動下，以“防共”為借口，于1949年7月8日制造了又一次“驅漢事件”。印度政府還向西藏出售了“144挺輕機槍和配套36萬發子彈，配有20.4萬發子彈的司登沖鋒槍168支，配有25.2發子彈的303式步槍1 260支，配有630發子彈的維瑞手槍42支”[2]529。

在全國解放戰爭即將勝利前夕，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西藏的解放給予了高度關注。1949年2月，毛澤東在與米高揚談話時指出：“西藏問題也并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因為：（1）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比較多；（2）民族問題，尤其是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它需要時間，需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盵3]1隨著全國其他省份的解放，面對帝國主義勢力挑唆西藏地方政府獨立的行徑，中共從國家戰略高度作出了進軍西藏的決策，用以打擊包括印度在內的帝國主義勢力阻礙西藏問題解決的囂張氣焰。同時，也抓緊對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爭取。但是，由于印度當局在西藏的所作所為，使得中共對西藏問題的解決越來越麻煩，因此，中共對印度當局采取的是堅決反對的態度與政策。1949年9月2日，新華社發表《決不允許外國侵略者吞并中國領土——西藏》的社論[3]2，強烈譴責以印度為代表的帝國主義支持西藏獨立的行為。

（二）印度阻礙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談判，中共加緊進軍西藏

1949年底，西藏地方政府在印度駐藏代表黎吉生的教唆下分別向英國、美國、印度和尼泊爾派出四個“親善使團”，尋求對其獨立的支持。正當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分裂活動時，英國路透社報道了這一消息。中共就這一行為嚴正聲明：“中央人民政府將不能容忍拉薩當局這種背叛祖國的行為，而任何接待這種非法‘使團’的國家，將被認為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敵意?！盵4]隨后，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其自身利益，未能接納“親善使團”，西藏地方政府打錯了“如意算盤”。

與此同時，西藏地方政府也向中央政府派遣了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帶著“獨立”的“黃粱美夢”于1950年3月7日抵達印度噶倫堡，并按照西藏地方政府的指示，準備前往香港，但由于帝國主義勢力的阻礙，滯留印度。此時的印度政府在對“西藏問題”上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它既想保持與中國的良好外交關系，但又不想因為中共解放西藏導致其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喪失。印度政府在不能充分判斷其國家利益得到保障之前，將這個代表團當作其手中的“棋子”與中國進行博弈。印度政府希望西藏地方政府通過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但是，又不想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前往中國內地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談判。因為一旦代表團前往內地，印度政府對于談判的進程將無法有效把握，將喪失在“西藏問題”上的主動權，如果留在印度進行談判，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印度政府能夠影響代表團的行為，從而確保其在“西藏問題”上的既得利益，所以印度政府希望談判地點選在印度。由于帝國主義勢力的阻撓，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遲遲不能前往中國內地進行談判，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共通過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方式暫時受挫，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決定“以戰促和”，人民解放軍加緊向西藏進軍?！?950年7月人民解放軍與西藏地方政府軍隊在昌都東北部約100英里處的一個村落鄧柯發生了第一次軍事沖突?！盵2]587

（三）印度在涉藏問題上對中國展開外交攻勢，中共堅持原則

1950年10月6日開始進行昌都戰役，消息很快傳到印度，印度政府大為震驚，并于10月21日向中國政府遞交表示抗議的備忘錄[3]28，將中國參加聯合國和中國解放西藏混為一談，干涉中國內政。10月22日，毛澤東態度強硬地指出：“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5]33。

10月26日，昌都勝利解放。印度政府再一次向中國政府遞交措辭更加強烈的備忘錄：“縱觀當前世界上所發生的事件，中國進軍西藏的舉動只能被視為不幸的事件，而且據印度政府斷定，這既不會給中國帶來益處，也不利于和平。盡管印度多次提出友好而不存任何私欲的忠告，但是均未被接受，所以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深深的遺憾，中國政府本來應該決定不是采用武力，而是通過較為和緩而克制的和平交涉的方式來解決他們同西藏的關系中的問題?！盵2]62910月28日，毛澤東在針對印度所遞交備忘錄的回應時談到：“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喙的余地?！盵5]34同時，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西藏問題”屬于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并且指出“西藏問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企圖以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相威脅，那么只能說明這些國家對中國持不友好和敵視態度。并且還公開指責印度將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視為不幸的觀點是受了在“西藏問題”上敵視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影響。

二、合作：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協商解決涉藏分歧，獨立自主解放西藏

（一）建立外交關系，減少和平解放西藏的阻力

1947年印度獨立后，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確立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方針：“聯合第三種力量，獨立于兩個陣營和軍事集團之外，游離于他們之間，以追求最大戰略利益”。印度領導人認為，中國雖然信仰馬克思主義，奉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但是，民族主義在中國政策中起著比共產主義更為深刻有力的作用；中國歷史悠久的文明使得它不完全“屈從”于馬克思主義教條，是西方的遏制政策使中國密切同蘇聯的聯系；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是中國人，他們只是“遙遠的共產主義者”，對中國友好能引導它成為亞洲和平的堡壘[1]2。

印度政府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為了自身的國家利益，急于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為了西藏能夠和平解放也希望轉變以往的對印態度與政策，積極爭取印度的支持，減少和平解放西藏的阻力。1949年10月7日，印度總理尼赫魯電告周恩來，表示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12月30日，印度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表示愿意與中國建交。1950年1月4日，周恩來復電尼赫魯表示中國愿意與印度建交。4月1日，中國與印度建立外交關系，潘尼迦出任印度駐華大使，印度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

（二）協商解決涉藏分歧，為西藏和平解放創造良好國際環境

1950年7月，人民解放軍與西藏地方政府軍隊進行軍事接觸的消息很快傳到印度，引起印度政府的不安。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于8月12日、22日和26日三次與中國政府討論西藏問題，極力要求中國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印度政府將中國對西藏只有宗主權的說法調整為擁有主權。在26日的備忘錄中，印度愿中國政府通過“和平協調”解決西藏問題，然后又聲明：“印度政府誠摯地希望，即將舉行的協商，將使西藏關于在中國的主權范圍內自治的合法要求得到和諧調整”[6]156。

針對印度政府對于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不安，中國共產黨也采取了合理的政策進行應對。1950年7月27日，周恩來致電我駐印度大使館代辦申?。骸拔鞑貫槲覈I土，印度代表未得我同意，徑自派往，不能承認，但中印關系應該搞好，我們愿與印、巴、不丹、尼泊爾等國各守疆土，互不侵犯，只要印度守此原則，印度與西藏通商設領是可以考慮的?！盵7]4528月14日，毛澤東同意周恩來所擬定的同印度大使潘尼迦的會談內容：“只談西藏為中國領土，我們愿意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但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必須退出西藏，印度與中國的商業貿易關系完全可以保持，這如同中國與印度在孟買的商業貿易關系應該保持?！盵5]208月21日，周恩來交給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的備忘錄：“西藏為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負有解放西藏領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責任?！薄坝《扰c中國在西藏的商業貿易關系在平等互利原則下完全可以保持發展，這如同中國與印度在孟買或加爾各答的商業貿易關系可以保持和發展一樣?！盵7]6

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政策消除了印度政府的不安，同時也為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初步的會談創造了好的環境。經過醞釀，中國新任駐印大使袁仲賢將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于9月初在新德里會談。9月5日，印度外交部的梅農建議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盡快與已經抵印的中國駐印大使館代辦申健進行會談。9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請求尼赫魯答應印度政府在西藏與中國之間進行斡旋，遭到拒絕?！拔覀儗⒄埱笾袊瞬灰绍娙氩?，可是，假如西藏代表聲稱西藏是完全獨立的，那么就很難達成協議。至于印度充當各項協議的見證人和調停人，那是30年前的事了，目前不能接受此種請求?！盵2]581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回復：“因為西藏是獨立的，所以請不要談論中國之下的‘內部的自治’的問題?！盵2]581尼赫魯嚴厲駁斥了這一觀點，并且建議他在與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談判的時候放棄這一錯誤觀點。9月16日，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進行會談。次日，西藏代表團將會談情況發送給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地方政府難以接受中央政府所提出的條件，決定一面采取拖延時間的策略對待中央政府，一面派索康與洛桑澤旺以商務特使的名義前往印度，目的是同美國和印度商討軍事援助事宜，表明西藏地方政府毫無通過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中央政府決定“以戰促和”，發動昌都戰役。

昌都戰役開始后，印度政府于10月21日、26日向中國遞交備忘錄，中國政府給予了嚴厲的駁斥。印度政府得到回應后，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反應，于11月1日第三次向中國遞交備忘錄，對中國政府指責他干涉中國內政詭辯道：“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與西藏自治應該通過和平談判達成一致意見，這并不是如中國政府所認為的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不正當干涉，而是作為其鄰邦的一個友好的政府為求得與自己利益有關的問題通過和平方式加以解決所提出的善意忠告”[2]631，從中透露出其干涉中國內政的真正目的就是想保持在藏的某些權益?！耙勒諔T例和所簽訂的協定，在有著密切文化和商貿關系的鄰國之間自然存在某些權益……印度政府所關心的是，上述這些有益于印度和西藏雙方的機構和制度，無論如何都不至于因中國對西藏行駛主權而受到損害，應該繼續維持下去?！盵2]632中共對印度的三次備忘錄進行了分析，發現印度政府雖然在中國對西藏是否擁有主權這個問題上在走“回頭路”，并且態度越來越強硬。但是，支持“西藏獨立”并不是印度政府的目的，印度政府采取外交攻勢的目的是為了確保其在藏的一些權益。中國政府在11月16日毫不含糊地指出：“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在相關細節問題上給予了適當的讓步?！爸灰覀冸p方遵守互相尊重領土和主權、平等互利的準則，我們確信，中印之間的友誼就會正常發展，涉及西藏并與中印兩國有關的外交、商貿和文化關系問題以及與我們雙方有關的問題就可以得到妥善解決?！盵2]634

昌都戰役后，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持下向聯合國遞交了 《致聯合國秘書長的呼吁書》，并于11月13日送至聯合國。11月15日，薩爾瓦多駐聯合國代表向聯合國提出所謂“入侵西藏”問題的提案。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印度的態度將在聯合國大會上起決定性作用。11月16日，中國政府對印度政府的聲明使印度看到其在藏相關權益能得到妥善解決的積極信號，這讓它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變得中立客觀，它立即向其駐聯合國代表發出指示：“印度政府不欣賞薩爾瓦多的決議案，不打算再支持這項議案……目前對西藏的呼吁書不采取任何行動?！盵2]63511月24日，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在討論“西藏問題”的議案時，印度駐聯合國代表主張聯合國放棄討論“西藏問題”，并說明原因：“中國人已經停止向拉薩進軍，也就是說潛在的危機已經不復存在。中國最近就這一問題向印度提交的備忘錄表明，可以通過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印度政府確信這種情況能得到證實”[2]640。最后，聯合國總務委員會決定延期審理此案。這樣，西藏地方政府向聯合國呼吁求援的卑劣行徑就以失敗而告終。

（三）謀求與印度建立良好外交關系，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行為”遭到重創后，他們對印度政府極其失望，決定重點依賴美國。美國對西藏的興趣逐漸“升溫”，他們想將西藏扶持為亞洲新的“反共陣地”。然而，美國與西藏遙隔千里，不可能直接對西藏產生影響，所以它非常想將印度拉進他的“反共陣營”。但是，此時的印度政府非常重視與中國良好的外交關系。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經過戰略分析，發現印度的中立態度有利于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創造好的外部環境。為了確保西藏和平解放順利實現，中國共產黨人積極與印度合作。1951年1月26日，周恩來致電尼赫魯和普拉沙德，祝賀印度國慶日。同日，印度駐華大使舉行國慶慶祝會，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出席并致祝詞，希望中印兩大民族團結為和平而努力。毛澤東親自到會并致辭讓印度政府非常感動，2月1日，普拉薩德與尼赫魯分別致電毛澤東與周恩來，感謝其對印度國慶的祝賀。與此同時，印度發生饑荒，其國內糧食供應極其困難，印度政府向中國政府求助，盡管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百廢待興，糧食供應也很緊張，但是中國還是答應了印度的請求，與印度簽訂了換貨貿易協定，并于3月20日、4月25日和5月22日向印度提供了約60噸大米，這使得中印兩國之間的良好外交關系得到了很好的維護與升華。

昌都戰役后，西藏地方政府發生了變化。分裂勢力頭子攝政達扎被迫辭職，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隨后他在分裂主義勢力的影響下逃亡亞東，組成了“亞東噶廈”，觀察事態發展。此時的帝國主義勢力不斷引誘達賴喇嘛逃亡國外。1951年3月21日，周恩來就西藏問題與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談話指出：“達賴已在亞東，希望他不要離開西藏，這樣是對他有好處的……如果達賴不走，經過談判解決，解放軍可以和平進入西藏，達賴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如此中印關系亦可增進一步。從前的攝政（大扎活佛）正在引誘達賴離開西藏去印度。達賴去了印度，就在中印關系上造成陰影，因為，印度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對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響的?！盵7]117印度為了維護其與新中國良好的外交關系，拒絕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行為，同時也對達賴喇嘛離開西藏，流亡印度表示反對。這使得西藏地方政府“左右為難”。這時，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政府采取誠心感召與積極爭取的態度，使得西藏地方政府決定同中央政府進行和平談判來解決西藏問題。最終，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于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西藏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的一員。

三、經驗：中共制定涉藏對印政策（1949-1951）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制定對印政策上，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起來，建立與鞏固了與印度良好的外交關系，挫敗了帝國主義勢力企圖使“西藏獨立”的陰謀，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維護了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成熟的斗爭策略和藝術。

第一，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統一，制定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抓住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存在的矛盾，以印度為主攻方向，牽制英美。美蔣政府倒臺后，美國對西藏的興趣逐漸“升溫”，他想將西藏扶持為亞洲新的“反共陣地”。然而，美國與西藏遙隔千里，不可能直接對西藏產生影響，所以美國的涉藏政策要通過印度才能起作用。新中國成立后，英國為了確保其在香港的利益，在對待涉藏問題上顯得不是特別積極，其對藏政策也是緊跟印度之后的。然而，此時的印度在對待涉藏問題上，首先考慮的是與新中國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用和平的方式來維護其的在藏利益。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在涉藏問題上各懷鬼胎，但他們的政策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印度。中國共產黨人制定了正確的對印政策，處理好中國與印度的關系，牽制了英美，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

第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制定正確的政策。1947年印度獨立后，其在涉藏問題上與帝國主義“同流合污”，不斷侵占中國領土，繼承英國的在藏利益，支持西藏獨立活動，妄圖把西藏打造成為中印邊界上的一個“緩沖國”，用以維護其國家利益。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印度更加看重與新中國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但是也不忍心放棄其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印度在涉藏問題上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昌都戰役后，印度在外交上表現出一種很強的進攻態勢，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妥善處理其在西藏的一些權益。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在不同的階段制定了不同的對印政策。印度在涉藏問題上與帝國主義狼狽為奸，我們進行了堅決反對與抵制。印度有意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又不肯放棄其既得利益，我們則順勢而為，與其建立外交關系。昌都戰役后，印度展開外交攻勢，我們始終堅持原則，但也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作了讓步，改變了印度在涉藏問題上的態度。在和平解放西藏政策實施的關鍵時期，我們與印度積極合作，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三，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制定正確的政策。1949年12月，印度站在其國家利益的高度，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雖然是“一邊倒”，但是，中國共產黨在對待中印關系上高瞻遠矚，給予了印度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待遇，順勢而為，與其建立了外交關系。當印度干涉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時，中共一方面強調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西藏問題屬于中國的內政問題，另一方面也在一些問題上作了某種程度的讓步。原則上的堅定性和政策的靈活性，使印度在涉藏問題上逐漸回到了中立的態度，有力地挫敗了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企圖利用“西藏問題”牽制中國的陰謀。

[1]張敏秋.中印關系研究（1947—2003）[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梅·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M].杜永彬，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3]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4]外交部發言人.就西藏問題發表談話[N].人民日報，1950-01-21.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6]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和平解放西藏[M].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7]西藏自治區黨史辦公室.周恩來與西藏[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