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微弱之聲：王集叢的作品論

熊飛宇

王集叢（1909①—1990），筆名“少問”，四川南充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渡陥蟆ぷ杂烧劇?、南京《讀書顧問》等報刊發表文章，寫有《三民主義文藝政策的提出和其意義》《易卜生的創作方法》等。著有《三民主義文學論》等[1]262。王集叢對文藝的關注頗早，后來成為三民主義文藝的主要倡導者和闡釋者，這在某種程度上，使他一直處于被遮蔽和被湮沒的狀態。除致力于理論建構之外，王集叢對新文學作品也不乏評述。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種雖然微弱但卻特別的聲音，研究者自然還有充分了解的必要。需要說明的是，標題“王集叢的作品論”，是指王集叢對有關作家作品的評論，而非筆者對王集叢作品展開的批評。

一、沈從文的《邊城》

《邊城》由上海生活書店于1934年10月初版，全文原分11次發表于1934年1月1日－21日、3月12日－4月23日的《國聞周報》第11卷第1－4期、第10－16期。它所描寫的是湘西邊境一個名叫“茶峒”的小山城的情形。其主人公是老船夫及其外甥女翠翠，兩人都“非常忠厚溫和”，且“忠實于他們的職務”，并“互相敬愛互相體貼著”。

由此，王集叢發出疑問：“這樣善良的人是不是現實的人物呢？”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人的確存在，“但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的”。不過，沈從文所描寫的這種“善良的姿態”，“卻是代表著一個社會情況”。也就是說，所有茶峒地方的人都“非常忠厚，溫和，純良”，“沒有欺詐，沒有紛擾，沒有任何殘酷現象，有的只是誠實，和平，與夫存在于‘一般人性’中的喜怒哀樂的表情”。如作者所說：“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發生別的死亡大變，為一種不幸所絆倒，覺得十分傷心外，中國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遠不會為這邊城人民所感到?！?/p>

倘若把茶峒地方的風俗人情、一般居民的生活狀況和人們的善良性格連起來看，可以說，茶峒是中國的一塊“特殊的安靜地帶”，它是“存在于過去中國社會中的，而不是現實的一角”。由于現實的欺詐和紛擾，一部分人 “感到現實的惡劣而神往于過去”，《邊城》所表現的思想，正是此類人“生活意識之藝術的反映”?！邦}記”則宣示了作者“安置在《邊城》中的全部思想”，意在給特定的讀者“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還有“一種勇氣同信心”。

小說貫穿著一個戀愛故事?！霸谶@個曲折的戀愛線上”，作者利用“描寫的力”表現出自己的社會思想，并強化了它的藝術效能。但是，“因為這思想是神往于過去的思想，其所表現的世界是過去的世界，與現實的狀況和要求不適合”，所以“又傷害了小說《邊城》之社會的藝術價值”。同時，在描寫技術上，也有一些缺點。例如，當老船夫死去的時候，孤零零的翠翠除哭泣外，并無什么特殊的表情。法國哲學家、倫理學家和詩人居友在其《從社會的見地來看藝術》中說：“某主人公之內在的悲哀，把它翻做心理學的言語來描寫，比較單純的‘他號泣了’這么來描寫，更能使我們深切的感動，那也是不消說的，除出有已感到悲哀的傾向的人以外，流淚并非感染性之強大表現，淚是感情之終局的結果?！币虼?，沈從文“只以抽象的哭泣來表現，所以不能發生若大的藝術的感人力量”[2]83。

《邊城》自問世以來，便有兩種對立的意見。如劉西渭在《咀華集》中認為，這是“一部證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其所表現的生活雖然令人神往，卻遠遠脫離現實。唐弢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認為作者是“有意無意回避尖銳的社會矛盾”[3]93。

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由生活書店于1934年7月出版。這是一本“好像童話樣的”“很有趣味的”小說?！八鑼懙哪耸且粋€名叫小坡的小朋友的生活”。其中“雖布滿了想象的夢囈似的情境”，不過大體上，仍可說“作者所描畫的小坡也和一般小朋友一樣”，“天真”“善良”“聰明”，“好像又有點傻氣”。但作者并不是借“悲歡離合的故事”來描寫，而是通過“并不很重要的日常生活”來表現其一切。因此，如果“對于兒童生活和心理沒有深刻的了解，沒有很大的想象力”，要以這樣的形式來描寫兒童的生活，并借此“表現一種社會思想”，的確很難成功。然而，翻看小說，讀者“一定會覺得小坡以及小說中的別的小朋友的行為和思想”“和一般天真浪漫的小朋友”“相類似”。

小坡的表現很可愛，再加以作者幽默筆調的描寫，使小說從頭到尾都“很有興味”。從表面上看，小說“雖是表現的兒童生活”，但作者“把其所具有的社會思想”通過“小朋友的世界”一并表現出來。如小坡的打架，若是因為小坡受了別人的賄賂，便會打??；反之，若是打抱不平，就會勝利?！斑@即是贊美正義思想的表現?！?/p>

小說創作的前半部，主要描寫小坡和小朋友們的日常生活，到了中間，從第十節起，才寫到小坡生日的情形，并借助“長夢”，對“真實的人間的某種現象”施以“刻毒的諷刺和嘲笑”。其中還插入“狼猴大戰”的場面，增添了小說的興趣。

《小坡的生日》也有缺點，即“題材有點曖昧，意識不甚明顯”。但這既是一般“幽默作家”的通病，又可說是“幽默”的特質，因為“幽默”的作品，不便從正面去表現一種思想，而往往是從反面表現[2]87。

三、穆時英的《白金的女體塑像》

《白金的女體塑像》由現代書局于1934年7月20 日初版，包含《白金的女體塑像》《父親》《舊宅》《百日》《本埠新聞欄編輯室里一扎廢稿上的故事》《街景》《空閑少佐》《PIERROT》等八篇短篇小說。穆時英是一位善于描寫都市生活的作家。這本集子也多是此類作品。

《白金的女體塑像》主要敘述一位醫生遇到一位“白金的女體塑像”似的女郎所引起的“感覺情境”。作者 “以其熟練的技巧細致地描畫著這位女郎對于醫生的誘惑力”：從開始問病起，到女郎脫光衣物，赤裸地仰在床上照太陽燈，整個過程，“便是漸次地增加醫生的生理的感動的刺激力的發展過程”。小說分為三個小段：第一段是述說原來每天醫生起床和做事的時間；中間一段是描寫“白金的女體塑像”對醫生的誘惑過程；最末一段是講述第二個月醫生已有太太，而其起床和做事的時間，較之先前遲誤很多。由此加強了“白金的女體塑像”的誘人力量。小說的藝術形式和描寫方法非常巧妙，但從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上來看，二者“是否一致”“是否有同等的社會價值”卻是另一個問題。

《本埠新聞欄編輯室里一扎廢稿上的故事》似乎是以真實故事為題材的作品。小說講述一個校對員在字紙簍里發現一扎廢稿，為之大受感動，并冒充記者特地去調查廢稿所寫的事情，然后生動地再現出舞女林八妹受欺侮受壓迫的情形。作品表現了都市生活的“黑暗里面”[2]92。

四、張天翼的《移行》

《移行》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于1934年10月20日初版，包括《包氏父子》《保鏢》《我的太太》《直線系》《朋友倆》《笑》《溫柔制造者》《移行》和《歡迎會》。

《包氏父子》講述一個叫“老包”的聽差，在艱苦的生活中，拼命弄錢供養兒子包國維讀書的故事。作者一面描寫老包為將來享福，熱切地望子成名，從而為兒子的學費負債、受苦；另一面卻表現出包國維是“何等的虛榮，胡混，不用心讀書”。其描寫方法“就是將包氏父子的不同的生活與不同的意識對照來表現”，從中可以看到老包似的人物“善良的心”和“艱苦的精神”，以及“青年在學校生活中的虛榮，墮落的傾向”。然而，包國維的“虛榮”與“醉心于物質生活的滿足”，并非從來如此，而是在“以華奢以浪漫為美德的環境”里，日漸養成。至于老包似的人物，無論城市和鄉村都隨處可見。

《移行》描寫一位革命女郎，因為不能吃苦，遂和一個大腹賈虛偽地戀愛，結果既和同志斷絕了關系，自身的物質欲望又逐日增高，最終嫁作商人婦，在內心的不斷矛盾中過著太太式的享樂生活。而所謂“移行”，正是此意[2]96。

上述評論取自《一年來的中國小說》，作者為汪馥泉和王集叢，行文時以“我們”稱之。雖如此，并不能否認這不是王集叢的作品論。文中的“一年來”是指1934年。作者認為，該年雖被稱作“雜志年”，總計有六七百種民間刊物出版，但卻不能算是“文藝年”。從文藝理論和文學創作來說，1934年十分“貧弱”“沒有偉大的表現”。而所舉作品，不過是其中較為優秀者。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學界僅對《一年來的中國小說——沈從文的〈邊城〉》有過關注，余者似未見引述。

五、巴金的《火》

“七七”以來的抗戰文學，無論小說、戲劇或詩歌，大都千篇一律，其中見不到國家力量、全民意識。王集叢認為，抗戰中熱心愛國的工農自然很多，但卻不能說：華僑的捐款、工商業家的獻金、行政人員的努力為國工作就毫無意義。三民主義的民族文學，是要宣揚整個民族的愛國精神，暴露各式各樣危害國家的罪行，促進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一，使人民與政府一致，軍隊與人民合作，不致發生分離脫節的不良印象。創作方面，雖應強化對勝利的自信力，但贊美勝利，須在三民主義的觀照下，真實地藝術地描寫。同時，還要糾正兩種不妥的傾向：一是樂觀的大團圓主義；二是悲觀的失敗主義[4]65。

因此，值得“提說”的是巴金的新作《火》（第一部）（開明書店1940年12月初版）。它是“成名作家在抗戰中的一個重要貢獻”，描寫的是“8·13”戰爭中的上海，可稱為“戰斗中的民族文學”。

在《火》中，作者以高度的民族熱情，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兇惡“盡量暴露”。作者一開始便描寫敵寇空軍的橫行，最后是劉波不可抑制的怒吼。這是一個“長篇的說白”，但因為“不斷的刺激”和“情感的激怒”，并不使人“厭倦”。同時，作者雖然“把一幅一幅悲慘的圖畫”顯明地擺在眼前，卻并不使人“畏懼”?！懊恳粋€炸彈落下去要吃多少人的血！都是我們同胞的血！我只恨我為什么不能夠馬上給他們報仇，我為什么找不到一個更緊張的更直接的工作！我只希望馬上就有一個機會容許我交出我的生命！”這是在“血腥的刺激下”，自然爆發的憤慨?！八粌H是劉波個人的怒吼，而且是中國民族反屠殺反侵略的呼聲”。

作者也寫了上海戰爭一時的失利，但巴金知道“這不過是個開始，還談不到勝敗”，知道敵寇的火燒不死“中國人的心”，知道“我們的抗戰會勝利”，我們的民族會“永生”，絲毫沒有悲觀失望的情緒。這種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這種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在800壯士的英勇抗戰中，在四行倉庫屋頂國旗的飄揚中，顯露得特別鮮明。

《火》的創作是基于民族的立場，不能說是階級文學。它表現敵寇的殘暴，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的殘暴；中國的抗戰，是全民族的抗戰，沒有階級的區分。當劉波和愛人素貞分別時，作者借劉波之口說道：“我們為什么不把個人的命運聯系在民族的命運上面？我們民族是不死的，我們多想到我們民族，想到民族解放的成功，我們那里還放心不下?！边@是對那些不明瞭個人與民族關系者的勸勉。在國軍退出上海時，法租界的鐵門緊閉，不讓中國難胞進去。作者把白俄巡捕和安南兵的心，寫得 “像鐵門一樣的冷硬”。但鐵門內的同胞，一切區分都已消泯，只有偉大的同胞愛在忠實地顯示著。如果把巴金的《萌芽》拿來比較，即可見到兩者的立場有顯著的不同?！痘稹吩谠瓌t上，不僅合于抗戰要求，而且與中國的實際情形一致。因此，《火》予人的真實感，確在《萌芽》和巴金的其他作品之上。

巴金信仰巴古寧（按：今譯作“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故其作品常會見到過著秘密生活的神秘人物。不過，《火》中出現的“幾個異國朋友”和我們站在同一條反侵略戰線上，其手段則是手槍炸彈。雖然“摧毀一個人就像摧毀一個制度”的認識未必正確，但對侵略的惡魔和民族的敗類，個別的摧毀也有相當的意義。這和歷史上的任俠之風，應從民族觀點來加以倡導。

《火》在描寫傷兵醫院時，有醫院拒絕“慰勞隊”一段。事實可能存在，但必須明確，這并非表示不要慰勞工作，而是此項工作“必要在有組織有辦法的合法領導下開展”。只有“這樣才合國家體制，才能防止一切危害民族的活動”。不幸的是，作者的此番描寫，并未站在正確的國家立場上。這使得本來沒有 “隔膜”的情形，于此變成兩方面的對立；把“連結在一起的心”分成了兩個，破壞了作品創作的基本立場，也是《火》的缺點的明顯表露。

《火》中也寫到想到陜北的青年，即劉波的愛人素貞。她有愛國熱情，但沒有明確的認識，因之在“冷冰冰的”環境中感到心的“空虛”。在當時，有這種思想的恐怕遠非素貞一人。巴金的描寫雖然有根據，但對這種思想并未基于統一的國家觀念予以批判，卻是出于“憐愛”的筆調。因此，《火》在這里缺乏積極的教育意義，同時與“巴金思想”似亦不合。

總的說來，《火》的創作是出自民族主義的立場，其內容充滿了反侵略的民族意識。藝術表現上，最動人的是敵寇的濫炸和放火的情形。劉波和素貞的別離，也寫得生動細致，且是以民族至上的觀點來對待愛情。至于描寫稍差的地方，便是不調和的傷兵醫院與“異國朋友”的活動[4]75。

六、孫有年的《修車篇》

抗戰時期，宣揚抗戰殺敵的作品比比皆是，但鼓勵生產建設的創作卻寥若晨星。有鑒于此，王平陵在1941年5月號的《文藝月刊》上提出了“文藝與生產建國運動”問題，并呼吁全國作家“為生產而寫作”。對此，王集叢頗有同感，但認為如不依據適當的原則，則易發生種種不良傾向，而正確的指導原則是根據民生主義的信條，施行計劃經濟[5]32。

在此前提下，孫有年的短篇小說《修車篇》就引起了王集叢的“特別注意”。作品刊于1941年9月17日出版的桂林《大公報》副刊《文藝》第76期。小說描寫的是技工努力修車的工作情形，并把“工作競賽，克服困難，廢物利用和重視技術進步等概念都形象化了”。其主人公是“堅忍努力與具有正確認識和自信心”的技工彭汝章，以及“急燥與缺乏自信心和自動力”的助手陳錦福。以克服困難、力求進步和工作競賽為中心，作者刻畫出這兩個不同性格的人物，將其不同的姿態表現出來。一開始，彭汝章就“有什么股熱力似的”“認真地工作”，而陳錦福卻表現出“不舒服”?？粗鴦e人工作迅速的時候，彭汝章十分著急，便更加努力地去創造自己的工作記錄，而陳錦福卻“不知趣”，還隨意說話去刺激彭汝章。工作進行中，遇到材料匱乏的困難時，彭汝章通過“廢物利用”耐心地繼續工作，而陳錦福卻像“蛤蟆一樣鼓氣，跺著腳”，表示不干。其急燥的性格到此發展至頂點，但彭汝章仍以各種方式教育同伴。他說：“現在世界，不滿意的地方多呢？只要我們耐著性子，工作會好起來”。又說：“渡過難關……將來機械化部隊擴充的時候，無論澆倍林，磨汽門，搪氣缸等等都用電機”。這不僅是對陳錦福的教訓，而且也應該是每一個中國工人的信念。最后，陳錦福的不良傾向得到糾正，也“熱情地工作”起來。雖然曾一度“引擎拋錨”，但車子終于“發動”。這使陳錦福高興得發狂，“把帽子拋得高高的。青天白日的黨徽，眩耀著人們的眼睛”。小說末尾寫道：“原野機油般沸動著。新生的太陽，照耀在黨徽上。年輕的小伙子們，盡情歌唱著祖國的鐵騎”。而“祖國”與“黨徽”，正是彭汝章“熱力”的來源，也是其努力工作和進步的動力。

“根據中國的現實需要”和“根據三民主義的見地”，王集叢認為這樣的文藝作品“對于我們的工業建設，實有極大的助力”。它是“三民主義新時代的新創作”，值得“贊揚”和“歡迎”。而作者孫有年的名字，還未被中國文壇“熟聞”，但唯其如此，“足見三民主義文藝作家正在新生”。并且，王集叢“絕對相信”：“中國會產生許多三民主義的偉大的文藝作家，他們將如蘇聯作家一樣，努力去為祖國的生產建設和其成長進步寫作”“三民主義文藝將在中華大地上開出美麗的花朵，結成碩大的果實”[4]115。

王集叢的作品論，是其文學理論的運用和批評觀念的體現。以抗戰爆發為界，王集叢在大陸時期的文學批評，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其前期的觀點主要見諸《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一文，認為文藝批評的任務，在于判斷文藝作品的價值；而文藝作品的價值，主要由其表現的社會思想的真實程度來決定。如果文藝作品所表現的社會思想愈是接近客觀真實，則愈有價值。同時，也不能忽視文藝作品的藝術特性。正確的文藝批評，并不對美學關門，還要關注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及其美學價值。只有對內容與形式進行統一的觀察和統一的評價，才能最后判斷作品的價值[6]62。反觀他對《邊城》《小坡的生日》《白金的女體塑像》和《移行》的評論，無不以“真實”為最高準則，同時兼顧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

抗戰軍興，隨著三民主義文藝的鼓吹和實踐，王集叢又將其批評觀融入到三民主義文藝理論的構建與闡發?！度裰髁x文學批評論》源于《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②，二者雖有分別，但更多的還是一脈貫通。文章認為三民主義文學批評者首先要注意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是基于何種立場。站在三民主義立場描寫客觀生活，從而表現三民主義思想感情，即是較有價值或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反之便有問題。這實際上是將先前的“真實”標準轉換為政治標準，即將評價的尺度，具體到三民主義。其次，還須注意文學的藝術特性。三民主義文學批評者，不僅要考究作品的社會價值，還要評論其藝術價值。最后，要充分發揮三民主義文學批評的戰斗性，對接近或合于三民主義思想原則者，予以引導和稱贊；對非三民主義或反三民主義者，則加以糾正和指責[7]110。王集叢對《火》與《修車篇》的分析，堪稱三民主義文學批評的范例。

王集叢的文學批評，其所持的政治標準與左翼文學固然有別，甚至對立，但作為歷史的存在，可以討論和辨析，卻不容抹殺與勾銷。

注釋：

①王集叢的出生年又一說1906年（王景山主編《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頁）。

②王集叢在《三民主義文學批評論》的“附注”中云：“筆者在抗戰前，曾以少問筆名發表一文于上?！冬F代》雜志革新號，題名為《文藝作品的價值問題》?，F在此文已遺失，惟文中意見還大略記得，本文關于文學作品的價值問題的見解多來源于此。特為注明如上?！?/p>

[1]編輯委員會.中國新文學大系1937-1949·史料·索引[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2]汪馥泉，王集叢.一年來的中國小說[J].讀書顧問，1935（4）.

[3]劉瑋鳳.從《邊城》中的人性美看沈從文的人生追求[J].新疆石油教育學院學報，1997（1）.

[4]王集叢.三民主義文學論[M].泰和：時代思潮社，1943.

[5]王集叢.三民主義生產文學論[J].時代思潮，1941（37/38）.

[6]少問.文藝作品底價值問題[J].現代，1935（2）.

[7]王集叢.三民主義文學批評論[M]//三民主義文學論文選.泰和：時代思潮社，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