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與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關系研究
——基于全國代表性數據的實證分析

陳鵬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100871）

媒體與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關系研究
——基于全國代表性數據的實證分析

陳鵬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北京，100871）

媒體依賴理論假設，媒體，特別是互聯網，對農民的溫和性政治參與和抗爭性政治參與存在顯著影響。但是這種理論低估了“數字鴻溝”對農民媒體接觸機會的影響，高估了媒體對當前農民政治參與的作用。為了在實證上評估媒體與政治參與的關系，結合2008年全國代表性農村樣本數據，構建了二分邏輯斯蒂回歸模型。分析結果表明，獲取成本較低的地方媒體，對中國農民的溫和型政治參與存在顯著影響。但媒體對抗爭性政治參與行為不存在影響。研究還表明資源理論可解釋中國農民常態的參與行為，但也無法解釋抗爭性參與行為。心理卷入理論對政治參與的解釋力在統計上無法獲得數據支持。

媒體；政治參與；媒體依賴理論

一、引言

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對政府政策過程和決策產生影響的行為［1］。依據政治參與的有序程度，可將政治參與行為分成溫和性政治參與行為和抗爭性政治參與行為［2］。溫和型的政治參與行為通常包括投票、聯系代表、聯系官員和聯系重要人物?？範幮驼螀⑴c行為是指以公民通過經濟手段表達政治利益訴求的行為。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民的政治參與集中在政策執行過程環節，但隨著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不斷完善，農民有序的政治參與行為水平大為提高［3］。然而，農民的抗爭型政治參與行為，如拒繳稅費等行為也是經常見諸報端［4］。那么，媒體在農民的政治參與中扮演著何種角色呢？

就政治參與的發生，目前有三種代表理論：資源（resourse）理論、心理卷入（psychological involvement）理論和媒體系統依賴（media system depency）理論。資源理論認為行為者的金錢、時間和公民技能與政治參與相關。心理卷入理論強調行為者的政治興趣和政治內外效能。直接與媒介相關的政治參與理論，就是媒介依賴理論［5］。在20世紀早期，這派研究者認為由于政黨對報紙的控制，媒體對公民的政治參與起著消極作用。隨著普選范圍的擴大，候選人成為選舉關注的焦點。傳媒對政治參與，特別是選舉投票行為，具有積極的正向作用。原因在于媒體拓寬了公民獲取政治信息的渠道［6］。那么，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是否同樣受到了媒體帶來的影響？影響程度有多大？最后，資源理論和心理卷入理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解釋力？這都是本研究要回答的問題。

二、媒體系統依賴、資源、心理卷入與政治參與

首先，從媒體系統依賴理論來看，研究者從以下三種路徑來研究媒體與政治參與的關系。第一種路徑認為媒體是人類理性的表現［7］。媒體及相關的傳媒技術通過減少信息傳播的成本，擴寬信息傳播的網絡，有助于培育公民社會。這種路徑高歌媒體對政治參與的影響。然而，這種路徑無法解釋公民對媒體傳播信息的選擇作用。但這種路徑注意到了媒體與信息傳播的成本是緊密相關的。

第二種路徑認為媒體僅僅是人類溝通表達的工具，媒體與公民的政治參與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情境和公民的個體特征是影響公民政治參與行為的主要原因。這種研究路徑由于僅僅觀察公民的截面數據，導致這種研究無法發現媒體對公民政治參與的長期影響。但是，這種路徑注意到了外界環境和公民個體特征對于媒介形式選擇的制約作用。

第三種路徑認為媒體對政治參與的積極或消極影響，必須結合時間考察。研究者發現媒體對公民短期的政治參與具有顯著影響。這種影響又可分為線上和線下影響。研究者利用轉化率的概念，考察了線上的政治參與和線下的政治參與的區別，指出網民的線上政治參與行為并不會總是導致線下的政治參與行為。盡管如此，這種路徑還是承認媒體與政治參與存在聯系。

結合上述三種路徑，可知：公民總會選擇經濟成本較低，與自身參與行為有關的、政治信息量豐富的媒介形式。所以，對于中國農民而言，獲取成本低、與自身參與行為相關，而且信息相對豐富的信息媒介對農民的溫和型政治參與行為具有影響（記作假設1）。但是，對那些以抗爭性手段參與政治的農民，由于農民對媒體的信任下降，農民不信賴媒體傳播的信息。因此，媒體對抗爭性政治行為不具有影響（記作假設2）。

那么，資源理論對中國農民政治參與是否具有解釋力呢？由于政治學研究者對“生態謬誤”（ecological fallacy）關注，資源理論傾向從公民個體的社會、經濟和地位因素（SES）來解釋公民的政治參與［8］。其中，社會化理論認為公民政治參與與其政治社會化過程緊密相關。同時，公民不同的年齡階段受到政治社會化過程不同，對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存在不同的影響。Easton認為公民青年期的社會化影響最強［9］。因此，本研究第三個假設就是：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存在代際差異（記作假設3）。如Verba、Brady和Schulzman指出公民的收入水平更高，會增強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由于社會調查中農民通常不愿意匯報自己的具體收入，因此，缺失值相當大。為了反映中國農民的收入，本研究選擇了與公民收入密切相關的指標即公民的主觀社會地位。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和第五個假設就是：中國農民的學歷水平對其政治參與水平呈正向相關關系（記作假設4）；中國農民的主觀社會地位越高，公民的政治參與行為更積極（記作假設5）。

最后，心理卷入理論也是解釋公民政治參與行為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有必要考察公民的政治興趣和政治效能感的影響。公民的政治興趣使得公民平時熱衷參與政治活動、主動獲取政治信息和動員其他公民參與政治?？梢哉f，公民自身的政治興趣對于公民自身的政治社會化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公民自身的政治興趣越強，公民政治參與的可能性更大（記作假設6）。中國農村的“能人政治”，固然體現了高收入和熟練職業技能的農民在政治參與能力上強于其他農民，但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內在政治效能感的影響［10］?！澳苋恕钡膩碓丛谥袊r村是相當多元的。由于“能人”在家族和社會網絡方面的優勢，也由于“能人”對政治的組織和運作、經濟信息更為了解，他們更多愿與鄉鎮干部和村委會成員接觸，提高了他們政治參與的信心。因此，中國農民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對政治參與產生正向的影響（記作假設7）。

三、數據、測量與數據分析

（一）研究方法、模型設置和數據庫說明

回顧中國媒體與政治參與的關系研究，可發現這些研究的數據都存在代表性不足、調查時間滯后等問題。同時，這些研究往往忽視區分中國城鄉的差別。因此，以往中國農民的媒體使用和政治參與的關系無法在經驗上得到檢驗。從方法角度來講，基于大樣本數據的定量研究方法較規范，其分析更為客觀，較案例研究更具可推廣性?？紤]到公眾的政治參與只有“參與與不參與”之分，因此，本文建立了二分邏輯斯蒂回歸模型（Binary logistics regressive model）。二分邏輯斯蒂回歸適用于因變量為二分名義變量的情況。

本文數據取自“2008年東亞民意動態調查（中國大陸）”的農村樣本。數據是從2007年11月到2008年12月，以求了解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與媒體之間的關系。調查具體由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負責實施，采取分層多階段抽樣方法，在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212個縣級單位收集了5098位受訪人，有效完成率為72.6%，其中農村居民4188位?？傊?，該數據由嚴格的學術機構執行，人口學特征變量及其他相關變量與《中國統計年鑒》的樣本結構接近，抽樣準確性較高，因此，數據樣本的代表性較高。

（二）變量置備和描述統計

調查問卷中相應的變量包括：選舉參與、政治效能與政治認知、政治參與、經濟社會背景等。由于亞洲民意調查與若干測項的測量方向相反，因此，本研究在數據的預處理過程中，首先保證了測量變量方向的一致性，以避免數據分析結論的誤判。

研究的因變量是公眾的政治參與，包括溫和政治參與行為和抗爭型政治參與行為。具體來說包括是否參加過村委會選舉投票、聯系政府官員、聯系人大代表、聯系黨組織、聯系其他重要人物、拒繳稅費等。其中選舉為單選項，其他為多項選擇。由于除投票之外的其他變量選項多屬于稀少事件且無回答比例較高，因此，將多選項中的“一次”和“多次”選項予以合并，轉化成為具有“是”與“否”取值的二分虛擬變量。

研究的核心自變量是信息媒介。是本文關注的核心解釋變量。該變量是通過受訪人是否主要通過電視、報紙、收音機、互聯網、手機短信/上網等作為測項。為檢驗這類信息媒介聯系對政治參與的凈影響，研究還包括三類控制變量：

人口學變量：受訪人的性別、年齡等基本人口學變量，考察性別差異和代際差異對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包括受訪人的受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地位高低對村民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政治效能感的相關變量：包括政治討論、政治效能等政治介入水平的因素對其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

通過表1，可知媒體中的報紙、收音機、互聯網和私人聯系的缺失比例都是較大的。由于這些變量的無回答比例控制在20%以內。因此，為了盡可能地有效利用調查所獲得的樣本，我們插補了上述變量的缺失值。對于那些無法處理的缺失值，下文的回歸分析采取了列刪法處理。表3列舉了本文涉及變量的均值、標準誤和相對誤差等描述統計指標。結合CV系數取值來看，這些變量的相對誤差都在0.15之下，這表明亞洲民意調查的測量質量是比較高的。

從媒體的使用結構來看，村民目前最重要的媒體是電視，比例占83.4%，其次分別為私人聯系、報紙和互聯網。通過媒體的構成可知，中國農村使用新型媒介如互聯網和手機的比例依然是較低的。當然，傳統媒介中的收音機僅占1.3%，廣播的比重不斷下降。這表明由于城鄉基礎設施存在的巨大差異，農村居民接觸新型媒體的機會較低，“數字鴻溝”已經限制了這些媒體對農民政治參與的影響。

（三）資源、心理卷入與農民的政治參與

首先，人口學變量方面，透過發生比可以看出，隨著年齡段的不斷上升，處于青年期的村民和30歲以上年齡段農民的差異也不斷上升。其中，以18-29歲為參照類，處于30歲以上的各年齡階段人群與處于18-29歲這一青年階段村民的投票行為發生比具有顯著的差異。同時，也可以發現40—49歲農民的投票行為發生比變化是最為顯著的。這也證實了村民投票行為發生概率U型分布關系的假設［11］。同時，模型還顯示在聯系黨組織時，處于30歲到39歲，40-49歲之間的村民相比處于青年期的村民，其聯系黨組織和拒繳稅費的行為更為顯著。這說明了無論是投票行為還是聯系政治性組織，U型分布都是成立的。隨著人際圈子的拓寬，政治涉入增大，使得村民必須面對與其經濟利益息息相關的村委選舉和其他政治行為。這證實了本研究的假設3。

其次，教育和社會地位與投票的關系，在中國村委會選舉行為是否也可以獲得證實呢？模型顯示教育和社會地位對村民的投票具有積極影響［12］。其中，以大專以上文化的人群作為參照，大專以下文化的群體投票的發生比是大專以上文化群體投票發生比的1.5倍以上。這種現象值得思考之處在于，由于大專以上文化群體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且這種學歷水平的人群在經濟生活中面臨著更多挑戰，參與投票的機會成本較高，導致了學歷較低的人群在投票發生比上高于學歷較高的人群。此外，從村民個人的主觀社會地位來看，中國農村村委會的選舉數據也證實了社會地位越高，村民更有可能參與投票?？傮w而言，上述結果從數據證實了假設4和假設5的合理性。

第三，數據表明政治效能感變量對村民的投票行為不存在影響，但是政治效能感，對其他溫和性政治參與行為具有積極影響。村民的內在效能感，對聯系人大代表和聯系黨組織等政治參與行為具有積極影響。而村民的外在效能感對于其拒繳稅費則具有積極影響。數據表明村民的外在效能感，對拒繳稅費這類政治參與行為具有相關性。這強化了政治外在效能感，對體制合法性存在影響。因此，村民個體的內在效能感是影響村民溫和性政治參與行為的主因。但是，假設6和7都沒有通過統計顯著性的驗證。

（四）媒體與農民的政治參與行為

首先，表2顯示電視、報紙、收音機、因特網對村委會投票沒有影響。由于村委會選舉地域有限，且村委會選舉在宣傳和組織村民的資源有限，因此，基層的選舉在目前不可能通過電視、報紙、收音機來動員村民參與選舉。私人化的接觸和手機更可能適合在小范圍內組織和動員村民來參與投票。由于私人聯系是村民獲取政治信息的主要形式，因此，社交型的媒介形式，如手機和私人聯系是解釋中國村民投票的主要原因，從而假設1得到證實。這與西方國家的投票與互聯網之間的關系不同。實證研究表明互聯網對投票行為在短期內具有正的相關性。雖然目前中國農村網民的數量有所上升，但是村民使用互聯網的比例依然較低。此外，農村的互聯網基礎硬件設施建設依然相當薄弱，“數字鴻溝”主要表現為城鄉之間的矛盾［13］。因此，村委會投票與互聯網之間的聯系還是較低的。

表1.解釋變量的描述統計表

其次，模型表明媒體對投票之外的溫和性政治參與具有正向作用。官員、黨組織和人大代表，都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h級的報紙和電視臺會集中報道和宣傳本地區黨政干部的政治活動信息。因此，媒體為村民聯系黨政部門的干部提供了便利，降低了他們獲取政治信息的成本。如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干部就必須通過挨家挨戶的宣傳，或者通過少數干部傳話，依靠干部的人際網絡和家庭關系，將選舉信息傳播到各家各戶［14］。這種私人聯系的方式，在信息的精度和可信度上會出現扭曲。雖然“謠言政治”在現代化的中國已經不是影響中國政治穩定的主要方式，由于中國農村的發展水平有限，在特別封閉的農村，謠言依然是影響村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15］。此外，模型表明電視和報紙、收音機等形式沒有對抗爭型的政治參與行為產生影響。這說明由于媒體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會進行審查，以屏蔽損害農民利益的信息，因此，中國農民拒繳稅費行為無法以媒體來進行解釋［16］。假設2得到證實。

四、結論和討論

首先，研究發現農民獲取政治信息的最主要媒體是電視。手機和私人聯系這類直接體現人際交流的媒體，與中國村民的投票行為具有正的相關性［17］。其次，從村委會的選舉投票來看，由于選舉層級較低，鄉村選舉的宣傳資源和影響有限?；ヂ摼W為代表的新型媒體無法顯著影響村民的投票行為。再次，獲取成本較低，與農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地方電臺、收音機和地方報紙，由于經常報道當地黨政領導的行為偏好，提高了農民聯系上級黨政干部的可能性?？傮w而言，“網絡政治”理論和“媒體萬能論”，對中國農民政治參與的解釋力是有限的。

本研究在理論上有三個啟示：第一，媒體系統依賴理論對政治參與的解釋，受制于媒體傳播內容和獲取成本，不可統而論之。還必須考慮資源在農民政治參與發生過程中的作用。特別是在交通閉塞的西部農村，村委會的選舉通常借助私人關系來降低信息傳播的成本，提高農村居民對“村民自治”的體認，繼而化解農村居民對政治體制的不滿［18］。第二，互聯網對中國農村居民的影響，并不像規范研究者認為的那么樂觀?；ヂ摼W對農村居民的組織動員作用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第三，就2008年的數據來看，媒體無法解釋抗爭型政治參與的發生。這種抗爭型政治參與行為更有可能是農村居民長期不滿的結果［19］。

媒體與政治參與的研究，未來可從以下方面深入：首先，政治測量上，由于抗爭型的政治參與在統計上是稀少事件，政治參與的變量存在嚴重的無回答問題［20］。因此，媒體與政治參與的關系，在統計推論時必須更嚴格地考慮數據質量。其次，如何避免分析自選擇效應（self-selection bias），保證農民個體特征不干擾媒體與政治參與行為的關系，也是研究未來需要重點克服的問題［21］。

表2.中國農民政治參與行為的二分Logistics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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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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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0681（2014）04-0101-04

陳鵬（1989-），男，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中外政治制度博士研究生。

201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