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的生成機制分析

陳朋

（中共南通市委黨校，江蘇南通，226007）

政治信任的生成機制分析

陳朋

（中共南通市委黨校，江蘇南通，226007）

政治信任是一個古老的研究話題。在復雜的譜系中，其生成機制尤為重要，它直接映射了政治信任的建構性成長過程。從實踐來看，政治社會化的潛移默化、權衡比較后的理性選擇、利益訴求滿足的正常結果、文化因子的浸潤熏陶，是其基本生成機制。

政治信任；政治社會化；理性選擇

信任對政治社會生活發揮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深受人們關注。在信任的譜系中，政治信任尤為受到關注，以致于人們認為政治信任是一個古老的研究話題。誠如哈丁所言，“在兩種意義上，信任長期與政府聯系在一起。信任的結果是保障公眾的共同利益，甚至是很少的公眾也會得到保障，因此這得以流傳，如果沒有這一點，大多數人的利益難于充分保障?！保?］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古老的主題，在過去，特別是在宗教內戰結束之后的歲月里，一度起相當重要的作用，卻在當代的政治理論中幾近消失殆盡了?！保?］

沉寂的政治信任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打破，人們再度燃起對政治信任的興趣。再加上當時的特殊時代背景，終于推動政治信任研究從“幕后”走向“臺前”，并成為學者的一大興奮點。但是，圍繞它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其基本內涵，檢視政治信任的基本面貌，乃至探究建構理想的信任模式。而對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機制這一重要議題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實際上，生成機制構成政治信任的核心所在，不了解其生成機制，就難以推動政治信任的建構性成長。從實踐來看，政治信任的生成主要維系于四個層面。

一、政治社會化的潛移默化

在現實的政治生活實踐中，只要具有一定程度智力水平和認知觀念的人，都會在政治環境的刺激下，對政治現象產生一些直接或間接的心理傾向和認知判斷，進而形成政治認知。通過政治認知，人們不僅可以熟知政治生活的基本規程，了解公共權力的運作機制，而且還能在政治實踐的親身體驗中對政治系統形成政治態度、情感、信賴和評價，從而自然衍生出政治信任或不信任。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認知的形成過程之于政治信任異乎重要。吉登斯在其重點論述的“脫域”理論中，詳細闡釋了認知過程對于信任的重要意義。他用嬰兒相信母親的舉例對此做了說明。他認為，嬰兒有不有信任，并不完全取決于其母親在不在現場，即使母親不在現場，照料者在現場也會促使他確立起對他人既信賴又獨立的感受，從而堅信自己的信任態度。也就是，嬰兒能不能對周圍的人形成信任，跟其對周圍環境的認知密切相關。所以，他說，“從對他人的信賴與誠實中所獲得的，是一種（伴隨著在所熟悉的社會與物質環境下的經驗）情感的再認?！保?］

“如果社會心理學把信任作為人格特征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人們就會期望在個體層面的社會信任和公共機構的信任之間存在相當密切的聯系?！保?］這就是告訴人們，政治認知對于信任的形成具有無以回避的內在關聯性。那么，如何形成政治認知？從經驗來看，這主要維系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

從政治學的基本理論看，政治社會化是任何政治人都無法脫離和回避的生活場景。它跟政治信任之間是水乳交融的至親關系：政治社會化是政治信任的重要載體，政治信任是政治社會化的重要目標。很難想象，喪失政治社會化的背景支持，政治信任能得以產生，也很難想象，缺乏政治信任為基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能順利開啟。古今中外的歷史實踐告訴人們，政治共同體往往是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塑造政治人，促進政治人形成對政治生活和政治系統的信念、托付和支持。反過來，政治人在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政治態度和心理，尤其是對政治系統的信任態度，又可以促使政治共同體成為一個更具凝聚力的大熔爐?！罢喂餐w的成員在這個大熔爐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觀念。政治熔爐能夠促使每個新成員形成政治自我，從非政治人轉向政治人?！保?］

一般而言，政治社會化主要從三個層面對政治信任的生成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一是營造一定的政治傾向氛圍。伊斯頓將政治社會化定義為“一個年輕人在他的生活環境中從他人那里獲得基本的政治傾向的過程?！保?］在他看來，政治傾向對于政治人形成政治信任具有基礎性的作用，政治傾向構成政治社會化的基本內容，而政治傾向主要由政治知識、政治態度、政治心理和政治評價構成。營造了良好的政治傾向氛圍，政治人對政治系統的政治信任將會隨之生成和提升。正是從這個角度上，政治共同體都非常重視域內的政治傾向氛圍的營造。其中，最為常見的途徑就是開展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宣傳，讓其成員從小至大、在每一個細節之處都能體會到“理應堅持的政治傾向”。

二是通過家庭、學校和傳媒等路徑塑造必備的政治人格。人雖然是一個社會性的動物，但不是一生下來就具有政治情感、政治態度和政治心理，而是在社會生活中獲得政治情感和認知，進而形成對政治系統的評判、情感、相信態度和托付期待。在這個過程中，家庭、學校和傳媒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藉此而形成的對政治生活的主觀意識、基本態度，就是個政治人理應具有的政治人格或者說“政治自我”。用道森的話說就是，“政治社會化產生政治自我”。正如此，任何國家都很重視家庭、學校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的積極作用，努力試圖通過這些機構向公眾灌輸政治觀念和政治信仰。傳媒在政治社會化中的作用也是日益增強，它被譽為“第四種權力”。傳媒能讓更多的人接觸、了解政治生活，進而對政治系統形成判斷和認知?；诖?，當下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都在極力掌控傳媒力量，以獲得對傳媒的運籌帷幄，為促進形成積極的政治信任所用。

三是適時打造合適的政治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看，政治社會化實際上就是政治文化的傳遞、繼承和創新的過程，是主流政治文化的反復凝練。實踐表明，思想文化對政治人的政治信任心理的影響，往往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得以實現。文化浸潤信任主要有三種途徑：培育人們觀察、體認政治生活的方式方法；直接間接地宣揚某種價值觀；提供某種行為方式參考。就經驗而言，在一個政治社會中，政治社會化與政治文化是否合適是唇齒相依的。對于轉型中的現代中國來講，能否構建適應政治發展需求的新型政治文化，直接關系著政治社會化的性質和進展。在政治文化的熏陶中，“政治文化賦予政治系統某種形式的合法性，也就是人們對政治體系理應如此的信心，這一信心決定著他們對整個政治系統的正當性支持，而這一正當性支持正是政治系統較為有效的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的關鍵所在?！保?］對于政治文化而言，意識形態的宣傳教化是重要因素。比較而言，因意識形態的教化而來的政治信任更為持久和可靠，因為它來自于政治人內心的接受和認可，它能使政治人從內心深處堅信信任現存政權是“義不容辭”的，它對政治信任的作用絲毫不亞于通過暴力而建立起來的信任和支持，而且還極為有力的減少政治成本和社會動蕩。

二、權衡比較后的理性選擇

作為政治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理性選擇理論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什么是制度、制度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系、政治行為的動力。關于制度，理性選擇理論不僅把它定義為一種決策規則，而且將某種關系結構也看作是制度，這種結構能約束個體的行為，能推動集體行為得以實施。關于制度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系，理性選擇理論重點討論了“具有多樣程度的理性的個人行為在什么樣的制度或制約下能發揮其最有效的、最佳的作用”的問題。因為，誠如Elinor Ostrom所言，人是一個非常復雜和容易犯錯誤的學習者?？偸窃谝粋€給定的具體條件下，試圖盡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同時為了改善制約自己行為的規范和規則而具備可以重新設計制度能力的個體。關于政治行為，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在政治實踐中，行動主體之所以采取不同的行為，乃是出于“成本—收益”函數的不同考慮或者說需求。由此可見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在于其利益權衡。因此，有人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分析政治信任的生成機制。在這個過程中，有人提出，政治信任與政治人在政治共同體中是否算計自己的利益得失有關系?？茽柭凸∈堑湫偷拇?。

以理性人為假設前提，科爾曼認為，人們在作出一個行動之前都是經過了認真的理性算計的，他們預計在交往中會獲得更多的收益，所以愿意對政治客體產生信任，否則他不可能形成政治信任?；诖?，政治信任是理性行動者在政治生活的交往實踐中作出的理性博弈行為。從理論淵源上看，科爾曼的這一解釋與洛克的政府起源學說具有一定的共通之處：政治人之所以信托代理人，乃是因為在委托——代理關系鏈條中堅信對方是可信的。根據理性選擇理論，理性的政治人之所以產生信任，是出于減少自身利益累增的考慮，至少是不損害自身的利益。對此，哈丁的解釋更為直白，他認為信任暗含著利益?！熬湍骋皇虑槎?，說我信任你，意味著關于這一事情我有理由期望你為了我的利益行事，因為你有充分的理由這么做，這些理由以我的利益為基礎?！保?］

從人類政治生活的實踐來看，“理性選擇理論關于信任生成機制的詮釋，可認為是具有本原性的生成機制，它要求信任方對自己的利益要明確，同時對被信任方的動機、利益也要有所把握。應該說，在人際信任關系中，這種信任機制影響最大，也很有解釋力?！保?］它看到了現代社會生活中，人們理性選擇行為的日益增多并且日漸左右人們行為實踐的客觀事實。

實際上，對于理性選擇之于政治信任之生成的重要性，還可以從非理性的選擇行為會產生不合作進而滋生不信任的視角來予以反觀。在現實生活中，因缺乏信任而導致合作難產的非理性行為比比皆是，這種行為的結局就是囚徒困境的出現和社會的無序。比如，在一個社區治理實踐中，本來設想修復一條貫穿全小區的便捷通道，但是囿于預算緊缺，需要先修復東邊的道路，再修復西邊的道路。但是不管先修復哪一邊的道路，最終都會確保道路的完整性和預算的不突破。應該說，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由于缺乏信任，住在東邊的居民和西邊的居民都不相信管理者的這種安排和承諾，以致于西邊的居民總是千方百計的阻撓先修復東邊的道路。而阻撓的結果就是整個小區的道路都無從修復。很顯然，這個例子就是告訴人們，理性算計在公共事務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講，理性選擇對于政治信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對此，哈丁的解釋具有重要參考意義。他說，“一定程度上，公眾信任政府是因為相信政府會根據他們的利益而行動，因為相信政府的程序是公正的，也是因為他們對國家的信任和對其他人信任具有互惠性。這些是認同發生的條件，也是公眾對政府要求行為服從的條件?！保?0］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談及理性選擇對于政治信任生成機制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限定于工具理性和有限理性。誠然所知，工具理性所強調的是具體的利益訴求對于行動主體的促動作用，但事實上，人的個人情感也會對行動產生巨大的激勵作用?！敖洕恕奔僭O并不是在所有的場合都發揮作用?；诖?，“社會人”假設開始浮出水面。在政治學研究中，“社會人”比“經濟人”在理性選擇中更具說服力和應用價值，因為它可以用來解釋“經濟人”所不能解釋的場景和緣由，而這正是價值理性的重要價值所在。正像韋伯所說的“政治作為一種職業”，是出于義務與道德的要求，并非全為自利。

同樣，對于政治信任而言，理性選擇理論也不僅限于完全理性，它還正視了對有限理性的客觀認知?，F實生活中很難找到“完全理性”所假定的環境，尤其是人們總是生活在一個紛繁復雜、變動不居的環境中，因而，“有限理性”的情況很常見。對此，西蒙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釋：人在很多情況下，并不完全是尋求“最大”或“最優”，而多是尋求“滿意”。這種解釋正可以用來說明現代政治生活中政黨投票選舉現象。如面對不同的候選人，在信息都不完全的情況下，選民之所以信任的給甲候選人投票，而不給候選人乙投票，就是這種有限理性選擇下的信任行為。

總而言之，對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權衡比較和理性選擇是無以回避的。任何政治行動主體都是在這種心理和態度下作出相應的行為選擇。只是理性的成分多一點還是感性的成分多一點的分殊而已。否認理性選擇對政治信任生成機制的重要作用是不客觀的。

三、利益訴求滿足的正常結果

如前所述，人們結合在一起是為了過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這是自人類出現以來就懷有的基本訴求。但是，“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不是空穴來風，它是建立在社會成員利益訴求得到滿足的基礎之上。只有利益訴求得到滿足，政治人才會從內心深處建構出對公共權力的信任和支持。

在當前中國政治信任結構的分析中，研究者比較集中一致性的結論是，公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要遠遠高于對地方政府的信任度。2011年6月，《人民論壇》雜志社的調研表明，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低于50%。而受訪者之所以形成這個判斷，主要是因為其利益訴求在不同程度受到損害，進而形成對地方政府的低信任度。這正好從反面透視出利益訴求滿足程度對政治信任的重要性。

其實，近年來日漸頻繁爆發的群體性事件也從側面證實了利益訴求滿足程度對政治信任的重要意義。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有關部門統計顯示，1993年我國發生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勢頭。［11］對于目前的群體性事件，學者的判斷是每年以10%的速度遞增，當然官方公布的數據沒有如此之大。但是不管數字多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當下的群體性事件正在高位運行，已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頭號難題。檢視這些群體性事件，雖然它們各有不同表現，但是其基本特征是共同的：燃點在降低、對抗程度日益激烈、處理難度越來越大，這些群體性事件背后所反映的本質問題只有一個：不具備權力指向，而是源于利益受損。也就是說，正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訴求，一些群體才參與和聚結到群體性事件之中。這種聚結，用于建嶸教授的話說就是“混碗飯吃”。應該說，這種分析很客觀、很有道理。

確實如此。在實踐層面，因經濟發展而來的物質利益滿足程度會促進政治人將相信、信賴和支持、托付的政治心理交付給政治系統，并且時常在生產生活中將二者聯系起來?！霸诶碚撋?，物質財富是政治資源的根本要素和實現政治目標的重要手段。一個擁有足夠物質財富，具備充分政治資源的個人或國家，在政治生活中通常會表現出自信、積極、態度堅決、敢于負責和不易受人控制的心理傾向；相反，則會表現出依賴、消極、畏懼等心理特征。而且，經濟發展具有政治動員的功效，能夠增強人們的政治效能，推動人們參與政治、感受政治、思考政治和評價政治。當人們從政府向社會的輸出中獲得利益和需求滿足時，他們的生活滿意度通常會得到提高，由此激發對政府的信任情感和態度。相反，公眾福利水平的下降，生活質量的降低甚至貧困化，必然引起政治不信任?！保?2］

既然利益訴求滿足程度對政治信任之生成如此重要。那么，哪些利益訴求屬于這個范疇呢？一般而言，能促進生成政治信任的利益訴求蘊含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

就經濟利益而言，“人們所奮斗的一切都同其利益追求有關”的道理早就作出了經典闡述。人們的物質利益訴求能否得到滿足直接影響著公眾對政治系統的信任態度。因為，政治人首先也是活生生的現實人，他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等多種需要。而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下，這些需求都是建立在物質訴求的基礎之上。試想，在一個人連其基本生存保障都沒有、基本物質利益都難以滿足的情況下，他何以參與政治活動？繼而形成政治信任的態度和心理？所以，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共同體都非常注重經濟增長對公眾利益的保障性作用。公共權力執掌者非常清楚經濟績效對于公眾是否支持和信任政治系統的極端重要性。事實也一再證明，只有在經濟增長處于良性運行的情況下，政治信任才有較為鞏固的基礎。因為良好的經濟績效能有效滿足公眾不斷增長的利益訴求。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情況正如此。執政黨之所以多次強調要“調結構、保增長”就是出于這個目的。

就政治權益來說，主要是指維護公眾的政治權利。根據馬斯洛的需要理論，當人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以后，就會產生權利需要。權利的保障和維護能讓政治人體會到自己是真正處于政治體系之中的，繼而產生對政治系統的信任和托付心理?，F代政治生活表明，具有參加選舉的資格和渠道、能順暢表達意見、能影響政府決策、能參與公共事務治理、能形成積極的政治效能感等等，都是公眾理應具備的基礎性政治權利。一旦政治系統能創造和維護這些條件，公眾對政治系統的信任將會隨之產生。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傳統文化異常深厚的國家，權利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樹立和提升。也正如此，這大大影響了從保障和維護公眾政治權利的角度鞏固政治信任的效度。

就文化利益而言，現代社會的公眾不再是傳統社會的單一群體，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精神文化需求。如果說物質利益訴求的滿足是基礎，那么精神文化訴求的滿足則是中堅。一個沒有精神追求的人，很難以稱得上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治人。所以，要想促進政治人形成積極的信任態度，如何滿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是無以回避的。然而，現實情況并不樂觀。很多的研究無不憂慮地表現出，當前公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三缺乏：缺乏精神寄托、缺乏信念、缺乏文化生活?？梢?，當前如何滿足公眾的文化利益訴求是一個重要課題，如果公眾的文化利益得不到滿足，將會成為政治信任建構環節中的一大短板。

四、文化因子的浸潤熏陶

在文化學研究學者看來，信任是文化浸潤的產物，它不能完全依賴于理性算計和利益權衡，還要從文化因子的浸潤和熏陶中汲取能量，繼而歷久彌新?！翱梢哉f，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碼，類似于基因世代相承。信任就是特定社會文化密碼的一部分，具有遺傳性?！保?3］在阿爾蒙德看來，文化是信任產生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支柱。他在調查中發現，政治文化差異大的國家，其政治信任的自然景觀也不一樣，比如，意大利的政治文化圖景是疏遠政治，繼而其信任狀態也就不一樣。所以，他感慨地說，“社會信任和合作的角色作為公眾文化的一個成分是無論怎樣強調也不過分的。它在某種意義上是保持民主政體有效運行的一般動力來源。憲法制定人規劃了政治的正式結構，試圖增強可靠的政治行為。但若沒有信任的態度，這些制度很少有任何意義?！保?2］福山認為，信任來自遺傳的倫理習慣，是本社會共享的道德規范的產物。帕特南的研究更是清晰地指明文化對信任的重要作用。他的思維邏輯是：文化能創造社會信任，社會信任能推動政府良好運轉，更有效率，人們由此形成對政治領導人及制度的積極評價，政府贏得公共信任?？偠灾?，政治信任植根于文化土壤的觀點，在很多研究中得到遵從和認同。

文化因子生成信任主要依托于兩個要素：一是調適政治人的心理。人是政治的動物，而政治也是浸潤在文化中的行為，因而，從這個角度上講，人也是文化的產物。每一個政治人的成長過程都是掛在文化織就的網絡之中?；蛘哒f，政治信任的主體自來到這個世界，就注定離不開文化因子的熏陶和浸潤，正是受文化的熏陶、感染和建構，他們才形成對政治系統的認知、信賴和托付。政治文化主要通過直接改變政治人的心理、約束其行為、過濾不適宜的意識等途徑來建構政治人的心理世界，從而引導他們形成對政治系統的認知態度和信念取向。因為，作為信任的一種類型，政治信任的基礎是政治人對現實政治生活的一種期待和渴望，這種期待和渴望既包含相信的成分，也蘊含著信心的含義，而無論是相信和信心，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文化的熏陶和建構。如前所述，政治人對政治系統的態度和心理并非完全出自感性認知，而是經過理性權衡的。這個時候就需要文化的熏陶和循循善誘，對其內心施加影響，進而約束和規范行為，建構政治秩序。文化體系本身是異常復雜的，對于任何一個政治體系來說，既有主流政治文化，也有亞文化。對于信任構建而言，需要的自然是主流政治文化。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對非主流的政治文化進行過濾——將那些與主流政治文化相背離或相距甚遠的文化予以過濾，進而促進形成主流政治文化統攝的政治文化格局?！斑@種體系的作用就像一個受社會限制的過濾器，除非經驗能進入這個過濾器，否則經驗就不能成為意識?！保?3］而之所以有這種效能就是源于文化本身的融合功能。如同其它型態的文化一樣，政治文化也會有選擇地吸收他種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來豐富自身，具有相當大的兼容性，能夠對其他政治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加以改造和吸收。

二是重塑政治信任的客體。公共權力之所以深深眷戀著文化，乃是因為通過文化的熏陶，可以促進社會成員更加堅定地相信公共權力是正當、合法的，是為其謀利益的。也就是說，對于公共權力而言，文化可以為其合法性提供依據?！罢挝幕钦蔚撵`魂。一種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會貫穿于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體現在政治活動的每一個具體的行為中，并穩定地發揮作用，它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強度都是很難改變的，即使希望限制和排除它的影響都是非常困難的，甚至要作出長時期的、不懈的努力。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在維護現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統治方面，能夠表現出強大的功能，而且會以隱蔽的形式發揮作用。一個掌握著政權的階級，如果忽視了政治文化的建設，而與這個階級的思想體系相矛盾甚至相對立的思想又不斷出現，沖擊和破壞著統治階級的政治文化，那么現有的政治統治就會陷入嚴重的危機?！保?4］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對政治信任的積極功能不能低估。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執政黨正在加強文化建設，不僅是出于引導社會文化氛圍的考慮，也是從牢固構筑執政根基出發。

在社會轉型期，政治人形成對政治系統的信任態度，還離不開穩定的政治環境。換言之，如果公共權力機構能促進生成穩定的政治環境，便是在積極構建政治信任的根基。而政治文化恰恰能發揮這方面的功效?！罢挝幕ㄟ^正確的輿論導向，對人們進行系統、深入和切實的理論知識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眾對國家政治統治體系、政治過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信念、目標、意識、觀念、原則、準則和規則等等廣泛采取社會政治認同態度，從而保證國家大政方針和政策、政令貫徹的暢通，以實現政治和社會的穩定?！保?5］換言之，政治文化以其自身所蘊涵的政治意識指向、政治心理傾向以及政治價值取向影響并制約著政治共同體和政治人的行為選擇和行動取向，引導和規訓著這些機構和成員按照符合社會需要的規則來行事，減少不確定因素，從而從深層次上維系著社會的和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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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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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