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城市社會的“外來者”
——從文化視角解讀農民工

高 源，王云飛

論城市社會的“外來者”
——從文化視角解讀農民工

高 源，王云飛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催生了農民工這一群體，他們以“外來者”的姿態走進城市社會，從而引發了諸多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后凸顯的是我國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融合適應過程。長久以來，我國城鄉之間相互對立，隨著農民工進城兩種文化之間出現了沖突，并在交融的過程中逐漸適應。為此，通過從城鄉文化間的調適的視角出發，對農民工的文化特質和形象做出分析，試圖重新認識農民工這一群體，從而為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這一問題提供依據。

外來者；農民工；融入；文化調適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現代化步伐的加快，阻隔在城鄉之間的壁壘逐漸消亡，一個新的群體在工業化的浪潮中誕生，這就是農民工群體。這一群體主要是指戶籍身份在農村，但主要從事非農產業、依靠工資收入生活的勞動力。農民工雖然進入了城市，但沒有融入城市；離開了農村，但仍與農村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據統計，我國目前農民工總人數在1.3億人左右，并且在未來，會有更多的農村人口加入到這一群體中來，成為游走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產業工人。目前學界對農民工的研究主要從現代化、制度主義等理論范式對農民工這一群體進行解讀。在此，筆者試圖從文化角度重新解讀農民工這一群體。

一、農民工作為“外來者”的文化特質

農民工來到城市社會，雖然實現了空間上的轉換，但是這一群體并未能實現很好的融入。農民工這一群體長期沉浸于鄉村文化體系之中受鄉村文化的熏陶，無論是思維模式還是行為模式都打上了農業文明的印記。當農民在毫無緩沖適應期的情況下突然進入城市文化系統后會出現諸多“不良”反應。這些反應一方面來自自身對于異質文化的憂慮，另一方面來自城市文化體系中固有群體的排斥，可以說農民工是以一種“外來者”的姿態突然地闖入城市。

（一）作為城市社會的“外來者”界定

所謂“外來者”它是指對企圖侵入他人世界的個體的總稱，它們給異己世界構成了威脅，是打破原有的生活環境的并帶來沖突的重要因素。那么，從文化角度來界定“外來者”，即是指處于兩種不同文化系統或文化模式中的個人或群體，彼此互為外來者。當他們要進入彼此文化中，必然會造成了一系列的影響和反應。對于農民工來說，既然是文化的“外來者”，同時也是主動接觸城市的文化者，這樣受到的影響以及對影響的反應必然也是強烈的。

（二）作為“外來者”的文化特質

作為城市“外來者”，農民工身上攜帶有固有的農業文明的特質。正是這種特質使得在城市里作為外來者而遭遇到許多社會不公，城市社會帶給他們的是陌生和冷漠。那么，這些“外來者”自身有什么有代表性的特質呢？筆者將透過身份的雙重性和價值觀的荒誕性來探討。

1.身份的雙重性

農民工身份的雙重性是指職業身份主要是工人（或非農職業）；戶籍身份仍然是農民。從雙重性的身份看，農民工的辛勤工作帶來了城市社會的繁榮，但很難獲得城市人享有的就業、住房和公共資源等，甚至他們的生活方式被認定為擾亂了城市人的生活節奏、生活秩序，這樣，農民工的生活總是游離在城市社會的邊緣。農民工和城市中的原居民之間在理念、價值甚至行為上發生沖突，沖突的背后是人們對權力的爭奪，權力之爭成為外來者的一種生活常態。這里所說的“權力”并不是政治權力，而是微觀權力。?？碌奈嗔λ枷胝J為“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作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他們總是既出于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用權力。他們從來不是權力惰性的或持續不斷的靶子，而是永遠在換班。換一種說法，權力通過個人運作，但不歸他們所有”［2］。這樣，社會中的人際關系遵循著一種壓制和支配這一權力的網絡結構，在這樣一種權力的鏈條中，“外來者”又會表現出角色的雙重性，一方面可以作為權力控制的對象，另一方面又可以成為實施權力的人。

應該注意到，日常生活中，鄉土文化中的懈怠和散漫的一面幾乎成了農民工雙重身份中的標簽。他們在面對陌生而又完全有別于農業文明的社會結構時，有時候甚至會因為自身能力的局限而集體沉默和逃避。在一些面對農民工的調查和訪談時候，他們總是表現出一種不愿暴露自己和用一些無關痛癢的話去敷衍，帶有那種鄉土文化中的茫然，表現出對未來的擔憂的同時，又顯得屈從于當下。

2.認同感的荒誕性

“荒誕”一詞是現代主義的用語，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指出：“一個哪怕可以用極不像樣的理由解釋的世界也是人們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與光明，人就會覺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為無所依托的流放者，因為他被剝奪了對失去的家鄉的記憶，而且喪失了對未來世界的希望。這種人和他的生活之間的分離，就像演員和舞臺之間的分離，真正構成荒誕感?！保?］荒誕產生于信仰的缺失，是一種當信仰受到威脅后人們產生的一種危機和虛無。

作為“外來者”農民工的荒誕感主要是源于對原有的鄉土文化的認同感的下降。在強大的城市文化系統的熏陶和沖擊下，農民工群體發現了原有的鄉土文化中不足的甚至是壓迫的一面，原有的文化模式根基受到了沖擊，但是又由于不能很好地融入到目前的這種城市文化中去，遲遲未能重新架構一種文化信仰。于是體現在現實中就是那種想脫離鄉土但是又無法找到融入場所的尷尬?；恼Q性還體現在外來者本身無法理性的看待城市文化，無法消化城市文化的內核。盡管有想要融入城市文化的沖動，但是這并不代表外來者已經完成了從鄉土角色到城市角色的蛻變。農民工這一群體其本身文化素養的欠缺使得在面臨一個光怪陸離的城市社會和物欲縱橫的消費社會時候無法準確的把握和審視城市文化中的積極的一面，于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迷失了自我。

二、“外來者”視角下的農民工形象

農民工這一群體當他們步入城市社會時候，并不是以單一的形態呈現的，以身份是否在場為依據，可以將其劃分為在場的“外來者”和缺場的“外來者”。在場的“外來者”是指現實中進入城市社會，并參與城市社會生活產生現實影響的。缺場的“外來者”是指以符號化形式存在，并通過被固化的文化模式對現實生活中的人產生影響。

（一）在場的“外來者”

所謂“在場”反映的是一種狀態，它是指事件經歷者親身在事情發生、進行的場所。作為“外來者”的農民工，個人經歷和所處的客觀環境各有不同，接受和學習城市生活方式及排斥城市生活方式的情況兼而有之，表現為有的從內心中做出一種反抗者的姿態，而有的人則是與城市社會隔離，采取觀望的態度。對于主動接受和適應城市文化的農民工來說是滿懷融入陌生環境中的理想，希望在城市中立足。這一類“外來者”通過努力的工作和主動的接受城市世界的生活方式，從而完全丟棄原有的農村生活方式，當資本積累到足夠多的時候，便成功的融入到了城市社會，已然對過去的農村生活不再留戀，甚至是陌生。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在為城市創造了財富的同時，也希望獲得在城市生活的應有的權利。根據一份調查報告顯示“75%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屬于工人群體，定位為產業工人，僅有8%的人認為自己是農民身份，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農民身份普遍沒有認同感，他們更傾向于將自己看作工人群體?！保?］

應該注意到，囿于文化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外來者”都有主動融入城市的愿望的。整體上看，城市社會對于農民工是排斥的。農民工由此產生自我放逐并強化了與城市文化的對立。他們采取一種行為來保持自尊、對抗歧視。這樣，農民工成了城市的“闖入者”，進而成為情感上的抗拒者?？咕艿闹苯颖憩F便是文化的不兼容，因而越發處于被動的狀態。他們在這種自我放逐式的行為中，內心積聚了一種焦慮、煩躁不安感，由此會采取一些失范行為來表達憤懣。當失范行為一經產生，必然會構成對城市既有秩序的沖擊，城市人也越發與這類群體發生隔膜。

（二）缺場的“外來者”

網絡作為當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的動力源，它實現了信息的無限共享，人類社會的生產和消費因為網絡而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人和人、人和群體、群體和群體之間的關系不再受到時空的限制，社會關系由此被重新架構步入了“脫域”過程。所謂“脫域”是指“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5］。

“脫域”機制會造成人身份的“缺場”，即一個人可以不在當事現場而完成某種工作的狀態。在“外來者”者融入“異己”社會過程中，的確會出現一種“缺場”的事實。這一類“外來者”“并沒有真實的出現在城鄉沖突的時空中，但是卻在網絡中感受到兩種文化的內涵，以及內在某種不協調。在這里，缺場的“外來者”并不是具體的農民工而是鄉村文化自身。顯然，即便在“缺場”的情況下，兩種文化依然依托于網絡而展開對話。鄉村文化代表的是一種農業社會，這種文化是發展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城市文化則是伴隨著工業時代到來，城市迅速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象征。起初，在研究農民工融入問題時，認為打破現有體制的束縛便可以實現農民工和城市的無縫對接顯然是片面的，農民工融入的背后所體現的文化適應問題則是關鍵所在。

總之，當農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則攜帶者農業文明中形成的固有的文化、習俗，直接面對城市文化，于是產生了“在場”的沖突；而即便那些生活在城市之外的“缺場”農民，也會在虛擬的時空中真實地感受到來自城市文化的影響。就是說，無論“在場”還是“缺場”，文化的不協調已經有所體現了，文化調適的問題也走進了學術視野。

三、文化調適與農民工的城市融入

（一）農民工融城的困境

當農民工的認知被固定在城市文化的“外來者”形象時，其融入城市文化和生活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身份符號化的結果

身份是指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自我認識，它是自我意識的產物：我或我們有什么特別的素質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們不同于他們［6］。身份的不同會造成個體對資源的占有出現差異，從而導致不同群體的出現。與此同時，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高速發展，對符號的運用已經無處不在，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符號化的時代，身份的符號化背后表現的是一系列權力和資源的交換。農民工群體的身份儼然是被符號化了。大多數人的眼中，農民工的形象被固化為春運火車站涌動的人群，肖像是滿臉的泥灰和滿手的老繭，衣服是最低廉的地攤貨，住所是簡易的工棚，是一群游走在城市邊緣的“外來者”。這些被符號化的農民工一進入城市就已經被打上了標簽。隨著符號化認知的固定，城市社會與他們產生了疏離感，他們的權益和各種訴求會被忽視。人們不再關注這一群體的行為，而是對“農民工”符號本身感興趣，從而對這一群體要做出融入主流社會的愿望和為此做出的努力視而不見，這一群體一直被當作城市社會的異類，而不是被當作一個正常的社會群體，這樣，想融入城市社會的愿望被自己身份的異化而禁錮。

2.現代化所帶來的創傷

作為外來者，農民工無疑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受影響最大的群體。城市居民坐擁地域之便分享了現代化的成果，而反觀農村社會由于自身具有深厚的鄉土文化以及遠離現代化中心等客觀因素，未能很好的融入現代化的浪潮中，其發展出現了脫節的現象。

首先，城市化進程中人們身份的轉變和心理的轉變同樣重要。農民工群體由于長期受到農村文化的熏陶，已經形成了固有的文化模式，在陌生環境中有很強的防范意識，同時由于大多數農民工未接受良好的教育，在城市中他們生活和娛樂單一而相似，因而會自然而然地聚合到一起，尋找到群體的歸屬感。這樣的行為無異于自我屏蔽，從而加深了與外界的隔閡。其次，工業化的加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農村廉價的勞動力涌入了城市，走進了工廠，散布于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相較于城市勞動力，農民工群體自我保護能力更弱，對于工作環境和報酬有要求，但是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于是工業化過程中農民工群體出賣了自身廉價的勞動力，并且生活水平未能因工業化得到多少改觀，甚至有的人因此付出了生命。

（二）農民工融城的文化調適

破除農民工的融入城市問題僅從政策制度上進行努力遠遠不夠，其背后則是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調適問題?？v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社會文化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生活于其中的人有一個不斷適應的過程，這一過程本身是一個文化調適的過程。人們在文化適應過程中，不是消極被動，而應積極地做出有效的回應。社會文化的發展與人對文化的適應常具有不同步性。在不同的社會中，社會文化有的文化也可能消失在歷史中，有的發展趨于多元化。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要實現良好的調適就要注意以下兩方面：

首先，從農民工自身來看，要摒棄鄉村文化中糟粕的一面，積極主動地建立城市文化生活模式。城市文化在調適中逐漸取代鄉村文化落后的一方面這是我國社會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毫無疑問城市文化無疑在兩種文化相碰撞的過程中占據著話語權的優勢。城市社會在中國社會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城市文化也逐漸成為社會文化中的強勢方。因為發展的不平衡，我國一些地區的農村仍然處于一種封閉或者半封閉狀態。鄉村社會已然和現代社會發生了脫節，失去了自我良性發展的自然循環機制。當更為先進和充滿活力的城市文化洶涌而來之時，鄉村文化會越來越邊緣化，顯得勢單力薄。因此，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社會過程中，這一群體勢必要摒棄鄉村文化中糟粕的一面，逐漸的培養起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這樣才能更好地融入城市。

其次，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要積極主動地引導城市和鄉村文化融入發展。實現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兩者之間很好的適應，兩者各取所需，互相補足，共同創造并維持著一個健康的社會文化系統。在文化進化的過程尤為重要的是文化適應。文化適應是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會成員通過相互接觸，給接觸的一方或者雙方帶來文化模式改變的一種社會心理現象。［7］農民工進城使城鄉兩種文化之間的交融不斷加強，以現代工業文明為特征的城市文化和以傳統鄉土文明為代表的鄉村文化開始了其碰撞、交融和自我整合。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應當積極弘揚傳統鄉村文化的精華，引導鄉村文化不斷的自我發展和創新，使得其在和城市文化相接觸的時候，綻放出更大的魅力和文化自信，從而為農民工文化融入城市生活創造一個好的文化生態環境。

總之，當鄉村社會的“外來者”進入城市社會中，由于文化的差異性，必然導致諸多不良反應。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現在的“闖入者”未來必將成為城市的一個組成部分。個人作為文化的載體，既傳播文化，又在與異質文化的交流中建構新的文化。無論自身所擁有的文化傳統在文化的交流中結果如何，都應該有一個良好的心態面對之。在變革的社會中，只要不自我迷失，看上去弱勢的文化，也能在所謂的強勢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綜上所述，作為“外來者”的農民在進入城市時的雙重身份以及認同感的荒誕性，由此導致，無論其存在于“在場空間”還是“缺場空間”都會感受到強勢文化的壓迫感。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在彼此不得不面對時，它們一定會發生交融適應。交融適應的過程是一個妥協包容的過程，也是新的文化產生的過程。外來者的農民工是社會轉型中城市不可避免出現的一個群體。他們無力選擇自己的身份，也無法逃脫闖入的荒誕。面對陌生化的世界和人際關系網絡，他們正遭受文化進化帶來的挫折感，既在改變著自身的文化，也在改變文化的本身。

［1］《中國農民工戰略問題研究》課題組.中國農民工現狀及其發張趨勢總報告［J］.改革，2009（2）：6.

［2］米歇爾·?？?必須保衛社會［M］.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

［3］阿爾貝·加繆.西西弗的神話——加繆荒謬與反抗論集［M］.杜小真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6.

［4］楊春華.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10（4）：81.

［5］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18.

［6］賽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M］.程克雄譯，新華出版社，2005：20.

［7］孫進.文化適應問題研究：西方的理論與模型［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45.

I207.42

A

1673-1794（2014）03-0034-04

高源，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碩士生，研究方向：農村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王云飛，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教授（合肥230601）。

2014-02-21

李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