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卻創傷：文化精英在“文革”及其后的失語

商昌寶

眾所周知，“文革”的危害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后。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場民族災難和創傷后，在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整個民族都在苦苦探究和求索時，中國的文化精英卻集體性地選擇忘卻，留給歷史以巨大遺憾。茅盾這個成長于五四的文化精英自然也在其列。

關于茅盾的失語，自然不是始自“文革”浩劫宣告結束時，早在其爆發之初，事實上已經開始了。

據韋韜、陳小曼講，“文革”開始時，茅盾“是持認同的態度，認為毛主席的主觀愿望是好的，是為反修防修，擔心中國步蘇聯的后塵——變修，最后導致資本主義的復辟。因而雖然對當時社會上發生的各種怪現象如抄家、破‘四舊，游斗‘走資派，以至宣揚血統論，停產停課鬧革命等等，一方面無法理解，另一方面希望只是暫時現象，正如歷次運動中出現過的過火行為那樣?！表f韜還進一步說：“持這種善良愿望的，在當時的老革命、老同志中恐怕相當普遍，即雖然對‘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卻仍舊相信有毛主席在掌舵，這種現象很快成為過去?！雹賹τ诿珴蓶|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行為，茅盾起初“還表示理解”，后來形勢愈演愈烈才表示擔憂地說：“工人不生產，干部不工作，學生不學習，這樣下去，豈不要天下大亂嗎？”②針對初中尚未畢業的孫女小鋼的被下鄉，茅盾一邊說：“去工廠或者上山下鄉，其實并無本質的差別，都是讓青年離開學校之后先到艱苦的環境中去磨練。這是有好處的。歷史上凡是有作為的人，在青年時代都經歷過各種磨難，沒有聽說過在溫室中能培養出參天大樹的。不過小鋼還太小，書念得太少，基礎知識不夠。這樣的年齡正是在大人的關懷下求知識的年齡，這樣的文化素質還不具備走上社會的條件”；一邊“顧全大局”地自我安慰說：“我想中央這個政策也是權宜之計，國家不可能花錢培養了一批知識分子，卻讓他們去當一輩子工人農民，這太浪費了。我看這是目前工廠不招工、機關單位不進人的特殊情況下的過渡辦法，它可以緩解城市失業人口暴增的問題，又能讓青年學生到基層去經受鍛煉，讓他們了解中國的現實。不過，這主要應該是針對大學生，在目前的情況下讓大學生下基層去鍛煉是有好處的，給他們發熱的頭腦潑點冷水，使他們從前兩年在社會上沖沖殺殺的狂熱中清醒過來。但中學生，尤其是初中生就太小一點，當然鍛煉一下也未嘗不可?！雹劭梢?，在失去基本判斷力和獨立思考后，茅盾的思想認識水平，已經到了是非不清、胡亂涂抹的地步。

秋石曾說：“進入晚年的茅盾先生，依然保持著從年輕時代從文開始時的那種獨立的清醒的思想意識?！雹茼f韜也說，茅盾“幾十年的文學生涯，使他養成了冷靜、銳敏地觀察社會的習慣”。⑤但事實卻無法驗證這樣的評判，甚至結果卻恰恰相反。因為面對“文革”，比之于成長于“五四”的大作家，茅盾所表現出來的盲從、差強人意，與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有著屬于自己的獨立思考的普通人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且看如下實例：

遇羅克，這個時年二十多歲的青年人，在“文革”肇始之初就在日記中寫下：“難道彭真、吳晗、鄧拓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說我終日憂心忡忡，以為我始終在為個人考慮，我實是憂國憂民啊?！薄爸袊伯a黨是在干著一場極其空前、極其史無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國引入一條極其與世界不同的道路！”“幾十萬大學生，幾百萬中學生，幾萬萬小學生在虛度光陰，更有幾百萬工人和幾萬萬農民在消極怠工，中華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對這樣的政局失去了興趣！”⑥

王容芬，這個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系德語專業四年級的本科生，在1966年9月24日給最高領袖毛澤東、中共中央、共青團中央寫信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骯臟，不能再活下去”。她還在信中鄭重聲明自己從即日起退出共青團組織，然后喝下了準備好的四瓶敵敵畏。觸發這個年輕的女學生做出思考的，是她在參加天安門“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并聽取了林彪赤裸裸的煽動講話后，以德語為專業的她直接聯想到了那個被詛咒為法西斯的希特勒的講話錄音，她認為二者間簡直沒有本質區別。

劉文輝，這個1957年因為給廠領導提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的年輕人，在“文革”發動之際即寫下了分送北大、清華、復旦等校的《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其中寫道：“文化大革命強奸民意，瘋狂迫害民眾，是全民大迫害”，“當權者人人自裝，登天安門城樓掀起瘋狂的紅衛兵運動，宣揚窮兵黷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報刊廣播，操縱全國輿論，對內專政暴行，鎮壓知識份子，焚書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猶過人之處，人人唯唯諾諾不敢言，陷社會暗無天日，使神州大地百業俱毀，遍地饑餓赤身，窮山荒鄉，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農民不種田，學生不讀書，教書者牛棚勞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號。武斗傷民，殘酷迫害，抄家捕人，慘無人道……”他還在大字報上寫道：“我們要提倡堅持獨立思考，反對思想專制，反對精神奴隸?！薄叭屆珴蓶|一人專制獨裁，為所欲為，中國遲早會退到封建舊社會去！”“古今中外，反專制反獨裁，必然有人以身許國，拋頭顱、灑熱血，喚起自難而軟弱的民眾奮起反抗，那末，今天就從我劉文輝開始吧！”

陸洪恩，這個海外歸來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即使在黑暗、殘酷的“文革”牢獄中依然大膽批判，不愿茍全性命，臨死前慷慨直言二十五分鐘：“我想活，但不愿這樣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蛔杂?，毋寧死?！母锸潜┡?，是浩劫，是災難。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茍且貪生?！薄拔母锵麥缌苏嬲\、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份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薄叭绻鐣髁x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么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制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⑦

李九蓮，這個普通的青年女工，在歷經“文革”初期的造反后，在1969年的日記中開始警醒道：“中央不是按歷史來決定問題的，而是按你對毛林的態度而定的”。她暗喻毛澤東是“殘冬的太陽”，稱其“余暉是明亮的，略有溫暖的，然而實在是無力的、不持久的；只有那些沒有棉衣的無產者才敢大膽地說：‘他并不偉大，也并不溫暖，不然我怎么會冷得發抖呢？”在寫給男友的信中又說：“我不明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質的斗爭，是宗派斗爭，還是階級斗爭？我時時好想（像）感到中央的斗爭是宗派分裂，因此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反感?！雹?

不妨再援引一些“小人物”的思想言論。成都大學學生王正志1967年2月散發自己刻寫的傳單，歷數“文化大革命十大罪行”；江西省南昌市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學生吳曉飛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期間，撰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陜西青年農民權佳果在1968年曾寫下這樣的話：“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到了前無古人的、曠古未有的、史無前例的空前地步”，“這種個人崇拜最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的工作，最嚴重地損害了我們的革命事業”；陜西大學生姜明亮1968年時說：“現在到處出現的三忠于、四無限活動，忠字舞，大像章，都是從部隊開始，傳遍全國。連封建王朝都不曾有過的事竟然發生了”；湖南農村青年蕭瑞怡1968年給毛澤東寫信，提議建立以“包產到戶”（農業生產責任制）為藍本的“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反對“人為的階級斗爭”，反對形式主義的個人崇拜；遼寧省委干部張志新1968、1969年間就質疑林彪、江青本人，并指出毛澤東從1958年以后，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問題上有錯誤。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斗爭是建國后，尤其是1958年以來黨內“左”傾路線錯誤的繼續和發展，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惡果；上海知青許紹吉1971年時說：“我們不要個人崇拜，我們要的是崇拜言論，崇拜真理”；長春青年史云峰1974年散發傳單為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遭受迫害鳴不平；云南陳爾晉1976年在《特權論》中提出：蘇聯的社會是新型剝削社會制度——“官僚壟斷特權階級所有制”。中國是處于“十字路口的社會主義”——可能向蘇聯那樣的社會發展，也可能經過社會主義民主革命向共產主義過渡。主張借鑒西方政治民主體制，實行無產階級的議會制、共產黨的兩黨制，保障無產階級的人權；成都青年胡平1975年撰寫具有明確自由主義傾向的文章《言者無罪》等。⑨

其實，認真打撈歷史可以發現，沒有停止思考的“小人物”還有很多。例如北京的“二流社”青年沙龍、北京的徐浩淵沙龍、北京的趙一凡沙龍、北京的X詩社、上海的小東樓沙龍、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山西省太谷縣大坪村插隊的知識青年的讀書沙龍、貴州安順青年思想群落、白洋淀詩歌群、河南駐馬店農村知識青年小群體、山西省太原市的青年干部秘密群體、廣州的“李一哲”、四川省萬縣的“馬列主義研究會”等，其中這些人的名字應該被歷史記?。何汗馄?、徐浩淵、駱小海、孫恒志、吳述森、魯志立、錢理群、陳一諮、張珉、趙鳳歧、羅建中、許成鋼、李正天、王希哲、陳一陽、郭鴻志、張闖、牟其中、劉忠智、北島、芒克……⑩

相比這些小人物，茅盾這個大人物的確要汗顏得多。對此，朱學勤說：“少數真正的思想旗手，被緊緊踩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不是知識分子，卻又比知識分子更像知識分子?！?1印紅標說：“知識青年思想者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還在于他們以貧弱的學力，業余的、半地下狀態的思考使這段思想史不至完全荒蕪。換個角度說，他們的地位可以說是由這個時期知識分子思想的蒼白顯現出來的。這是無奈的悲哀?！?2傅國涌說：“四十年前，當起自中南海的颶風卷地而來，濁浪排空，陰風怒號，多少老謀深算的權臣，多少武功顯赫的元勛，多少權鎮一方的封疆大吏，頃刻間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斷能力，他們乖乖地低下頭顱，接受命運的安排，劉少奇留下的只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一句話?！母锇l生之初，許多在權力舞臺上沉浮多年的高官幾乎都沒有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迄今為止，我們已知在歷史的大浪前面，說出了真話，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幾個可敬、可愛的小人物，他們或被囚，或被殺，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價，但一部‘文革史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才有了一點人的氣味?！麄儽饶切└呔訌R堂之上、曾被毛澤東打入地獄的大人物遠為重要，他們當年對‘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們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資源，他們身上顯示的道德勇氣也是人類文明賴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動力?！?3

再退一步說，身為體制內但已經靠邊站的茅盾，在“文革”嚴酷的環境中無法也不能有任何“犯上”的言論和舉動，應該給予寬容和理解，那么，在“文革”結束后，在思想解放和反思大潮中，茅盾應該可以說些真話了。正如哈維爾所說：“如果生活在真實中是反抗現行制度、反抗異化壓力的起點，是所有獨立的政治行為惟一有意義的基礎，更是‘持異議者立場的最根本的內在源泉，那么顯然，除了為真實、為真實的生活服務、為真實的生活目標創造空間，別無其他?！?4

然而，茅盾都說了些什么呢？

在文聯擴大會議上，茅盾號召與會人員：“我們要為毛主席爭氣，為周總理爭氣，為黨中央爭氣，為中國人民爭氣?！?5在批駁所謂“四人幫”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迫害時，茅盾稱他們為“狼子野心”、“篡黨奪權”，批評“三突出”、“三陪襯”，其創作方法是“幫規”，批評他們所謂的“從路線出發”等，并說：“如果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則有《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有從延安時代直到建國十七年的，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而產生的豐富多彩的文藝作品在！”“‘從路線出發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边€說：“從前諷刺的‘領導出題，群眾出生活，作家出筆。不料‘四人幫竟堂而皇之實做起來?！?6在《為介紹及研究外國文學進一解》中，茅盾開篇寫道：“萬惡的‘四人幫推行愚民政策，不許青年們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結果造成了整整一代青年的知識貧乏，眼界狹窄?！F在好了，打倒‘四人幫，外國文學這個‘禁區，也開放了。青年們的強烈的求知欲，可以得到滿足了。重版的和新版的外國文學五光十色，琳瑯滿目?！泵┒芤册槍δ欠N認為只有馬、恩、列肯定的外國文學才能借鑒的觀點批駁說：“這不是實事求是地對待借鑒，而是教條式地對待借鑒；說得不客氣，這是一種偷懶、取巧的態度?！薄罢_的態度是：借鑒的范圍必須擴大?！薄安粦獎澋貫槔?，自立禁區”，“即使是反面材料，也有借鑒的作用?！?7

翻閱這一時期茅盾的文字，基本上就是一個結論：推翻所謂“四人幫”對“十七年”的攻擊和誣蔑?？陀^地說，茅盾這種行為本身，于公的方面，是為“十七年”申冤、平反，以還其客觀和公道，這自然是應該的，也應該理解和贊同。然而僅僅否定“文革”而簡單肯定“十七年”，是否還太低層次、太平面化？于私的方面，“文革”全面否定“十七年”，自然也否定了他苦心經營的文化部、中國作協的“政績”，批判和否定“文革”，也是對自己的辛勤工作辯白、正名。當然，茅盾的這種批評，不能不說是激烈、鮮明，但必須要承認，這種批評之聲并非是自發的，而是配合主流揭批“四人幫”大潮中的要素。這樣說的意義在于，于主流大潮來說，需要像茅盾這樣的每一個要素來構成，沒有這些要素，大潮難以形成。但于大潮的另一面來說，其中的某一個要素，哪怕是重要的，缺了也無不可?；氐健拔母铩焙蟮臍v史現場，可以發現，像茅盾這樣淺顯、套路化的批評，在當年何止百萬千萬。

如果說茅盾在“文革”后期還能有些有價值的言論，就是他對于所謂“傷痕文學”的支持與肯定了。他為此撰文《溫故以知新》評說道，“傷痕文學”“反映了‘四人幫愚民政策在年輕一代身上所留下的‘傷痕。由于題材的關系，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低沉的音調和陰暗的色彩，然而，它們扣人心弦，啟發人們深思：這一切噩夢似的現實，記憶猶新，到底為什么而竟然發生？從這一切，我們將學到什么教訓？我們的后一代又將學到什么教訓？……只有學到教訓，而且牢記心頭，然后能使這噩夢似的一切，將來不會再發生，永遠不發生?！泵┒芤舱f：“‘歌德的或者寫光明面的作品，難道就沒有副作用么？我以為未必然?！箬b不遠，就在最近的十多年?！?8茅盾這樣的反省，表明他這個成長于“五四”的老作家，還未徹底喪失良知，也還保有基本的清醒和思考。但是問題也只能停留于此，而無法縱深下去。因為即如“文革何以會發生”這樣的問題，茅盾的思考和回答是遠遠不夠的。這么一個如此慘重的人間悲劇，怎么會發生在一個擁有五千年文化又自號擁有世界最先進的制度和主義的國度？若沒有此前的“四清”、“反右傾”、“大饑荒”、“大躍進”、“反右”、“胡風事件”以及1950年代的若干次政治運動，“文革”會一蹴而就、水到渠成嗎？他所說的“愚民政策”是“文革”才開始和獨有的嗎？

顯然，在這樣的時代課題面前，茅盾沒有給出屬于他自己的于后人更有價值的思考。特別是在同時代人的反襯下，茅盾頭上的光環愈發黯淡、飄渺。例如在十七年時期以“極左”和整人的面目出現的周揚，在歷經“文革”被整的災難后，已經開始“多次作自我批評，可以說是無會不檢討，無事不認錯，見人便抱歉，表現了一種大徹大悟的精神境界?！?9更可貴的是，周揚在1983年撰寫的長文《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中提出“由于民主化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時會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轉過來作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至于思想領域的異化，最典型的就是個人崇拜?！?0而且，他還與以胡喬木、汪東興為代表的“極左”勢力進行據理力爭，掀起“馬克思主義異化”問題的大討論。雖然最后的結局仍是不得不作檢討以求過關，但其反思的態度和行為，還是贏得絕大多數當事人和后來者的諒解和贊同。盡管仍有一些當事人因為受迫害的創傷難以愈合，至今在感性上不能接受，但誰又能不承認周揚的迷途知返、知錯就改的舉動讓一代知識分子在人格上沒有徹底垮掉呢？

1949年后積極踴躍的巴金這時節也開始愧悔，并接連寫下了在思想史上遠超過《家》、《春》、《秋》的《隨想錄》。他這樣反思道：“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不然怎么在某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天幾次高聲‘敬祝林彪和江青‘身體永遠健康呢？”“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后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沂窃谪焸湮易约?。我走慣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聽見大喝一聲，回頭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21“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后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么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氲侥切窢?，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惡心，感到羞恥?！?2當然，這樣的反思僅僅停留在道德倫理層面，還遠遠不夠，正如徐友漁所說的，“與那一場浩劫的深重相比，我認為也是不夠深刻、空洞乏力的。難道巴老的這些話，就成了我們全民族道德水準和歷史智慧的上限？”23但是這種勇氣和這份擔當，多少還是為那一代知識人挽回了些顏面。對此，朱學勤在《我們需要一場靈魂拷問》中評價說：“在一個沒有罪感氛圍的輕浮國度里，一個享有世界聲譽的老人完全可以帶著他的隱私或污跡安然離去，不受任何譴責?，F在，他突然覺得自己的靈魂中有罪惡，不吐不快，終于說出了這一番富于懺悔意識的語言，這才是中國知識分子人格再造的開始。但也僅僅是開始?！?4

“文革”后，切實有所反思的當事人，其實并不少。蕭乾開始身體力行“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25。張光年整理并出版了《向陽日記詩人干校蒙難紀實》，其中這樣寫道：“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或革命青年，一旦染上了封建性個人崇拜的麻醉劑，嗜毒成癮，可以達到是非顛倒、敵我顛倒、人轉化為非人的地步，這也是‘文革中才見識到、體驗到、覺悟到的?！磺羞`反人民意愿、違反歷史規律的事物是不能長久的。一切符合人民意愿、符合歷史規律的事物是長存的?！?6連一路順風順水、唯左是從的劉白羽也痛悔當年自己的表現，反省說：“我心情沉重，思之疼心，因為我作為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難中，我必須承擔歷史的重責，因而對丁玲永懷深深內疚?！?7那個執掌生殺大權的“寵臣”胡喬木，在蕭軍正式平反后，也主動找其為自己當年的過火行為道歉。

而反觀茅盾，除了配合主流揭批“四人幫”的泄憤之作和一個殘缺不全的回憶錄外，再就是“并非旗幟鮮明，而是非常曖昧，貌似中立客觀”28地支持了鋒芒指向“四人幫”的傷痕文學，其他就再也難發現留給后世更具反思價值的精神資源了，雖然他并沒有像林默涵那樣辯稱“我們是誠心誠意按中央的要求參加運動的。政治上的錯誤，只能由政治家糾正，中央在政治上犯錯誤，只能由中央糾正?！魏问虑槎家旁谝欢ǖ臍v史條件下來看。文藝工作問題也是這樣。不能把文藝界的事情孤立起來看”29；也沒有像后輩的梁曉聲、張承志、余秋雨等那樣公然宣稱“不懺悔”，更沒有像胡喬木、丁玲等人那樣因為繼續“過左”而愚蠢地繼續犯錯。但是，不作任何辯解，什么也不說就可以、就應該嗎？錢鐘書在《干校六記·小引》中曾寫道：“現在時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里，如同在歷次運動里，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怯懦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賬，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于心?！?0先不說茅盾究竟屬于哪一類，至少作為親歷者，應該表達自己的所見所想。作為昔日的文化精英，茅盾自己曾說：“偉大的作家，不但是一個藝術家，而且同時是思想家——在現代，并且，同時一定是不倦的戰士?！?1從這個意義上說，茅盾枉對了五四啟蒙精神滋養，更愧對歷史所賦予的職責。

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政治浩劫和身心俱損后，茅盾在晚年極其艱難的情況下，完成三卷本50多萬字的史詩性巨作《我所走過的道路》——1935年后的部分是由韋韜根據其生前留下的20盤錄音帶和相關資料整理而成，合計20余萬字。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一方面茅盾以1949年作為他的人生終點，有意無意地將1950-1970年代——這段更具反思和評判價值的歷史——永久地停滯和空白化，帶給人們無限的悵惘、遐想與失望；另一方面，在這部時代記憶和個人際遇的總結中，除了一些基本歷史得以呈現外，沒有提供一個20世紀文化精英的深刻反思和反省，致使這部回憶錄失卻了思想史上的地位?；叵肽俏慌c茅盾有著差不多經歷的前蘇聯作家、文化高官、六次榮獲斯大林文學獎的西蒙諾夫，卻能夠在晚年的回憶錄《我這代人的見證——關于斯大林的思考》32中進行反思和反省，讓人不得不在敬佩之余，更添幾分巨大落差后的失落與遺憾。前中宣部長朱厚澤曾說：“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一個愚蠢的民族，一個忘了歷史的組織，只能是一個愚昧的組織……一個有計劃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們忘卻記憶的國家，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心存恐懼的國家?！?3茅盾不幸正是這個國家的有力一員，并因為其有選擇地忘卻創傷而永遠尷尬地存在于歷史中。然而縱覽那一代的文化精英，又有誰不尷尬呢？

【注釋】

①韋韜、陳小曼：《我的父親茅盾》，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②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頁。

③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頁。

④《我為魯迅茅盾辯護》，文匯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頁。

⑤韋韜、陳小曼：《父親茅盾的晚年》，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頁。

⑥金鳳：《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黃春秋》2004年第9期。

⑦傅國涌：《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他們遠比大人物重要》，《北京時報》2012年6月21日。

⑧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頁。

⑨印紅標：《文革后續階段的民間批判思潮》，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學術演講，2011年6月21日，江沛主持。

⑩印紅標：《“文革”時期的“青年思想村落”：見證思想解放之路》，《中國青年研究》2010年第3期。

11《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年第10期。

12《堅冰下的潛流：文革中的知識青年思潮》，《中國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

13《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他們遠比大人物重要》，《北京時報》2012年6月21日。

14《無權者的權力——紀念揚·帕托切克》，《哈維爾文集》（內部交流），崔衛平譯，第80頁。

15《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開幕詞》，《文藝報》（復刊）第一期，1978年7月15日。

16《駁斥“四人幫”在文藝創作上的謬論并揭露其罪惡陰謀》，《十月》第一期，1978年8月。

17《外國文學評論》第一輯，1979年9月。

18《溫故以知新》，《文藝報》第十期，1979年10月12日。

19徐慶全：《知情者眼中的周揚》，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年版，第7頁。

20《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

21《隨想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1、131頁。

22《隨想錄·無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頁。

23《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南方周末》2000年6月2日。

24《我們需要一場靈魂拷問》，《書林》1988年第10期。

25《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傅光明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

26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27《丁玲在繼續前進》，《丁玲紀念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頁。

28劉衛東：《關于〈傷痕〉的“博弈”》，《粵海風》2010年第3期。

29《林默涵文論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30《楊絳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頁。

31《創作的準備》，《茅盾全集21》，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頁。

32崔松齡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

33《忘記了歷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炎黃春秋》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