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帶燈》的兩個文本與敘事

趙冬梅

賈平凹經常會在他出版的長篇小說的“后記”中，剖析自己的創作過程，其中的困惑、感慨、關懷、情懷、心境、心得，這些“后記”既是我們一窺作者內心世界的窗口，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導讀的作用，甚至成為論者解讀小說正文的參照或依據，如《秦腔》中的“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①；《古爐》中的“我觀察到了‘文革怎樣在一個鄉間的小村子里發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從中國社會的最底層點起，那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卻怎樣使火一點就燃”等。②新近出版的《帶燈》，亦不例外，但在談到這篇小說的創作緣起時，他特別敘述了小說主人公帶燈的原型以及與自己的交往。不論是按照小說正文、后記的順序看下來，還是相反的順序，都會覺得“后記”中的這段敘述，與正文之間有著非同尋常的、讓人忍不住要去思量的“互文性”，這不僅僅因為它們是文學素材與文學作品的關系，這段敘述等于把創作的底牌全部亮出，除去了創作的神秘面紗，把一個文學作品的“前世今生”呈現出來，沒有了懸念，卻引來了一份審視，于創作者而言，這需要強大的勇氣和自信，于讀者而言，不禁會追問現實與文學、非虛構性（作為作家創作歷程總結的“后記）與虛構性（作為藝術創作的小說）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文學于現實的意義又何在？

一

通過《帶燈》的“后記”，可以了解到現實中的“帶燈”是一位深山區的鄉鎮干部，在鄉政府的綜治辦工作，因不知從哪兒獲得了“我”的手機號，便發短信給我，因收到復信便接二連三地給我發信，因她寫的短信極好，讓我驚訝不已，竟盼著她的來信，并決定去看了她和她生活的地方。她不是文學青年，但有著天才的文學感覺和文筆，如崖頭的一枝聰慧的靈芝，她向我不停地傾訴，并領我走村串寨、給特困戶辦低保、堵截和訓斥上訪人，拽著牛尾巴上山，把采到的山花別一朵在頭上，買土蜂蜜，摘山果子，跑累了到草窩里蜷身而睡，讓我自己去看風景。從山區回來后，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她每天都給我發幾百字或上千字的信，如我在老家的那個侄女，毫不避諱地說她的工作和生活、追求和向往、歡樂和悲傷、憤怒和苦悶，且定期給我寄東西，五味子果、鮮茵陳、核桃、蜂蜜，一包包鄉政府下發給村寨的文件、上訪材料、救災名冊、領導講稿，以及一份因工作失誤所寫的檢查草稿等。③

這段千字左右的敘述，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小說中有關帶燈工作、性情的簡要概括，也即在小說正文中，保留了“后記”中講到的現實帶燈的工作身份、文學天分和率性、親近自然的性格特征。如小說寫到，當鎮政府的工作讓帶燈活得又累又焦慮時，當她和去省城畫畫的丈夫冷戰時，當她思念元天亮時，她都要求下鄉，在山水田野間徜徉、靜坐、讀書，跑累了就在山坡上睡覺，感受四季風景的變化，品嘗四時的山果野菜，呼吸山野間散發的各種清新氣味；懷抱各種各樣的野花回去，是“把春天帶回了家”；為著“冬天不是樹葉不發，是天不由得；夏天不是樹葉要綠，是身不由己”，便如黛玉葬花般抱著樹哭泣。即使是她發給元天亮的那些才華橫溢的信，自然山水也是她表情達意的主要內容，如“我在山坡上已綠成風，我把空氣凈成了水，然而你再沒回來”，“我對你想念情感總如巖下的泉一樣，滴滴點點很快汪出一潭，舀去又來，無有止境”；而她所向往的與元天亮的關系，也是尋常山間的布衣夫妻，如“我總想在松柏間打柴能邂逅你，然后和你一笑而歸”，“我昨天早上想象咱們在山后有個石屋草房，然后在梁峁上搭火取暖，烤柿子紅薯吃”。

當然，對于一部三四十萬字的小說來講，必定還會有文學的再創造，從而形成了兩個文本之間交錯糾葛的同與異。比如在“后記”中，用手機發信使我和現實帶燈相識，也是他們作為朋友交往的主要維系；在小說中，發信的形式主要是在中部“星座”里（這部分占整部小說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以第一人稱的“給元天亮的信”與第三人稱的小說敘事交替進行，而且是展示帶燈文學天分、精神生活的主要途徑，只是收信人變成了在小說中始終未曾正面出現、卻有著舉足輕重位置的元天亮，同樣，“后記”中提到的那自山區寄出的一包包東西，也轉到了元天亮那里。但就像上面提到的，帶燈不止向元天亮傾訴工作、生活中的歡樂、煩惱，更主要是向其表達愛戀、思念、渴慕之情，至于元天亮的反應、態度，小說并沒有正面寫，只是在帶燈發給他的信里偶爾提到他回信了、他沒有回信、他謝絕了要寄給他的山珍中藥等，讓人疑惑他們究竟是在精神戀愛，或者只是帶燈一廂情愿地把元天亮“以朋友、老師、親愛的人的感覺”在自說自話、以對抗“很累又焦慮”的現實生活？這異于“后記”中提到的“朋友”或“如我在老家的那個侄女”的關系，是兩個文本之間最大的不同。

小說一開篇寫到，二十年前元老海帶人阻止高速公路鑿隧道通過櫻鎮，被認為是保全了櫻鎮的風水，使元老海的本族侄子元天亮“得了山水清氣”、“極了風云大觀”，長成了大人物。他是櫻鎮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后在省文史館工作，由館員到館長，著作等身，當上了省政府副秘書長，后又升為省委常委，“世上有能寫書的但當不了官，有能當了官的卻不會寫書，元天亮是兩全其美”。因這“兩全其美”，元天亮成了櫻鎮的傳奇，以致他的法令紋長（“這是當大官的相”）、個頭矮且走內八字（“這是貴人氣質，熊貓就走內八字，熊貓是國寶”）、愛吃紙煙（（“他屬龍相呀，云從龍么，煙縷就是云”）等十分普通甚至是不敢恭維的外貌長相、生活習性，也成了傳奇的一部分，被與眾不同的帶燈崇拜著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也令我們不致冒昧地將他與“后記”中的“我”劃上等號。當然，作者設計這樣一位傳奇人物，并不僅僅是為了使發信的形式保留下來，帶燈的文學天分以及精神生活能夠得以呈現。

櫻鎮人之所以對元天亮念念不忘，除了他學問大、官高，說話還是家鄉口音、最愛吃的還是家鄉菜外，還因為他“也熱心為家鄉辦事”，其中由他“動用了他的人脈和權力資源”而促成的大工廠引進到櫻鎮一事，是小說中鎮黨委書記主抓的核心工作，關系到櫻鎮的脫貧致富（當年高速公路改道雖“保全了櫻鎮的風水”，卻也使它成了秦嶺的第一窮鎮）、書記鎮長等領導干部的升遷，也使各方人等因利益驅使而矛盾激化，最終演變成元、薛兩大家族勢力為爭辦沙廠而發生的惡性打架事件。這一事件更是帶燈命運的轉折點，本在現場維持局面的帶燈頭部受重傷，事后和竹子承擔了所有責任，被行政降兩級處分、撤消綜治辦主任一職。這時小說已近尾聲，帶燈在此事件后患了夜游癥，竟和瘋子木鈴一道在夜深的鎮街上跑著、爬高上低地捉鬼攆鬼，變得思維混亂，將多年前的事說成現在、不同的事混在一起，甚至將一直藏在心中的給元天亮發信的秘密，也向竹子和盤托出，一天早晨，帶燈因夜里夢到元天亮而大哭，將以前會發給元天亮的心里話，當著竹子的面，由對《紅樓夢》的感受而滔滔不絕地說了出來。盡管小說最后，櫻鎮的河灣里出現了螢火蟲陣，身上落滿了螢火蟲的帶燈“如佛一樣，全身都放了暈光”，我們仍然會為帶燈將來的命運而憂心。

大工廠的重要性，除了關系到櫻鎮的命運、帶燈等櫻鎮人的命運，如同高速公路一樣，還有著明顯的象征性。小說中寫到，高速公路修進秦嶺，華陽坪成了低頭走路就能拾到金戒子的大礦區，但空氣惡劣、山是殘山水是剩水；生產蓄電池的大工廠建到櫻鎮，使櫻鎮人有了富裕的希望，但以王后生為代表的反對聲音，一開始就指出大工廠是高污染高耗能，別的地方不肯接納才落戶櫻鎮，將使櫻鎮如大礦區一樣成為殘山剩水，甚至會使人患上怪病、女人生不出娃，雖然書記說大工廠是“循環經濟”，但顯然未能讓所有人信服，大工廠開建后帶來的灰塵、噪音已是有目共睹，喜歡在山水間讀書的帶燈也很難找到清靜的地方，在發給元天亮的信中，她曾疑惑地詢問大工廠“真的是飲鴆止渴的工程嗎”？這里所體現出的開發富裕與山水風光之間的矛盾④，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征，正是大工廠象征意義之所在。

由這個集合著矛盾與質疑聲的大工廠，再回看元天亮其人，不禁會有所疑惑，所謂“高才無貴仕”，即使是在當下的社會，亦無法想象會有如他這樣“兩全其美”的人存在。那么這樣一位被帶燈像神一樣謙卑地頂禮膜拜著的傳奇人物，他之出現在作品中，不僅使兩個文本之間有關“帶燈”發信對象的改變，顯得頗耐人尋味，也充滿了反諷的意味，比如他熱心為家鄉辦事，既可以說是回報故里，又怎么不可以說是“以權謀私”？且不講所辦之事的結果怎樣，如“動用了他的人脈和權力資源”的大工廠，另如他“通過省扶貧辦撥了十萬元加固鎮前的河堤”，但兩年過去了鎮政府卻沒有在河堤上增加一個石頭、沒載一棵樹，尤其是寫到櫻鎮小學的“二妮樓”（元天亮聯系了一個老板捐了三十萬元給櫻鎮小說蓋教學樓，命名時老板說不要用他的名字，用他老婆的名字叫“二妮樓”），字里行間都不乏嘲諷。如果一開始我們還會將有關元天亮的種種傳奇、帶燈的頂禮膜拜，揣測為隱含作者的某種“自戀”情結，當看到帶燈最后的遭遇，看到她因夢到元天亮而毫不掩飾地大哭時，可以認為，這些都是為了塑造帶燈這一人物形象，為了說明帶燈情感、精神寄托的虛妄性。

二

上述小說正文與“后記”之間的同與不同，正是文學創作特性之體現，就像賈平凹在“后記”中講到的，“認識了帶燈，了解了帶燈，帶燈給了我太多的興奮和喜悅，也給了我太多的悲憤和憂傷，而我要寫的《帶燈》卻一定是文學的”。作者在賦予了“帶燈”文學生命的同時，還讓她在小說中承擔了諸多的功能，對于這些功能的解讀，同樣離不開與“后記”的比照，或者說只有通過與“后記”的比照，解讀才更為清晰。

賈平凹在“后記”中用了相當的篇幅，談他對農村的感受、對鄉鎮基層政府及干部的看法，并指出，“我通過寫《帶燈》進一步了解了中國農村，尤其深入了鄉鎮政府，知道著那里的生存狀態和生存者的精神狀態”。而身為綜治辦主任的帶燈在小說中最明顯的功能，即是作者觀察鄉鎮社會尤其是鄉鎮基層干部的一個視角，這也是小說敘事的一個主要線索。

提到這一題材，自然會想到上世紀90年代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如論者所述，在劉醒龍的《分享艱難》、何申的《年前年后》、關仁山的《大雪無鄉》等作品中，主要表現的是那些被各種事務弄得焦頭爛額卻又的確想為地方上辦些實事的縣、鄉、鎮的基層干部，與道德墮落卻實力雄厚的經濟能人之間的博弈，最終往往是基層干部的兢兢業業及其道德感召力，帶動了這些能人與之一起“分享艱難”，但在選擇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又回避了這些經濟能人的惡與道德墮落，從而弱化了現實主義的批判力度，將復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道德化。⑤在《帶燈》中，櫻鎮的鎮政府依然是作為“政治的緩沖帶”而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鎮政府的工作重點也發生了變化，由“催糧催款和刮宮流產”轉移到“尋找經濟新的增長點和維護社會穩定上”，經濟發展雖仍是工作重點，如前述的引進大工廠一事，但與“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不同，櫻鎮的書記鎮長等領導干部在經濟方面倒比較從容，似乎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讓他們焦頭爛額的則是以上訪為代表的維穩工作，帶燈所在的社會綜合治理辦公室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如帶燈所言，“綜治辦就是國家法制建設中的一個緩沖帶，其實也就是給干澀的社會涂抹點潤滑劑”。

與此相關的是，雖然都以鄉鎮基層干部的日常工作為敘述焦點，《帶燈》不再糾結于為“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招致批判聲音的經濟與道德之間的矛盾，但也不是回避，仿佛這些已成為常態，就像書記的公開送禮，他聲稱“這不是行賄，是聯絡感情，一份土特產值不了幾百元錢，卻給櫻鎮換回的是幾萬元幾十萬元”。不過，對于干部們的種種行為，如書記、鎮長對元家兄弟辦沙廠、薛家兄弟收購舊房改造老街等的庇護、縱容，書記、鎮長將隱瞞水災中死去人數的行為稱為“巧報”，大工廠送給書記的一輛日本進口車，馬副鎮長蒸吃衛生院送來的引產胎兒，鎮干部為著能給車加油、下山能吃碗面地催要著農民的罰款，為了讓王后生交出告大工廠高污染高耗能的上訪材料、鎮干部干事輪番地折磨他等，小說并非只是中庸地呈現，而是通過帶燈的反應、態度表示出不滿以及批評的聲音。另一方面，櫻鎮的干部雖沒有了“現實主義沖擊波”小說中“勉力補天”的“道德理想主義”，但也不至于面目可憎到讓人無法理解，如寫到鎮長為普查維穩和抗旱工作，連天奔走在各個村寨，鞋子壞了就用葛條纏幾下，頭疼了就用針挑眉心放血；一次，帶燈和竹子被書記下令取消補貼后，始終沒有給書記檢討，甚至一連幾天未到書記辦公室，馬副鎮長便把一個錫燎壺讓帶燈拿給書記，并交代書記好喝酒，喜歡他這只壺，就說是在下鄉時買來送給書記的，雖被帶燈拒絕，卻也體現了同事之間的惺惺相惜。這可說是描寫出了現實的、人性的復雜之處（這同樣也體現在對王后生、朱召財、王隨風等老上訪戶的描寫上），也與作者對待基層干部的態度有關，如“后記”中談到的，“正因為社會基層的問題太多，你才尊重了在鄉政府工作的人，上邊的任何政策、條令、任務、指示全集中在他們那兒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責挨訓被罰”、“而他們又能解決什么呢，手里只有風油精，頭疼了抹一點，腳疼了也抹一點”、“你同情著他們地位低下……但他們也慢慢地扭曲了”。

作為鎮干部中的一員，帶燈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著復雜性或矛盾性。無論最初帶燈從市農校畢業后到櫻鎮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我丈夫是櫻鎮人，他也在鎮小學工作”、“鎮政府工資高，又有權勢”，當她建議在全鎮進行一次滅虱子的活動沒有干成后，她以“既然改變不了那不能接受的，乃就接受那不能改變的”（來自元天亮的書）為經驗，再沒有提過任何建議，鎮政府分配她干什么，她就去干什么，并盡力干好。因為和鎮長是同學，她也會替他采辦去縣上走動送禮的土特產；因為在鎮政府工作、吃的好穿的好，她又是櫻鎮婦女羨慕的對象。帶燈的不同在于，她并沒有從“林震”式的理想熱情蛻變為“小林”式的與世俗和光同塵，她經歷了三任鎮黨委書記、兩任鎮長，有著農村工作的經驗，但她從不為自己的仕途謀劃經營（她的綜治辦主任一職是鎮長出于多種考慮提名的，而非她自己爭取來的），甚至因辦公室主任白仁寶的一番女人當官的言論——你太漂亮當不了官，“太漂亮了誰敢提拔你，別人會說你是靠色，也會說提拔你的人好色”、“你看哪個女領導不是男人婆”——而越發注意自己的穿著打扮，當鎮長想對她有親昵的舉動時，她以長姐的身份告誡他“你還年輕，好不容易是鎮長了，若政治上還想進步，那你就管好你”；她明白自己的工作也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但她有著一股正氣與悲憫之心，力所能及地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可憐之人，其中也包括那些給她工作帶來重大困擾的老上訪戶，所以她敢頂撞書記、鎮長，敢對馬副鎮長講“我在群眾面前說話，私事從不食言的（因“咱哪一件公事不是胡對付的”），他們都喜歡給我辦事”；所以她“村村都有老伙計”（即與她交好的婦女），當得知她和竹子成為打架事件的替罪羊后，她的二十四個老伙計合伙做了一鍋攬飯來安慰她們。

因此，作者在“后記”中用“可敬可親”、“高貴的”、“智慧的”來形容帶燈。當然，帶燈的獨特魅力還不止于此，她還有著非?？少F的豐富的精神世界，這表現在她愛讀書、關注櫻鎮的歷史傳統，尤其是前面曾談到的她以敏感多思的心靈與大自然親近、交流。而帶燈精神世界的豐富，并不僅僅是“后記”中所講的“環境的逼仄才使她想象無涯”，或她自己所言“山禁錮我的人，也禁錮我的心，心卻太能游走”，而是她精神氣質的自然流露。

帶燈經常被鎮政府的同事、被縣城的老同學稱為“小資”，然而此“小資”已非那一度成為流行時尚符號的“小資”，在她聰慧、能干的外表下，她其實仍然是一個樸素的理想主義者，她希望“讓我接觸到的人不變得那么壞”，她相信“像風吹著田地一樣，人氣卻還是一股梢地向著正經一邊的”，她“想成就天地間一場刻骨銘心的愛情”，所以希望元天亮“再寫本《紅樓夢》”。她也必定有著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宿命，在那場打架事件中，她像竹子講的“民事打架么，別人看見了裝著沒看見，咱倒跑來了”，她如那位與風車做戰的騎士一樣，要去拉架，混亂中又被圍觀者捉弄，一個老上訪戶讓她抱住元老四，他和其他圍觀者卻沒去抱換布，最后行政處理時被認定是“缺乏有力措施，尤其是拉偏架，使事態進一步惡化乃至完全失控”。然而她的豐富還在于，她并非一味地單純樂觀、執迷于幻想中，在她發給元天亮的信中，在她思維混亂后對著竹子滔滔不絕的傾訴中，坦露出了她在矛盾、猶疑、內省中痛苦煎熬的內心，如關于農村、關于工作——“山里人實在太苦了，甚至那些糾纏不清的令你煩透了的上訪者，可當你聽著他們哭訴的事情是那些小利小益，為著微不足道而鋌而走險，再看看他們粗糙的雙手和腳上的草鞋，你的骨髓里都是哀傷和無奈”；關于自己——“我厭煩世事厭煩工作，實際上厭煩了自己。人的動力是追求事業或掙錢或經營一家人（小說中曾提到，帶燈的父母早已去世，丈夫去省城后兩人等于兩地分居，也沒有孩子），而我一點不沾，就很不正常了”；關于元天亮——“我是那么渺小甚至不如小貓小狗可以碰到你的腳”、“而你成了天上的星星……我喜歡螢火蟲”，等等。借用錢理群的研究，帶燈可以說兼具“西班牙騎士”與“丹麥王子”的精神氣質，兩者在她身上“對立、滲透、消長起伏”，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呈現，有時是“堂吉訶德氣”，有時是“哈姆雷特氣”。⑥

這里特別要講的是帶燈和竹子最后都染上了虱子。虱子這一意象，和小說中整天在鎮街上捉鬼的瘋子，帶燈這一名字以及她的原名螢與螢火蟲陣，小說三部分的題目“山野”、“星座”、“幽靈”等一樣，都有著明顯的象征和寓意。櫻鎮的虱子原是白色的，從大礦區一帶飛來黑虱子后，櫻鎮出現了灰虱子，帶燈就是在這時來到了櫻鎮，等到她和竹子也染上虱子，因大工廠拆遷舊屋，櫻鎮如當年的大礦區一樣，也有了皮虱飛舞，皮虱吸飽血后仍是過去的白虱子，櫻鎮人發現，“原來心里仍還有著一種懷念老虱子的感覺”。小說中多次寫到，在下鄉及與老伙計們的交往中，她和竹子怎樣小心謹慎地防止被染上虱子，但那次在吃了老伙計們做的攬飯、晚上和老伙計睡在一個大通鋪后，她們身上都生了怎么也除不掉的虱子，后來習慣了也覺得不怎么惡心和發癢，帶燈還認為“有虱子總比有病著好”，但說過這話不久，她就開始夜游和思維混亂。因此，帶燈與虱子之間，有著需要深思的特殊關系。

染上虱子是否意味著帶燈將會改變，如同“西班牙騎士”回歸現實、“丹麥王子”開始行動？在下部中，帶燈不再向元天亮發信，而是無所顧忌地當著竹子的面傾訴，這也許就是一種告別，向元天亮，向過去，向以發信為形式的內心生活。盡管小說以書記的“櫻鎮可從來沒聽過有螢火蟲陣的，這征兆好啊，預示著咱櫻鎮還吉祥么，不會因一場災難而絕望么”而結束，但我們無法樂觀于這“光明的尾巴”所預示的帶燈的未來命運，就像我們不敢奢望，“西班牙騎士”與“丹麥王子”能夠揚長避短、互補為統一完美的人格。如果大礦區今天“富饒”與“美麗”之間的矛盾，就是大工廠建成后被稱為“縣上的后花園”、“秦嶺里的小西藏”的櫻鎮將面臨的（大礦區所在的華陽與櫻鎮是秦嶺里的兩個古鎮），那么或許如帶燈在給元天亮的信中所講的，“對于櫻鎮，不開發是不是最大的開發呢”？對于帶燈，是否也是如此？正如帶燈不愿櫻鎮因富饒而失去美麗，卻又無可奈何、無能為力，我們不愿也不忍那個生動自然的、充滿魅力的帶燈的改變，但她若不改變，是否將成為（或者說已經成為）又一個生活在臆想世界中的“瘋子”或“幽靈”？正因為如此，帶燈的命運與櫻鎮的命運是相互映襯的，這也是帶燈在小說中承擔的另一個重要功能。

三

有關帶燈的種種描寫，成為整部小說的性靈之所在，如同帶燈在山間閑逛時經常遇到的一汪清泉，緩緩地潤澤著潑煩沉悶的日常生活；也是賈平凹在“后記”中講到的為了中國當代文學“突破那么一點點提高那么一點點”，以及這次要換一種寫法，“有意地學學西漢品格”、“使自己向海風山骨靠近”的努力之所在?，F實帶燈的文學天分感染了作者，作者又將自己的文學才情、文學積淀全部賦予了文學帶燈，就像前面談到的她發給元天亮的那些才華橫溢的信，以及虱子、瘋子等意象，無不體現著作者的匠心與良苦用心。所以說，帶燈在小說文本中還肩負著作者的文學理想，比如關于帶燈的漂亮，小說只講她披著一頭如云的長發、愛穿高跟鞋、注重穿著打扮，并未具體介紹她五官、身材怎樣怎樣，而是通過周圍人的反應來描寫她的美。如帶燈剛到鎮政府工作，每天清晨她高跟鞋的噔噔聲一響，“大院所有房間的窗簾就拉開一個角”；帶燈走在鎮街上，那些無所事事的閑人被她訓斥了，還替她遺憾“你咋還在鎮政府干呢”、“一支花插在牛糞堆了”；她和竹子去趕集，那些外地來的小販說“櫻鎮上還有這么稀的女子”；兩人在櫻花飄舞的季節騎摩托車下鄉，把經過村寨的狗都驚動了，仿佛鳴鑼開道似的追攆著跑，屋里的人都出來看，在地里正干活的“就拄了镢頭和锨”，一直盯著她們身影消失，在泉邊舀水的，只顧看她們，桶里水溢出來濕了鞋還在舀，到了目的地，兩人抖著身子，花瓣落了一地，帶燈說“那不是花瓣，是眼珠子”。這樣的描寫，采用的自然是那首漢樂府民歌《陌上?！返娘L格，采桑女羅敷的驚人美麗，就是通過“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加以呈現，如同羅敷在使君面前夸說自己夫婿的優秀出眾，能夠和櫻鎮的“名片”元天亮通信聯系，亦是帶燈的驕傲與精神依托，只是帶燈的命運未能像《陌上?！纺菢右韵矂∈?、以喜劇終。

和帶燈一樣充滿魅力的，是小說中隨處可見的筆墨情趣。如帶燈剛到櫻鎮，看到犁過的土地上長出了莊稼苗和各種野草野菜，感慨“黑乎乎的土地里有著各種各樣的顏色，以花草的形式表現出來么”（類似的句子也出現在“后記”里，如“春天的到來哪里僅僅見麥苗拔節，地氣涌動，萬物復蘇，土里有各種各樣顏色呈現了草木花卉和莊稼”）；帶燈下鄉，從雙磨村到駱家坎要過一座嶺，嶺上長年都有云，兩個村的人親戚多，往來就稱之為“過云”；帶燈和竹子被取消了補貼，兩人到縣城去買新衣服，回到鎮街，一戶人家的院門開了，她們挺了身子準備讓第一個見到的人感到驚艷，但先露出來的“不是人頭，是黃?！?。這種筆墨情趣也體現在每一小節的標題上，如寫到櫻鎮初春的雨，不是直著下、也下不到地上，好像是半空里“燃燒的雨”；鎮街逢三六九日趕集，走在坡梁上、溝岔的人們呼喊著打招呼，風吹亂了人的呼喊，呼喊沒有了節奏，“沒有節奏的聲音不是語言”；傍晚時分，帶燈和竹子在坡上閑逛，放牛人孤零零立在那兒，坡上起了霧，“霧氣騰騰沒看見?！?。

如果說帶燈“給元天亮的信”是以獨立的形式，與潑煩瑣碎的日子形成對比與對抗，以烘托帶燈的獨特與豐富；上述的筆墨情趣，則點綴于潑煩瑣碎的日常生活中，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塑造帶燈這一人物形象的作用，但更多則是游離于小說主干之外，看似“閑筆”，卻也體現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寫作特性，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呈現出了鄉土中國的一派生機與情調，也表明“靈光”尚未從鄉土中國、鄉土敘事中完全消失。

這些筆墨情趣，無疑承接著廢名、沈從文、汪曾祺一脈的鄉土敘事，但其間的不同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些點綴于潑煩瑣碎日子中的筆墨情趣，同樣也來自于潑煩瑣碎的日常生活，因而失缺了前者的明凈與純粹，有著駁雜的沉厚的人間煙火的氣息，就像帶燈雖終日徜徉在自然山水之間，以深山里“只顧自己開放”的棠棣花、以“平靜的人華麗的心”的樹自況，但她仍然作為個體存在于自然之外，自然是她對現實生活的逃避、抗拒，是進行自我體認的一個“他者”，她始終不能擺脫現實生活的逼迫，她的經常生病、越抽越多的紙煙，她最后的夢游與思維混亂，都證明她未能在自然中得到徹底的慰藉與庇護，如同她寄予元天亮的情感與精神依托。另如作者雖在“后記”中、小說正文中反復談佛說禪，如“后記”中提到從廟里請回一尊地藏菩薩，“給它鮮花供水焚香”，從文物市場請回一尊土地神，“在它的香爐里放了五色糧食”；小說中帶燈將元天亮比作“人間的大佛”，將自己比作進了元天亮廟里的“尼姑”、“是佛桌邊燃燒的紅燭，火焰向上，淚流向下”，最后因螢火蟲落滿身而“如佛一樣，全身都放了暈光”等，但正如帶燈自己所說的“我到底是沒有真正走進佛界的熔爐和染缸，沒有完成心的轉化，蛹沒有成蝶，籽沒有成樹。我還像鳥一樣靠羽毛維護”，這些談佛說禪也始終外在于小說文本，而非通過小說文本自然地流露出來。

兩者之間的不同，是文學鏈條中承繼與發展的關系，或許也是作者要告別他曾模仿、借鑒的“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學語言”，向“西漢時期那種史的文章的風格”靠近的一種努力？也表明無論是作者還是他所塑造的帶燈，都“塵緣未盡”，對現實人生有著無法超然的關切之情，如“后記”中所言，“幾十年的習慣了，只要沒有重要的會，家事又走得開，我就會邀二三朋友去農村跑動，說不清的一種牽掛，是那里的人，還是那里的山水”；而帶燈在思維混亂后“說事”時，惦記的仍是鎮政府的事、村寨的事、大工廠的事、老上訪戶的事，小說結尾，她和竹子深夜看螢火蟲陣回來，仍不忘問馬副鎮長“天氣預報怎么說”（帶燈愛看電視，除了看新聞聯播外，最關心的是天氣預報，因為看天氣就是“看天意”）。

另如竹子這個人物的設置。竹子大學畢業后到鎮政府工作，先在馬副鎮長手下，因總被馬副鎮長訓哭，被帶燈要到了綜治辦。竹子和帶燈一樣漂亮，一樣愛打扮愛看元天亮的書，受帶燈吸引、影響，也喜歡在山水間閑逛在山坡上睡覺，帶燈批評她工作上沒有上進心，她說要做“帶燈第二”；帶燈夢游后塤也不見了，說以后要聽竹子吹笛子，因“竹子烙出眼兒就是笛子”，她便也要把名字改成笛子。那么比帶燈年輕的竹子，可否看作是帶燈的承繼，表明那點浪漫的理想之光不會熄滅，或者她將延續帶燈的命運？竹子也許沒有帶燈那么豐富善感的內心，但并非沒有主見的只是亦步亦趨地跟著帶燈，如帶燈告訴她在綜治辦工作，雖無法躲避邪惡但還是要用善，善或許得不到回報但可以找到安慰，她便回以“咱們的工作目的，咱們的理想就以大局呀以黨的利益呀以政府的影響呀為名義來滿足自己的自負心理？”讓帶燈無言以對。她也要比帶燈實際得多，因而也更經得起摔打，被領導一訓就哭，遇到不順心的事就哭，其實哭也是一種發泄和反抗，因馬副鎮長愛說帶燈“小資”，她就“偏要做小資”，給馬副鎮長說話時“偏用成語”，在書上讀了關于星座的內容，又當著馬副鎮長的面給大家算星座，帶燈看完天氣預報后看天的習慣，就是受她算星座的影響。

正是竹子身上有著帶燈所沒有的質素，她于帶燈的意義便顯得特別重大。如同堂吉訶德身旁有桑丘的陪伴，整日和帶燈形影不離的竹子，在帶燈的生活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工作上，她和帶燈一起走村串寨，共患難、共進退，當帶燈沖領導發火時，她又打手勢、又遞眼色地緩和局面；當看到帶燈在打架事件中受傷時，她不顧自己在下鄉檢查水災時受傷的胳膊還沒好徹底，沖去救帶燈，結果被換布踢開又掉了一顆牙。她也是帶燈生活中的知心姐妹，陪著帶燈同喜同悲，帶燈生病時她幫著熬藥；帶燈看不慣不孝順公婆的馬連翹，和馬連翹在街上推推搡搡打架時，她假裝跑去拉架抱住了馬連翹，兩人因此被停發了當月的補貼，鎮長批評帶燈脾氣不好時，她回道“啥環境么，還不允許有脾氣”；尤其是帶燈開始夜游、思維混亂后，她簡直成了帶燈的守護神，她張羅著陳大夫給帶燈看病，怕帶燈出事她夜夜都尾隨著，又擔心說出來帶燈會受不了，暗自傷心流淚，當她向書記鎮長告知了帶燈的情況，被認為是“為處分的事而要挾我們”時，她哭過后開始替帶燈寫上訴材料，并借她們曾經重點監督管理的老上訪戶王后生之手，要替帶燈上訪。而帶燈在她面前不再隱藏自己對元天亮的感情，亦基于一種毫無保留的信賴。

如同沒有桑丘，將無法想象那位生活在幻想世界的騎士會是怎樣的情形，如果沒有竹子，帶燈的命運會更加令人憂心。這也許就是作者設置這一人物的目的所在，不至于讓帶燈孤獨到無所依靠、無可慰藉，既有結構布局的需要，更體現了作者對自己所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不忍與溫情。當然在陪伴帶燈的過程中，竹子也有了自己的性格與命運，竹子曾想“如果帶燈是山上的樹呀草呀，那她是樹和草之間跑動的什么小獸”，樹、草與小獸，既關聯又不盡相同，與樹、草相比，小獸顯然要更靈活、更有未知的可能性，所以，作者并沒有像《堂吉訶德》那樣，用對比鮮明的反差來塑造帶燈與竹子，而是通過竹子與帶燈既接近又不盡相同的特質，來突顯出帶燈的不可替代性。

當我們被帶燈的魅力所感染，開始為她的命運所感動、所擔憂，并因此會去重新思考、關注一些問題時——如我們每個人也曾經歷過的、隨著現實的擠壓而逐漸遺忘的理想之光；那種對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榮枯變化的敏感與幽微體味；帶燈所憂慮的“美麗”與“富饒”之間的矛盾；那些一向認為刻板、乏味、面目模糊的基層干部，以及那些被認為可憐的卻又是“鬧劇”般的上訪者，又有著怎樣的內心世界等，文學的魅力、文學于現實的意義便都顯現出來了。這也許就是現實與文學之間的不同，我們常常會忽略、會隔膜于身邊的以及充斥于媒體資訊中的不幸、苦難與悲劇，卻會為某個虛構的人物牽掛不已，并流下真實的眼淚。這也表明，盡管帶燈在文本中承擔著種種的功能，但她并不是一個符號化的“扁平人物”，她擁有自己立體可感的文學生命，而這又離不開她所承擔的諸種功能，作者通過對她的塑造或者說在以她為聚焦所展開的敘事中，來傳達“后記”中所探討的對農村、社會、國家、人類等的關心，來思索文學怎樣去描寫、反映這些關心，怎樣“才具有現代意識、人類意識”，怎樣提供我們的“中國經驗”，從而“對人類和世界文學”貢獻“獨特的聲響和色彩”？又怎樣讓自己的寫作風格有所轉變、突破，從而“為中國當代文學去突破和提升”？

正是由于積聚了作者在“后記”中談到的如此多的“整理”、“醞釀”、“思索”、“琢磨”，帶燈與《帶燈》才會有前述的文學的、文學以外的諸多魅力，盡管《帶燈》也反映、涉及到了當下的許多熱門話題，如維穩與上訪、生態問題、農村選舉、拆遷、上級領導下鄉視察工作等，但并未出現如對余華《第七天》的“新聞串串燒”似的批評聲音，其中的主要原因應與此相關。從這個角度講，《帶燈》在新聞素材/熱門話題/文學素材與文學創作之間的轉化方面，無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參照。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帶燈不僅感染、感動著我們，甚至已融入了“后記”那位敘述者（《帶燈》的作者？）的生命意識中，如“后記”中寫到，“社會基層有太多的問題，就如書中的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帶燈說，天熱得像是把人撿起來擰水，這個夏天里寫完了《帶燈》”；“這是一個人到了既喜歡《離騷》，又必須讀《山海經》的年紀了，我想要日月平順，每晚如帶燈一樣關心著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咀嚼著天氣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間的萬千變化”。當然，這種作者與筆下的人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彼此成就的密切關系，于文學創作而言并不新鮮，但在當下的時代，卻如帶燈的理想主義一樣，顯得十分寶貴，因為這需要花費時間、心力才能達到或僅僅接近?！稁簟贰昂笥洝钡淖詈笠痪湓捠?，“王靜安說：且自簪花，坐賞鏡中人”，這既可以說是帶燈，以及“后記”的敘述者/《帶燈》的作者所追求的一種人生境界；也是一種文學境界，是作者與筆下的人物、現實與文學以及《帶燈》“后記”與正文之間的一種“鏡像”關系，他們在相互“凝視”中進行自我辨認與建構，并形成一個完整而自足的意義世界，而對意義的闡釋，卻來自于他們所無法“控制”、其實也是不必去“控制”的外部力量。

【注釋】

①賈平凹：《秦腔·后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頁。

②賈平凹：《古爐·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頁。

③賈平凹：《帶燈·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357頁。文中有關《帶燈》的所有引文都來自這個版本，不再一一標注。

④小說中寫到，帶燈和竹子下鄉去東岔溝村，竹子用“美麗富饒”形容那里的風光，帶燈講“美麗和富饒其實從來都統一不了，大礦區那兒殘山剩水了卻富饒，東岔溝村是美麗卻不富饒”，第84頁。

⑤參見許志英、丁帆主編《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04頁；唐欣：《權力鏡像——近二十年官場小說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

⑥參見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