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堅詩歌研究綜述

向天淵，趙玲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400715）

于堅詩歌研究綜述

向天淵，趙玲

（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重慶400715）

自1980年代中期發表《尚義街六號》以來，于堅因其獨特的創作風格和詩學主張引起諸多關注與爭議，成為當代詩歌中的重點研究對象。除了將眼光集中在民間寫作立場、日常生活寫作主張、生態意識和自然主題、詩歌敘事性及口語策略等幾個主要方面之外，研究者也對于堅的部分詩歌文本進行了細致的解讀，還有少數學者試圖對其詩歌、詩論進行綜論性質的闡述；盡管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但在觀點、方法和思維方式上都尚有提升的空間；作為第三代詩人中持續寫作的典范，于堅仍葆有跟蹤研究的學術價值。

于堅詩歌；民間寫作；日常生活寫作；生態意識；自然主題；詩歌敘事；口語策略

作為一個以反傳統、非歷史方式寫作的詩人，一個被賦予無數桂冠的詩人，一個不斷引起爭議的詩人，于堅受到了眾多讀者、批評家與學者的關注，有關他的評論與研究逐漸超越其個人寫作而指向詩歌的平民化、口語化、生態意識以及詩歌與傳統的關系等重要詩學命題。本文從這些研究中提煉幾個主要方面進行描述與分析，試圖借此個案，探視當代詩歌研究中某些帶有普遍性的現象與問題。

一、“民間寫作”立場的研究

在著名的“盤峰論爭”中，持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兩種不同立場的詩人發生了激烈的交鋒，于堅是民間寫作的代表之一?！罢摖帯卑l生之后，除了屬于“知識分子寫作”的王家新、臧棣、姜濤等對“民間寫作”立場給予多少有些情緒化的批駁之外，吳思敬、王光明、林童等也發文對論戰雙方進行了相對中立的評論。于堅詩歌中表現出的“民間寫作”立場也受到不少學者的關注，1998年以來，專門對此進行討論的論文就有十余篇。

在眾多研討中，美國哈佛大學Jillian Shulman著、暨南大學博士生李梅翻譯的《于堅：一個詩人的民間立場》[1]一文，較為客觀準確地梳理了于堅民間立場的由來、表現及意義。文章將“后朦朧詩人”西川和“第三代詩人”于堅作對比，揭示出兩派分歧的原因在于對“主流”和“邊緣化”的不同定義。對于堅而言，“民間”意味著詩人不再位于人民的中心，甚至也不位于文化的中心。于堅不僅在心理上感受著邊緣化，甚至在地理上也處在云南這一邊緣省份，“民間”不僅意味著通過非官方出版物發表作品，成為體制外的作家，還意味著書寫窗外的日常世界和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借此重建語言與存在之關系。

唐小林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第13屆學術年會（2008年）上提交的論文《最民間的，恰恰是最宗教的——于堅民間詩學的神學背景》[2]，從神學視角來分析于堅詩學的民間立場。作者挖掘出于堅與海德格爾的詩學關聯，由此將于堅和基督教神學聯系起來，強調他試圖為詩歌“去魅”，反對“詩歌向意識形態、知識和烏托邦話語升華”。然而有趣的是，作者在論文開頭借用于堅的觀點表示：“‘今日的詩人高蹈在形而上的精神高處，他們成了神的隱喻，而不是神自己’，他們已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棲居者……詩人企圖通過抬高自己的位置，來抬高詩歌的地位，其結果是‘詩人遮蔽了詩歌’?！痹谡撐暮竺娴亩温溆致暦Q：“于堅說‘詩人是人群中惟一可以稱為神祇的一群，他們代替被放逐的諸神繼續行使著神的職責’?！北M管論者在文章前半部分“與于堅一起”批判了知識分子寫作，反對崇高化、反對借用西方資源等，但在后文中，我

們卻發現于堅同樣認為詩人是神祇，同樣使用西方資源，所謂“神性詩學”與知識分子寫作中“形而上詩學”并無本質的區別。這讓讀者感到困惑：究竟是誰陷入自我矛盾呢？是于堅亦或是論者本人？

此外，華中科技大學2008屆畢業生李艷的碩士學位論文《從天空回歸大地——論于堅的民間立場》，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描述了“民間”在于堅創作中的存在樣態，包括日常生活的書寫、大自然的書寫、平民身份的自我定位、口語的運用等。南京大學碩士生孫發翔的論文《細微處見民間情懷——從意象處理的細節探析于堅的創作立場》[3]，盡管視角較新穎，但提法是否合理還值得推敲，畢竟“意象”之本意乃“寓意之象”，而于堅卻一貫拒絕隱喻、反對文化對事物的遮蔽，試圖還原事物的本質，恐怕“意象”一詞并非他所喜聞樂見，“意象處理”也很難說是他創作的初衷。

二、“日常生活寫作”的研究

我們都知道，“書寫日常生活”與“拒絕隱喻”、“口語寫作”、“民間寫作”等觀念一道構成了于堅的詩學體系。盡管這些主張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很難剝離出某個方面進行單獨研究，但仍有學者分別予以論述。比如陳仲義的論文《日常主義詩歌——論90年代先鋒詩歌走勢》[4]中介紹了包括于堅在內的先鋒詩人選擇日常生活為書寫對象的趨勢；河北師范大學2008屆碩士畢業生霍國保的論文《日常主義先鋒詩歌論》也將于堅、韓東和李亞偉當做“日常主義寫作”的代表人物進行分析。不過更多的做法是以于堅的詩歌文本論證于堅的詩歌理論。

比如，鄧云川的《“日常生活”與詩——略談于堅的詩學追求》[5]就是如此。論文先指出于堅強調“拒絕精煉的、知道的寫作，提倡具體的、不知道的寫作”，再用詩歌《事件·鋪路》加以佐證。類似的還有石國慶和杜偉軍合著的《日常經驗之光——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于堅等先鋒詩人的寫作》[6]。該文同樣先界定什么是“日常經驗寫作”，再以于堅等人的創作實踐予以論證。這種方式只能算作對于堅詩論的闡釋，缺乏更深入的分析與評判。畢蘭蘭的《于堅詩歌的日常生活詩學》[7]一文由三部分構成，分別以“直面當下：關注日常生活場景”、“詩與非詩：口語化的語言寫作”、“詩學追求：日常生活的詩意”為題。在簡要分析于堅詩歌中的日常生活場景之后，就用“口語化”理論來進行佐證，接下來又用于堅“書寫日常生活的詩意”理論為其寫作找到學理支撐，以提升其價值與意義。上述兩種思路都在于堅的詩歌文本與詩歌理論中進行循環闡釋，而且兩種思路都以靜止的觀點來看待于堅，未能把握其30多年詩作與詩論的變化歷程。

聲稱“開始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變化”的是吳曉川。他在《日常經驗世界中澄明的神性——淺論于堅詩歌20年的立場變遷》[8]一文中有這樣的描述：“在日漸開闊的題材選取和表達中，詩人的經驗世界已把我們引入到了一個更為深邃和廣闊的關于歷史與現代、民族與世界、文化與個人、詩歌與生命的叩問之中?！钡z憾的是，他并未對變化中出現的矛盾與悖論予以追問，而是繼續以于堅的理論來闡釋其創作的變化，且只談變化的正面意義，不談變化的負面影響和變化的原因，顯得不夠全面與徹底。

其他還有一些探討于堅“日常生活寫作”的論文，較具新意的有吳井泉的《去蔽與還原：世俗生活的詩意漫游——于堅詩歌的平民意識與精神空間》[9]、彭麗華的《試論于堅詩歌的兩個寫作向度及其藝術特征》[10]等，前者將于堅的日常生活寫作歸結于其“平民意識”，后者重點闡述日常生活寫作中的“戲劇化”風格特征，此處不再一一細述。

三、生態意識和自然主題的研究

在于堅的寫作中，生態保護與都市現代性的沖突、自然與文化的對立顯得尤其尖銳，大部分學者對于堅詩歌生態意識與自然主題的論述都建基于此。較早對于堅詩歌自然主題予以闡釋的是臺灣詩人、學者黃粱。他在《文化與自然的本質對詰——綜論于堅詩篇的樸質理想》[11]一文中指出：“探索自然與文化的本質差異與文化符碼對人與自然的雙重遮蔽正是于堅詩歌的主題核心?！苯又謩e出心裁地從結構要素切入，用現代繪畫來類比于堅的詩歌：詞語為“點”，語感為“線”，最終形成詩歌的“面”。通過這種方式，黃粱揭示出于堅“如排波般襲來加長音數的詩行”的成因。最后，作者通過《對一只烏鴉的命名》和《0檔案》的文本分析，歸結出“受難與尊嚴是言說命運一體之兩面”，認為于堅詩篇顯示出遠離文化中心、回歸自然的樸質理想。

沿襲這種自然與文化二元對立模式進行研究的還有洪芳的《還原與超越：于堅詩歌的自然主題》[12]、李玫的《于堅詩歌中的生命旋律》[13]等論文。這類文章不約而同地將于堅“拒絕隱喻”的終極指向歸結為

“還原自然”，而這種“自然”，則包含了生態的自然和自然的生活兩個層面，這又與于堅“書寫日常生活”的主張發生關聯，于堅詩學也由此被描述為一個有機、自足的整體。

在于堅的詩歌中，還存在著生態環境保護與都市現代性的二元對立。隨著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生態問題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于堅憑借散文集《相遇了幾分鐘》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2007年度生態文學致敬作家”的榮譽，于堅詩歌中的生態主題在此前后也成為研究熱點。

張文剛在《“城市”和“鄉村”：于堅詩歌的生態寓意》[14]一文中認為，“城市”和“鄉村”在于堅筆下構成兩種生態景觀，城市生態失衡，而鄉村生態和諧，于是“詩人的心靈向著‘鄉村’突圍”。不僅如此，張文剛還注意到于堅對城市現代化進程的憂慮，但他將這種微妙的情愫簡單化了。首先是忽略了1980年代前期于堅是以比較親昵的姿態描寫日常生活的，比如《尚義街六號》中青年人的城市生活雖然苦澀但仍不失溫馨與親切；其次，于堅筆下的原始風貌、農耕文明以及怒江、烏鴉、螞蟻、棕櫚樹等，表達的是一種強健的生命力，一種母性的大地般的情懷，遠非“鄉村”一詞所能概括。

論述相對全面的要算陳增福、汪晶雨合著的《論于堅詩歌中的生態意識》[15]一文。該文將于堅的生態意識描述為四個方面：尊重、還原物性與生命本身；平等姿態中的說話人；自然神性的確認（即對自然的敬畏）；真實的原生態語言。第一方面，仍從自然與文化二元對立的視角出發，指出于堅拒絕事物所背負的隱喻，拒絕文化與象征，力圖還原事物與自然的真實面貌；第二方面，是指于堅以一種平等的姿態來對待周圍的事物，顯示出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排斥；第三方面，表明于堅對現代化進程的質疑，希望重新喚起人類對自然的敬畏之情以抵抗現代化帶來的無節制的貪婪；第四方面，回到于堅詩歌的語言層面，提煉出“寫實性”、“還原性”和“散點式”三個特點，再次與于堅“拒絕隱喻”的詩學主張聯系起來。不過，本文結構稍欠妥當，一、三兩部分屬于生態意識、自然精神，二、四兩部分則主要屬于藝術手段，交錯論述，難免凌亂。

朱宇峰的《存在之舌——于堅的城市詩創作》[16]一文，將于堅的詩歌創作分為前后兩期，一是20世紀80年代詩意的都市生活書寫，二是90年代以降，都市人的“存在”之思。這種劃分大體合理，但還不夠細致，畢竟于堅在1980年代的創作中，已經包含了對城市生活的反思與質疑，比如他首次在公開刊物上發表的《記憶》（1981）一詩，就表達出對故鄉在現代化改造中可能受到毀滅性摧毀的擔憂；此外《三乘客》（1982）和《羅家生》（1986），顯然不能武斷地納入“詩意的都市生活”之列，相反，它們都顯露出對都市人“存在”之思的端倪。

此外，趙薇的論文《于堅詩歌的動物意象和生命探索》[17]闡釋了于堅詩歌中的“動物意象”，如“黑馬”、“烏鴉”、“避雨的鳥”等，認為這些動物意象的背后是于堅對生態失衡的擔憂，對人與動物不再和諧相處的警惕。然而于堅是否真如作者所言“將目光死死地落在動物身上”？又或者這些動物只是作為自然存在的一部分（與啤酒瓶蓋、避雨的樹等等事物一樣）在于堅的筆下呈現？這些問題還需再加推敲。還有秦春的《詩意與神性的顛覆——〈于堅的詩〉的生態解讀》[18]、汪樹東的《為大地而歌：生態意識與于堅詩歌》[19]等，都對于堅詩歌的生態意識進行了解讀。當然這一研究熱點的產生，也與我國愈發重視生態環境的社會風氣息息相關。

四、敘事性與口語策略的研究

敘事性及口語策略也是于堅詩歌中頗受研究者關注的兩個方面。2006年謝威在《滇池》第5期發表《于堅詩歌中的敘事性》一文。該文總結了于堅詩歌四個“鮮明的特征”：一是場景以及細節——場景的日常性、片段性特征，細節往往充盈而有力；二是人物——并不著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畫，而只是印象式、剪影式的點染；三是事件——瑣屑、微小，往往體現為對過程的揭示；四是講究情感的控制，呈現為冷抒情及陳述性的風格。應該說，此后有關于堅詩歌敘事性特征的研究，基本上未能超出這四個方面。如朱孝兵的《平白中的意蘊——淺析于堅敘事性詩歌的詩美特色》就從“文本”和“敘事者”兩個層面展開論述?！拔谋尽辈糠钟址譃椤凹毑恐刑N含的深意”、“重要片段的典型性審美特色”以及“片段組合顯示出的歸依色彩”三個小節，第二小節談論的依然是細節的獨特性，而第三小節探討于堅詩歌從容通脫的態度，已溢出敘事性范疇?！皵⑹抡摺辈糠职瑑蓚€小節：“敘述者平民化隱退引發的動態審美”和“敘述者聲音開拓的‘此在’天地”。前者指出于堅回避了知識分子的高傲，以平民身份書寫日常生活之美，與謝威概括的

“場景及細節”的特征類似；后者則與謝威所謂的“冷抒情風格”大致相通。

研究于堅詩歌的敘事性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敘事所使用的語言。受西方20世紀哲學“語言論轉向”的影響，第三代詩人大多將目光投向詩歌的語言層面，最著名的是韓東提出的“詩到語言為止”，許多學者也因此將詩歌語言置于本體地位加以發揮和闡釋。

因此，在論及于堅詩歌寫作的策略時，大多數論文將重點放在其語言策略上。這些文章又可分為三類：一類系統談論于堅的語言策略，一類從“口語化寫作”出發，還有一類則強調“拒絕隱喻”。后兩類往往彼此關聯，并同時涉及“日常生活寫作”問題。

第一類中，比較典型的是重慶師范大學2006屆碩士生何雪的學位論文《于堅詩歌的語言策略》。這篇文章不僅分析了于堅的“口語化寫作”、“拒絕隱喻”、“對詞語的發掘”等詩學主張，還通過對詩歌文本的分析，闡釋了“冷抒情風格”、“反諷性”言說、詩語節奏等相關內容。值得稱道的是，作者能夠辯證地看待于堅的語言策略，指出“口語化”寫作并不一定是恢復詩歌語言活力的“萬能解藥”，如果沒有駕馭口語的能力，“口語詩”就會淪為“口水詩”，“日常生活書寫”也將成為“流水賬”，而且，“口語化”的實質依然是以一種文化語言代替另一種文化語言，這種文化價值必然帶有時代性、歷史性和社會性，語言實踐無法代表詩歌寫作的全部方向。

同年畢業的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生李領的學位論文《從“反語義”到語詞的“烏托邦”——于堅詩論中的語言觀探析》也頗具特色。單從題目就能看出，這篇論文建基于兩大基點：一是“詩論中”的語言觀，二是“從‘反語義’到語詞的‘烏托邦’”。前者劃出研究范圍，后者則表明歷時性的研究線索。就具體內容而言，作者運用辯證的、發展的眼光將于堅的語言策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是叛逆的，呈現出反中心、邊緣化、反語義的特點，后期則對前期過分拒絕傳統進行了理性的修正和調整，于堅的詩論也由此貫穿整個漢語詩歌的傳統，并帶有語詞“烏托邦”的色彩。

第二類研究中，廈門大學2008屆碩士生陳秋娟的學位論文《于堅“口語化”詩歌理論研究》較成體系。文章除引言、結語之外還有三章，分別以“回到語言的路上去”、“回到隱喻之前”、“有意味的形式”命名。在第一章中，口語對傳統的反叛、方言之軟與普通話之硬、語言與存在之關系、于堅詩學觀念的細微變化、口語詩與口水詩等關鍵性問題都得到了較好的闡釋，尤其是“方言之軟與普通話之硬”，因為牽涉到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的論爭，大部分學者都只談于堅的立場而回避論爭焦點，陳秋娟卻能客觀、辯證地分析雙方的立場與差異，不僅揭示出“民間寫作”、“方言寫作”等于堅詩學關鍵詞的價值與意義，也指出了它們的應用界限?！翱谡Z化寫作”與“拒絕隱喻”實際上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幾乎所有研究于堅語言策略的文章中，二者都被視為相關體進行論述。陳秋娟在論文的第二章中，首先論述隱喻在詩歌中的作用，接著辨析于堅詩論中“隱喻”背后還藏著“隱喻”，這一點是很多學者沒有注意到的。她發現于堅的詩學主張由“拒絕隱喻”改為“從隱喻后退”，并認為這種措辭的變化顯示出于堅“更為沉穩澹定的前進：詩人的詩學理念得到了更為準確的表達，能自成一理而服人”。

王曉生在《于堅詩歌的“意義”》[21]一文中說得很好：“于堅所謂的‘從隱喻后退’是指一種文化立場，不能以句讀來解讀……‘從隱喻后退’更多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入口，以考察詩人如何處理和傳統的關系?！标愖婢趶V西語言文學學會第九次學術年會上提交的論文《清潔的寫作：拒絕隱喻——于堅論》中，將這種“后退”的方式用三種“清除”來加以概括，一是清除文化垃圾，二是清除“大詞”，三是清除“詩意”。只不過此處所謂的“詩意”最好限制為一種僵化的詩意，于堅并非是要清除所有的“詩意”。

五、詩歌文本的分析與闡釋

對于堅詩歌文本的分析相對集中在《尚義街六號》和《0檔案》?！渡辛x街六號》更多地被視為“第三代詩歌”的代表作，論者往往將其與朦朧詩進行對比，借以闡明第三代詩歌的特色，如呂周聚的論文《從朦朧詩到第三代詩的轉型：〈尚義街六號〉解讀》[22]就很典型，而單獨對此作文本解讀的研究反而較少?！?檔案》則有所不同，它的誕生不僅意味著對原有詩歌范式的突圍，對于堅個人來說也是一次突破，它不再屬于“第三代詩歌”，甚至在一些學者眼中根本就算不上是“詩歌”。為此，北京大學“批評家周末”于1994年12月15日還專門組織了一次“對《0檔案》發言”的研討會，由謝冕主持，于堅、牟森、沈奇、孟繁華、臧棣等人參加，會后沈奇整理出《對〈0檔案〉發言》一文發表在《詩探索》1995年第1期。從該文可以看出，與

會學者普遍認可了《0檔案》在詩歌史上的重要性，肯定這種揭示人的生存現實與語言困境的獨特的詩歌形式所具有的強大力量，但同時也表達了《0檔案》之后詩往何處去的疑問與憂慮。

除此之外，學界對《0檔案》的闡釋可謂五花八門。降紅燕在《〈0檔案〉新解》[23]中，運用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理論，分析了《0檔案》“陌生化”手法所具有的創新意義；也用結構主義觀點，透過語言游戲營造出的空洞的能指，揭示出《0檔案》隱藏著的深刻的所指；還運用接受美學的觀點，指出《0檔案》既賦予讀者解讀的權利，也對讀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提高解讀文學作品的能力。篇幅不大的一篇論文運用三種理論，反映出面對《0檔案》這一獨特文本時，論者企圖使用各種工具挖掘其深層內涵的強烈欲望。遺憾的是對三種方法的運用都未能深入，這也顯示出研究者面對缺乏現成批評范式的詩歌文本時所感到的困惑與無力。

不過，仍有兩篇論文從上述困境中跳脫出來，較為深刻地闡發了《0檔案》的內涵和價值。它們是張檸的《〈0檔案〉：詞語集中營》[24]和奚密的《詩與戲劇的互動：于堅〈0檔案〉的探微》[26]。張檸緊扣文本中“動詞的遭遇”，考察了“被檔案徹底刪除的、外力造成意識形態化的、向名詞自然蛻化的”三種動詞，通過對詞匯的剖析指出檔案與日常生活的斷裂，提出了知識分子應“正視生活、面對虛無、面對斷裂、面對‘地獄’”的命題。奚密則非常獨到地從“詩與劇”的文本對比出發，先分別對《0檔案》和牟森以《0檔案》為藍本創作的實驗劇《戲劇車間》進行分析，然后予以互文性闡釋，指出：“原詩深入探討了語言與存在的問題……而舞臺劇以直接、具象的暴力凸顯了詩文本里潛在的暴力……總體而言，兩者都試圖將傳統文類限制縮減至最小，以發揮最大的自由表現的能量。在不自由里商榷自由，以個人的存在來超越體制的局限，這或許正是藝術的本質，也是《0檔案》詩與舞臺劇給我們的最大的啟示?！?/p>

當然，對《尚義街六號》和《0檔案》的批判性聲音也不少。曹山柯在《文化詩學觀照下的中國當代新詩》[26]一文中稱：“我們讀到的《0檔案》與其說是一首幾百行的長詩，不如說是一個無形式、無中心、無意義的充滿語言碎片的文本，嚴格說來，它不能算是一首詩?！钡蠖鄶档呐行晕恼虏⒉唤⒃诔浞盅凶x文本的基礎上，而是出于捍衛傳統詩歌審美范式或曰“詩性特質”的目的，我們暫不納入于堅詩歌研究的范疇。

除去《尚義街六號》與《0檔案》，于堅還有不少詩作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比如馬紹璽的論文《對真實的擔當與重建漢語詩歌精神——于堅詩歌理論兩題》[27]，就選擇《對一只烏鴉的命名》和《棕皮手記》進行細讀。又比如王珂的《〈純棉的母親〉：平民“圣母”的真實生活》[28]、李潤霞的《平淡詩意中的歷史追憶——解讀于堅詩歌〈純棉的母親〉》[29]，都選擇了于堅詩歌較少受人關注的《純棉的母親》進行解讀。但此類論文中的大多數都偏于賞析，較少理論建樹與方法啟示。

六、綜論性質的研究

應該說每一位詩人都有自己的詩學理想，而且想用創作來實現這種理想，但結果卻不可避免地發生錯位與偏差。于堅也是如此，他既是詩人，也是頗為多產的詩論家。他的詩論是其詩歌研究必不可少的參照，反過來也是如此。這種理論與創作彼此印證、相互闡釋的情況，在為研究者提供方便與捷徑的同時，也存在著彼此遮蔽、相互誤導的風險。相當一部分學者在對于堅詩歌進行綜論式研究時，并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歸納出的“特質”或“要素”，究竟是來自于他的詩作還是詩論。

例如，陳仲義的《于堅詩歌論》[30]，從“自然”、“日?！?、“隱喻”、“物象”、“語言”五個方面論述了于堅詩歌的特質，雖然全面、周到，卻沒有將這些詩歌特質與于堅詩論區別開來，而是先指出于堅認為怎樣，然后再以其創作加以佐證，這樣的論述雖然簡便，但只見對于堅詩論的補充性闡釋，缺乏整體性的審視與反思。不過，我們也應看到，這篇文章在論及“拒絕隱喻”時，辯證地認為，這個觀念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詩歌不可能離開隱喻，于堅的寫作也不例外，“拒絕隱喻”的提法源于恢復漢語命名能力的逼迫，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于堅本人也對此進行了修正與完善。

類似的文章還有謝有順的《回到事物與存在的現場：于堅的詩與詩學》[31]。謝有順被于堅引為知己，正因為如此，他能夠坦然指出于堅的聽覺缺陷與其認知世界方式之間的內在關聯，并敏感地觸及于堅的個人理想與所背負的壓力之間存在著的繁復糾葛。他不像陳仲義那樣力求全面，而是抓住于堅詩學中“事物”與“存在”兩個核心概念進行深度闡釋。雖然也是從詩學觀點出發再以文本為例證，但側重時代話

語制度和詩歌環境的考察，歷史性地解釋了于堅詩歌策略所抗拒的勢力及其形成的原因。

與這兩篇文章有所不同的是上海大學2008屆碩士生段凌宇的學位論文《于堅詩歌評述》。該文所謂的“評述”，實際上是挑選于堅詩歌的三個方面來加以述評，第一是“自然”主題的變化，第二是“日常生活”書寫的張力，第三是于堅詩歌中語言和存在的關系。這三點又與于堅自己劃分的創作三階段①于堅曾將自己的寫作劃分為三個階段：“八十年代初以云南人文地理環境為背景的‘高原詩’時期；八十年代中期以日常生活為題材的口語化寫作時期；九十年代以來更注重語言作為存在之現象的時期?！眳⒁娪趫浴侗е粔K石頭沉到底》，《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3期。相對應。這種縱向的主題提煉未嘗不可，但要注意的是，這三種主題并不是階梯式的遞進關系，它們在于堅的創作中長期共存，只是分別凸顯于不同時期而已，如果討論于堅的自然寫作只局限在第一時期，討論日常生活書寫只局限在第二時期，則顯得過于刻板，與實際情況并不相符。

在眾多“綜論”性質的研究中，葉向東與張越合著的《于堅的詩學思想》[32]一文探討了“地域”和“母語”對于堅詩學的影響，這是未被其他研究者發現的重要論題，具有補充性和開拓性。葉、張二氏認為：于堅是極具生活現場感的詩人，他筆下的“自然”是云南高原的“自然”，所謂的“口語”對他而言就是云南方言，云南地處邊緣，屬于多民族聚居之地，這些特質都進入了他的詩歌，尤其是他親歷了昆明的現代化變革，城市問題也就成為他生態寫作的重要部分。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選擇從一個或兩個維度切入轉而輻射其他層面的方式對于堅的詩學觀念進行研究。陳超的論文《“反詩”與“返詩”——論于堅詩歌別樣的歷史意識和語言態度》[33]從“歷史意識”和“語言態度”兩方面進行解讀，豐富了對于堅詩歌的闡釋。他指導的兩位碩士生——2006屆的劉佳慧、2008屆的張科偉在他們的學位論文《解構與重建：另一種擔當的詩學》和《論于堅去蔽的詩學及敘事性中的元詩寫作》也沒有追求系統和全面，均圍繞于堅詩學的兩個核心“去蔽”和“反烏托邦性”進行闡釋和分析。與“反烏托邦性”相關聯的另一個關鍵詞“詩意的棲居”，也受到研究者的青睞。2010年四川師范大學陳冬梅的碩士學位論文《走在歸家的路上——評于堅重建生命現場的詩學特征》和2012年山東師范大學碩士生崔榮興的學位論文《尋找棲居之地——論于堅的創作精神訴求》都以“詩意的棲居”為核心，勾連起于堅對自然家園的皈依、對日常生活的詩性書寫等多個層面。

七、結語

綜觀二十余年來的于堅詩歌研究，我們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就內容而言，縱向看，主要集中在于堅20世紀的創作和詩論。這既因為新世紀以來詩歌更加邊緣化，詩學事件減少，關注度降低，也因為于堅世紀前后的創作和詩論存在較大差異，為闡釋設置了障礙，導致對其動態變化的失察。橫向看，主要集中在與其詩論相關的部分詩作上，其余的大多無人問津，冷熱過于懸殊。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最為明顯的是詩歌與詩論的相互或者說循環闡釋。這種方法看似便捷有效，但卻忽視了其矛盾與抵觸的方面，而這些地方往往正是解讀于堅詩歌的突破口。此外，由于于堅的幾個詩歌主張彼此關聯，形成一個相對完備的體系，使得研究者容易陷入其中，將幾個主張兩兩互證，這樣做無助于跳出作者思維，進行更為客觀、辯證的深度剖析。即使在于堅發表了新的詩論之后，研究者也出于慣性將新主張納入舊系統之內進行闡發，并未探索其新的涵義。

最后，就研究成果而言，從1980年代至今已近30年，每年的相關論文數量一直呈增長趨勢。數百篇論文中不乏高質量的碩士論文，但并未誕生專門針對于堅詩歌研究的博士論文或專著。原因可能有三，一是相關研究越積越多，于堅本人也對自己的詩歌進行了充分的闡釋，因此難以進行學術創新；二是于堅詩歌“拒絕隱喻”、“口語化”的特點決定了詩歌的通俗曉暢，不像朦朧詩那樣需要長篇大論去挖掘其內涵和意蘊；三是于堅與第三代詩人一同登上歷史舞臺，他個人的詩歌主張早已融合到群體之中，在洪子誠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程光煒編著的《中國當代詩歌史》中，于堅都被納入到“他們”詩派進行闡述，但這些教材性質的文學史往往論述群體主張較為充分，對詩歌文本及個案的闡釋則相對不足。這或許也是因為第三代詩人重在觀念革新，創作反而不及詩觀那樣奪人眼目。由于于堅后期脫離了“他們”詩派，類似王學東《第三代詩論稿》（2010）這樣的專著也就順理成章地不再將他納入其中。這些都說明于堅

詩歌身份的特殊性，有關他的定位與評價還需深入討論。

當然，研究進度未能與詩人創作同步，研究方法求便捷而較少創新，研究思維囿于詩人的自我闡釋，急于發表研究成果，缺乏持續挖掘、深入反思、系統論述的耐心等等問題，絕非個案，而是一種普遍現象，是當下新詩研究亟需跨越的重重障礙。

總的說來，對于堅詩歌的研究，無論內容、方法、觀點都還存在提升的空間，尤其是于堅至今仍然堅持寫作，其詩歌、詩論與前期相比均有顯著變化，他也因此成為第三代詩人中持續寫作的典范，葆有跟蹤研究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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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熊顯長］

【價值論與倫理學研究】

［欄目主持人］湖北大學哲學學院江暢教授

［主持人語］“中國夢”具有深刻的哲學價值論意蘊和道德價值。羅健和姚才剛的《中國夢的哲學價值論解讀》從哲學價值論的視角，分析了中國夢的內涵與發展目標所具有的鮮明的價值屬性、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王常柱的《中國夢的道德價值探析》從中國夢的政治承諾、價值品格和道德境界三個層面的分析，得出中國夢已成為新時期凝心聚力、催人奮進、引導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面旗幟的結論。本期還推出了闡釋佛教、基督教和猶太教善惡觀的三篇宗教倫理學文章。陳堅在《佛教修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兼與儒家“克己復禮”的比較》中提出，佛教所提倡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雖然與儒家所主張的“克己復禮”有著同樣的道德訴求，但兩者的實踐語境不一樣，而這是佛教修行“自利利他”的道德定律決定的。林季杉的《論〈圣經〉的生態倫理觀——兼論原罪的現代模式與生態危機》認為，《圣經》所蘊含的豐富生態倫理思想，直接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同時也包含著對神與人、人與人、人與自我關系等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在張愛輝的《論猶太教的善惡觀》看來，猶太教的善惡觀極具特色：善、惡的標準是上帝，順從上帝律法就是善，否則就是惡；惡的根源在于人本身，因為人有意志自由；公義的上帝總會按照自己的標準懲惡揚善，因而人應該篤信上帝，謹守律法，棄惡從善，過道德的生活。

I206.7

A

1001－4799（2014）06－0013－07

2014-01-15

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資助項目：2012YBWX087；重慶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資助項目：1110006

向天淵（1966-），男，重慶人，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外詩歌與詩學研究；趙玲（1989-），女，四川射洪人，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2011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