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李齡《宮詹遺稿》誤收的兩篇白鹿洞書院文稿

張勁松

（1．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2．南昌師范學院書院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29）

明李齡《宮詹遺稿》誤收的兩篇白鹿洞書院文稿

張勁松1,2

（1．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北武漢 430079；2．南昌師范學院書院研究所，江西南昌 330029）

明代天順、成化年間，江西提學僉事李齡曾重建白鹿洞書院，在書院發展史上有重要影響。其《宮詹遺稿》有五篇關于白鹿洞書院的文稿，但其中《重修貫道橋記》和《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并非李齡所作，屬于誤入?！吨匦挢灥罉蛴洝返淖髡邞獮樘祉樐觊g南康知府錢塘人陳敏政，《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似為《宮詹遺稿》的編者自撰。

明代；李齡；《宮詹遺稿》；白鹿洞書院

一

李齡（1406～1469），字景齡，廣東潮陽人，年十八舉鄉貢，弱冠中乙榜，授廣西賓州學正，后升國子學錄、監察御史、北直隸提學、詹事府丞、太仆寺丞等職，天順六年（1462）年任江西按察使司提學僉事。李齡提學江右，著力扭轉士子“先文藝而后德行，忽經傳而尚浮辭”的風氣，[1]392頒布師生約規三條：“有學有行居上，有學無行次之，學行俱無斯下矣”，[1]377“欲學者敦德行而究心經傳，則理明行修，發為文章，以階科目，立勛業，庶不背于圣賢之道”；[1]392他重視社學建設，重刻《養蒙大訓》作為訓蒙教材，“慎選碩儒，以訓迪民間子弟”；[1]351為鼓舞正氣，李齡于廬陵尋南宋丞相文天祥后裔，擇有粹然其質者補輸縣學生；成化元年，李齡督學南康府（今江西星子縣），第二日即赴廬山朝謁有“天下第一書院”之稱的白鹿洞書院，“仰瞻其陋，謀欲修之”。李齡及與其在國子監有師弟之好的南康知府何浚重修白鹿洞書院自成化元年始，至成化二年結束，先后修蓋大成殿、戟門、明倫堂、東西兩齋、文會堂、三賢祠、貫道等處，增創兩廡、延賓館、五經堂、希賢室、貫道橋等建筑。此次重修不僅新建了書院屋宇，更為書院長久計，擇取遠近士子之俊敏端恪者，講業其中，他捐出自己的潤筆之資買田百畝以贍諸生，制定書院學規十三條，“敦聘碩儒以為之師，而責之以圣賢之學”，[1]364從此鹿響再振，書院大盛。成化五年，李齡致政還鄉，是年不幸辭世，“江右縉紳人士已合輿論，請祀先生于白鹿洞，以配周宋二先生”，[1]394其神主配享白鹿洞書院三賢祠，享有莫大的尊榮。

萬歷二十七年（1599），李齡五世孫李一軒刻其遺稿，名《宮詹遺稿》共三卷，另有《外編》三卷，《宮詹遺稿》收錄李齡詩文28篇，《外編》則裒集與李齡相關的御制、文移、墓表、詩詞、序文、祭文等若干篇?！秾m詹遺稿》及其外編對于研究李齡的生平宦游、教育思想，尤其是明成化年間地方官學治理及白鹿洞書院的發展等有著重要的文獻價值，已引起學界重視?！秾m詹遺稿》共收錄李齡五篇有關白鹿洞書院的詩文，分別為《游白鹿洞》（七言律詩）、《重修白鹿洞書院記》、《重修貫道橋記》、《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和《白鹿洞規》?？贾T相關史料，《重修貫道橋記》和《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并非李齡所作，《重修貫道橋記》的作者應為天順時（1457～1464）的南康知府錢塘人陳敏政；《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不是記文文體，內中更有李齡成化五年辭世后的內容，也不是李齡所作，疑為《宮詹遺稿》編輯者自撰，其因似在于頌揚其先祖有功于書院，這是使用《宮詹遺稿》時應注意的。下面就此問題，引述相關文獻，略作考證。

二

《宮詹遺稿》所錄《重修貫道橋記》云：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步有石橋跨澗，亦以門名?？贾ぁ吨尽?，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枕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為禕《游書院記》云：書院毀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曰枕流，即流芳也。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

天順戊寅春，予因修書院往視。適鄉貢進士李昊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于予曰：舊有橋，直貫道門，乃書院□□□，公既修書院，不可不復是橋。命近橋□□取舊石于澗，可得三四。予喜曰：是易爾。又得□工廬陵張元積欣然以為己任。經始于二月庚子，再越月而成。視舊加高三尺有奇。橋下有巨石，恐其阻礙漲水而有損于橋也，焚而通之。且塑先圣四配像于禮殿，李周朱三公像于前祠，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矣。昊復請曰：舊有橋記，鐫于石板，而鑿巖石以陷其中，蓋文公親筆也，近為人剜取以去，聞者惜之，公既修橋，不可不補是記以遺來者。乃書其歲月以遺之。云是橋之費，用白金拾兩，秫米一石有奇，夫匠二百余工。竭力相成者，同知成都喻君銘，通判濟南孫君智，推官張君定應選，而董其事則司獄桂林盧思聰云。[1]350-351

從《重修貫道橋記》的內容來看，李齡并非這篇記文的作者。

李齡提學江西時在明英宗天順六年（壬午，1462）。其在《題〈養蒙大訓〉后》稱：齡以壬午夏督學，抵江右……；[1]351李齡辭世十七年后，其門生劉彬等于其墓前祭奠，稱：……致祭于明故僉憲李大人先生墓前而言曰：嗚呼！先生承上命，于壬午之秋提學江（下厥數字，作者注）……。[1]389弘治十六年（癸亥，1503）山西道監察御史楊琠在《潮陽僉憲李先生立祠序》中稱“吾潮號為文獻之邦，縉紳科目者，自國朝迄今四百有余人?！壬釋W江右在天順壬午，距今弘治癸亥計數十有余年……”。[1]392-393由此可知，李齡任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時在明英宗天順壬午（1462）。而《重修貫道橋記》的作者在文中卻稱“天順戊寅春，予因修書院往視”，天順戊寅（1458）李齡尚在太仆寺丞任上，[2]47不在江西任提學僉事，不可能有重建貫道橋等修復白鹿洞書院之舉。五年后（天順壬午）李齡以寺丞改任江西提學僉事，于是才有成化元年考課南康府，在拜謁白鹿洞后萌生修復之志，遂后便有興復之舉。由此可知《重修貫道橋記》的作者亦即記文中的“予”不是李齡而另有其人。

據《同治南康府志》所載，明景泰至成化元年間任南康知府的有金壁（景泰間任，福州監生）、陳敏政、雍浩（天順間任，綏州監生）、王穩（臨海舉人）、何濬（成化間任）等人，[3]卷十二天順戊寅可能任南康知府的只有陳敏政、雍浩、王穩等三人，考諸相關史料，天順戊寅南康知府為陳敏政。

王士禎《居易錄》載，“原吉（逄字）《梧溪集》凡七卷，有至正間新安汪澤民、鄱陽周伯琦二序。景泰中，南康府知府陳敏政后序?！盵4]卷十八王士禎在《香祖筆記》中對此事記載較《居易錄》為詳，“《梧溪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作后序，述原吉家世甚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徠，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5]卷六

四庫本《西湖百詠題要》有關于陳敏政任職南康的記錄，其稱：《西湖百詠》二卷，宋董嗣杲撰，明陳贄和韻。嗣杲字明德，號靜傳居士，錢塘人，宋季入道孤山四圣觀，改名思學，字無益，故《西湖志》稱為道士。然據此集自序稱：咸淳間薄宦于霅，則固嘗登仕版也。贄字維成，余姚人，徙于錢塘。洪武間，以薦授杭州學訓導，后官至太常寺卿?！段骱尽贩Q，嗣杲原唱及贄所和，皆九十六首，天順癸未，錢塘人南康知府陳敏政始以二家所作合刻。[6]

由上可知，景泰丙子（1456）至天順癸未（1463）的八年內陳敏政在南康知府任上，如此則可以確定天順戊寅（1458）的南康知府為陳敏政。事實上，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江西提學副使鄭廷鵠編《白鹿洞志》，即稱《重修貫道橋記》的作者為陳敏政，且將是記名為《知府陳敏政重修貫道橋》。其后，明萬歷年間書院主洞周偉等撰《白鹿洞書院志》、天啟年間書院主洞李應升撰《白鹿書院志》、清康熙年間星子知縣毛德琦重訂的《白鹿書院志》等書院志均收錄《重修貫道橋記》，且作者均為陳敏政。

陳敏政，字志行，錢塘人（一說長興人），宣德元年（1426）丙午科會魁，宣德二年（1427）會試第三，正統二年（1437）由進士知潛江，處己清約，臨政寬和，尤篤意學校。景泰中由通判擢知南康府，“秉公持正，翊善鋤強，復習社倉，修石堤，建白鹿書院，百廢具舉，民不告勞，郡人思之，從祀三賢祠?！盵7]卷六十四《浙江通志》稱其“初授潛江知縣，為政廉平不苛，四民樂業，賢聲蔚起。再轉至南康知府，宅心公正，輔善抑強，復社倉，修石堤，建白鹿書院，百廢具興，郡人德之，子良器，官至應天府尹?！盵8]卷一百六十七據《福建通志》，陳敏政還曾在福建擔任過閩縣知縣，“宣德中知閩縣。時求方物，中貴旁午閩中，敏政以智應變，奸徒斂手，里胥不擾?！盵9]卷二十九

李一軒等將《重修貫道橋記》誤入李齡《宮詹遺稿》，其原因似有以下兩種可能。一是李一軒在收集整理李齡遺稿時參考了當時已經流行的正德《白鹿洞志》。李齡提學江右、嘉惠士林是其一生事業的巔峰，其中又以其重修白鹿洞書院為代表。江西士子累世感其恩澤并施以回報的多有其人，如成化二年應李齡之聘掌教白鹿洞書院的廬陵舉人周孟中，后任廣東布政使時即應于李齡后嗣之請建祠以祀。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白鹿洞書院志為明正德六年（1511）李夢陽撰《白鹿洞書院新志》，其卷六有《重修貫道橋記》，內容與《宮詹遺稿》所錄大體相同（“李昊請于予”之言略有不同），但不著其作者。該《志》中《重修貫道橋記》前一篇為李齡所撰《重修白鹿洞書院記》（《宮詹遺稿》亦收錄該《記》），按照明清志書刻印習慣，同一作者的數篇所作，往往只在首篇著名，其后數作則略去作者姓名，這或是《宮詹遺稿》編集者將《重修貫道橋記》誤認為李齡所作的原因之一。此外，李齡于成化元年重修白鹿洞時亦重修了貫道橋，記載此事的文獻較多，如李齡自撰《重修白鹿洞書院記》，稱：“……既重修其舊，復增建兩廡、欞星門、貫道橋……?！盵1]349曾經兩次出任白鹿洞書院主洞的著名書院教育家胡居仁（1434～1484）于成化十六年（1480）洞主任上撰《貫道橋記》，記稱：貫道門者，白鹿洞書院師生賓客出入之門也。貫道橋在貫道門之左數十步?！疤╅g，太守陳公嘗修之，成而復圮，蓋由積雨水激以致崩壞。成化改元，潮陽李公提學江右，一新書院，……視是橋圮不可不修，又不可不為堅固久遠之計。于是出資募匠，始于戊子冬，成于己丑春?！欣罟?，以底其成者，同知譙公贊，推官沈公瑛，星子教諭吳君慎，檢校黃君恭也。[10]38從胡居仁的記文可知李齡于成化元年重建貫道橋的情況，也可看出陳敏政（即陳公）于景泰年間重建貫道橋的史實。從景泰戊寅到成化元年，陳敏政和李齡對貫道橋的重建相距只有短短的8年，130多年后，李齡后裔編其遺稿，基于其先祖曾重建貫道橋的事實，將相隔時間較短的另一次建橋行為的記文誤認為是其先祖的遺稿，雖有考稽不夠精詳的問題，但似亦可以理解。

三

《宮詹遺稿》另有《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以下簡稱《贍學田記》），其稱：

成化三年，憲僉潮陽李公齡大興洞學，節次置買田地、山塘，共一百余畝，以給本洞。七年憲僉淳安徐公懷復撥棲賢寺田八十一畝以益之。八年，知府曹凱將本洞所置田產創立一戶，名曰：白鹿洞戶，戶內田地山塘共計一頃九十二畝二分六厘，官民稅糧米共一十六石一斗六升五合三勺，每年各佃輸納租谷大約該得二百二十四石一斗□升，俱運赴本府義倉收貯，以給本洞修理及各項支用。其田地、山塘……四止并畝數多寡，俱照原目收買文契，明白開載于后，庶后人有所稽考，不致湮沒云。[1]352

從記文中有成化七年 （1471）、八年（1472）書院史事的情況來看，此記亦非李齡所作?！冻敝莞标柨h為追崇事》稱李齡于“成化元年四月內，蒙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李按臨考課，……成化五年春，本官致政還鄉，遂終正寢?！盵1]362成化五年（1469）江西吉安府安?？h儒學教諭程智等有祭李齡文，文稱：維大明成化五年，歲在己丑十二月庚戌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欽差提督江西學校按察司僉憲李大人之靈，曰：……。[1]385李齡門生周孟中在《提學李僉憲先生挽詩序》中稱：成化己丑詔許歸老，……，先生歸未久不幸一疾竟卒。[1]392由此可知，李齡于成化五年（己丑）致政還鄉，不久即辭世，當然不會有記錄成化七年、八年事狀的文字，故《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不可能為李齡所撰。

《贍學田記》所記之事大略有三，分別為成化三年李齡于重建書院時置田百畝，成化七年江西提學僉事徐懷撥置棲賢寺田八十一畝與書院，成化八年南康知府曹凱置白鹿洞戶等。李齡首開明代白鹿洞書院置田先河，是明代第一個為白鹿洞購置學田的官員，對明清白鹿洞書院的持續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后人在書院志和書院學田記中對此事都有提及。李夢陽正德《白鹿洞書院新志》卷二對書院田畝情況記載較詳，稱：成化三年，按察司僉事李齡等置田、地、塘貳百壹拾四畝五厘。田貳百貳畝九分……。在田畝下有各田分處各地的具體畝數、佃戶等情況。[11]29嘉靖鄭廷鵠編《白鹿洞志》、萬歷周偉編《白鹿洞書院志》則稱“國朝成化三年，李齡新置星子縣楊樹垅等處田壹百伍畝玖分……”，[11]437，737此與正德書院志所記田畝數量相異。明天啟及清康熙年間所修白鹿洞書院志均認為李齡置田數量達肆百多畝，參照《贍學田記》所言，明嘉靖、萬歷年間的白鹿洞書院志關于李齡置田百畝的記錄似更準確。

《贍學田記》所稱成化七年徐懷置棲賢寺田一事不見于正德《白鹿洞書院新志》，嘉靖、萬歷書院志則稱：成化七年，僉事淳安徐懷置星子縣棲賢橋田捌拾柒畝。[11]437，737明天啟、清康熙白鹿洞書院志所記數量與前志又不同，其稱：成化七年，僉事徐懷置星子縣棲賢橋田八百七十畝。[11]1001參之《贍學田記》，徐懷置田數量當以八十余畝為準。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江西按察僉事，史稱其明敏有治才。安福土豪陳萬年恃險為雄，號曰洞主，“官司莫敢詰。懷密擒伏法。累擢江西右布政使轉左，仕至南京刑部右侍郎?！盵7]卷五十八據《浙江通志》，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升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居官勤慎，所至洗冤澤民，歷任三十余年，無錙銖之積以遺子孫，清白之操，無愧古人云。[8]卷一百六十二

成化八年立白鹿洞戶未見嘉靖、萬歷、天啟和康熙白鹿洞書院志，惟正德書院志卷二稱：書院舊循故事，每十年據學田之糧，編充徭役。正德辛巳，洞主蔡宗兗慨念先賢養士之具，不當例民糧，請于當道，凡書院旁側田糧屬星子縣者，永復之；其余建昌等縣寄莊田糧稍多，量行別論……。[11]28由此可知在正德前即有將書院所置學田與民田等同編戶，承擔徭役的事實，此即始于《贍學田記》所載成化八年南康知府曹凱之手。

從以上情況看，《贍學田記》不是李齡所作而被收錄于《宮詹遺稿》，其原因似為遺稿的編集者按李齡曾為白鹿洞書院置田的史事而“索驥”，將遲至成化七年白鹿洞書院置田贍學及八年編戶的事實略敘于冊，其目的大概是揚美其先祖于白鹿洞書院的功德，卻忽略了記文中不應出現的李齡逝后之事。

其他尚有該文敘述也有不像李齡身份口吻等，這里就不多說了。

[1]（明）李齡．宮詹遺稿[M]//編委會．四庫未收書輯刊（伍輯拾柒冊）[G]．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周修東．李齡年譜[G]//饒宗頤．潮學研究（第9輯）[M]．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3]（清）盛元．同治南康府志[M]．臺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

[4]（清）王士禎．居易錄（文淵閣四庫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清）王士禎．香祖筆記（文淵閣四庫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清）紀昀．西湖百詠題要（文淵閣四庫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清）謝旻．江西通志（文淵閣四庫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清）嵇曾筠．浙江通志（文淵閣四庫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清）郝玉麟．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明）胡居仁．胡文敬集（文淵閣四庫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1]朱瑞熙，孫家驊．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M]．北京：中華書局，1995．

Two Articles Concerning Bai Lu-dong Academy were wrongly Collected in theGongzanyigaoof Ming Dynasty

ZHANG Jing-song1,2
（1.Th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2.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Ancient Academy,Nanchang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29）

Li-ling,an educational superintendent of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periods of Tian-shun and Cheng-hua in Ming Dynasty,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Bai Lu-dong Academy.His works Gongzanyigao includes five articles concerning Bai Lu-dong Academy,but The Record on Rebuilding Gandao Bridge（重修貫道橋記）and The Record on newly Purchase Land for Learning in Bai Lu-dong Academy（白鹿洞新置贍學田記） were not written by Li.The real authors were respectively Chen Min-zheng and the edi?tor of Gongzanyigao.

Ming Dynasty；Li ling；Gongzanyigao（宮詹遺稿）；Bai Lu-dong Academy

G649.299

A

1007-6883（2014）02-0005-05

責任編輯 吳二持

2013-11-05

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項目編號：13JY14）；江西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項目編號：2013YB147）。

張勁松（1974-），男，江西余干人，南昌師范學院書院研究所教授，華中師范大學2012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