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

王德春

（韓山師范學院歷史系，廣東潮州 521041）

論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

王德春

（韓山師范學院歷史系，廣東潮州 521041）

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正是遵循這種基本方針，杜魯門政府才堅持執行調解國共爭端的政策。除了竭力促成停戰協定之外，當全國性內戰爆發后，杜魯門政府立即對好戰的國民黨政府實施嚴厲的軍火禁運。馬歇爾將軍和杜魯門總統起初在國際政治問題上有些天真和理想主義，他們誤以為國共政治爭端可以通過政治談判得到解決。固守“美國的基本原則”就是這種思想的真實反映。

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基本原則；政治爭端

此前，國內學者有關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研究的豐碩成果中，始終未曾注意到美國的基本原則，即“美國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問題。正是學者們對這項關鍵性的“美國的基本原則”的疏忽，才導致學術界在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若干重大問題上所作的分析，總給人隔靴搔癢的感覺，無法使人信服。

本文依據豐富的美國外交檔案文獻，認真梳理有關當事人可靠的歷史證詞，從中發現“美國的基本原則”，發現杜魯門政府起初嚴格遵循“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的基本原則，不僅婉言拒絕國民黨政府要求大規模軍援的請求、停止運送國民黨軍隊大部隊前往華北、派遣馬歇爾特使調解國共沖突、為阻止內戰爆發建議對中共作重大妥協讓步，而且在內戰爆發后對國民黨政府實施嚴厲的軍火禁運，因此起初并無反蘇反共的蓄謀，而是竭力避免同蘇聯和中共發生沖突。直到1947年4月莫斯科外長會議破裂之后，馬歇爾國務卿才公開表示美國的對蘇政策已經越過一個“不歸之點”，隨后解除了針對國民黨政府的軍火禁運，開始背離“美國的基本原則”，支持國民黨政府進行反共戰爭。以上發現完全建立在對美國外交檔案文獻的認真通讀和全面理解基礎之上，并無任何揣測之意。不妥之處，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

日本帝國主義戰敗投降前夕，杜魯門政府在對華政策問題上，曾經明確劃定“美國的基本原則”。這項基本原則，首次出現在1945年8月10日頒發的陸軍部47513號命令之中。陸軍部47513號命令第一條（b）款指令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依據本命令條文采取的所有行動必須嚴格遵守且不得偏離美國的基本原則，即美國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1]527只有在這個政治前提下，如果日本政府投降之后，其在華部隊仍然負隅頑抗的話，魏德邁將軍應當繼續向中國政府軍提供有力的軍事援助，除了幫助“中國中央政府將軍隊迅速運送到中國的關鍵地區。你還可以在現有的正常職權范圍內，給予這些中國軍隊以其他指定的美國援助”，支持他們“為重占中國戰區目前被日本占領的全部地區所必要的軍事行動，并安排中國軍隊占領日本本土、褔摩薩和朝鮮”。[1]528

美國陸軍部47513號命令第一條（b）款闡明的“基本原則”，在隨后幾個月間，歷經9月5日經由美國總統批準的參謀長聯席會議771/18號備忘錄（題為《日本戰敗或無條件投降后軍事租借政策》）、9月14日接見宋子文時美國總統直接向中國政府首腦作出的口頭聲明、國務院-陸海軍部協調委員會10月22日秘密報告反復重申，成為一道不可逾越的政策底線。

二、杜魯門政府對“基本原則”的嚴格恪守

杜魯門政府不僅制定了“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的基本原則，而且至少在日本敗降后的21個月內，嚴格恪守這項備受批評和爭議的對華政策原則。杜魯門政府認真執行不支持國民政府進行內戰的政策行為，主要體現在拒絕魏德邁大力援蔣的政策建議、拒絕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要求擴大軍事援助的請求、停止向華北地區運送國民黨軍隊、派遣馬歇爾將軍調解國共沖突并主張對中共讓步、對國民黨政府實施嚴厲的軍火禁運等，為制止國共內戰、促成中國的和平統一和政治民主化做出了極大的努力。

1．明確拒絕魏德邁將軍的政策性建議

“美國的基本原則”一開始便受到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的強烈質疑和反對，他在8月19日報告中抱怨說：“陸軍部47513號命令第一條（b）款，該款強調軍事行動必須‘不偏離美國的基本原則，即美國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如果按字面理解，并嚴格執行這條規定的話，就必須取消目前正在給予委員長軍隊的支持。[2]532……陸軍部47513號命令第一條（b）款的要求和該命令的其余部分的指示是互不相容的”。[2]534魏德邁希望修正陸軍部47513號命令第一條（b）款原則，以便在華美軍能夠放手執行援助中國政府軍前往日占區受降、接管日占區并驅逐日本人的任務。

但是，杜魯門政府無意改變其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不僅沒有認同魏德邁的觀點，而且在9月5日命令中重申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內戰的基本原則，并要求魏德邁將美國政府的上述政策立場傳達給蔣介石委員長：

“e．給予中國的租借援助應與最近下達給中國戰區美軍總司令的指示精神相一致，即包括這種規定：……美國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萬一在華日軍在日本本土政府投降后繼續抵抗，你和你統率的在華美軍應繼續執行你目前支持委員長的使命。你的接受日軍投降的行動應基于軍事援助將繼續支持當前中國的作戰行動，直到經由中央政府軍收復中國戰區范圍內現在日本人占據的所有地區，并在日本合適的地方、褔摩薩和朝鮮部署中國占領軍的目標。授權你酌情將上述指示精神傳達給信任你的那個政府”。[3]

2．婉言拒絕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要求擴大軍事援助的請求

日本政府宣布戰敗投降之后，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擔心美國可能隨時終止租借法案，停止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盟國提供援助，因此加緊向美國提出軍事援助請求。1945年8月19日前后，蔣介石通過赫爾利大使，多次要求美國政府兌現羅斯?？偨y在1943年開羅會議期間作出的大意是幫助中國裝備90個師的口頭承諾。[4]9月7日，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在白宮拜會杜魯門總統時，當面要求美國政府兌現前總統幫助國民黨政府武裝90個師的口頭承諾，并表示將把他離開美國的日期推延到他有機會就此問題同杜魯門總統進一步交換意見為止。[5]

對于國民黨政府的要求，國務院和陸、海軍部經研究一致認為：中國當前不應謀求保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或空軍，但一支相對小型、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并擁有足夠的運輸手段的陸軍和一支小型有效的空軍也許最適合她的需要。因此，美國政府同意幫助國民黨政府盡快完成裝備39個師和8又1/3個空軍大隊的既定計劃。此外，經過適當的安排，美國還可以移交某些海軍艦艇，尤其那些適合于近海和內河行動的艦艇給中國，以便中國建立起碼的近海巡邏和防務。至于是否有必要提供更大規模軍事援助的問題，暫時不予考慮。即使可能考慮的話，也必須等與魏德邁將軍作進一步商議和經由美國各有關機構考慮這個問題并等美方完成有效裝備的確認之后，美國政府才能考慮39個師計劃之外的援助。[6]

杜魯門總統9月14日接見宋子文時，直接向這位國民黨政府首腦作出同上述內容及其精神完全一致的口頭聲明，實際上婉言拒絕了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提出的大規模軍事援助的請求。之后，杜魯門政府致力于促成國共雙方通過和平談判實現政治統一的調解工作，始終沒有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

3．停止向華北地區運送國民黨軍隊

1945年11月27日，國務院和陸、海軍部聯席會議通過一項對華政策新方案，決定推遲美國海軍陸戰隊從中國撤軍的日期，并準備從海路運送更多的中國軍隊前往華北地區；有必要在華北促成休戰以便日軍從華北撤出；此外，美國政府將繼續促成委員長和中共實現政治和解并向蔣介石施加壓力以實現這一目標。[7]因赫爾利大使不愿意繼續從事調解國共爭端的工作而辭職，馬歇爾將軍隨后承擔了這項費力不討好的調解使命。

為支持馬歇爾特使的和平調解工作，美國政府決定秘而不宣，暫停運送國民黨軍隊前往華北，以此作為壓力手段，迫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接受停戰、然后同中共達成政治妥協的和平統一政策。國務院要求陸軍部對魏德邁將軍作下列指示：“馬歇爾將軍在重慶和中國領袖就安排包括主要政治黨派的代表參加的國民大會和停止敵對行動事宜的商談沒有結果之前，除了利用華北港口運輸部隊和物資至滿洲以外，進一步運送中國部隊前往華北的行動，將保持暫停狀態”。至于是否恢復與何時恢復運送中國政府軍隊前往華北的行動，應當視國共談判的進程并由馬歇爾特使決定。[8]

實際上，由于國共談判進程的復雜性遠遠超出預料，馬歇爾特使始終沒有下達恢復運送中國政府軍隊前往華北的命令。

4．主張以重大政治讓步避免內戰

為阻止全國性內戰爆發，馬歇爾特使在1946年6月7日開始的第二次停戰談判期間，竭力促成國共雙方相互妥協讓步，并沒有一味偏袒國民黨政府。在停戰期滿前的最后關頭，馬歇爾特使經中共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將軍認可，對1946年2月25日軍隊整編方案提出“7條修正草案”，其中規定在“政府軍將不開入共軍撤出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現存的地方政府和保安部隊仍應當繼續在原地維持治安、實施行政”的前提下，中共同意在明確規定的期限內將其部隊集中到指定的位置。[9]

“7條修正草案”標志著美國特使接受了中共談判代表的意見，贊成對中共作出重大讓步以避免內戰。令人遺憾的是，6月29日上午，馬歇爾特使將7條修正草案提交蔣介石審閱時，蔣介石卻拒絕修改整軍方案要求中共整編軍隊的條件，他特別堅持要中共軍隊撤離承德和江蘇省全境，并撤銷中共軍隊撤離地區的現存地方政府，因此導致談判最終破裂。

5．對國民黨政府實施嚴厲的軍火禁運

7月初，盡管內戰一觸即發，馬歇爾特使依然不肯放棄，繼續進行徒勞無益的外交斡旋。由于國民黨政府表現出咄咄逼人的好戰態度，不愿意在蘇北、承德、膠濟鐵路和安東省駐軍條件及解放區地方自治權等實質性問題上，對中共的妥協姿態做出和解性回應，使身心極度疲憊的馬歇爾備受挫折。7月11日和15日，李公樸和聞一多在昆明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這種卑劣行徑進一步強化了馬歇爾將軍對國民黨專政的反感。最后，他痛下決心，決定啟動早先確定的預案，對國民黨政府實施軍火禁運并擱置援華議案，以便釜底抽薪，削弱國民黨軍隊的持續作戰能力，以此來警示國民黨政府，打擊好戰勢力的囂張氣焰，并促使蔣介石認真考慮美國政府反對內戰的嚴肅立場，迷途知返，重新回到通過政治談判解決國內爭端的政策軌道上來。7月下旬，馬歇爾將軍不動聲色，指示國務院拒絕簽發售華武器出口許可證，并以此為契機，開始對國民黨政府實施嚴厲的軍火禁運。

通過以上不容置疑的真實信息，可以明顯看出，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僅限于支持國民黨政府收復包括滿洲、臺灣等地在內的淪陷區，幫助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和國家統一，不支持國民黨政府進行內戰；如果國民黨政府將美械部隊用于內戰和支持不民主政權的話，杜魯門政府將中止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杜魯門政府不僅這樣說，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全國內戰爆發之后，杜魯門政府立即對國民黨政府實施嚴厲的軍火禁運并停止財政援助，力圖將國民黨政府拉回談判桌前，即為明證。

三、杜魯門政府堅持“基本原則”的深刻用意

杜魯門政府之所以確立“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的基本原則，并恪守這項基本原則，其主要原因是基于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深刻不信任。

自史迪威將軍1944年10月下旬被美國政府召回之后，羅斯?？偨y事實上對中國戰區和國民黨政府的命運不再重視，美國隨即放棄在中國沿海地區登陸、尋求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的最初設想，轉而實行依靠美國太平洋戰區陸海軍力量，經由菲律賓、馬里亞納群島和沖繩島直逼日本本土，將擊潰侵華日軍主力的任務推卸給蘇聯的戰略計劃。從此，中美關系降格到任由赫爾利特使和魏德邁將軍例行公事，總統懶得過問，興趣完全轉移到積極促使蘇聯出兵中國東北問題上。隨后，在1945年2月召開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偨y不僅背著國民黨政府同斯大林簽訂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利益的《雅爾塔協定》，而且在之后不久蘇聯為迫使國民黨政府接受雅爾塔協定而展開的蘇中雙邊談判過程中，美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同樣抱著冷淡的超然態度，聽任蘇聯方面隨意超出雅爾塔秘密諒解范圍、蠻橫索取額外權益的無理行為。

日本戰敗投降之后，美國政府擔心具有明顯“封建-法西斯主義”色彩的國民黨政府可能會不斷滋生事端，或推行反美政策、或進行內戰、或對外擴張，成為遠東地區不穩定的主要因素，從而危及并損害美國的利益。為防范這種危險的發生，國務院-陸海軍部協調委員會曾經多次研討對策。在1945年10月22日“不宜公開或披露給任何外國政府”的秘密報告的結論部分，國務院-陸海軍部協調委員會將美國戰后在遠東的目標確定為：確保美國及其領土的安全和維護國際和平，創造一種有助于美國及其公民和遠東地區各民族建立互利的商業和文化關系的政治氛圍。這些目標在中國的實現，需要一個友好的、統一的、獨立的國家，連同一個在可行的范圍內依靠中國人民自由表達的意愿支持的穩定的政府。

為促進中國最終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秘密報告提出如下美國政策：“支持并援助中國國民政府沿著與我國在遠東的基本目標相容的路線發展；援助并勸告中國政府在發展現代陸、海、空軍過程中，應將其意圖僅限于：（1）維護包括滿洲和褔摩薩光復區在內的中國國內的和平與安全，以及（2）履行那些將移交中國的占領朝鮮和日本的義務；明確告知中國政府，不論任何時候，美國政府一旦確認，中國軍隊被用于支持一個不符合美國總政策的行政當局，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或者助長侵略威脅時，就會中止對中國軍隊發展的援助”。[10]584

中國在一個統一的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領導下正在取得政治穩定的程度，被美國視為一種基本考慮。這種考慮將始終支配對華提供經濟、軍事或其他援助，繼續這種援助的問題將被定期聯系這種考慮進行再考慮。[10]584

通過上述秘密報告和其他外交解密文件，我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早在日本戰敗投降前夕，杜魯門政府就在對華政策方針上設定了一項基本原則，那就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援助僅限于對日作戰，即光復包括滿洲和臺灣在內的所有淪陷區、解除侵華日軍的武裝并將日軍戰俘連同其僑民驅逐出境、參與聯合國軍對朝鮮和日本的占領管制；決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盡管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對這項基本原則提出非議，但杜魯門政府卻一再重申這項原則，并由美國總統向中國政府首腦、經由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向中國國家元首傳遞這則十分明確的信息。

從外交解密文件披露的真實信息來看，盡管美國政府當時已經獲悉，蘇聯當局拒絕前往東北地區接收國家主權的國民黨政府軍在蘇軍控制的大連港登陸，但此時和此后很長一段時日里，美國政府并不懷疑蘇聯政府信守從滿洲撤軍并將滿洲主權移交國民黨政府的承諾，對蘇軍特使秘密訪問延安并邀請中共軍隊加緊進駐滿洲獨占滿洲的戰略部署不僅毫無覺察，反而擔心國民黨政府利用美國的軍事援助滋生事端、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或者進行對外侵略擴張。為防范國民黨政府政治出軌，杜魯門政府不僅拒絕了國民黨政府提出的由美國幫助其建立90個師的請求，而且一再提示國民黨政府注意“蔣委員長的迭次聲明，中國內部的政治麻煩將用政治方法解決，它將被明白無誤地理解為：美國所供給的軍事援助不得被移用于內戰，或被用于支持不民主的政權”。[11]

所以說，杜魯門政府只答應幫助國民黨政府裝備39個師、外加一支小規?？哲姾鸵恢⌒〉膬H適合近海與內河巡邏的海軍，其深層政治用意在于，使中國軍隊的作戰實力維持在較低水平，即僅夠勉強維持國內政治秩序、不足以挑起一場全國性內戰或者對英、法挑戰的水平，迫使國民黨政府循規蹈矩，能明智地采用政治手段解決包括國共爭端在內的一切國內爭端，對外則采取外交手段解決其與蘇聯、英國和法國之間存在的利益爭端，避免卷入無休止的國內沖突和國際沖突，使中國成為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寧之地。因此，杜魯門政府此時和此后一段時間，有條件有限度地援助國民黨政府，其主要用意是針對日本的，并沒有明顯的反共反蘇用意，反而有意約束國民黨政府并迫使國民黨政府同中共和蘇聯尋求妥協。

四、結 論

日本敗降之際和之后的將近兩年間，美國政府并無確定的“扶蔣反共”和“反蘇反共”的政策意圖，恰恰相反，貝爾納斯國務卿和馬歇爾將軍主導的外交政策，曾經天真地認為，美蘇關系和國共關系都是可以通過政治談判達成妥協的。出于這種不乏善意的一廂情愿，貝爾納斯和馬歇爾分別在歐洲和中國，力圖促成美蘇之間和國共之間達成政治妥協，直到1947年4月下旬莫斯科外長會議無果而終之后，馬歇爾將軍才公開承認美蘇關系已經越過一個不歸之點，從此不再將蘇聯和中共視為可以籠絡的合作伙伴。

由于美國政府起初根本沒有將蘇聯和中共作為敵對勢力的政治蓄謀，因而不僅不重視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反蘇反共”的戰略價值，反而對國民黨政府的封建-法西斯主義傾向保持高度警覺，有意防范國民黨政府挑動內戰或滋生國際事端，因此確立并嚴格恪守“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的基本原則。

受不支持國民黨政府進行內戰的“基本原則”約束，美國政府在日本投降后最初幾個月的關鍵時刻或稱決定性軍爭階段，沒有按照事先承諾將國民黨政府軍后續部隊及時運往華北地區，導致膠濟、津浦鐵路沿線孤立無援的“偽軍”大部分倒向解放區政府或被解放區軍隊消滅，山東省和蘇北地區（除了青島、濟南、徐州、連云港之外）因此幾乎全部落入解放區政府囊中，使解放區抗衡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實力迅速增強。

事實證明，馬歇爾將軍實際上是內戰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真正決策者兼首席執行官。雖然，馬歇爾將軍主張以現存國民黨政府為基礎實現中國的國家統一，具有明顯的“親蔣”傾向，但是，馬歇爾將軍始終堅持通過政治談判解決國內爭端，以憲政民主制度和軍隊國家化保障各方的基本權利；在6月談判面臨破裂的最后時刻，堅決主張對中共作出實質性妥協讓步，以消除國家分裂和內戰危險；在7月中下旬內戰迅速蔓延之際，毅然對好戰的國民黨政府實施嚴厲的軍火禁運，這些事實和真相足以證明：美國政府“不支持中國中央政府進行自相殘殺的戰爭”的基本原則，在一段很長的時限內，得到了認真的貫徹執行，并因此引起美國國內極端反共勢力的強烈批評。

[1]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G]//FRUS：1945,Volume 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

[2]The Commanding General,United States Forces,China Theater(Wedemeyer),to the Chief of Staff(Marshall)[G]// FRUS：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

[3]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Officers [G]//FRUS：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559.

[4]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45[G]//FRUS： 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529.

[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1945[G]//FRUS：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551.

[6]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Truman[G]//FRUS：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560.

[7]Minutes of Meeting of the Secretaries of State,War,and Na?vy[G]//FRUS：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686.

[8]Memorandum for the War Depart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G]//FRUS： 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761.

[9]Preliminary Agreement To Govern the Amendment and Exe?cution of the Army Reorganization Plan of February 29, 1946[G]//FRUS：1946,Vol.IX.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1247.

[10]Report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G]//FRUS：1945,Vol.VI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

[11]Suggested Oral Statement to Dr.Soong Concerning Assis?tance to China[G]//FRUS：1945,Vol.VII.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9:561.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resident Truman’s China Policy

WANG De-chun
（Department of History,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Guangdong,521041）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resident Truman’s China policy wa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suppor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in fratricidal war.Persisting in such a guiding principle,Truman’s administration insisted on mediating the political disputes between the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Besides he did his utmost persuading both sides to reach a truce agreement.Truman’s administration made a very se?vere arms embargo at once to the belligerent National Government of China when the civil war broke out.Both General Marshall and President Truman were naive idealis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 at first,they thought wrong?ly what the political dispute between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could be settled by political negotiations. Dogged persistence in the basic U.S.principle truly reflected this kind of idea.

Truman’s administration；China policy；the basic principle；political dispute

K107

A

1007-6883（2014）02-0066-05

2013-07-01

王德春（1955-），男，陜西西安人，韓山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