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紅二代”家庭

不是所謂的“高干子弟”

我出生在一個“紅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對于我的出身，社會上有各種傳聞和猜測，認為我是一個所謂“大”公司的經理，就一定是通過“紅”或“官”的幫助，而不是靠個人的努力而得到的。但許多人卻不知道，我這個“官”連個七品都不夠，只不過是北京市西城區國資委管轄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經理，這家公司最初建立時只有20萬元借款的注冊資本金。而我在進入華遠公司之前至少還是個直接歸市聯社直屬管理的企業中的“官”，管理的資產規模遠遠大于剛成立時的華遠。而一個中央部級的退休高官，又為何隔著不同的行政管理渠道、差著無數的級別，為我去謀這樣一個小“官”的烏紗呢？

我愛我的父親，盡管他沒有那么高的職位，無論是“文革”被打倒時，還是社會在攻擊“官二代”時，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公開我父親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訴所有人我是他的兒子。我沒學會“大義滅親”，不僅是因為我在那個紅得發紫的年代沒有被污染，而且是因為我從來都堅信我的父親是一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更堅信他們那一代人的所作所為、為我們作出的榜樣和給我們的一切！

小學三四年級的一天，我正在雙杠上玩耍，被老師叫到辦公室，老師拿著當天的《人民日報》告訴我，上面刊登了兩條第三屆全國人大批準的任命公告，第一條是我父親被任命為中國商業部的副部長（當時的部長是后來任副總理的姚依林同志），第二條是后來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何英擔任外交部某司司長。從此之后，我就成了學校中的“特殊人物”。

那時候，我并不知道什么叫“高干”（老師其實也不知道），出身一欄中填的是“革命干部”。自父親被任命為副部長之后，老師說你可以改填為“高干”了。但當時我回家問父親時，父親很嚴厲地告訴我，只許填“革命干部”，不許填“高干”兩字。后來才知道，過去的干部管理分24級，13級以上就是高干（依此標準，當時的醫院設有高干病房，連監獄中也設有高干牢房）。母親當時是13級干部，已經是“高干”了。

在父親的教導下，我理解了父親的道理：“干部不分級別大小，都是為革命做工作。干部的級別只是一種責任的劃分與承擔。級別越高，責任越大，越要努力工作，不辜負黨的信任。職務不代表個人的榮譽，而代表你必須承擔的公共責任?！边@種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腦海中，不管是在部隊等級森嚴的紀律下，還是在此后的商場拼搏中，職務從不被我看成一種重要的標志與榮譽。在所有公開場合，我更愿意只用最簡單、最直接的一個職務，只要能說明自己的身份就夠了。更多的職務一定代表的是更多的責任，而不是榮譽，也因為是責任，所以必須更加嚴格地要求和限制自己。

父母讀馬列，我讀巴爾扎克

家里最值得驕傲的大概是那個裝著四層玻璃門的書柜。書柜最上層的顯著位置擺放的是“馬列全集”，這好像是干部們的必修課本，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家庭忠誠與信仰馬列主義的顯著標志。至老，父母家的書柜中仍然在最高層擺放著“馬列全集”。

書柜的第二層是一套完整的《魯迅全集》，是每本書都有書套的那種精裝本；還有一套《資治通鑒》及部分史書，如《春秋》等。這些孔孟之道無疑既是文化的象征，也是文明的象征。爸爸媽媽都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抱著一腔愛國熱血，投身革命的學生。也許，他們那時并不知道馬列主義，但從這些歷史傳統中知道要保衛國家、保衛民族。他們在尋找真理的過程中，從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孔孟之道也曾是那一代人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人行必有我師”等，不但影響著我們的父輩，也同樣影響著我們這一代“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紅二代”。

書柜中的第三層大多是中國的古典名著，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牡丹亭》《七俠五義》《拍案驚奇》之類的作品。我的印象中好像沒有《紅樓夢》，也許他們認為《紅樓夢》是談情說愛，太小資產階級情調吧！

當然，書柜里還有其他政治時事類圖書，但顯然父母的書柜中沒有最適宜我們這群孩子的讀物！

小時候，家里幾乎沒有什么可以讓孩子閱讀的圖書。印象最深的是《十萬個為什么》《趣味數學》和《奔向二十一世紀》。成長中經常陪伴我們的主要是孫敬修老人的故事和《少年兒童報》。當然，那時也有各種各樣的連環畫，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也有關于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劉胡蘭等的連環畫。這些連環畫對孩子們來說簡直就是奢侈品，誰要有幾本連環畫就能吸引一院子的孩子擠到他家里去搶讀，更多的是，你有兩三本，他有兩三本，大家互相借閱。

缺少可讀物也讓在這個年齡段最需要獲取知識的孩子們失去了閱讀的機會，那時的孩子正因為沒有書，反而讓對書的渴望，超越了自己的年齡。

小學四年級時，我的班主任老師叫田文明，一個高高個子的帥小伙，因為我的作文很差，開家長會時在媽媽面前告了我一狀?；丶液?，媽媽嚴厲地要求我要認真讀書，好好地補補語文課。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田老師的這一狀，讓我這個只對數學有著特殊愛好的偏科學生，養成了讀書的好習慣。

正因為這個特殊的狀況，家里的書柜開始吸引了我的注意，而此前那只是家長的圣地，似乎與孩子們無關。四年級之后，我也開始成了書柜的?？?，并將這個習慣保留到今天。

20世紀70年代中期北京有了內部書店，為高級干部首先開放了讀書禁區，爸爸就帶我專門去書店購書。我優先買的是19世紀的名著和“二戰”時的回憶錄，有巴爾扎克、左拉、大小仲馬、雨果、狄更斯、德萊賽、馬克·吐溫等歐美大作家的成套作品，也有朱可夫、華西里耶夫、巴頓、艾森豪威爾等寫作的戰爭紀實作品。

而父親則大量購買《清史稿》和“二十四史”之類的史書，老人更注重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和政權變更的角度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的發展。僅一部《清史稿》就有48冊，獨占了半個書柜。史書在中國的文化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尤其在老一輩人的心目中更是如此。他們希望能從更多的歷史與經驗中尋找借鑒，提高認識能力。endprint

直到今天，我也難忘那個最初的書柜，難忘田老師的強逼，難忘父母對我的教育與影響。也許沒有幼年時的那次沖擊，就不會培養出這種求知欲，也不會有此后的積累。十多年前，我給自己確定了一個日均不少于6萬字的讀書最低目標，至今仍在堅持。

父輩的責任

父親出身于中等收入的農民家庭，九一八之后參加革命，七七事變之后，先在八路軍學員隊，后加入新四軍。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宣傳中大多只提延安的“抗大”（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后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因此，許多人并不知道當時還有一所中原的“抗日大學”。前幾年在電視劇《彭雪楓》中所表現的竹溝干部學校，就是這所培養新四軍、八路軍軍事、政治干部的第二“抗大”，而父親最初就是竹溝干部學校中的政治教員。此后，父親為新四軍在敵后建立根據地，提出過紅軍的軍隊賴以生存的財政改革建議，并當上糧食、稅務的局長、特派員，參與新四軍貨幣發行與地方銀行的建設工作，為部隊在敵后堅持斗爭提供了后勤保障。他經歷了皖南事變和中原突圍的戰斗歷程，在李先念任師長、陳少敏任政委的新四軍五師中堅持戰斗了多年。

后根據中央指示，他隨部隊從山東進入東北，參與東北的解放與重建新政權工作，在陳云的領導下從臨江轉戰于遼西、遼東之間，曾任人民銀行行長、省委委員、財稅和商貿官員。1953年調越南任職時，路過北京向李先念老首長辭行，被李先念上報中央，留在其主管的財貿口工作，任中國百貨公司總經理。

讓我最欣慰的是，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因為這些政治上的因素而忘卻親情，更不會因為它們給自己帶來的痛苦而怨恨和不主動承擔責任。

在一般民眾的眼中，特別是今天年輕一代的想像中，干部的家庭生活一定很富有，孩子們一定是嬌生慣養的，卻不知每家都有本難念的經。父親與母親偶爾爭論，恰恰是為那些必須承擔的“責任”——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老家多少付出一些。他們的一部分收入既要維持自己和四個孩子的家，又必須按月給老家寄錢，幫助那些在農村中的父老鄉親。

姐姐、妹妹和我小學都是住校，吃、住都在學校，只有節假日才能回家。爸爸、媽媽總將平時舍不得吃的好東西，留到星期日等孩子們回來后全家一起分享。那時的孩子們也許體會不到生活的艱難，但父親、母親都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象，孝與家人的親情是這個社會中唯一不可缺少的。

父親沒為我用私權

父親不會為一己之私動用權力，對自己潔身自好的聲譽，看得比任何利益都重。當年，我被關進監獄時，父親一方面堅信自己的兒子不會做出違反黨紀國法的事；另一方面也絕不動用任何關系去詢問和打聽有關我的案件，更不會用權力去干涉司法的公正。父母都沒有因為我的事而去找過任何一位領導，或在領導崗位上的同事、戰友和下屬，寧愿等待法律公正的判決。當我被釋放之后，父母也從不過問我的案子，“從原因到結果”，直到我拿到最終的無罪裁定書，主動向父母作了匯報。父母最擔心的，不是我是否有罪，而是絕不讓外人將父母干預司法公正的帽子扣在這個家庭的頭上。對此，我深表理解。

父親那時雖已退休，但仍有官方協會的職務，并在中紀委中有許多熟人、同事和戰友，媽媽也曾在北京市商貿系統有職務，但他們都不認為應動用他們的職務、權力與關系，去破壞中國的司法公正。他們更不會為自己兒子的“犯罪”行為，去破壞黨的紀律和自己的人生準則。

至今我的兄弟姐妹都沒有因為這些私利問題，破壞過相互的和睦與親情，相互之間從未因利益之爭而撕破過臉，也從沒有為躲避盡孝的義務而發生爭論。姐姐、姐夫已在國外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從來不用擔心放在北京的孩子會有什么危險與困難，任何兄妹的家都可以當成自己的家。

每到周末，一大家人都會聚集在父母身邊問寒問暖，凡回家幾乎從不空手。盡管父母有些并不需要，但這份心意都是不可缺少的。過節過年更是如此。團聚，已成為一個打不破的傳統。

父輩的生活

父親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供給制式的體制下生活的。直到退休之后，他才享受了私有化的生活。小時候，家里的全部家具上都釘著塊小鐵牌，上面寫著單位、編號。從桌椅板凳到書柜、綠皮的保險柜，床架、床板無一例外。好像直到我上中學之后，父親才購買了屬于自己的單開門大衣柜，后來成了哥哥結婚時的彩禮。20世紀80年代，他才有了屬于自己的床，但其他的物品中，包括沙發，也都還是租用公家的物品，破爛得不行也難得修理。記不清是80年代末期，還是90年代初期，中央決定將所有的破舊家具全部折舊后歸使用者所有，分月從父親工資中扣除，大約一兩年才扣完。后來，我家再買家具就是孩子們出錢了。

90年代私有化之后，父親已不能讓單位換修家具，扔掉的不能再用，必須自己購買。于是妹妹定了個不成文的規矩，給父母購買大件商品所需要款項，如平板電視、沙發、衣柜等，均由我出50%、哥哥出25%、姐姐和妹妹各出12.5%，妹妹統一購買后大家按比例分賬。房改時，父母的工資在扣除了兩個人90年的工齡優惠之后也還是買不起房，同樣要靠子女的幫助。新舊工資的時代差別，讓幾代人之間的幸福感形成了不可跨越的鴻溝。

一直到去世，我的父母都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很少在衣裝上有所講究，每次我們給父母買件衣服，都要把價簽撕掉，還要在價格上減少個零，否則他們總是難以接受。我們常常要偷偷將他們穿得很破舊仍在穿的衣服扔掉、捐掉，不然，他們仍會把新衣服掛在柜子里舍不得穿。

父親擁有享受單位專車待遇的資格，但打電話讓老干部局派車很不方便，除非去遠的地方，直到80多歲，父親還常自己騎自行車外出。哥哥怕父親被車撞或摔倒，堅持按月給父親錢讓他乘出租車（包括母親），但卻很難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到后來，90多歲的媽媽還經常自己悄悄地乘公交車跑出去，有時糊涂地將公交車的方向坐反了，常常讓妹妹、妹夫開著車滿北京地去找，看都看不住。他們一輩子都沒學會如何享受，而更習慣于自力更生，除非病在床上起不來，否則絕不讓別人照顧，這也成為曾讓我們頭痛的事。

父輩的旗幟

父親最重要的是告訴和教會了我要獨立地思考，不是盲從；教會了我要努力地學習各種知識和歷史，而不是偏聽偏信。改革之初，別人將大把的錢用于生活消費時，父親卻將大把的錢用于填滿家里的書柜，恨不能將“文革”時被抄家和燒掉的書都重新備齊，像長達數十集、上百集的《資治通鑒》《清史稿》這類現代人不屑一顧的古書、史書，都被父親搬回家。每次跟父親去內部書店時，父親都會告訴我要真正讀史讀書，并選擇性地讀哪類的書，也告訴我如何通過讀書而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學會獨立地思考。

父親還常常會在我成長的不同階段用各種方式激勵我不滿足于現狀，要不斷地努力爭取攀登更高的山峰，教會了我為人的正直，不貪權力，教會了我不利用職權謀私利。如父親有權、有資格使用單位配的專車，但父親卻很少使用，父親覺得讓司機從單位開車到家里，辦完事再開回單位是一種浪費，寧愿讓孩子開自家的車或騎自行車外出。這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說真話更是父親一輩子都堅持的性格，“文革”時也正因為這種說真話的性格而得罪了造反派和某些當權者，并因此而被罷了官，進了干校。同樣也因為說真話能獨當一面、獲得信任，退休后仍被機關的上下級、同事所信任。追悼會上，許多的叔叔、阿姨們都對我說，要繼承父親的這些優點，我也力爭能堅持做個父親這樣被人們尊敬的人。

如今的世界豐富多彩，知識已不再主要由父母教授和傳導了。但是那個時代，這卻是一個無法被替代的來源。也許今天的孩子在學齡前就已經可以從網絡中學到很多很多，但請不要嘲笑你們的父輩，他們只能在那樣一種環境中生存，那種環境也必然造就了那樣的一批人。

（選自《野心優雅：任志強回憶錄》/任志強 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9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