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王造時

善南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上海復旦大學在相輝堂召開了一個反右派斗爭大會，全校數百人被通知到場，氣氛緊張、壓抑。

被批判的對象，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時。這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中等個子，微胖身材，戴一副近視眼鏡，文質彬彬，白皙，圓臉，穿白襯衣。

很快，揭發開始了。有人站起來，說王造時污蔑社會主義生活很苦；王造時想拉山頭，與黨對抗；王造時反對蘇聯，挑撥中蘇友誼……接著，會場上便有人高喊：王造時必須老實交待！

王造時試圖逐一辯解，然而沒人聽，他的辯白淹沒在震天的聲討中……

這年九月，上?！段膮R報》發表了王造時《我的檢查》。在承認了對自己的一切指控之后，王造時表示再也不敢負隅頑抗，“現在我改變了立場，認識自己的錯誤更清楚，認識我的錯誤所造成的危害更嚴重。我愧對黨，愧對人民，也愧對自己。我再度向黨、向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請罪。我由衷地永遠感激黨給我的改造機會……”

不知王造時執筆這份違心檢查時，是否會想起自己年輕時一段意氣風發的日子，那時，曾圍繞在他身邊的，是歡呼、是聲援。

學生領袖

1919年5月4日，正值清華大學八周年紀念日。下午5點，正在招待來賓的清華學生王造時忽然聽說了一個消息，說北京城內各校學生舉行了示威游行，打了賣國賊，燒了賣國賊的房子，許多學生被捕了。當晚，他從同學羅隆基的電話里確認了該信息，二人商定，要馬上組織同學們響應各大高校的罷課營救工作。

王造時丟下電話筒，馬上跑到中等科食堂，拿了一條長凳放在食堂門口當中的地方，跳上去大聲叫道：“同學們！有重要消息報告?！苯又褜W生被捕的消息告訴了大家：“同學們！北京各校同學已經起來救國了，我們應該急起相應。望同學們注意時局的發展，并提出救國的辦法?！蓖瑢W們一聽，大受震動，紛紛高呼“罷課！罷課！”接著，王造時又跑到高等科去鼓動。

第二天上午，各級級長和各社團領袖參加的聯席會議成功舉行，會議決定，清華學生要與北京學生一致行動，堅持到底，從即日起罷課。

此時的王造時，年僅16歲，是清華大學中等科二年級的學生。

1902年8月3日，王造時生于江西安福。八歲起讀私塾，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聽說皇帝被推翻，看見家家戶戶都插起了一面寫著一個大“漢”字的白旗，民主共和的概念也第一次傳進他的耳朵里。

新時代的事物源源不斷涌入王造時的世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正義、人道、公理”這些詞語頻繁地出現在上?！渡陥蟆穼鹁值膱蟮乐?。1915年袁世凱稱帝，王造時的國文老師又將梁啟超的質疑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有滋有味講給大家聽，這些，都給這位年幼的學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王造時開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1916年，雙十節，江西督軍李純為慶?！皣鴳c”，到講武廳去閱兵，文武官員都前呼后擁地跟著，把沿途的老百姓，連同學生們都趕到屋里去。王造時后來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從門縫里窺看這些大小軍閥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地跑過去，老百姓連參加國慶活動的權利也沒有，頭腦里馬上起了個大問號，這難道就是‘民國嗎？”

1917年，王造時考入清華大學。兩年后五四運動爆發，他第一個將消息傳遍清華校園，并為學生領袖聯席會議的召開發揮了關鍵作用。

1919年6月3日，王造時和同學們來到北京東安市場做宣傳活動，他們特意舉著小國旗在市場內七拐八繞了一圈，引來大批圍觀者。正當演講開始時，一隊警察和士兵忽然出現，把王造時從臺上拉下來，押到北京大學關了起來。

這是王造時第一次被捕。五天后，當王造時被釋放時，關押所門前擠滿了歡迎的群眾，有市民、大學生、還有許多小孩。每一批被捕學生出來，里里外外一起歡呼。王造時后來回憶說：“我此時感動得只是流熱淚?！?/p>

潛移默化中，王造時確定了一生的方向。

1925年，他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辦理了入學手續，學的主科是政治學，五年學成后回到了國內。他決心用自己學到的東西“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p>

輝煌一刻

“我出身于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在清華學校受過八年美帝國主義的教育，又在美國留學過四年。英國留學過一年，學的就是資產階級政治學……我深深受了這種反動思想的毒害，回國之后還販賣這種毒品來毒害我們中國的革命，實在罪孽深重！”

1957年9月，王造時發表于上?！段膮R報》的檢查，提及早年，早已全然不見了雄心壯志，他把自己當年的求學經歷，貶損得一文不值。

這段話事實上并不準確，甚至完全相反。當年王造時學成歸來，矛頭首先指向的，恰恰是執政的國民政府，而并非井岡山。

1928年，國民政府于形式上統一全國，隨即開始了“訓政”階段，一黨專政統治從這時建立，這讓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王造時憤怒異常。1930年，王造時回國，受聘于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書之余，他結合自己所觀察到的社會問題，撰寫了大量時評文章，發表在《新月》等雜志上。

“翻開世界各國歷史，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是統治者‘訓出來的？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爭得來的？……凡是拿到政權，居于統治地位的個人或團體，總是不愿意放手。這是人類普遍的天性，各國的政治歷史都可證明?！彼麑懙?。

王造時呼吁，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讓國民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各黨各派可以公開競爭，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選票代替機關槍。民主勢力擴張，人民監督之下，割據一方的軍閥才能變成保家衛國的勢力，加之政府與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脹的野心。

由于文風酣暢淋漓，王造時的政論很受讀者歡迎，同時，也令官方頭痛不已。起初，官方試圖拉攏王造時，藍衣社頭目劉健群曾到上海找過他，勸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發議論，妨害國家大計。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時回答，好意心領，他還是想繼續教書。endprint

拉攏不成，強硬措施接踵而至。當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時主辦的《主張與批評》雜志，從1933年起又密令全國大學不許聘請王造時教書，想從生計上卡死他。沒想到，王造時早早已經備好了一張律師證書，跑去章士釗的律師事務所當起了律師，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云五又派給他一些譯書的工作，王造時的收入跟教書時相差無幾。

當局又想到了暗殺。一天，王造時從國民黨元老李烈鈞手中得到了一張暗殺名單，發現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沒過多久，榜上有名的楊杏佛就真的被暗殺了。為防患于未然，王造時又出奇策，他把這張名單交給了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報紙《大美晚報》，第二天，該報中英文兩版同時將這張名單發表了出來，轟動全上海。上海市長不得不出來“辟謠”，從此，榜單上的人再也沒有被暗殺的了。

1936年，雙方的矛盾終于激化。這年5月，王造時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要求國民政府與紅軍議和，釋放政治犯，建立統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共黨嫌疑”將他們逮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援。不僅中共發聲明抗議，連馮玉祥、張學良這些黨內大佬也提出異議。后來在西安事變中，“釋放上海愛國領袖”被寫入了張學良、楊虎城的通電聲明中。宋慶齡更是以“人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到蘇州向高等法院請愿，要求釋放“七君子”，高等法院的院長只好躲在里面，避不見面，任憑法院門前人山人海，高呼口號。

在始料未及的壓力下，國民政府于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望著門前迎接的人們，王造時情緒激動地表示，“歡迎不是歡迎七個人，而是歡迎‘救國會的主張?！?/p>

這無疑是王造時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刻。

身份焦慮

二十二年后，王造時又全盤否定了這段輝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時，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規劃”，他提出“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判所謂‘進步包袱，把它們去掉干凈，以便輕裝進行自我改造?！?/p>

同時，“進一步檢查由1930年到現在對黨的關系，認清對黨一向是忘恩負義，不是黨委屈了我，而是我對不起黨?！?/p>

“一向是忘恩負義”，這句話背后是一段難言的苦澀。

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這個條約附有一個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圣不可侵犯性。這等于兩國均承認了“滿洲國”——即中國東北是日本領土。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重慶救國會的幾位領導覺得有必要公開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當場推舉出王造時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王造時很快寫了出來，在信中，他對蘇聯此舉表示“莫大的遺憾”。

但王造時不會想到，公然“反蘇”給他惹來了麻煩，中共內部某些領導認為，這封公開信是王造時一個人起草好，強迫大家簽名的，更有甚者，認為王造時收受了國民黨特務的賄賂，故意跳出來發起反蘇運動。

王造時對此渾然不知，兀自繼續著自己的工作。1946年內戰爆發后，王造時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田漢五十壽辰后，王造時和羅隆基一同出門，羅隆基問王造時準備怎么走。王造時信口說，“向右走有跳黃浦江的危險，中間向前，穿過馬路可能被來往汽車壓死，還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馬廳那邊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后，對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卻有些尷尬。彼時，當年的“七君子”除鄒韜奮病故和李公樸被暗殺外，其余5位中有4位都擔任了部級以上高官——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史良任司法部部長。唯獨學位最高、年紀最輕的王造時卻被冷落在一邊。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復旦大學政治系謀到了一個教授的職務。

另一件更加明顯的例子是，王造時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長潘漢年，要求為黨做點事情，“說現在蔣介石與孫立人不和，孫立人有兵權，美國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時）與孫立人又是清華同學，所以請求組織允許他到臺灣去，策反孫立人?！遍L期研究王造時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何碧輝說。

不顧個人安危，主動提議，卻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回復。

王造時自己也感覺到了與新政權存在隔閡，但與民國時代不同的是，現如今，體制內的一個身份，比過去已經重要得太多了。

新中國建立初的幾年，民營新聞事業被重新塑造為中央行政計劃主導的國營媒體網絡，辦報賺錢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國律師制度開始試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制度，許多律師也被劃成右派。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當律師謀生，在新中國也走不通。

與此同時，王造時家庭又連遭不幸，他的一雙兒女先后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錢。后來，王夫人的后事和兒子看病的醫藥費都由學校包了下來。學校還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內的一座高級公寓。

在這種情形下，縱觀建國后到反右斗爭之前，這位一向大膽敢言的民主斗士，建國后的發言很少。在后來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覺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于公于私都無好處?！?/p>

一句“于公于私”，耐人尋味。

兩面人生

1957年，知識分子迎來了短暫的春天。王造時在北京與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兩度懇談，終于把歷史上的那段“誤會”澄清了，不久，周恩來又親自約談，不但聆聽了王造時的傾訴，還主動提出要調王造時來北京工作，王造時精神為之一震?；厣虾：?，他興奮地給沈鈞儒寫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后自當益加奮發，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努力?！?/p>

此時，黨中央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王造時認為建言獻策的時機終于到了，“激于愛黨愛國之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眅ndprint

當年3月20日，王造時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表講話，“現在黨內各級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他希望黨外人士發揚“魏征精神”不計個人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另外兩次發言中，他提出“及時把鳴放運動推行到基層單位去”，并指出“憲法頒布以后好像逐漸被人漠視，這個現象千萬要不得”。

結果，這一年六月開始，反右運動爆發，王造時這些言論首先成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學界座談會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時歷史上就“反蘇”，并且一直主張資產階級的民主。頗為諷刺的是，當天王造時還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過激過偏的甚至錯誤的言論也不足畏，予以糾正之后，應繼續鼓勵大家大膽揭露矛盾，更足見黨有雅量而得人心?！?/p>

面對指控，王造時起初堅決不認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來抗拒”，但隨著批判的不斷升溫，到了當年8月14日，王造時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他說，我對于我思想的錯誤逐漸地獲得了新的認識。

當天，他又寫了一份補充材料，其中這一段話，可以看作王造時前后轉變的關鍵：

“至于我家中的實際困難更非靠黨的特別照顧不能解決。我的長子自1946年6、7月間患精神病起，不知給我家庭帶來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苦難，自去年三月我的愛人去世后，政府不僅代我負擔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費用，并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欠費。我的長女從1955年秋起漸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征，學校黨委也曾經表示要免費送她入院醫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開始有精神病象征，我由北京帶到南京，也是上海統戰部打電話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機會。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對如此家庭環境，我不依靠黨，擁護黨，而卻反對黨，豈不是自找絕路，并給自己的兒女找絕路?！?/p>

王造時原先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反右斗爭一開始，藥費的“催款單”便月月寄來。教學職稱隨之降為四級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給商務印書館的《民主政治在危機中》改譯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計劃”。這些，對于經濟上沒有退路的王造時而言，無疑是致命打擊。

而且，王造時再也找不到當年那樣為他歡呼的人群了，報紙上只有口誅筆伐。王造時曾收到外地來信十多封，都是贊成他發言的，也有訴冤的，原本他準備交給黨委去處理，但反右斗爭開始后，深知利害的王造時將這些信偷偷撕毀，他不想牽連這些人。

臺灣的《中國時報》此時則幸災樂禍地發表文章，稱“所謂愛國民主人士王造時”，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時在《文匯報》發表第一篇檢查。

此后，他的防線幾乎全線崩潰，從1957年到1960年，他的檢查寫得一封比一封長，話說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讀報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國右派分子的言行，時常覺得他們向黨的進攻，極大多數不如我的猖狂，他們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1957年12月1日。

“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評所謂‘進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還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實實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

這些違心話之外，往往也夾雜著兩句自己的真實情緒，比如“晝則徘徊一室之中，夜則輾轉布榻之上。痛定思痛，苦求有所自拔”、“感到身體遠不如以前，看書、寫文、想事、做事都覺得腦筋遲鈍，沒有以前敏捷”。

此時的王造時，與昔日那個王造時判若兩人。

1960年9月，王造時摘帽。六年后文革爆發，他于1966年11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整整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恰恰是“七君子”被逮捕的日子。

這一次他沒再走出來，1971年9月，王造時死于獄中。

“文革”結束后，有人找到了幸存的幾張王造時生前照片，其中有一張“七君子”合影，背面赫然被紅衛兵寫了四個字：“什么東西？”

照片中的人對此渾然不覺，他們依然生活在意氣風發的年代里。

（選自《中國周刊》2013年第11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