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的記憶

蘇聯電影風靡一時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包括1966年“文革”開始以后），到電影院看電影是個極普通的事。喜歡娛樂的北京人、特別是年輕人一年看四五十場電影不是特別稀罕的。那時單位一般是兩個星期組織一次看電影，作為工會的福利；人們也常常以看電影度過假日或星期天。至于寒暑假有學生專場，節假日還有夜場。我想，從那個時期生活過來的人們一定都會保留著豐富的“看電影的記憶”。

建國那年我只有7歲，小學二年級?？吹牡谝徊啃码娪笆莻€紀錄片《百萬雄師下江南》，在中央電影院（今北京音樂廳）看的。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當銀幕前那張薄薄的淺色簾幕還沒有打開的時候，“百萬雄師下江南”七個大字已經打在了上面?？吹牡谝粋€故事片是《天字第一號》，是講述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諜報人員打入一個漢奸大員家庭獲取情報的故事的。諜報人員以“天字號”和“地字號”排序。詳細的情節記不太清了，但“天字第一號”、“地字”某某號在小孩子游戲中流行了很長時間。這部電影大約是1949年初在國民電影院（即首都電影院）看的，建國后這類“歌頌國民黨”的電影被禁，就不可能看到了?？吹牡谝徊客鈬娪笆翘K聯的《喀朗仕塔德》，在大都市影院（這個影院現已沒有，舊址在西絨線胡同，四川飯館對面）看的。這部電影是寫1920年黑海水兵暴動的。只記得一個情節是被捕的水兵，被綁上大石頭，從山崖上推入海中，而水兵身上有小刀割斷了繩索，又從別處游了上來。

十多年間看了多少片子？很難統計了，大約不下100部吧。但給我留的印象深的、現在還有清晰記憶的是外國影片。50年代初，中國對外交往很少，這時只有大量蘇聯電影和少量的東歐電影。最早的譯制片是東北廠（即后來的長春電影制片廠）譯制的，放映這類影片時都要在海報上鄭重地寫上“華語對白”四字，以招徠觀眾。不過當時的“華語”還不是現在的普通話，而是民國時期，糅合南北兩京口語而成的“國語”?！拔母铩碑斨心軌蚬_放映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等都是東北廠譯的，人們已經習慣聽普通話了，聽著列寧、瓦西里等講的東北味兒的國語很好笑，所以許多年輕人喜歡拿腔作調學“面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讓列寧同志先走”等對白。這時翻譯的、而且很火爆的電影還有《鄉村女教師》（后來上了北京師范學院，聽很多同學以“鄉村男教師”自嘲）、《欽差大臣》《夏伯陽》，《保衛察里津》《日日夜夜》以及高爾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等。

提到好萊塢一定要批判

我一接觸電影看的就是黑白的有聲片，但在五十年代也看過無聲片。給我記憶最深的是上初中時看的卓別林的默片，大約是在1956年，我們在階梯教室上完“動物課”后（當時生物分兩門《植物學》、《動物學》），就著放映機給我們放了一段卓別林短片，卓別林的滑稽動作逗得大伙狂笑不止。那時談論美國電影都是犯忌的，特別是好萊塢，就是西方腐朽反動文化的象征。有文化的人，只要提到“好萊塢”三個字都要加上幾句批判的話，免得使人懷疑立場有問題。不知道老師出于什么想法，冒險放了一段美國片。好在這是在反右以前，大家的階級斗爭的“弦”還繃得沒有后來那么緊。補充一句，一般中學不會有階梯教室。我們是在老北京師范大學舊址（和平門外）上課，用的是師大的課室。

五十年代社會上還真是公開放映過一部美國電影，這也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國片《社會中堅》。不過這部片子不是資產階級腐朽的文化代表好萊塢的產品，而是美國共產黨（不過后來反修斗爭中批判資本主義國家修正主義共產黨時，美共是第三個被批判的）領導工人階級制作的。是描寫美國反動政府如何鎮壓美國工人階級的。工人搞罷工，結果被警察抓了起來，不分男女老幼都被關在鐵籠子里。但是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這些被抓起來的工人們一齊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洗澡！”“我們要洗澡！”我覺得很奇怪，進監獄要洗澡干什么？這個問題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有點理解。

彩色片與寬銀幕

我看的一部彩色影片是什么記不清了。因為黑白片拍得好的，就像水墨畫一樣，也是墨分五彩的。他拍的是黑白片，可是進入頭腦后，你把它翻譯成彩色的，于是記憶中就成彩色的了。例如蘇聯影片《一個人的遭遇》、英國影片《百萬英鎊》、西德的《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等影片我對它們的電影海報的記憶是黑白片，而實際看影片時留給我的記憶是彩色的，真是奇怪。另外，還有一種現象也干擾了我的記憶：蘇聯影片中有一種“紅白片”，平常電影的黑色部分，它是紅褐色的。如五十年代初的《忠實的朋友》（寫好朋友遠游遇險的）、《茹爾賓一家》（描寫造船工人生活的），這種紅白片很像歷時久遠的褪色的彩色片。

我第一次看立體聲寬銀幕片是在1957年。先是首都電影院停業，大家很關注，后說要改造成專放寬銀幕立體聲的電影院，引起了民眾的興趣。報上和《大眾電影》上做了很長一段宣傳，說這類影片是普通銀幕的電影無法比擬的，寬銀幕立體聲給觀眾的感覺是像進入影片似的。首都終于開張了，大家排隊買票，盡管票價很貴。第一場是蘇聯電影《革命的前奏》，此片描寫1905年俄國彼得堡工人星期日上街請愿，慘遭沙皇屠殺的故事?？措娪皶r，我努力找進入影片的感覺，怎么也沒找到。我感覺到的與普通銀幕的唯一差別就是近衛軍打著軍鼓從銀幕左邊走到右邊時，聲音也從左邊走到了右邊?？墒沁@個寬銀幕的票價是5角錢啊，比普通銀幕貴了一倍以上。真不值。

從此首都就成了北京第一個寬銀幕電影院。在這里看的寬銀幕影片還有法國的《塔曼果》，這是根據法國梅里美的小說改編的，描寫白人販賣黑人奴隸和黑人反抗的。蘇聯的《上尉的女兒》，這是根據普希金小說改編的。

第一次的感覺總是難以忘懷的。

大墻里面看電影

1976年7月26日，我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污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經歷了7月28日的大地震，過了上訴期，8月初轉入“北京第一監獄”，因為屬于“重刑”（10年以上就算重刑），便留在一監監獄工廠勞動改造。endprint

這是個比較規范的監獄，始建于清朝末年推行新政之時，連魯迅都參觀過，他有個書桌，買的就是一監工廠產品。他稱此地為“洋監獄”，其“構造堅固，不會倒塌”。魯迅所言不虛，它經受住了這次大地震的考驗，沒有太大的傷損。它有百年歷史，如在美國一定是文物了。

監獄與看守所不同，相對寬松一些了，在工廠勞動，每星期有一天的工休。兩三個星期放一次電影。放電影的地點是獄中的一個露天廣場，不大，但獄中千余人都能裝下，時間一般是在休息日的頭天夜晚。一監地處北京宣武區自新路，那時宣武區星期四停電，看電影的時間多在星期三的晚上。待天色黃昏時，犯人按照中隊的編制在看守的帶領下各自攜帶自己的小板凳來到小廣場，端然靜坐，天一擦黑，就開始放映了。

在“一監”呆了兩年，大約看了一二十場電影罷，每場一般是兩部影片，其中有三場至今還保留著鮮明的印象。一是所謂“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影片。轉到一監不到一個月，毛澤東逝世，接著就是“四人幫”垮臺。本來“反擊右傾翻案風”該剎車了，不知是由于慣性，還是其他秘而不宣的原因，北京的運動并未停止。那時舊電影（1966年以前拍的）大多沒有解禁，社會上放的電影也多是1975、1976年間拍攝的。經過“文革”，文藝政治化搞到極端，當時最大的政治就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因此這時的影片內容就是謊言的匯聚，是對觀眾智力的侮辱，也不妨說是一種測驗。

有個片子的名字記不清了，但它的第一個鏡頭，過了32年仍然記憶如新：一個革命派的姑娘，風風火火，怒氣沖天，從岸邊跳上一只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男人的肩頭，哧啦一聲，撕下一大塊布來，這是一個大特寫。原來這位女革命派阻攔其男朋友進城做小買賣，“搞資本主義”。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當時極其時髦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角色。另一個就是《歡騰的小涼河》，這是個針對性很強的政治片，它的矛頭對準了鄧小平和一批老干部。影片中有個“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一出場就是要“整頓”，要以“三項指示為綱”，要搞“四個現代化”等等一類大多數民眾聽著合理、卻被主流輿論狠批的口號。這個副主任在外在造型上都模仿鄧小平，留著小平頭（“四五”之后，“小平頭”就成為一種“反動”的政治意象），穿著藏藍色的中山裝，并在與無產階級革命派爭論時，引用“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這句鄧氏名言。雖然影片把這個副主任當作反面人物來塑造，但他頗具氣勢，言辭尖銳，與造反派辯論時侃侃而談，影片想貶損這個人物，反而增加了普通觀眾對他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1975年中央新影拍攝的訪問“民主柬埔寨”的紀錄片。這個片子很長，分上下集，約三個小時。我很佩服拍攝者的毅力，這樣一個沒有色彩、沒有歡笑的空間，他們居然能夠專心致志地審視那么長時間。當時柬埔寨國內，人們穿的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時代的“尚黑”），無論男女，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條黑圍巾。不過這讓一監犯人（犯人服裝都是黑色）感到親切，看看銀幕，再瞅瞅衣褲，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團的演出也一律著黑裝，其歌唱如誦佛經，不知是佛誦取法于柬地民歌，還是柬埔寨人由于深信釋迦慣用佛音梵唄以表達情懷呢？舞蹈只是頓足揚臂，頗具古風。女舞者持鐮刀，男揚斧頭，兩者攜手，就是工農團結；舉槍聯臂，昂首揚眉，便是消滅敵人。一看就懂，非常大眾化。

影片中的首都金邊，更令人驚訝，寬闊的大街上幾乎沒有行人，只有軍用卡車往來疾馳，揚起陣陣沙塵。片子中給我印象最深的鏡頭是一位十來歲的小革命軍人。這個孩子大約也就一米三四高，著一身工作服，面無表情、專心致志地在車床上加工機器零件。因為個子矮，只得站在一個肥皂箱上，車床旁邊還豎著一支沖鋒槍。旁白說，這個孩子六七歲時，父母被美帝國主義者殺死，為了報仇，他參加了紅色高棉革命部隊，用槍打擊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為革命建立了功勛?，F在革命勝利了，他放下武器、拿起工具為柬埔寨的社會主義建設努力工作，再立新功。當時還不知道柬埔寨發生了人間浩劫，但我想這樣小的孩子，如果在革命戰火中沒有條件上學的話，革命勝利了，為什么不讓他們讀書呢？后來我才知道，那時根本沒有學校了，因為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地方，統統被取締了。

電影這種有刺激的娛樂往往會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別是1977年下半年，舊電影開放了，許多電影的放映都能帶來點震撼。例如“政治犯”（當時不承認有政治犯，因為刑法中有“反革命罪”，“反革命”也是刑事犯罪）對影片的政治涵義很敏感。改革開放前，中國文藝、學術都是政治信號，開放舊電影簡直就是發布政治信號。熒屏播放了關于海瑞的湘劇影片《生死牌》是一聲春雷，大家議論，“文革”第一個倒霉者吳晗要平反了，“文革”有點站不住腳了，彭德懷也要重新評價了；《甲午風云》更是具有震撼性：“鄧大人”可能快要出山了（“政治犯”中也有對“批鄧”不滿入獄的）；放《林家鋪子》知道所謂“三十年代文藝黑線”又快成為文藝紅線了……政治是個謎，時時放出些微信息讓大家“猜一猜，誰來吃晚餐”。這真是一種益智活動，連監獄的犯人也能半公開地參加。

“文革”中拍的“革命電影”特別適合監獄中放映，因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間煙火，不會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我想，當時積極提倡的“為工農兵服務”，似乎也沒忘了犯人，也是為犯人服務?？墒恰拔母铩鼻暗挠捌羞€是有點愛情內容的，盡管這已經是革命+愛情，或勞動+愛情了，最不濟也是愛情不忘革命、愛情不忘勞動，與現在拍的愛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是劑量甚微的愛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動。

有一次放完了《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這是一部歌頌“大躍進”農民改天換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貞，很是搶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臉時，碰到大老黑，他拿著一塊新的花毛巾擦他那張黑臉，因為對比鮮明，我不禁贊嘆：“真花??！”大老黑用手拍著毛巾說：“知道嗎？孔淑貞給的！”我笑了說：“你真是至死不悟??！”他的案子在北京很有名。大老黑本是某工廠的書記，當過兵，去過朝鮮，為人嘻嘻哈哈，很豪爽，很有人緣。家在河北農村，獨居北京，平時與工人打成一片，沒大沒小，偶爾失足，與食堂女炊事員發生關系。1970年代的北京“備戰備荒”，挖了許多地道，這位女炊事員常值夜班，賣完夜宵后，常常從地道溜進老黑的辦公室，宵入晨出，“來非空言去絕蹤”，很是秘密，真是“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后來，終于被女炊事員的電工男友知道了，氣憤異常，要去捉奸。老黑在廠里的耳目多，馬上把這件事告訴了他。老黑把電燈的火線接到門把上，想電來人一下。沒想到那天恰好下雨，電工怕穿膠鞋出聲，光著腳板，提著鞋去捉奸，一拉門把，陡然中電，因無防備，猝然摔倒。老黑知道出事，抱著電工搶救，不治而死。最后老黑被判“死緩”。老黑勞動好，樂于助人，又由于當時判得有些重，緩刑期滿直接改為18年（一般是改為無期），不久又減兩年。是不是女炊事員就是他的孔淑貞呢？沒有探究過。

（選自《王學泰自選集：歲月留聲》/王學泰 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年9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