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基本坐標與發展主線

【摘要】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的核心問題，應該是樹立什么樣的歷史觀，才能贏得廣大黨員與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必須尊重歷史，以近現代史為“平臺”，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必須抓住并圍繞歷史主線來分析問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以人民群眾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來看問題。從政治意義上說，群眾觀決定著黨的歷史觀。因此，要尊重歷史，以歷史為發展主線、人民群眾價值標準為維度建立黨的歷史觀的基本坐標，彰顯其政治品質，確立其理論品格。

【關鍵詞】唯物史觀 政治使命 現代化建設 群眾觀點

【中圖分類號】D252 【文獻標識碼】A

引言：歷史觀的價值性與正確性

何謂歷史觀？一般而言，是指人們對歷史及其發展的根本看法，是人的世界觀、價值觀的組成部分。對政黨而言，歷史觀是政黨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何謂歷史？對此，不同人在不同的語境、不同的視角下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有的人認為“歷史就是歷史知識”，有的人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還有的人認為“一切歷史都不是歷史”，甚至有人認為“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為什么對同一個“歷史”，不同人卻有不同的看法？這主要是因為，不同人的立場、喜好與視角不同，對同一事物的觀感也有所不同。在社會多樣化、政治多樣化、利益多樣化、思想多樣化的今天，試圖讓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價值觀的人持有同樣的歷史觀，這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歷史就是歷史，再怎么“打扮”、再怎么理解，也難以改變其本性。歷史不能重來，更不能胡來。

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言，應該有什么樣的歷史觀？從政黨學角度看，中國共產黨歷史觀的核心問題，應該是樹立什么樣的歷史觀，才能贏得廣大黨員與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必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必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而“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①因此，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必須尊重歷史，以歷史為“平臺”，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必須抓住并圍繞歷史主線來分析問題，而非抓住枝節、一葉障目；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群眾觀，以人民群眾的價值判斷為標準來看問題。從政治意義上說，群眾觀決定著黨的歷史觀?？傊?，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待黨的歷史，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應對意識形態領域挑戰，抵制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的必然要求，是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p>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舞臺、歷史使命與歷史必然

馬克思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所有這些體系都是以本國過去的整個歷史發展為基礎的，是以階級關系的歷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學的以及其他的后果為基礎的?！雹谘芯颗c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也需如此，必須以歷史為依據、從現實出發、以社會發展趨勢為引導，秉持強烈的現實感與問題意識；必須在特定的歷史與現實背景下，審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展與歷史使命，深刻回答“中國從何處來、現處何地、將欲何往”“中國共產黨從何處來、現在何處、將欲何往”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重大問題。

面對1840年以來的近現代中國史，面對無數相互沖突的事實、浩瀚的史料、復雜的歷史問題，如何審視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與歷史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使命與歷史發展？我們贊同去繁就簡、去偽存真、把握概貌、抓住主題、不拘小節，既不拘泥于個別歷史事件與歷史表象，更不去玩弄個別歷史故事，而是通過把握最簡單、最基本、最明確、中外熟知的重大歷史事件，來把握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與發展主線，進而把握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使命與歷史發展，在此基礎上，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

從近代中國看，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標志著近代中國史的開端。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開放口岸、割地（割讓香港給英國）賠款、喪失主權，近代中國從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來經過一系列帝國主義侵華戰爭，如1856年英法聯軍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等，世人有目共睹。與此同時，清政府腐敗無能、與帝國主義列強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1858年《天津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1901年《辛丑條約》等，這也是有目共睹。一系列侵華戰爭與不平等條約的簽署，使得近代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王朝與中國封建帝國面臨崩解，中華民族面臨空前危機。

因此，如何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主權統一與民族復興，是近代中國的三大歷史使命，有識之士、愛國人士乃至所有中華同胞為之進行了不懈的奮斗。其中，既有清末內部官僚發起的“洋務運動”，希圖“師夷長技以自強”；也有康有為等發動的“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希圖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改革政治、發展農工商等；還有義和團運動，試圖“扶清滅洋”，等等。從學習西方先進的技術，到學習西方的科學文化，再到學習西方制度，這些試圖挽救民族危機、實現民族振興的努力最后都以失敗告終。歷史證明，在世界大勢面前，封建帝制已經走到了盡頭，封建體制下的各種改革與改良，都無法挽救其政治危機、擺脫民族危機、實現民族復興。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近代政黨開始出現。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開啟了中國政黨政治先河。在近現代社會，“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③“一個沒有政黨組織的政權，既缺乏推動社會變遷和吸收變遷產生沖擊的制度方法，其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能力也相當有限?！雹茈S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帝制；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但是，1915年12月，袁世凱恢復君主制，建立洪憲帝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完成民族獨立、主權統一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這一歷史使命必然落在了后來者身上。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秉承近代中國歷史使命，1922年，黨的二大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不辱使命，凝心聚力、不斷壯大，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與發展，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民族獨立、主權統一兩大愿望基本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與世界地位不斷提升，時至今日，可謂實現了國富，但民強仍任重道遠。因此，黨的十八大強調，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總之，從近代中國發展歷程看，人民在歷史的“試錯法”中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封建改良、資產階級革命等均告破產的背后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從時代大背景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發展，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同20世紀風起云涌的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是與20世紀各國反殖民統治、尋求民族解放的大勢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究其根本原因，則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立黨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是一個得民心、順民意、不辱使命的偉大政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言：“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雹?/p>

民族復興之路、現代化建設與唯物史觀

1949年，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實現了民族獨立、主權統一，這為民族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那么，我國民族復興之路是什么？發展主線是什么？答案無疑是發展生產力，進行現代化建設。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實際上也是在探索一條“救亡圖存”的現代化道路。

從經濟實力看，進行現代化建設，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大力發展GDP。從歷史上看，在農業文明時期，中國的GDP是領先于世界的，中國封建王朝曾經是強大的。西方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認為：中國GDP在公元元年西漢末年占世界GDP總量的26.2%，公元1000年北宋早期占22.7%，1500年明朝中期占25%，1600年明朝末年占29.2%。在清朝，從1700年到1820年，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所占比例也從22.3%增長到32.9%；即使在1840年，中國的GDP仍居世界前列，占全球經濟總量的大約1/5。⑥因此麥迪森認為：中國在近2000年的時間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正是在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1895年，中國GDP被美國超過，此后一路下滑，1949年中國GDP僅占全球總量的5%左右。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總量迅速增加，2009年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0%。另外，麥迪森描繪了1820年至1998年中美日三國GDP與人均GDP變化，⑦通過近200年三國GDP的發展變化，比較直觀地反映出中國國際地位特別是經濟地位的發展變化。通過研究，麥迪森為世人勾勒了一幅圖景：中國經濟的真正衰退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的，在后來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在世界GDP中的份額從1/3降到了1/20，實際人均收入從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原來的1/4。這種似乎不可逆轉的衰退在中國改革開放后被終止，在最近的30年里，中國經濟又呈現出高速增長的勢頭，預計2015年中國又將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因此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一個崛起，而是一個復興”。盡管麥迪森的估算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陷，但整體上可勾勒出近現代中國GDP的變化趨勢。從這個角度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發展GDP、做大GDP。

然而，在人們津津樂道GDP時，也有人質疑：近代中國GDP第一，為何總是挨打？抗日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GDP遠高于日本，約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為什么日本敢侵略中國？這說明，GDP大國不等于世界強國，現代化不等于“唯GDP”，做大GDP不完全等于民族復興。這其中的道理，簡單的數字與GDP本身無法說清，歷史虛無主義、唯心主義無法說清，只能用唯物史觀才能合理解釋。因為唯心史觀等強調，“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變動著的思想中去尋求，并且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又是政治變動”。⑧這決定了它有兩大致命缺點：一是重思想觀念而忽視其背后的根源，二是忽視群眾的活動。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有著根本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⑨概括來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承認歷史的客觀性，并將這種客觀性置于歷史研究的首要位置，認為人類社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規律，現實的人是歷史的出發點，人類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服務或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反作用，等等。

從唯物史觀角度解釋“近代中國GDP第一，為何總是挨打”的問題，答案是：一方面，人類社會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工業文明是比農業文明高級的社會形態，必將代替農業文明。正如馬克思所言：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比較而言，中國封建王朝周而復始，農業社會的GDP總量與人均GDP基本無大的變化。19世紀以來，面對世界工業文明的發展，中國農業文明明顯落后了，落后就會挨打。另一方面，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明朝末年雖然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清朝末年雖然有洋務運動，但封閉落后的封建制嚴重障礙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發展；不改變落后的上層建筑，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此外，先進的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比簡單的GDP更重要。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既要重視GDP增量，更要致力于現代化建設，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

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唯物史觀是其哲學基礎。正是以唯物史觀作指導，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就確立了正確的民族復興之路與現代化建設目標，把“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中國共產黨矢志不移的歷史使命與奮斗目標。對此，毛澤東1945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雹庑轮袊闪⒑?，1954年毛澤東強調，我們的總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庇纱嗣鞔_了我國“四個現代化”的建設目標。改革開放以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繼往開來，堅持我國現代化建設目標并不斷豐富發展，如黨的十二大把“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黨的奮斗目標。黨的十五大強調，到21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十七大強調，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黨的十八大結合信息化時代發展要求，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傊?，盡管不同時期的語言表述有所不同，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建設主題與主線是一脈相承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此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論。同時，歷史告訴我們：現代革命需要現代政黨來領導，現代化建設需要現代政黨來領導；領導國家與社會現代化建設的政黨，必須是一個現代化的強有力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價值標準與群眾觀點

一個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成果為誰所享，是為最廣大的勞動人民所享，還是為少數精英所享？這取決于執政黨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一個政黨的價值觀如何，決定著其能否占領意識形態的制高點，能否贏得最廣大民眾的信賴與支持，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個政黨執政的成敗。

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先進性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領導之條件。這種先進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在價值取向方面，“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這深刻說明，馬克思主義政黨先進性是理論上、實踐上、價值取向上的先進性的統一，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若僅僅強調黨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先進性，忽視價值取向上的先進性，就會失去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及其政治立場決定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其根本宗旨。這猶如一條紅線，始終貫穿于黨的整個奮斗歷程與理論實踐之中。從歷史上看，早在1944年毛澤東就寫下了《為人民服務》的不朽篇章，1945年他在《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強調，“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在執政以后，鄧小平于1956年指出：黨是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同資產階級的政黨相反，工人階級的政黨不是把人民群眾當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覺地認定自己是人民群眾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的一種工具”?！爸袊伯a黨黨員的含義或任務，如果用概括的語言來說，只有兩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备母镩_放以來，鄧小平將“為人民服務”思想運用到黨的領導上，強調領導就是服務；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贊成不贊成，應當成為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標準。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從執政角度進一步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秉h的十五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秉h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同志著重指出：“相信誰、依靠誰、為了誰，是否始終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是區分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的分水嶺，也是判斷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試金石?！绷暯酵痉磸蛷娬{，“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立場與價值標準，從根本上回答了共產黨“為誰執政、為什么執政”這個根本問題，是我們黨能夠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支持、鞏固執政地位、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所在，也是同一切落后政黨、保守政黨、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所在。

對一個政黨而言，有什么樣的群眾觀，就會有什么樣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強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與其政治本質有關，與其堅持唯物史觀與群眾觀有關。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但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這的確道出了執政的根本問題。自古以來，人心向背決定執政成??；從政黨政治規律看，從來都是民眾選擇黨而非黨選擇民眾。因此，在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強調，群眾觀點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共產黨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20世紀末期蘇東劇變以來，我們黨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和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敝袊伯a黨90多年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因此，胡錦濤同志突出強調，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習近平同志反復表示，黨只有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始終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才能做到堅如磐石。這些論述的確道出了堅持黨的宗旨與群眾觀點的根本原因。

對我們黨而言，要堅持群眾觀點，必須堅決貫徹執行群眾路線。對此，毛澤東強調，“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執政以后，毛澤東把群眾路線上升到黨的根本路線、事關社會主義成敗的高度來認識，認為“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對我們黨而言，要堅持群眾路線，就必須相信群眾、尊重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必須努力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必須反對英雄史觀、精英史觀、圣賢史觀。這是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必然要求。

中國共產黨歷史觀的基本坐標與政治品質

盡管中國近現代史跌宕起伏、紛繁復雜，人物與事件眾多，但其發展主線與歷史使命是簡單明了、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救亡圖存、民族獨立、主權統一、民族復興、國富民強”，任何政黨、任何政治組織的命運都與之密切相關，對任何人物、任何事件的評價都應該圍繞這條主線來進行，其他的東西再生動、再具有感染力也只能是支流或枝節。因此，確立與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必須以歷史舞臺與現實舞臺為依據，緊緊抓住黨的“歷史使命”與“政治命脈”來進行。簡要說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就在于“民族獨立、主權統一、民族復興”，“政治命脈”就在于“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兩點是我們黨始終強調、堅持不放的，也是簡單明了、確定無疑的。只有緊緊抓住并圍繞這兩個方面思考問題，才能確立起主流的、強大的、經得起歷史與人民檢驗的黨的歷史觀，才能為民族復興、國富民強奠定真正的理論基石。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歷史觀的基本維度、基本坐標就是黨的歷史使命與黨的價值觀，二者是黨在理論上、實踐上、價值取向上的先進性的集中表現。就歷史使命維度而言，自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使命就是“民族獨立、主權統一、民族復興”；實現這一歷史使命之道，就是在民族獨立、主權統一的基礎上，進行現代化建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基本實現了民族獨立、主權統一；通過現代化建設實現民族復興就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與黨的執政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國現代化建設是全方位的，也是歷史的。就其內容而言，既包括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大力發展經濟，創造更多的物質文明成果；也包括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發展與創造更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乃至生態文明成果，最終體現為綜合國力的增強與國際政治經濟地位的提高。就其層次與水平而言，既包括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實現工業、農業、科技與國防的現代化，也包括適應信息化發展的時代要求，實現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另一方面，黨的價值觀主要體現為黨的政治立場、價值標準與群眾觀點等諸多方面，最終落實到實現與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全面的、具體的，也是歷史的、發展的。就其內容而言，既包括經濟利益（物質利益）等民生問題，也包括政治、文化利益，還涉及人的尊嚴的保障、能力與素質的提高與人的全面發展。就其水平與層次而言，包括從溫飽到小康再到富裕這樣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傊?，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與價值觀為坐標，并將之具體化為“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成效”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度”，以此來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觀的簡明坐標與主旋律，如下圖所示：

具體而言，我們黨的歷史觀的確立、對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評價，都應該以此為坐標，以“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成效”與“人民群眾的利益實現度”為標準來進行分析，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若忽視現代化建設，不注重經濟建設與生產力發展，“維護與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就會成為空話、套話，就會失去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支持，因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貧窮是社會動蕩、落后挨打的根源。世界政黨政治表明，執政者如果經濟建設搞不好，就會面臨執政危機乃至執政失敗，近代百年中國與蘇東劇變也許是最好的例證。另一方面，若僅僅注重現代化建設，忽視人民群眾利益的實現，改革發展成果不能為廣大人民群眾共享，就不符合黨的性質與宗旨，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當今世界政黨政治也表明，一個執政黨，即使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執政業績，從整體上促進了國家發展與綜合國力的提高，但如果處理不好公平問題，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會導致執政失敗，中東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許是最好的例證。因此，在實踐中，我們黨要正確處理好“現代化建設”與“滿足與實現人民群眾利益”的關系，始終使二者保持正相關，克服與避免負相關。我們黨的歷史表明，什么時候二者保持正相關，就能使黨群關系和諧、國泰民安；什么時候忘記或背離這一點、使二者呈現負相關，就會使黨群關系緊張、社會動蕩不安。進一步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使最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這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品質，也是黨的歷史觀應有的政治品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期黨的工作作風與群眾關系研究”的前期成果，項目編號：13&ZD009）

注釋

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03年7月2日，第1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頁。

《孫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頁。

Huntington， S.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98.

《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頁。

參見劉逖：《論安格斯·麥迪森對前近代中國GDP的估算：基于1600—1840年中國總量經濟的分析》，《清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9頁。

[英]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89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4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285、285頁。

《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1094頁。

《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頁。

《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頁。

《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257頁。

江澤民：《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05、266、442頁。

《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9頁。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0頁。

責 編∕武 潔

劉紅凜，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黨史黨建部政黨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為政黨政治、執政黨建設、中外政黨制度比較。主要著作有《政黨政治與政黨規范》、《政黨關系和諧與政黨制度建設》、《依法執政的邏輯與理論問題》、《政黨類型與黨內民主分析》（論文）、《黨的執政理論的歷史傳承與當代創新》（論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