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特征與發展機制初探*

王興平

自2006年我國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以來，以創新促轉型正成為各級政府制定發展戰略的新的出發點。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具體目標，并把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作為重大發展戰略來部署。從發展實踐看，國內外發展比較成熟的都市圈既是經濟相對發達、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也是科教創新資源密集的地區，隨著區域一體化、同城化等的進一步發展，這些都市圈在聯系進一步強化的同時，在引領區域創新發展方面也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建設創新型都市圈，作為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與創新驅動戰略的協同承載平臺，是落實國家戰略、響應時代步伐的可行舉措。

一、相關研究綜述

在城市規劃研究領域，英國的 Peter Hall(1998)最早開始關注城市與創新之間的關系，認為地點對創新十分重要，具有創新特質的城市往往處于“大量新事物不斷涌入融合的新社會”。此后，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創新型城市的內涵、城市創新能力的評價、創新型城市建設的支撐體系、城市創新空間的擴散等方面進行了相關研究(王緝慈，2001;鄒德慈，2005;王興平，2005;卓澤淵，2007;呂拉昌，李勇，2010)。

針對創新型區域的研究主要圍繞“區域創新系統”(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展開，該概念由英國學者Cooke在1992年初次提出，并在《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the role of governances in a globalized world》一書中對區域創新體系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進行了詳細闡述(Cooke，1998)，部分學者如李程驊(2011)結合南京等城市案例對從城市創新到區域創新體系的建設策略進行了實證研究。作為城鎮密集區的創新型區域，國內目前明確提出“創新型都市圈”概念的學者并不多，僅見的有張建(2006)描述了“創新型都市圈”的一般特征;胡斌等人(2009)提出了“創新型城市群”的概念;部分學者還對都市圈的創新能力評價、創新發展支撐要素和空間規劃模式等進行了相關研究(鄒軍，2003;陳莞，2010;豐志勇，2012)。但總體而言，既有文獻絕大部分針對創新型城市和企業、產業、技術、人才等要素與載體展開，創新型都市圈并沒有形成系統的研究成果。

當前，隨著高鐵、城際鐵路和高速公路在沿海發達地區逐步成網和區域交通、城際交通的公交化，以及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發展的網絡一體化，都市圈的同城化和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有力促進了創新要素從中心都市區向都市圈范圍的擴散和重組。由此，都市圈范圍內的城市之間需要逐步由“制造型都市圈”時代的生產協同走向“創新型都市圈”的創新協同。從理論上分析和界定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特征、探究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機制，對于科學制定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二、創新型都市圈發展的基本背景

總體來看，以下時代背景的變化為創新型都市圈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1．中國目前已經進入必須實現發展轉型，以創新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新階段。中國作為以低成本優勢和外商直接投資支撐的“世界工廠”，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形勢下，依靠外需和投資拉動發展的模式已經難以為繼，粗放發展累積的資源環境矛盾也難以繼續承載高消耗式的發展，只有通過創新，促進城市由“制造型”向“創新型”的轉變來帶動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和建設，是實現這一發展轉型的重要手段。

2．開放型的都市圈正在取代單一的城市節點，并作為創新資源配置和創新活動開展的新的空間載體。在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化和城市區域化、區域一體化并存的21世紀，企業在廣域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和效率越來越高，創新成果向其他空間擴散速度的不斷加快，區域之間創新能力與創新成本的差異日益擴大，單個城市之間的競合逐漸發展為多個城市組成的都市圈之間的競合，而創新活動也從原來的研發環節為主走向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所有這些都使得單個城市無法再承擔創新鏈的全部活動，必須在區域性的城鎮群體尺度上展開。因此，由建設“創新型城市”向建設“創新型都市圈”轉變，在都市圈范圍內重新組織創新要素和生產過程，實現區域創新活動的范圍經濟并擴大創新型城市自身的輻射能力，變得非常迫切。

3．創新載體在新的創業浪潮和區域同城化背景下，正在都市圈層面多區位布局，引導和支撐創新型都市圈的形成。在以數字技術為主要平臺的第三次創新浪潮和以高速軌道交通為重要支撐的同城化效應的雙重作用下，都市圈內部的創新單元和創新要素由在中心城市的“壟斷式”集聚轉向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的“共享式”擴散，創新型都市圈發展正面臨非常難得的機遇。在筆者組織開展的關于長三角地區同城化的問卷調查中，已經發現大量創新、創業機構逐步拓展日?；顒涌臻g，在都市圈甚至更大范圍進行多區位布局和協同。以高校為例，目前南京大學、東南大學等多所高校在長三角地區跨市域設立分?；蜓芯吭?，其中東南大學在蘇州和揚州、南通、常州、無錫以及南京周邊建設了多個國家大學科技園、技術轉移中心或者研究院、分校等，形成了科技創業創新載體在區域層面展開的新格局;在企業層面，筆者對南京高新區的研究表明，南京高新區孵化的創新成果的異地轉化和創新資源的區域化配置已經成為現實，并由此帶動了創新型企業和研發機構由單區位走向多區位布局。這些都有力促進和支撐了創新型都市圈的形成。

4．在相關政策與規劃引導層面，在都市圈、城市群尺度進行創新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協同已經成為重要的趨勢。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合蕪蚌自主創新示范區、關中－天水科技資源統籌示范基地的規劃以及較早的滬寧和關中高技術產業帶的規劃與建設，均充分說明創新活動跳出單一中心城市范圍，在都市圈的廣域范圍配置，已經成為重要的規劃導向。此外，南京都市圈和深莞惠都市圈均直接、明確地提出了建設創新型都市圈的戰略目標并進行了具體規劃和研究。通過梳理國家創新型城市首批16個城市試點案例可以發現，這些城市全部位于國家規劃的各種都市圈或者城市群內，并基本都是所在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表1所示)，如果這些創新型城市都能夠引導其所處的都市圈向創新型都市圈發展和提升，將更好地發揮其試點城市的區域輻射和帶動效應，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更為堅實的基礎。

表1 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與各種規劃的都市圈、城鎮群的關系

三、創新型都市圈的概念與基本特征

1．創新型都市圈的概念界定

對于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概念和評價標準，國內目前尚缺乏系統、公認的界定。與創新型都市圈密切相關的概念包括胡斌等人(2009)提出的“創新型城市群”、王江紅等人(2009)提出的“創新型區域”和齊晶晶(2010)提出的“創新型經濟圈”等。從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內涵和運行特征出發，本文認為，創新型都市圈是指在區域同城化背景下，在日常通勤時距范圍內，以區域高快速交通網絡為依托、以區域公共創新服務體系為支撐、以創新要素在圈內城際間的擴散共享和相互協同為特征的若干城市所組成的新型都市圈。都市圈內各城市研發機構、高新技術人才或者戰略性新興產業密集，依靠創新推動發展，具有適應和鼓勵促進創新的區域空間環境，創新要素通過完善的公共創新服務體系在創新空間內部和創新主體之間自由流動和擴散，圈內城市相互之間創新合作與交流密切。在我國，上海、京津、南京、武漢、西安等科教研發資源密集的核心城市，與其周邊城市正在形成以創新資源協作共享為特征的創新型都市圈。在國外高技術產業發展中，也形成了以都市圈為單元的高技術產業集群，諸如美國大波士頓地區和馬里蘭地區的生物產業技術集群，引導形成了具有專業化特點的創新型區域。

2．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特征

創新型都市圈既是創新型城市在地域空間上的擴大，也是傳統制造型都市圈在功能上的提升，其在空間布局、空間協同和空間聯系等方面具有與創新型城市和制造性都市圈不同的基本特征，如下表2所示。概括而言，與創新型城市比較，由于創新要素在廣域的都市圈范圍展開，使得創新型都市圈具有“創新要素多區位、創新活動多區域、創新主體多層次、創新鏈條多環節”的“多尺度”空間布局特征，同時，由于其不局限在一個城市，因此要素配置具有“跨政區”空間協同特征。

另一方面，與傳統制造型都市圈具有的相對簡單的生產鏈網絡比較，創新型都市圈還表現出空間要素與結構具有“復雜網絡”的空間聯系特征(如圖1所示)。傳統制造型都市圈以物質資源、勞動力資源投入驅動發展，以產品制造為主要功能，物流鏈、產品鏈是銜接都市圈各城市的重要紐帶，而創新型都市圈主要依靠知識、智力資源的推動和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獲得發展，因此其不僅有物流、生產鏈的關聯，更有人才、信息、技術鏈的銜接，構成了遠超過一般生產鏈網絡的復雜創新網絡，支撐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

表2 創新型城市與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特征比較表

圖1 創新型都市圈的結構示意圖

雖然創新型都市圈具有創新要素多尺度分布，并依存復雜網絡流動的特點，但是其“跨政區”的客觀現實，會形成阻礙創新協同的無形屏障，正如解雪梅(2010)研究都市圈城際技術創新活動指出的，城市之間創新協同存在“孤島效應”和“囚徒困境”博弈。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需要立足其與創新型城市和制造型都市圈的上述差異，著力構建跨政區協調、多尺度協同的、適應創新要素流動的復雜網絡系統，促進創新資源在都市圈層面的擴散共享和在都市圈不同節點、區位的相互協同。對此，作為南京都市圈核心的南京市已經在謀劃如何打破行政壁壘、跨政區進行協同的策略，南京市有關領導指出“南京要與其他7市攜手打造開放型區域協同創新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打造創新型都市圈。一些跨界合作科技創新項目，可以享受南京紫金科創特區政策;南京的公共技術平臺，可以與都市圈其他城市聯網;與其他城市共建高校聯盟、科研院所聯盟;其他城市人才、項目在南京落地不會有障礙，行政邊界不會成為都市圈科研項目異地轉化的壁壘……”①。

四、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機制與互通式循環創新鏈

1．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機制

區域和城市的發展一般都離不開生產力發展的內在驅動、生產關系改善的外力驅動以及生產服務系統的助推作用，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也離不開這一基本機制。創新要素、載體、平臺等新型生產力產生的內驅力、政府促進和鼓勵創新的各種規劃和政策的外驅力、都市圈為相關創新活動發生而提供的相關服務配套產生的助推力，是創新型都市圈發展演化的基本動力，這三種力量綜合作用形成了其發展的基本機制。

在內力驅動機制方面，創新要素、載體、平臺按照其層次可以初步分為個體層面的創新人才要素、群體層面的創新企業、園區等創新載體和整體層面的創新城市與都市圈的創新平臺，三者之間相互支撐、影響和作用，驅動創新型都市圈的功能發展和空間演化，其中創新人才要素具有基礎性影響，是創新型都市圈發展的基礎性資源和創新生產力的源泉;而從空間角度看，微觀層面創新人才的空間行為和偏好、中觀層面創新載體的空間群鏈關系和宏觀層面創新平臺的空間結構共同決定了創新型都市圈的空間發展和布局。

在政府的外力驅動方面，戰略規劃和相關政策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兩個重要手段，因此，符合創新型都市圈發展規律、適應跨行政區域創新資源配置的戰略規劃和政策設計可以加快創新型都市圈的科學發展。有利于創新的戰略規劃可以引領創新方向、挖掘創新資源、凝聚創新共識、構建創新空間，形成都市圈創新發展的良好預期。相關政策可以降低創新成本、打破創新障礙、優化創新環境、激發創新潛力、促進形成創新型的整體氛圍和環境。

在配套支撐的助推力方面，從創新型都市圈作為一個區域創新系統的要求出發，促進創新要素和資源的區域共享、提供共性創新服務體系建設以降低都市圈的創新成本是重要內容，因此，都市圈公共創新服務體系是服務支撐的核心所在。此外，創新人才和技術偏好生態格局優良的區域，這已經是國內外知識型區域發展的普遍經驗，因此，構建系統的創新型都市圈生態保障體系也是服務支撐的重要內容。

創新型都市圈的三大驅動力相互作用，共同促進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如圖2所示，內力驅動下的創新型都市圈通過自組織演化發展，必然會遇到一些無法克服的瓶頸約束、障礙阻滯和門檻隔離，這些約束性因素可能在創新型都市圈不同的空間層次之間形成，也可能在創新型都市圈不同城市節點之間出現或者在不同子系統網絡之間存在，需要政府運用規劃調控、政策引導打破瓶頸、消除障礙、破除門檻，保障創新型都市圈多尺度、復雜網絡和跨政區之間的無縫鏈接，同時，通過支撐配套的助推力，提供無差異的公共服務體系和生態網絡系統，降低創新成本和優化創新環境?？梢钥闯?，三大驅動要素之間互相配合，才能形成創新型都市圈發展的無障礙路徑，驅動其可持續創新發展。

因此，創新性都市圈的建設和發展，要從集聚和培育創新要素與平臺、優化政策環境和規劃引導、建設有利于創新要素集聚和創新活動發生的公共服務與生態環境入手，這與制造型都市圈以傳統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一般生產性服務體系的建設促進發展有所不同。

圖2 創新型都市圈的三大驅動力相互作用機制示意圖

2．互通式循環創新鏈:創新型都市圈的核心驅動器

依托連接城際的高快速區域公交網絡和信息網絡，人才、信息、技術等在圈域內形成一個相互交織、流動的網絡，組成復雜的“群鏈”系統承載交互式創新活動的發生，這是驅動創新型都市圈整體發展和結構形成的紐帶，也是創新型都市圈區別于制造型都市圈的重要標志。這一復雜的“群鏈”系統可以用“互通式循環創新鏈”的概念來指代。這一創新鏈由創新人才、創新型企業和機構、以及創新技術與信息等在都市圈范圍的流動、布局和交互作用、覆蓋空間上的全區域和創新鏈條上的全環節而構成，是前文所述創新型都市圈“復雜網絡”基本特征和內力驅動發展機制的具體體現，構成了創新型都市圈發展的核心驅動器和都市圈不同部分相互連接整合的紐帶。創新型都市圈的互通式循環創新鏈以中心城市為創新振動源，周邊城市為創新共振源，在都市圈范圍內所形成的知識、技術和資金等創新要素的正向流動以及周邊城市向中心城市反饋產品和需求的循環序列集合，同時，振動源與共振源之間共享公共創新服務、人才和信息等，同等級城市之間也不斷進行著人才、信息和產品的交流，整體表現出互通循環的網絡化特征，如圖3所示。

在這一循環鏈中，人才的流動共享居于關鍵環節。對此，夏琛桂(2008)研究指出，在都市圈范圍內，有許多人才的擴散并不伴隨著人才的長期性遷移，只是人才資源從都市圈的核心城區擴散至周邊地區或外圍地區，對這類短距離、短時間的人才擴散，夏琛桂(2008)將其歸納為人才資源柔性流動的范疇，并分為5種類型:項目式流動、兼職式流動、候鳥式流動、組合式流動以及咨詢式流動?？梢哉f，這種人才在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周邊城市之間、短距離通勤型的雙向流動，帶動了技術、產品、資本和信息的互通循環與共享，承擔著互通循環式創新鏈的“載流粒子”的重要功能。

圖3 創新型都市圈互通循環式創新鏈示意圖

圖4 都市圈的人才共享過程(夏琛桂，2008)

五、創新型都市圈的典型案例:美國硅谷地區

根據形成路徑的不同，美國的創新型都市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依托城市群發展創新產業集群進而形成創新型都市圈，另一類依托創新產業集群發展城市群進而形成創新型都市圈。

第一類依托城市群發展創新產業集群進而形成創新型都市圈，以美國東北部地區為主要代表。美國東北部地區既是全球城市群、都市圈發展最早的地區之一，也是二戰后引領全球科技革命的創新型區域，依托區域綜合交通網絡形成的美國東北部巨型都市帶區域匯聚了眾多的世界知名高?？蒲性核?、金融機構和高技術人才，形成了若干高技術密集的創新型都市圈，包括早期依托128公路發展起來的大波士頓創新型都市圈、新世紀以來依托生物技術等高新技術崛起的華盛頓－馬里蘭創新型都市圈、紐約西部的新澤西創新型都市圈等。其中大波士頓創新型都市圈可以稱之為全球首個創新型都市圈，也是由制造型都市圈向創新型都市圈轉型，并伴隨著128公路沿線高科技帶的不斷發展而完成第二次升級和轉型的新一代創新型都市圈，其優勢產業逐步由128公路時代的電子信息等產業轉化為目前的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對我國而言，大多數原來具有較好城市和制造業基礎的都市圈區域，諸如長三角、珠三角、關中城市群地區、武漢都市圈等，都可以借鑒其經驗，依托既有城市和產業基礎，加大科教創新資源的集聚力度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集聚以及傳統產業的轉型提升，建設成為創新型都市圈。

第二類依托創新產業集群發展城市群進而形成創新型都市圈，以美國西海岸硅谷地區為主要代表。早期的硅谷地區主要由大量高新技術企業依托高速公路在待開發的區域層面、都市圈尺度分散建設形成，隨著20世紀后期區域軌道交通與公交系統的建設，基于此發展的生活聯系日益密切，該地區也逐漸由公司密集型區域向城鎮密集型區域轉變，并與周邊城鎮相互支撐，形成了以創新集群為集聚核心、就地配套為基礎配套、周邊城市為關聯支撐的創新型都市圈。如今的硅谷地區已從起初的Santa Clara山谷擴張為一個占地1800多平方公里、擁有300萬人口，包含 Santa Clara郡、San Mateo郡和Santa Cruz郡等城市在內的創新型都市圈(如圖5所示)。硅谷地區后發領先的創新績效、由產到城的獨特發展路徑和持續創新能力，對在全球創新體系中屬于后發區域的中國以及我國的落后地區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創新型都市圈均具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意義，特別是在區域層面上，我國部分城市和工業基礎薄弱，但是生態環境優越、科技優勢逐步強化的區域，如貴陽都市圈區域和四川成都、德陽、綿陽地區等，可以借鑒硅谷地區的發展模式，走后發崛起、創新超越的模式，建設以創新產業集群為核心的創新型都市圈。

由于硅谷地區上述獨特發展模式以及在全球創新體系中的領先位置和典型性，本文以硅谷地區為例進一步剖析驗證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特征與發展機制。

圖5 硅谷創新型都市圈示意圖(依據google地圖繪制)

在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特征方面，通過分析硅谷地區企業區位的空間選擇以及企業間的社會網絡關系，本文提出的創新型都市圈的三大特征和都市圈互通循環式創新鏈均可以在該地區得到驗證。一方面，高新技術企業多尺度、跨區域的遷移現象在硅谷地區十分普遍，1995年到2009年間，每年搬出硅谷的企業數量超過搬入數量，遷移企業目的地和遷入企業來源地也由主要由集中在加州其他地區向美國其他地區轉變(如表3所示)。另一方面，高新技術企業之間通過員工跳槽創業、企業兼并等形式構成了復雜的社會網絡(如圖6所示)，而都市圈內的不同城市則通過企業間的這種網絡結構形成城市間創新網絡聯系。通過這一社會網絡關系同樣可以看出都市圈互通循環式創新鏈的存在，Microsoft、Google等超大型企業作為創新振動源，與都市圈外圍地區中小型企業構成的創新共振源，在知識、資本、人才、服務等方面形成了良好的互動關系。

表3 硅谷1995至2009年企業遷移目的地和就業對比

圖6 硅谷部分高新技術企業社會網絡關系

在創新型都市圈的發展機制方面，從硅谷地區創新產業集群的發展歷程看，本文所提的創新要素的內驅力、政府導控的外驅力和服務配套的助推力這三大驅動力量在不同階段均發揮了重要作用。硅谷的前身可追溯至上世紀50年代成立的斯坦福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以園區為載體吸引高新技術企業的自發集聚、高新技術人才的跨區域流動和高風險投資基金的不斷注入是推動該創新型區域初期發展的重要內生動力。政府導控在該地區發展中的作用很長一段時間主要表現為制定各類扶持創新產業集群發展的政策保障措施，包括產權制度、市場制度、風險投資制度、產學研合作創新制度、大型技術計劃等。1990年代以來，政府角色開始向完善區域基礎配套服務設施轉變，隨著Caltrain、Sam和VTA等輕軌系統的建設，該創新型都市圈內的公共交通得到較大改善，一個企業區域集群的地區加速發展為城市集群和企業集群相互支撐的創新型都市圈。

六、結語

目前，我國部分科教資源集聚的核心大都市區如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漢、廣州等，正在逐步邁入后工業化發展時期，創新型、知識型城市建設已經起步，以這些核心大都市區為中心的都市圈建設也已經基本成形。然而，這些都市圈以“科教資源集聚的知識型的都市圈核心”+“產業園區遍布的制造型的都市圈外圍”作為其基本結構，總體上依然停留在“制造型都市圈”的發展階段。因此，借鑒國外經驗，針對創新型都市圈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規律，打通都市圈的核心與外圍在創新要素上的“斷裂”與“分離”，促進創新要素由中心向外圍的輻射、擴散，催化、激發封閉在核心都市區的“創新核”的裂變效應，同時提升、培育外圍地區的創新能力，是我國培育創新型都市圈的重要路徑。

進一步的研究將關注我國不同地區、不同城市在構造創新型都市圈過程中發展機制的區別，以及國外經驗對我國發展創新型都市圈的具體適用性，探索中國特色和區域不同類型特點的創新型都市圈的培育路徑和發展模式。

注:

①多市領導談共建南京都市圈:打造縮小版長三角，http://www．taiwan．cn/local/list/201308/t20130807_4559904．htm。

〔1〕Hall P．Cities in Civiliza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98．

〔2〕王輯慈:《創新的空間——企業集群與區域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3〕鄒德慈:《構建創新型城市的要素分析》，《中國科技產業》2005年第10期。

〔4〕王興平:《中國城市新產業空間:發展機制與空間組織》，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5〕卓澤淵:《創新型城市與法治》，《法學雜志》2007年第3期。

〔6〕呂拉昌、李勇:《基于城市創新職能的中國創新城市空間體系》，《地理學報》2010年第2期。

〔7〕Hans－ Joachim Braczyk，Philip Cooke，Martin Heidenreich．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the role of governances in a globalized world，London:UCL Press，1998．

〔8〕葉南客、李程驊:《中國城市發展:轉型與創新》，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頁。

〔8〕張建:《長三角創新型都市圈建設的對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東南大學，2006年。

〔9〕胡斌、陳曉紅、王小一:《創新型城市群創新能力評價研究——基于長株潭“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實證分析》，《經濟問題探索》2009年第5期。

〔10〕鄒軍:《都市圈與都市圈規劃的初步探討——以江蘇都市圈規劃實踐為例》，《現代城市研究》2003年第4期。

〔11〕陳莞:《大都市圈創新系統要素配置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上海交通大學，2010年。

〔12〕豐志勇:《我國七大都市圈創新力比較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13〕王江紅、薛風平:《論創新型區域的特征、結構與建設》，《理論學刊》2009年第1期。

〔14〕齊晶晶:《創新型經濟圈研究——基于創新經濟學的視角》，博士學位論文，南開大學，2010年。

〔15〕解雪梅:《都市圈城際技術創新“孤島效應”機理研究》，《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年第10期。

〔16〕夏琛桂:《我國長三角都市圈人才集聚、擴散與共享的模型和機制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上海交通大學，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