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有源頭活水來

陳永昊

浙江無疑是中國文化底蘊最為豐厚的地域之一。比如，全人類共享卻又最具中國特征的三大文化—絲綢文化、瓷文化、茶文化，浙江都有發源的地位。其中，絲綢文化與浙江有更為密切的關系。

浙江是世界絲綢文化的發源地

1958年，在世界絲綢文化史上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國考古人員在浙江省湖州市南郊錢山漾新石器遺址的下文化層中出土了“一筐”（竹編盛器）寶貝，里面盛著已經碳化的絲線、絲帶和一片沒有碳化的絹片。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經過科學測定，確定絹片誕生于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迄今為止存世最早的蠶絲織物成品。浙江絲綢工學院紡織專家經過切片放大分析，認定這絹片是經過熱水繅絲加工后的長絲制成的；專家又將這先人產品與現代H1153真絲電力紡進行比較，其直徑、經密、緯密等一系列指標竟驚人的相似！從此，中國乃至世界絲綢文化史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即人類所創所用的絲綢從自發進入了自覺的階段、從發現進入了發明的階段—發現蠶能抽絲，絲能裹體，這是人類一個偉大的發現；然而自覺地用蠶絲織成綢絹，織成美服美飾，那就是人類一項偉大的發明了。所以，有的外國人干脆把絲綢稱為中國的 “第五大發明”。還有人認為，指南針、火藥、造紙術、活字印刷術這四大發明中有兩項實際受到了絲綢生產技術的啟示：造紙術其實是受廢絲利用的啟發，印刷術也與絲綢的凸版印花有關。所以，如果從文化史的角度看，絲綢倒應該排到中國的“第一大發明”。浙江湖州是這“第一大發明”的故鄉。（有趣的是，湖州是中國典型的吳方言區域，湖州人說“蠶”字，和古羅馬人在公元五六世紀才見到的新奇之物—“Ses”的讀音幾乎一樣。）它打破了之前學術界認為養蠶起源于黃河流域，后來傳入長江流域的定論。世界絲綢文化的源頭在中國，中國絲綢文化可能有多個源頭，而通過考古發掘已經發現最早的源頭在浙江。

其實，1975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第四文化層出土的木制和陶制的紡縛、引緯用的管狀骨針、打緯木刀和骨刀等紡織工具，證明浙江先民早在6000多年前就已會紡紗織布了，繅絲織絹不過是它們的進一步發展罷了。

浙江是中國桑蠶絲綢業的中心

在中國漫長的農業社會中，蠶桑一直是浙江杭嘉湖平原農民重要的生產內容和生活來源，絲綢業一直是浙江手工業和商業的傳統特色和經濟支柱。浙江北部地區的桑蠶絲綢業，在東晉以后開始嶄露頭角；到唐代已經成為全國重要產區；兩宋時期開始成為全國生產中心。由于湖桑培育嫁接技術的成熟、養蠶技術的完善，蠶繭和絲綢的品質大幅提高，花色品種明顯增加，產品風格有很大創新，湖州、秀州而外，越州的越綾、越羅、茜緋花紗、輕容紗，杭州的白邊綾、三法暗花紗、茸紗，婺州的暗花羅、含春羅，東陽的花羅等，都是聞名天下的精品。

元代以農桑為本，浙江蠶絲產區仍在發展，如進一步改良桑樹、選水煮繭、革新絲織印染工藝等，同時在藝術風格上既繼承江南傳統，又融入蒙古族人的情趣。至元二十九年（1292），馬可·波羅游至長興后在《游記》里記載“當地居民溫文爾雅，衣綾羅綢緞，恃工商為活”，反映了當時絲綢之鄉的生活情景。

明清兩代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絲綢生產的商品性比重越來越大。浙江得天時地利之便，海外貿易、技術進步都得到較大發展，生產出一些優秀品種，如杭州的杭羅、杭紡、花線春，湖州的湖縐，代表了當時中國絲織的新水平。在浙江，除了杭州、湖州這樣的“絲綢之府”以外，一大批絲綢市鎮也迅速興起，一時有“無絲不成鎮”的說法。絲業市鎮以南潯、烏鎮、青鎮、菱湖為代表。這些市鎮在新絲上市時會出現“列肆喧闐，衢路擁塞”“鄉農賣絲爭赴市”“一日貿易權萬金”的盛況。綢業市鎮則以濮院、雙林、王江涇為代表。濮院以濮綢聞名，明萬歷年間工藝更精，至清初已號稱“日出萬綢”，客商來自全國，以京幫商人最多。雙林自明隆慶、萬歷以來，“機杼之家相沿比業，巧變百出”，所織綾羅、花紗、斗綢、縐紗都為精品。王江涇從明萬歷至清乾隆時，“民多織繒為業，日出千匹，衣被數州郡”。

可以說由宋元至明清，浙江一直保持著全國桑蠶絲綢業中心的地位。湖桑、湖絲、湖縐，杭羅、杭紡、杭緞，濮綢這些“甲天下”的名品，是當時中國絲綢文化的代表，也是浙江在那個時期對中國絲綢文化的杰出貢獻！

浙江絲綢業是中國近現代工商業的先驅

中國古代絲綢業是名副其實的中國近現代工商業的先驅，最接近近現代工商業的生產方式，因而影響了社會形態和社會發展水平。學界公認，中國在明代中葉以后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三個典型城市蘇州、湖州、杭州，都與絲綢業有極大的關系：不僅在經濟總量上占有很高的比例，更在生產關系上表現得極為典型。這在作為歷史和社會“百科全書”的晚明小說中有大量生動的反映，比如，蘇州人馮夢龍的“三言”、湖州人凌濛初的“二拍”以及《金瓶梅》等。

明代，官辦絲織手工業迅速發展，中央設四個織染局，地方織染局就更多了，浙江有名的是杭州府織染局，紹興也設過織染局。清代，民間私營絲織業成為絲綢生產的主力，南京、蘇州、杭州等城市“機杼之聲，比戶相聞”。

明清兩代自發的江南絲綢工商業只是一種資本主義萌芽，以機械化大工業和社會化大生產為標志的工業文明浪潮是在鴉片戰爭以后，隨著“歐風美雨”的東漸，才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

1881年，湖州人黃佐卿在上海創辦了“公和永”繅絲廠，成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經營的第一家機械繅絲廠，在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發展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肮陀馈敝?，一大批華商又在上海、杭州、廣州等大中城市開辦起機器生產的絲綢企業。

到清末民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后，中國工商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其中絲綢業又一次發揮了重大作用。據《中國實業志·浙江省·蠶?！方y計，發展至1930年，全國絲綢業最發達的江浙兩省，擁有的鐵機數以湖州最多，杭州、蘇州次之，紹興和丹陽接后。據《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料·上海生絲貿易報告》，當時“中國出口生絲幾乎全部產于杭州、湖州、嘉興三府，湖州府產量較其他兩府為多”。而湖州又主要集中在出產“輯里湖絲”的南潯。南潯曾出現了一大批靠絲綢業發達的商人，這就是中國經濟史上著名的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群體，當時人按照資產財富數量戲稱之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黃金狗”。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前進的過程中，絲綢業的先驅作用更加得到凸顯。

1929年世界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脆弱的中國民族絲綢業也受到嚴重的沖擊，浙江的桑蠶絲綢業急劇下滑。茅盾小說《春蠶》深刻描寫了這樣的慘景。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絲綢業，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擺脫窮途末路的命運，走上欣欣向榮的道路?！?/p>

（本文照片由蕭小齊、岳山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