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性別與盈余質量相關性文獻綜述

鄭小紅

上市公司提供的會計信息質量對于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管理者等利益相關者都至關重要，而盈余質量作為會計信息的重要評價指標，一直備受股東、債權人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注，同時實證界與理論界越來越關注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質量。大量實證結果表明，影響盈余質量的因素很多，比如政治、行業因素會影響盈余質量，高管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影響盈余質量，而高管的個性特征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因素。

在企業管理中，女性高管越來越受到重視?，F在很多企業也開始聘用越來越多的女性高管，并且讓她們進入董事會。在挪威，自2008年1月以來的所有上市公司必須遵守性別配額即40%女性董事，否則就面臨解散，主要原因是女性高管在管理方法和風格上與男性高管存在顯著的差異，加入女性高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管理層的同質性問題。隨后研究高管性別的越來越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一是性別差異與商業道德；二是性別差異與風險偏好；三是性別差異與公司治理、盈余質量。

（1）性別差異與商業道德

公司的董事會負責確保公司滿足利益相關者的目標以及未來企業戰略發展目標，最近很多公司丑聞發生后，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增加女性董事，因為他們覺得女性董事會增加公司決策時的道德責任感。Betz et al.（1989）對商學院213名學生進行調查，結果發現相比女性，男性為了自身利益更可能打破法律、違背公司政策，從而做出不道德行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對于商業道德差異的研究慢慢的從一國擴展到多國的比較。如Tsui and Windsor（2001）通過對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審計員分析，得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商業道德水平不同，文化差異會影響商業道德，澳大利亞的商業道德稍微高于中國。隨后Roxas and Stoneback（2004）研究發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性別不同道德水平有所不同。他們選取了八個國家的學生作為實驗研究對象，最后得出女性的道德水平要高于男性，而以單個國家作為實驗對象研究后，得出女性的道德水平要低于男性。雖然這些結果不一致，但是這些研究的共同發現是只要差異存在，女性的商業道德水平高于男性。

我國國內研究性別差異領域的文獻還比較少。洪大用、肖晨陽（2007）利用200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在控制了各因素影響后，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性別對環境關心程度沒有差異。王朝科（2003）得出女性占總人口的比重與城市化程度成正比，沒有女性的充分參與，就不能說社會發展是可持續的。將女性社會學向管理學等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張會麗、張然（2010）利用大樣本經驗數據研究，得出在中國性別之間沒有商業道德差異。

（2）性別差異與風險偏好

Barber and Odean（2001）實證檢驗了男性過度自信模型，男性在證券市場里交易的次數更多，更加愿意從事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但是取得的投資回報率卻低于女性。Peng和Wei（2007）采用配對分析法，結果表明，男性高管對于現金流的敏感性高于相匹配的女性高管，同時他們認為，原因主要在于男性在投資中往往表現得過度自信。Wei and Xie（2010）實證證明了女性CFO相比男性CFO在做財務報告和經營決策時更加規避風險。

（3）性別差異與公司治理、盈余質量

Adler（2001）研究表明，女性高管在董事會中比例越高，公司各方面收益率就越高。公司價值提升了，是公司的真實實力反映還是由于公司使用了盈余管理呢？CFO作為財務報告的直接負責人，他的性別是否會影響盈余質量呢？Ferreira and Adams（2009）研究表明，女性董事相對于男性董事出席董事會更加頻繁，女性更有可能參加監督委員會。這說明董事會性別多樣化的公司治理更好。Thiruvadi和Huang（2011）研究表明當女性董事是審計委員會成員，公司傾向于報告增加了負收益，減少收入。Huang（2011）發現，審計委員會中相對于新增男性董事，新增女性董事會導致正的累積異?；貓?。

在有關性別差異對公司盈余質量影響的研究方面，Clikeman et al.（2001）對會計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確定性別是否影響報告盈余管理所使用的普遍方法的態度。Al-Hayale and Lan（2004）在約旦調查公司經理和外部審計師以評定他們對于增減報告的凈收益所使用的盈余管理技術的觀點。這兩篇研究都沒有發現男性與女性對于盈余管理的態度有顯著不同。Krishnan and Parson（2008）通過配對分析方法得出女性高管比例低的公司盈余質量顯著低于女性高管比例高的公司。對于CFO性別與應計質量的研究，Barua ct a1.（2010）以2004-2005年為樣本量采取了DD模型和瓊斯模型進行分年研究，控制好影響盈余質量的各個影響因素后，得出CFO為女性的公司相比男性公司具有更低的可操縱性應計盈余，這說明公司盈余質量更好。

國內研究性別差異的文獻也日益增加，Ye，Zhang and Rezaee（2010）通過實證研究，最后得出的結論卻與國外的結論不一致，像美國這種發達國家呈現出的女性高管的穩健性高于男性高管，作者通過對公司CEO、CFO和董事會主席的性別研究，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性別差異對于盈余質量并沒有呈現出很明顯的差異。張會麗等（2010）定義女性高管主要包括董事會、監事會和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使用穩健性、盈余反應系數等作為盈余質量的代理指標，但結果有所不同，結果顯示了我國上市公司高管性別對盈余質量并沒有任何影響。劉建偉、鄭瞳（2012）對我國1999年-2006年上市公司應計盈余質量和CFO性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女性CFO在做財務決策時更謹慎與規避風險，她們所在的公司相比匹配男性CFO公司有較低的可操縱性應計盈余誤差，公司盈余質量更好。

從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看出，現今對性別差異的研究文獻頗多，雖然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但是更多的經驗證據表明，女性相對于男性商業道德更高，更加規避風險，更加厭惡風險，有更好的經營業績，擁有更高的盈余質量。（作者單位：湘潭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