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社會變革對思想繁榮之影響

毛克洵

摘要：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歷程中，大的社會變革往往會催生出不朽的思想，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文化本身成長的軌跡促成了法律思想的飛躍，這些在變革中萌生的思想產物發過來也影響了變革本身，推動著歷史的車輪不斷前行。

關鍵詞：社會變革；法律思想

歷史的發展總是呈現出“在曲折中上升”的規律，我們仔細觀察不難發現，往往在政局動蕩、天下紛爭之際，思想界卻呈現出大放異彩的局面。為何會出現思想繁榮與政治穩定相背離的現象，時代變革與思想發展有著怎樣的相互關系，那些偉大的靈魂和不朽的思想為什么常?！吧陙y世”？筆者截取春秋戰國時期和明清之際兩個橫斷面，試圖研究中國法律文化發展的獨特路徑。

一、社會變革的時代背景

春秋戰國和明清之際的思想繁榮都與社會動蕩不安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其表現雖然各有特色，但背景上卻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

（一）生產力對于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

無論是春秋戰國還是明末清初，在這些時期生產力都出現了跨越性的發展，帶動農業和其他行業進步，引發了生產關系的調整，進一步帶動上層建筑中政治法律思想的變革。

1、春秋戰國時期是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期，這種變革首先出現在生產力上，進而推進到生產關系上，隨之滲透到思想文化領域。最初，以鐵器的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生產力發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隨之帶動和促進了農業和其它各行各業的發展和進步，生產力的發展與變革，必然會引起生產關系的變革。這種新的生產力必然要打破舊的奴隸制生產關系，而隨之產生與之相適應的以土地私有為標志的封建制生產關系。禮崩樂壞，諸侯兼并，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讓思想家開始反思，先秦諸子從自身的立場出發，探尋濟世救人的出路。而法律思想上的交鋒主要集中在維護尊卑有序的奴隸制禮教，和鞏固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制秩序。

2、明清之際，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現代化因素。雖然在史學界對于明末清初中國是否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尚存爭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由于采用新的耕作方法，農作物產量增加。當時手工業內部機器的運用促使著人們的分工協作，因此改變了生產方式。社會中出現了大量的剩余產品，商品經濟進一步繁榮。①浙江《太平縣志》就有關于嘉靖年間：“富則為商，巧則為工，蓋以山甚稠，田甚狹，以故食多不足，士與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富家巨室，不至于巨萬?！雹诘挠涊d，萬歷二十九年，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疏言：“亂民葛賢等造言聚眾，焚劫殺，圍逼織造衙門，要挾罷稅，其詞頗激?！雹叟c此同時，而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明中后期形成了追求個人利益的風氣，社會中因利爭訟的現象較為普遍，這一切都促進了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推動明末的反傳統的自由平等的思潮形成。

（二）文化發展的普遍規律觀

春秋戰國和明清之際都處在世界文化跨越性發展的格局中，對后世思想文化的發展起到了奠基性影響。

1、文化史上，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稱為人類文化發展的“軸心期”，當時人類文化同時并獨立地在中國、印度、伊朗、巴雷斯坦、希臘開始奠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價值觀和基本發展路向，時至今日，這些地區和民族的文化發展依然附著在這些“軸心”上。④春秋戰國時期正是處在這個“軸心”上，其間涌現的儒、墨、道、法等先秦諸子及其煌煌巨著至今影響著中華文化的走向。從與其他地區文化的對比我們也可以得出我國這一時期的思想繁榮是符合“軸心期”文化發展的共性的，可以看做是一種社會發展過程中思想發展的普遍規律。

2、明清時期，是中國儒家傳統法律思想向近代民主法治思想過渡的開端，有著內發性和民主性質。與之同期的17、18世紀的歐洲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思想有著相似的地方，他們都肯定了作為獨立主體的個人的正當利益，認為正義的法律應當體現多元主體利益，但是在多元主體的利益出現沖突時，該如何保障天下人民的利益不受到專制權力的侵害，他們并沒有設計出完備的制度。但是，他們的思想為近代思想家產生了奠基性的影響。

二、時代變革與思想繁榮的相互關系

（一）時代變革對于思想產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如前所述，在春秋戰國時期和明清之際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動蕩形成的鮮明反差，為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內源型動力。

思想輿論環境相對其他時期較為自由寬松，為其發展提供了外部條件。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三皇五帝時期也就是卡爾·雅斯貝斯所稱的“神話時代”遺留的文明已經一去不返，當時的思想家對自身和所處時代開始有了整體性認識，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了系統性的理論。

明清之際，理學所宣揚的維護君主集權統治和家族倫理秩序的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政權更迭中遭到了質疑，加之明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私權意識的萌動，人們思想開始沖破理學的羈絆，有所解放，使得明清之際的啟蒙思潮有了發展的空間。

（二）思想繁榮對于變革推進的助力作用。

制度的新舊更迭是諸多因素的合力，但思想對舊制度的滅亡，新制度的確立有了明顯的促進性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正是由于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法家思想被統治者采納，才能促進新秩序的建立，而春秋戰國的亂世也因最先進行改革的秦帝國的統一所終結。

明清之際，“天下公利”的批判君主專制集權和經世致用的法律思想雖然影響深遠，但并未對君主專制集權有所撼動，兩千余年君主專制思想的深厚根基不光要靠內部重構，還要經受外部刺激，才能破碎新生。

結語：

如果從宏觀的世界文化發展格局觀察，先秦儒法之爭與古希臘人治與法治之爭有著暗合之處，但是由于中國專制制度的早熟，儒法思想在西漢融合成為專制的工具。而相對于洛克和孟德斯鳩已經構建出較完備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框架來說，明末的啟蒙思潮的反封建作用就更加迂闊。從秦王朝到清王朝，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法律，它在維護王朝運轉的積極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我們并不能就此得出論斷稱中國古代就是法治社會。中國社會對于西方近代法治思想的接受最初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如果說百余年前世紀交替時中國法律制度與思想的改變是被動接受的結果，那么今天，是我們主動選擇改變自己的法律制度與思維方式以適應世界的模式。法律的現代化，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因為資本與文化的沖擊并不按照我們自己的意愿和方式來發生。我們的問題是在實踐中探索如何在西方法律制度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保持平衡⑤，在融合中探索傳統法律文化對于現代法治建設的創造性作用。（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法學院）

注解

① 吳承明：《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幾個問題》，載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頁。

② [清]查慎行：《西江志清刻本》，康熙五十九年版，第26卷。

③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骸睹魃褡趯嶄洝?，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第361卷。

④ [德]卡爾·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27頁

⑤ 徐愛國：《政體與法治：一個思想史的檢討》，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2期，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