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智斗“耍賴”貪官

文/劉群嶺 劉順平 孫云祥

檢察官智斗“耍賴”貪官

文/劉群嶺 劉順平 孫云祥

貪官實錄

“受賄罪”對于一個國家干部來說不應生疏，可是當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時，他們卻顯得那樣無知，千方百計地要把受賄罪與無罪畫上等號。河北邢臺市政府副秘書長邵積欣就是一例，他在接受紀檢審查、檢察機關查辦和接受審判期間一直持對抗態度，使盡一切招數開脫自己的罪責，致使查案阻力重重，還不時出現僵局。但是，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中，縱然邵積欣心機費盡，還是以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告終。

“兄弟密約”——別樣賄賂方式

邵積欣受賄一案經法院一審判決認定：在2006年至2012年任邢臺市政府副秘書長期間，利用職權，采取向有關方面負責人打招呼、請吃飯或直接促辦等手段，為其哥哥邵績勤的房地產開發項目謀取利益，本人受賄達281萬元。

2006年邵績勤看中了沙河市的一塊被中標人放棄的待開發地皮，便通過邵積欣向市政府主管領導打招呼，未經重新拍賣取得了這塊地皮的開發權，然后與另一開發商合伙經營。但在還未開工建設的情況下，邵績勤便退出全部投資，并以前期工作是其弟邵積欣幫忙為理由，向合伙人索要了1320萬元的高額預期利潤。

如此的便宜，使邵績勤嘗到了職權帶來的甜頭，為了繼續利用邵積欣的職權，便通過銀行為邵積欣轉賬45萬元，作為答謝。并于2007年春節期間弟兄二人回老家會面的時候，邵績勤向邵積欣提出，以后每幫助辦理一個項目，付給報酬100萬元，用多少，取多少，剩余部分在公司存放著吃利息。但是，邵積欣卻要求每年付100萬元，意思是完成一個項目周期不定，不如一年一算利索。雖然邵績勤對弟弟一年一付的要求沒有直接允諾，但這個“兄弟密約”已實際形成。

“兄弟密約”調動了邵積欣的“積極性”，更加快了邁向罪惡深淵的速度。以后他又以各種方式為邵績勤在多個開發項目中提供幫助。其中，在一開發項目中以照顧教師住房為由，違規減免配套費158.9萬元，而實際用于教師住房只占三分之一，其他都是商品房；在城中村改造一項目中，將不應享受優惠的21畝國有工業用地納入了城中村改造，并建了三幢商品樓對外出售。此間，邵績勤分別以付現金、打卡、轉賬等形式給予邵積欣243萬元報酬。另外，邵積欣還為其姐姐以明顯低于市場價購買房產三套，法院認定明顯低于市場價38萬元。

突如其來的外財，加快了邵積欣享樂主義的膨脹，包二奶、買跑車、購豪宅的巨額開支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根據群眾舉報，邢臺市紀檢部門對其“雙規”，展開了調查。

攻守同盟——難克的抗拒堡壘

邵積欣得到已被舉報的消息后，立即把自己的所作所為從大腦中進行篩選過濾，預測了一下紀檢委可能要調查的問題，并采取措施，對可能會東窗事發的問題進行了補漏，特別是與哥哥邵績勤及情婦的攻守同盟，讓他比較放心，認為做到了天衣無縫，誰都不可能將其與犯罪畫上等號。

一是他哥哥給他送錢的知情人都是“可靠”的，萬一這些防線被攻破，他還有一個更加堅固的堡壘：就說是在哥哥的房地產公司里有股份，拿到的錢是股份應得。

二是為情婦購房、買車是“地下工作”方式，給現金時，外人不知，其他的錢是從哥哥的公司直接打卡或轉賬過去的，自己沒有直接經手。唯有那筆自己刷卡的50萬元，他還留了后手，讓情婦打了一個欠條，后又改成是情婦的母親借邵績勤的欠條。并且在他被“雙規”前已把這個欠條交給了其哥哥邵績勤。隨后，他又讓情婦把50萬元打到了邵績勤的賬上，變成了正當的有借有還。

三是向有關市縣領導或主管部門打招呼爭取項目或利益的事，他認為大不了落個原則性不強。并且對方出于推脫自己的責任，也不可能輕易承認，自己一口咬定“沒有”，想必紀檢委也無招可使。

至于為其姐姐低價買房子的事壓根就沒放在他心上，一直認為這是官場“潛規則”，不是一檔子事兒。所以，他在接受審查的初期與審查人員玩起了捉迷藏，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避實就虛、答非所問，“邏輯”水平也從中得到了高效發揮，致使在辦案初期動用了市、縣紀檢委和市、縣檢察院的警力共50多人進行偵查。

本案涉及了200多名證人，建立案卷26本，法院的一審判決書長達6萬余字，取證之難，阻力之大，對辦案人來說，真是一場馬拉松式的拉練。如果不是一個女人的出現，揭開這個蓋子還不知再拖多久呢。

“手機招供”——從情婦打開突破口

當這個女人還沒有納入偵查人員視線的時候，邵積欣還在頑固地與辦案人員周旋。但他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的手機竟然會幫助辦案人員打開了案情突破口。

原來，辦案人員在檢查他最近的通訊往來時，無意中將邵積欣與一個女人的通話播放出來。這個邵積欣不會使用的自動存儲功能，讓辦案人員大喜過望，首先聽到的是讓人肉麻的開場白，肯定了兩人之間的不正常關系。接著是邵積欣和這個女人為掩蓋犯罪事實而建立攻守同盟的具體約定。真是“主不規，持物也反”，“手機告密”成了弄巧成拙和不打自招等詞匯最鮮明的詮釋。于是，辦案組立即把這個關鍵人物——邵積欣的情婦“請”到了檢察院辦案工作區。

這個身著高檔服裝的年輕女人雖然初到時態度強硬，不予配合，但是，這個因姿色找到了“靠山”，后由“靠山”提拔起來的副科級干部，畢竟不如邵積欣就職30多年那樣老練，當得知“她”與“他”的秘密暴露后，不得已供出了購房用款70萬元、買跑車用款63萬元，都是邵積欣從其哥哥那里弄來的。由此，案情有了轉機，辦案人員按照此線索順藤摸瓜，全面展開了外圍調查。

調查結果，諸多的人證和物證都證實了邵積欣情婦的口供，邵積欣為情婦購房、買車的錢確實出自邵績勤之手。同時，聞風而逃的行賄人邵績勤也在公安部門的協助下被抓捕歸案。

邵績勤在人證物證面前，不但交代了通過其弟弟邵積欣利用職權為其獲取利益和通過轉賬、打卡、給現金等方式賄賂邵積欣的行徑，而且還供述了每年給100萬元的“兄弟密約”。當問及邵績勤為什么慷慨地給邵積欣這么多錢時，邵績勤說：“不給錢，人家就不幫忙了?！背浞终f明了邵積欣不給錢不辦事，親兄弟也要明算賬的貪婪之心。

當知道哥哥和情婦這兩道防線“決口”以后，邵積欣猶如當頭一棒，在諸多證據面前承認了自己如何受哥哥所托，在其開發項目上提供了幫助，在此期間他也收取了邵績勤給自己的款項。同時，他也承認了那個每年由邵績勤付給他100萬元的“兄弟密約”。

“股份分紅”——荒謬的無罪之說

通過進一步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證人證言及書證的查證核實，基本上形成了“證據鏈條”。于是，邢臺市紀檢委將此案移送到檢察機關，邢臺市檢察院指定任縣檢察院立案偵查。

面對法網，邵積欣不甘心讓一個來之不易的正處級職位毀于一旦，便急急忙忙地拋出了自己早已想好的“股份分紅說”，強調他在邢臺安泰房地產公司有股份，并反反復復地念出了三條理由。一是安泰公司是他與張某共同發起開辦的，理所當然地是公司的股東。二是他的股金來源是他從天津市宋某某那里借來的500萬元。三是因為當時自己公職在身不便掛名，而用了他岳父韓某的名字當了股東。對此，任縣檢察院的干警又費了很大周折。

首先，張某的證詞否定了邵積欣與張某共同發起興辦安泰公司的說法，出具證明稱：2001年邵積欣對他說，邵績勤想成立個房地產開發公司，讓他幫忙，后來他只借給了邵績勤20萬元，但沒多長時間就還了，沒有其他任何瓜葛。

接著，對天津宋某某的調查也有了結果，證實宋某某確實與邵績勤的安泰公司有500萬元的經濟來往，但是此款只是經邵積欣介紹借給安泰公司的，早已歸還，并付了利息。

同時，通過對工商部門登記資料的查證，也沒有邵積欣在安泰公司參股的顯示。需要進一步查證的是，安泰公司在2001年至2004年間的工商登記變更手續上確有韓某的股份，但是在2007年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對此，檢察干警再次訊問了邵績勤。

邵績勤的口供與邵積欣所說截然不同。他說：2001年邢臺安泰公司成立時他還有個飛達公司，當時飛達公司業務量大，而新成立的安泰公司沒多大業務，并且因為他不能同時擔任兩個公司的法人代表，所以就讓邵積欣的岳父韓某頂了名，并虛設了股份。所有股份都是邵績勤自己的。

最后，邵積欣的岳父——韓某的證詞也證明：自己在邢臺安泰公司沒有股份，證實了邵績勤的“頂名股東說”，否定了邵積欣的“岳父持股說”。

諸多的證據已證明邵積欣在安泰公司沒有股份，但邵積欣仍不甘心束手就擒，在本人不能玩出新花樣的情況下，把希望寄托在了律師身上。

“推理辯解”——難挽敗局的救命稻草

律師通過查閱案卷，向邵積欣提供了一個原來誰也沒注意到的問題，就是2001至2004年的工商登記中，雖然所簽的名字是別人的，但多處的簽字筆體卻是邵積欣的，以此，可以說明辦理手續的人是邵積欣。這一信息立即激活了邵積欣重蹈覆轍、做無罪辯解的夢想，在開庭時，便當庭翻供，把“股份分紅說”劃出了一條邏輯推理線路：在工商部門辦理的登記手續中的簽字是邵積欣的筆跡——證明是邵積欣親自辦理的手續——公司是他本人發起創辦的——創辦人定然有股份——有股份則能分紅——邵績勤給他的錢即分紅——分紅不是受賄。

針對被告人的辯辭，公訴人出示了68人的書證、證人證言和視聽資料等達100多份，對邵積欣的“股份分紅說”一一進行了駁斥。

邵積欣在翻供無望的情況下，只好抱著從輕判處的希望，向公訴人和審判人員討價還價，要求寫了認罪悔過書后按自首認定，盡量地從輕判決。但是，公平正義容不得任何褻瀆。合議庭通過認真審理，認定了公訴人指控邵積欣犯受賄罪的罪名成立，于2013年12月17日一審判處邵積欣有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邵積欣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

經邢臺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于2014年3月16日做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至此，邵積欣可能把“受賄罪”的概念牢牢記住了。

編輯：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