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開與媒體責任

摘/王笑紅

司法公開與媒體責任

摘/王笑紅

在我的生命里，中國好比是蘋果，加拿大好比是橘子，我很難說誰更好，因為它們各有各的味道……

幾位友人從國內來旅游，節目之一是帶他們到位于老市政廳的加拿大多倫多法院旁聽庭審。事先告知一眾，不得拍照，也不得攝像。進門安檢，查得很嚴，但不需要亮出身份證件。一刻鐘后走出法庭，友人們說話輕聲細語，似乎仍沉浸在嚴肅的庭審氛圍中。想到不能在相機中記錄加國庭審活動的遺憾，友人問道，法庭為什么不允許拍照呢？旅游途中，他們也看到報上、電視里時有案件報道的，都是手工繪制的模擬庭審的圖片，這多費事啊，拍張照片不就直接解決問題了嗎？這個問題既問到了司法公開的程度也問到了媒體在司法中的責任問題。

先來看一個例子。2010年10月20日，被稱為加拿大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性施虐連環殺手的Russel Williams（威廉斯）的兩項一級謀殺、兩項性侵犯、兩項強行禁錮、82項非法入侵控罪被正式定罪。這名來自位于安省Trenton市的加拿大最大空軍指揮基地47歲的前指揮官，被捕前已獲得上校軍銜（團長）。他服役23年，曾為英國女王、加拿大總理等政要的座機擔任駕駛，被同僚稱為“王牌飛行員”，以及空軍的“明日之星”。評論稱他的犯罪深深刺痛了加拿大社會，降低了人們對精英的信任感。因此，他的被捕和審判過程都吸引了大量的傳媒前來報道。審判一開始，各家報紙競相并排刊登了嫌犯自拍的身穿偷來的女性內衣照片和他身穿軍服的英俊照片，其用意或許是揭示他強烈的雙面人生；然而，公眾在對這個變態狂表示十分厭惡的同時，也毫不留情地齊聲炮轟媒體的“不負責任”，認為這樣的報道對社會、對讀者是一種嚴重的視覺污染。不少評論家更對新聞一味滿足人們的窺視心理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所有這些，很快也得到了媒體自身的積極響應和反省。隨著審判的深入，有關案情的細節也漸次呈現。然而，有關死者受害的細節，有關嫌犯的家人、家庭的情況，并無任何報道。關注案情的人們曾經也對嫌犯的家人是否知悉嫌犯至少長達三年作案有過疑問，但媒體對這些與犯罪沒有關聯但有人可能感興趣的話題，保持了相當的自律，沒有去“刨根問底”或者索性胡編亂造。

這一案件報道過程中媒體起初被視為“不檢點”和隨后的“自律”，其實反映了司法活動對媒體報道深度和廣度的要求和標準。眾所周知，司法是實現法律平等和正義的手段，司法公開則是完成這一手段的必要表現形式之一。公開的對象除了各有關當事人，便是公眾和媒體，顯然，媒體的傳播功能使其在公開性中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公開時間、程度、內容、方式不僅要遵循媒體的準確、完整、平衡的精神，更要以是否影響司法活動的正常進行及是否妨礙司法獨立為基礎。據此，法庭和法官可以視情決定是否允許報道及規定報道的程度。換句話說，在司法公開的提前下，媒體有對案件的采訪權，但報道權則受制于一定的時間、方式和程度，兩者并行不悖。

司法是一項特殊的社會活動。媒體采訪和報道受到一定的限制不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干預，也不是對司法公開的否定，而是維持司法中立的必要。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澄清，一是媒體的“事實”與司法的“事實”不同。不少媒體在報道案件時，以自己的采訪（不一定是庭審活動中所得）為準，并據此作出報道，對媒體來說，這就是“客觀”或“媒體的事實”。然而，從司法的角度看，未經法庭采信的事實或者未經正當程序被法庭接受的證據都不會被證實，當然也就不會成為所謂“事實”。這樣，當人們說到“以事實為依據”時，其實是指被法庭嚴絲合縫的證據證明了的事實，而不是任何一方當事人的敘說。所以，加拿大的報紙在報道未經審理完的案件時，總是在最后加上一句，“此指控未經法庭證實”。這一點，許多情況下，甚至也是媒體的“護身符”。在涉及媒體侵權的案件中，法庭一般并不以媒體的報道與事實有出入而裁定媒體侵權，就是源于這個道理。二是，媒體對案件報道的尺度并非越清晰越好，相反，在許多情況下，它涉及對當事人及其家庭的隱私和人格的保護，也涉及媒體的社會責任。所以，一個負責任的媒體在中立立場和平衡原則的指導下，應當就案件報道素材的核實，深度和廣度，報道量的多與少，進行仔細斟酌，對與案件無關的事務、可能影響公平審判的細節、受害人的情況，均應謹慎處置。三是媒體有平衡報道的責任。既然“媒體的事實”并非法律的事實，媒體就應該平衡報道案件中可能涉及的多方面的“事實”和立場，而不是在預設立場的前提下，選擇性報道，進而充當輿論或道德法庭的仲裁人角色，在法院審判前完成媒體的審判，并以此裹挾公眾“要挾”司法，都可能成為越界行為……

欄目主持人：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