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進程中要保護與發展鄉村文化

蔡楊

去年底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召開的第一次城鎮化工作會議。會議明確了推進城鎮化的指導思想、主要目標、基本原則、重點任務，從戰略和全局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鄉村文化是中華文化特別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和標志，是中華民族不懈奮斗不斷前行的重要精神寄托。在大規模城鎮化進程中，城鎮化與鄉村文化的保護和發展必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怎樣厘清二者之間的關系，找到二者之間的結合點，實現城鎮化與保護和發展鄉村文化的雙贏，這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思考的一個重大課題。

鄉村文化是中華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

人類的進步和發展來自鄉村，依托鄉村。鄉村文化是鄉村共同體內的一個“精神家園”。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認為，鄉村“是一個天然共同體”。它既是人們的生產空間，也是人們的生活空間。在這個共同體內，基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長期互動和相互統一形成了獨特的鄉村文化，并規范著人、自然與社會的基本關系結構，維系著人們正常的生產秩序和生活秩序。

從歷史發展的過程論角度來看，中國之所以成為四大文明古國之首，歷史源遠流長，文化輝煌燦爛，就是因為中華民族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創造出輝煌的農業文明。鄉村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中占據核心地位，發揮基礎作用。在中國鄉村這個“生于斯，長于斯”的共同體中，農民的道德主張及社會的倫理關系約束著人們的交往行為，維系著鄉村社會生產生活的良序進行。中國的鄉村文化主要表現為：以親仁善鄰為道德標準，以鄉鄰和睦為價值目標，以相容相讓為基本原則，以相扶相助為倫理義務。中國的鄉村文化從這些精神原點出發，逐漸形成兩大形式：包括空間格局、建筑風格、器物裝飾、服飾裝扮等在內的鄉村物質文化，和包括宗教信仰、宗祠祭祀、民間活動、習俗風俗等等在內的鄉村精神文化。

從文化的社會功能角度來看，廣大鄉村地區是中華優秀文化的主要來源。今天，許多在城市里已經消失的優秀文化，在廣大農村，特別是比較偏遠的農村，還完整地得以保留。其中，既有古村落、古建筑等有形的財富，更包括附著于其上沉甸甸的無形資產，它們是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的生動體現，是中華文明輝煌成就的展示。今天，與多數城市面孔日益趨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農村，還比較完整地保留著歷史遺留的地域、民族、習俗、禮儀、節慶、建筑等方面不同的風格，甚至相鄰的村落之間，都還存在明顯差別。

鄉村文化是中華文化之標志。中國傳統社會以家為核心和根本，所有一切的社會組織均以家為中心，所有的人際關系，都從家的關系出發。既然家是生產、生活、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核心，那么，中華文化以親情和血緣為紐帶而形成就是必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華傳統文化，大體就是鄉村文化。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基本都由廣大鄉村地區作為載體。

鄉村承載著獨特的地方文化，有的村莊是地方戲的發源地，有的村莊還有自己的文化產品，如泥塑、剪紙、彩繡等。經過千百年沉淀，我們留下了許多鄉村文化和古村落風貌，尊重傳承性，保護多樣性，是保持中華文化豐富多彩、繁榮飽滿必須堅守的基本原則。

由此可見，鄉村文化不能弱化、更不能拋棄，只能加強，只能發展。

城鎮化進程對鄉村文化的保護和發展的影響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取得顯著進展。2012年，城鎮人口達到7.1億，城鎮化率基本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城鎮化進程在中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是歷史的必然。

城鎮化進程的優勢在于，它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城鎮化進程健康有序發展，將有利于釋放內需巨大潛力，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利于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讓廣大農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改善也將從中受益。

然而，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城鎮化進程縮小的是作為鄉村文化載體的農村規模，自然對鄉村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有十分不利的影響。從農村規模上看，中國基層行政村的數量從1978年的690388個減少到2011年的589874個，年平均遞減2956個。從區域比較上看，東中西部村落數量呈階梯狀遞減，城鎮化速度與村落遞減呈正相關關系。從村落結構上看，市場化對村落的改造與鄉村文化的變異無不昭示著城鎮化對鄉村社會的巨大沖擊。從人口結構和生活方式上看，隨著村莊形態的改變，人口的流動，村落的相對封閉狀態、傳統生產生活方式與人際交往方式也開始發生變化，其所承載的傳統鄉村文化也在逐漸流失，其內在的文化生活與文化方式面臨著重要的現代轉型。

城鎮化不是消滅農村。消滅農村無異于消滅傳統文化。近年來，相當一部分農村打著新農村建設的旗號掀起“舊村改造”的熱潮，在把農村建設納入城鄉統籌的“大盤子”的同時，有可能把“破壞性建設”的疾病也引進農村。

關于鄉村文化保護的探索性嘗試雖然不少，但目前鄉村文化保護與發展仍面臨很多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是農村文化保護與開發的認識存在偏差。比如“重申報、輕保護”，造成保護不力；“重名村、輕普村”，導致村鎮保護失衡；“重經濟、輕文化”造成發展方式失當；“追現代、丟傳統”，致使村莊面貌千篇一律，失去文化底蘊等等。二是農村文化保護和開發工作上存在實際困難。比如以政府為主體的保護造成政府負擔沉重、效果有限；跨區域文化遺產管理職責不清，造成管理困難；專項資金投入相對不足，造成日常維修保養難以到位；鄉村文化保護法制化不夠深入，造成違法現象無人查究；鄉村文化保護與發展缺少技術規范支持，造成亂操作和幫倒忙現象比比皆是等等。鄉村文化的保護和發展目前仍面臨著復雜嚴峻挑戰。

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保護和發展鄉村文化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非常重視鄉村文化的保護與發展。會議在緊緊圍繞提高城鎮化發展質量的要求上強調，要傳承文化，提高歷史文物保護水平；要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

保護和發展鄉村文化，應強化政府職責，完善鄉村文化的保護制度。鄉村文化的保護與開發必須納入到城鎮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的規劃中，絕不能以犧牲古建筑、古村落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代價進行發展。城鎮化協調發展戰略中，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保護開發必須同時進行，扭轉長期以來城鎮化“重經濟，輕文化”的發展思路，不能顧此失彼、抓強舍弱。

一是提高鄉村文化保護和發展的法制化水平。立法機關在鄉村文化保護和發展中應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重視加快農村文化保護與開發的立法步伐，重視地方特色的重要性，積極探索行之有效的文化遺產立法保護途徑和模式，充分發揮立法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指導和規范作用。二是提高鄉村文化保護和發展的規范化水平。政府部門在制定政策措施時，應根據專家意見，借鑒國際經驗，制定相應的技術規范和技術指標。鄉村文化保護技術規范的制定應參與到新農村建設中的鄉村規劃和建設工作中，通過建立鄉村景觀保護評定體系和指標，推動實施鄉村人居景觀保護和文化繁榮示范工程，推動實施“一鄉一品”等文化建設保護和開發品牌建設工程，保護地方人文景觀、本土特色。三是提高鄉村文化保護和發展的監管水平。一方面應加強政府相關部門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文化市場的監管，一方面要加強對政府相關部門自身工作的監督。

保護和發展鄉村文化，應發揮市場優勢，推進鄉村文化的產業化發展。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指出，推進城鎮化，要注意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一是將鄉村文化納入分類建設之中。保護和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應先進行盤點梳理，摸清家底，然后按照優先發展的原則，對具有濃厚文化特色的資源進行產業轉化；對一般性生長性的文化資源維持現狀；對不宜轉化的資源應予以保護。相關部門應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申請和保護工作，對于沒有市場生存能力的項目，應主要由各級政府和社會力量共同承擔保護責任。二是加大農村文化資源挖掘和利用力度，探索鄉村文化產業化途徑。必須重構農村空間，把鄉村文化產業納入“經濟、就業、休養、文化與生活多功能的全方位平衡空間”建設的整合框架之中，根據不同的鄉村歷史背景，區別化發展。必須借鑒國內外的先進經驗，邀請專家走進田野，走進村寨，幫助和扶持鄉村文化產業的項目定位、產業布局、經營管理和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建立農村文化產業支援體系和農村文化產業策略聯盟，實現鄉村文化產業科學發展。

保護和發展鄉村文化，應激活社會力量，探索多元化鄉村文化保護開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鼓勵社會力量、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培育文化非營利組織”。

一是在公共財政引導鄉村文化建設的基礎上，對從事鄉村文化保護與開發的鄉村文化骨干和先進分子進行適當的財政補貼，扶持各類農村文化團體，引導農民積極參與進來，使其成為鄉村文化的主體。二是加快農村基層文化改革，重視和發揮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建立政府、企業、村集體和村民個人的多元化參與模式，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支持社會力量特別是非政府組織辦文化，扶持農民自辦文化。三是在培養專門人才的基礎上，鼓勵基層群眾參與保護與傳承。一方面，通過嚴把文化干部人才質量關，提高基層文化工作者的業務素質和管理能力，加強農村基層文化隊伍建設。另一方面，通過定期發放補貼、提高社會福利等措施，加強對傳承人的關懷，通過“因地制宜，因技制宜”，提高進行非物質文化傳承的經濟效益比。此外，運用新技術特別是網絡信息技術加強鄉村文化建設也是人才培養的重中之重。

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強調，要“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山水易換，鄉愁難舍，保護和發展鄉村文化就是延續和發展中華民族的精神寄托。

（作者單位：中共北京市委黨校）

責任編輯：習 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