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社會發展的作用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摘要：近代中國雖已遠去，針對這段歷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革命者從中看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而今革命者變成了執政者，領導中國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發展中國社會。但是中國近代史上，我們也不能夠忽略中國資產階級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的推動作用，并不是一部份人所說的那么黑暗。近代的中國資產階級，他們在艱難復雜的環境中生存，在困苦中引領中國社會向前發展，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

關鍵詞：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

革命者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因其本身受封建勢力和外國資本主義雙重壓迫，具有革命性與妥協性雙重性格，由此也就不可能有領導中國完成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任務的資格，其次也沒有領導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能力。其實，如果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去考察，對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從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歷史看，他們或許不是政治上最適合中國國情的領導階級，但在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資產階級一直是國內與國外聯系的紐帶和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引領者和實踐者。

在以前，我們習慣于蔑視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我們從傳統上認為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協性。在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所謂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具有革命性。但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賺取利潤方面，中國資產階級又具有明顯的妥協性，就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的所謂封建統治階級進行妥協。

其實，對于晚清以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或者說近代中國所進行的各種探索，我們應該承認，正是近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在引領中國社會不斷往前發展，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從社會的邊緣階級逐漸成為社會的中心，引領社會、推動社會，并為社會的發展指明方向，這樣才使中國社會在過去兩百年急促的轉型過程中最大限度地減少了波動，減少了震蕩。

所謂資產階級，其前身就是我們所說的古代商人。在傳統中國“四民社會”構成階層中，“士農工商”，商人往往被劃為社會結構中的最底層，但是如果我們通讀中國的經濟史，商業史，我們便可以發現中國的商人階層，具有聰明的大腦和超高的本領。讀《史記》的《貨殖列傳》，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擁有許多重要的商業中心，商人階層在那時的社會中異?；钴S，引領時尚。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商人階層具有與眾不同的氣質，具有宏觀的思維，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芝麻小利，他們所要的是事業的成功，人生的意義，最大的生意就是類似于呂不韋那樣的政治投資，投資一個國家，投資一個國家的未來。所以自古以來中國的商人就有非常開闊的眼光。影響著社會各個層面的發展。

正是因為一直以來中國商人對政治的影響巨大，所以當秦始皇構建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體制之后，真正威脅中國集權體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縱橫捭闔合縱連橫的商人們，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經商，中央集權必將受到致命的威脅，中國社會必將解體，這對于以農業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會而言，是一件恐懼的事情，因此我們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漢王朝重建大一統政治體制之后，在經濟體制上有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鹽鐵專營，將涉及國家命脈的基本經濟，或者能夠影響國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礎產業交給“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業資本的增長，遏制商人勢力。這一點是中國傳統社會兩千年“超穩定”的前提。

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后，西方國家的生產技術大幅變革，生產效率迅速提高，產能嚴重過剩，國內市場已經不能夠滿足生產的需要，急需開拓外部市場，而東方市場潛力巨大，帝國主義開始進入東方國家，侵略自源，輸出工業產品。近代中國最主要的問題，也就是這個問題。所以當中國不得不開放本國的市場的的時候，中國的商人終于從“士農工商”傳統社會最底層中脫穎而出，溝通中外階級，并漸漸地從純粹的商人演化成一個新的階級，即“紳商”。所謂“紳商”，其實就是除了擁有商業資本外，還擁有智慧，擁有對未來對政治的判斷力，擁有知識。紳商階級在近代中國漸漸成為社會的中堅階級，中堅力量，推動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革。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即商人一部分形成于甲午戰爭之后，一部分是從傳統中國商人轉化而來的，但是這兩者又有極大的不同，就是近代中國商人有一大部分來自買辦階層，或者與外國商業資本有生意往來，聯系緊密，或受外國商人重大影響，逐步與國際商業資本接軌。與國際商業資本密切接觸，導致近代中國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意識，所以中國盡管在政治上從 1860年代開始洋務新政之后一再強調“中體西用”，固步自封，墨守陳規，強調中國只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并不意味著中國像日本那樣轉身向西，全盤西化，脫亞入歐。成為西方國家的一份子。但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卻在這樣艱難的政治氛圍中依然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立場，依然勸說政治上的統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強之本并不僅僅是單純的科學技術，而是有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作為依托。

說到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引領，我們可以舉出張謇的例子。張謇是近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杰出代表，他堅守改革，不到最后時候絕不輕言放棄，但當革命呼之欲出勢如破竹無法阻擋時，也絕不螳臂擋車為舊制度殉葬。張謇是晚清君主立憲運動的先前倡導者，在中日甲午戰爭剛結束不久，張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憲體制的好處，就希望能夠將這個體制引進中國來。當日俄戰爭開打之后，張謇更意識到中國的惟一出路就在于君主立憲制度，提出重構中國的政治架構。為此，張謇開始付出巨大努力，策劃晚清的政治變動，促使清廷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變。直至武昌起義，張謇仍然堅信只有君主立憲政體才能改變中國的現狀，積極參與各個活動倡導君主立憲。后來，滿洲貴族不愿放棄既得利益不愿妥協，共和制度不得不成為未來中國政治制度的選擇時，張謇開始放棄先前的君主立憲，開始說服滿洲貴族接受共和。從張謇身上，我們看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妥協性這雙重性最完美的結合，正是這樣的結合促使近代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這樣一個變幻莫測的時代，近代民族資產階級積極支持新的體制改革，中國終于在二戰結束后重回世界的中心地位，成為世界主流社會的重要力量，在國際的地位大大提高。重新認識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就是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發展，就是要為未來中國提供一個正當的歷史明示、思想借鑒。

雖然有雙重性，但在整個近代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民族資產階級依然是時代中心。因為這個階級代表歷史發展方向，是當時中國最活躍的階級，在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之前，其先進性是其他階級（包括農民階級）所無法比擬的。歷史事實證明：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以后確實顯示了作為“時代中心”的才智和力量，起到了“時代中心”的作用。具體說來，首先，它是當時中國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者，主張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而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前期發展的方向；其次，它提出了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方案，組織和領導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斗爭；第三，它建立了政黨或類似政黨的組織，從而把中國人民的斗爭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第四，它有一批向西方學習的先進人物，在思想理論的科學性和進步性方面，比以往任何階級都高明得多。

參考文獻：

[1]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吳曉波：《浩蕩兩千年》，中信出版社。

作者簡介：楊世恩，河南鄭州人，江西師范大學政法學院12級，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研究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