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中國際制度與國家認同互動關系分析

李海龍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山東 濟南 250103）

長期以來，國際政治學界認識到國際制度是國際秩序的重要支柱，是其建立、內部均衡、規模擴大或縮小甚至原則和職能的變遷是一個有機整體，構成一個“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進程。從以往的研究成果來看，在回答國家為何參與制度化以及制度化給國家帶來何種影響的問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答案。一方面，理性主義者認為，國際制度是國家理性選擇的結果，主要由物質力量和物質關系構建而成。對于理性主義者，尤其是新現實主義者而言，“國家認同的意義和影響力并不大，即便存在也是國家權力和利益的附屬物——以經濟和軍事等物質力量為基礎?！盵1]另一方面，秉承社會建構理論的人士則認為大量社會性因素，例如觀念、文化信仰、歷史沉淀等，對國家的制度化行為帶來巨大影響。國家間認同的建構是這些因素發揮作用的渠道和結果。國家認同涉及到國家身份的建構，也就是國家之間的相互認知。[2]當國家參與某一國際制度時，不僅出于獲得或保護自身權力和利益等目的，還在于通過制度化來強化身份，這尤其是體現在短期內經歷政治權力變遷的國家。

就本質而言，這兩個研究流派從不同角度回答了制度化的動力以及制度化對國家產生的影響，可以分別將其概括為理性選擇和社會建構。然而，理性主義由于其秉承的元理論的問題，并未充分到認同的作用。相比之下，社會建構主義的則做出了更為清晰的認知。因此，本文將借助社會建構主義的理論，并在結合理性主義理論的相關因素，擬對國際社會中的制度化建設與國家認同的內在聯系進行分析。本文認為，認同作為一種主體互動性觀念是國家間交往和制度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其積極作用的發揮是有條件性的。良好的相互認同是建立有效國際制度的基礎，而在高級制度化過程中，國際制度的建立又為認同的建立、發展和傳播提供平臺。在一定條件下，制度和認同能夠形成良性互動，推動國家間關系向更加穩定的方向發展。歐美間制度化和認同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歐美雙方在高度社會化交往的基礎上，建立了緊密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形成了穩定的互助關系。

一、國際社會中的認同因素分析

國際社會中，國家間交往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國家對某些要素的理解和交流，并在一定情況下達成共識。這種共識包含正向和負向兩個方面，正向的認同能夠推動國家間交往的進一步發展，反之則阻礙國家間關系的進步。從一個社會建構的視角來看，“互動、交流和社會化是新的‘主體間知識’（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規范原則、社會程序形成的核心影響因素?！盵3]認同的構成要素非常豐富，諸如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意識形態、法律體系、文化、宗教信仰、歷史傳統以及語言等。[4]

認同是一種互主性觀念，它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層指的是單向的認知過程，主要指的是國家對某些價值規范的單向認可，通過學習、模仿等措施手段將其內化。[5]在內化過程中，國家對價值規范的選擇和內化程度能夠成為國家自身特殊利益和偏好的外在表現，并支撐國家成為某個集團的成員。認同的第二層則指國家間相互認知的雙向動態過程。認同意味著互動，它不僅是一個特定的行動方式，而且是一個對其他行為體以及其特性的一個反應性和內化性的試探行為。認同涉及到國家之間的相互認知，涉及到國家的身份和形象問題。這里可以從主體與客體兩個方面來理解：從主體的角度看，認同意味著對自身的歸類以及對他者的認知。從客體的角度看，則是他者對主體的認知和判斷。因此，在某些情況下，認同塑造構成一個認知過程，隨著認同的深入，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甚至交融。從社會學的視角看，“國家傾向于將自己歸于某一類屬，以此來界定自己的行身份和類屬?！盵2]在認同過程中，國家相互辨識彼此間的身份、行為、動機等，如果是正向認同則會意味著國家對某一集團的歸屬。然而，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國家的認同并非靜止不動，隨之時間的變動和國家交往的深入，國家會相互比較，重新定位，自我歸類，并實現國家的重新認同（reidentification）?！盵6]

在交往過程中，國家可以保留自己的差異感和獨特感，與此同時，同其他國家和國際制度交織在一起，分享共同身份中的核心要素，成為某個集團的成員。在不同領域，國家的認同和身份是多層的，其認同程度和范圍也不盡相同。例如，在安全政治領域，跨大西洋國家集團中的國家將自身定格為歐美安全共同體的成員，共建和分享共同體的安全體系，但是這并不意味所有成員國在其他領域所秉承的原則具有一致性，例如雙方在經濟層面的競爭和矛盾。

從認同的構建渠道來看，國際社會存在兩種造就認同機制。第一種是國家的主動學習。對某一原則規范的選擇，或者對某一集團歸屬感的追求，推動國家主動學習、模仿目標國家和團體所秉承的認知規范。第二種則是國家的被動接受。在這個過程中，規范主導國所提供的物質獎勵或者懲罰成為推動認同深化的重要因素。例如歐盟對申請加入國所指定的一系列有關人權保護、司法體系、執政理念的規定，推動申請國在這些領域的改革和進步，并在條件達到后獲批入盟。

二、國際社會中的認同與制度化的關系分析

制度化是一個行為體進入到一個共同體，并內化和服從共同體所包含的共同體規范和規則的過程，其結果是行為體對特定領域原有規范原則的摒棄和修改，并對新的規范和規則的長期服從甚至內化。大部分制度化都會涉及物質化層面的社會化，部分制度化還面涉及信仰和觀念方面的社會化。在低級制度化中，國家間社會化交往程度較低，國家對制度的遵守更大程度上來自國家在物質層面的理性分析而很少涉及到國家的認同。但在高級制度化階段，則伴隨著國家對制度內含的信仰和觀念的吸收和學習，對國家認同起到重新塑造的影響。

國際社會中的制度化與認同之間存在一個互動的關系，構成一個動態和關系性的過程，伴隨著一個國家認同和制度化方向進行定位和修正的過程。國際政治中制度化的一個核心要素是國家間共同認同的塑造，而國際制度可以被看作是認同形成的外在表現。當然，隨著制度化的深入，國家間交往和互動所形成的并未全部是積極認同，不同理解和錯位理念也會伴隨而生。前者能夠推動制度化的深入，而后者則意味著沖突和矛盾，如果不加以控制和處理，則會阻礙制度化程度的提升。在這個情況下，可以說認同在制度化中是一個有條件性的因素。國際制度可以通過自身蘊含的規范原則來說服或者強迫成員國改變自身的認知，而制度規范主導國也可以通過獎勵或者懲罰來推動或調控其他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實施。這兩種方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家間的認知差異，推動認同的繼續塑造以及制度化程度的加深。

首先，從制度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國家認同始終存在，但是程度有所不同。

正如上文所言，國家認同包含豐富的內容，而國家間認同的塑造程度有賴于利益、文化、價值觀念以及交往程度等多種因素，而且這些因素在國家參與制度化之前就業已存在。然而國家對這些因素的認知程度不盡相同，如果制度化開始階段，參與國家能夠對某些問題達成一致，形成共知理念，則會推動制度化的順利起航。例如在安全制度的建設方面，如果參與國對權力的理解，對安全困境的認知，對相對利益和絕對利益的評價，對安全主導規范的秉承能夠趨同，則會加深各國間的信任和理解，從而推動制度化從一個高起點開始。因此，可以說建立在積極認同基礎上的制度化相對穩固和持久。

第二，國家在參與制度化進程中，其認同同時受到塑造并產生變化。

“國際制度本身包含一系列共同認知和規范原則，并成為成員國在這一領域制定政策、進行交往的指導原則?！盵7]因此，隨著制度化的深入，國際制度為國家間交往和相互認知提供機會和平臺。這一過程也意味著新的國家認同的形成和塑造。積極的認同則意味著熟悉程度的提高、信任的建立。正如有的國際學者所言：“長期的社會化交往，能夠培養國家和平共處的習慣、友誼、團體忠誠和有關他者的認知程度，從而形成一種相互信任和正向認同的曲線?！盵8]在國際社會中，制度化的深入和共同理念的塑造意味著國家對規范原則認知的趨同，對安全理念以及對權力、利益及其追逐方式等理念的變化。

從一個認同形成的動力看，國際制度對國家間認同的塑造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源自國家理性分析，另一方面源自國家對信念與適當性追求。[9]第一個方面主要發生在工具性制度化過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強制。也就是制度規范的倡導國利用自身所占有的物質優勢，強迫或者誘引其他國家在參與制度化的過程中改變以往的認知理念，并接受新的規范原則，從而導致國家身份的變化，這種情況在制度化初期特別明顯。然而，這種被動的認同塑造的過程較為曲折，狀態也不穩定，容易受到物質性條件變化的影響，而且負面認同產生的幾率較大，對國家間交往和制度化的進一步發展造成阻礙。主導國自身一旦發生狀況，例如權力優勢的喪失，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物質援助的減少都可能引發制度化程度的減緩甚至制度體系的坍塌，并導致認同的崩潰。例如，二戰后蘇聯對中東歐國家的強制策略，造成一個不穩定的制度化與認同塑造過程，其原因之一就是中東歐國家與蘇聯缺少內在的凝聚力。

第二個方面主要發生在建構性制度化過程中，國家參與制度化以及接受制度規范的動力在于規范原則的合法性和適當性。與此同時，國家將國際制度中所蘊含的的規范原則內化與國家身份之中，將自己重新歸類，重新定位，從而形成新的認同。相對于第一種方式而言，第二種認同比較穩定，有助于制度的持續性回報的積累，并對環境變化產生一定的抵抗。例如，阿查亞在討論安全共同體時指明：“認同是安全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特征，一種集體認同的形成能夠緩解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同規范一樣，集體認同能夠建構并且重新定義國家利益，推動國家利益超越權力政治的邏輯?！盵10]在這種方式下，參與制度化的國家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促進正向認同的塑造，其結果更加穩定，使得制度化與認同更容易形成良性互動的發展。

三、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的建構：一個正向互動關系的案例

從一定程度上而言，歐美安全關系的發展史就是一個制度化的歷史。冷戰期間，歐美聯盟以應對內外雙重威脅為動力而開始發展，以北大西洋公約為主體，輔助以其它的安全制度，建立了一個完善的制度網絡。冷戰之后，同新現實主義的預測相反，歐美制度化非但沒有衰落，反而經歷了一個改革與擴大的過程。在新的時期下，北約依然發揮了一個“穩定器”的作用，給成員國帶來制度化的保障?？梢哉f，歐美之間安全關系的制度化發展是國際制度建設的典型代表。

利用上述有關認同和制度化關系的理論，可以清晰地解釋跨大西洋安全共同體的建立過程。二戰之后，在內外兩重威脅的壓力下，歐美雙方在安全領域開始制度化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歐美間國家認同起到重要的作用，為各國關系的穩定發展提供保障，使得歐美制度化從一個相對良好的基礎出發。而制度化也推動歐美國家間認同的發展，推動雙方在安全、權力、利益、共同規范等方面建構起共同認知。[11]最終，歐美雙方在認同基礎上以制度化為主導形式，建立起一個密切的安全共同體，并且至今相對穩定。冷戰結束之后，西歐和美國利用一系列安全制度、體系、組織和活動，把中東歐國家納入到西方安全制度化的進程中，對東歐國家的身份進行改造，并逐漸建立了后者對西方社會的認同。

多伊奇認為安全共同體的創建是國家間認同塑造的結果，制度化的程度有賴于認同的塑造或忠誠度的提升，在安全共同體的創建中，“參與者主要價值目標的和諧或一致是國家對共同體規范內化和認同建構的結果”。[12]從現實來看，歐美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包含制度建設和認同塑造的過程：其成員具有共同屬性，表現出相互反應性、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而制度則是對它們的物質性總結。就制度建設方面，以北約為核心的安全制度體系是歐美安全共同體的表現和保障，發揮作用的是法律性的規定、條約，約束或者保護國家行為，例如對權力使用的約束和對國家民主行為的保護。這些制度性保障增進了歐美各國對彼此的信任，并推動正向認同的進一步發展。

從二戰后歐美關系的發展歷程來看，歐美間的制度建設和認同塑造一直處于一個積極的動態過程。就認同方面，歐美對彼此間的認知為制度化提供良好的基礎，并推動制度化向更高層次的發展。歐美國家長期的民主傳統以及對彼此間的認知，推動了歐美制度的建設，將歐美間關系引導入一個正向的制度建構和認同塑造的過程。認同的塑造和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制度化參與國對安全、權力的認知發生改變，緩解了國家之間的安全困境。在跨大西洋安全關系的制度化進程中，官方會晤和民間交流雙管齊下，加深了有關國家及其民眾對安全共同體及其秉承原則的認知，這主要表現在國家對安全、權力和利益的含義及其追求方式的變化方面。首先，在國家安全方面，成員國突破“安全困境”，加深交流和相互信任，從而致力于“共同安全”的打造。其次，在國家權力方面，制度體系對成員國權力的使用進行了限定，減緩以往國家對權力差異的疑慮感，尤其是歐洲成員國不再以敵視的眼光看待美國權力的增長。第三，就國家利益而言，制度的建立和認同的塑造，推動國家打破對“相對收益”的偏好，更加重視國家的“絕對收益”，從而減少國家對短期、自私的利益的追求，轉而培養對長期和共同利益的追求。這既是制度化發展的結果，也是歐美國家間認同塑造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的限制，并向“康德文化”邁進。

歐美制度化發展，促使雙方加深了對共同規范原則的認知和內化，這種正向認同的發展，推動歐美制度化動力從理性計算為主的制度化動力，轉變為包含越來越多的社會性因素在內的綜合性動力，成為歐美制度化保持穩定并繼續前進的重要保障。雙方將價值共同體融入到本國的國家利益和偏好之中，將民主協商作為習慣性機制。政府將民主壓力視為調節對方政策的有效杠桿，其跨國和跨政府間的聯系和頻繁互動則削弱了權力的非平衡性影響，促進制度化與認同生成一個良性的互動關系。

四、總結

綜上所述，在國際政治現實中，國家間的積極認同與國際制度都是維持穩定國際關系的重要條件，二者包含在動態的國家交往進程中。認同為制度化發展提供條件，正向認同越高，制度化起點就越高，制度化水平越高。而制度化的發展，能夠推動國家進行密集交往，加深彼此間的認知和認同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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