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2年貴州教育的接管、改造與整頓

摘要：新中國建立后，貴州對各類教育進行了接管與改造，實現了教育性質的轉變。為適應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貴州教育進行了整編，以提高質量。經過三年的發展，貴州教育為實現新起點上的發展奠定必要的基礎。

關鍵詞：接管；改造；整編；貴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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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貴州教育十分落后。每萬人中僅有初等學校學生310人，中等學校學生10人。[1]31949年年底貴州解放，貴州教育事業開始進入新的時期。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是新中國建立后改造舊中國的一個重要方面。從1949年11月到1952年，貴州教育歷經鼎革之變，為新的教育事業順利發展奠定了基礎。本文通過梳理當時教育變革的脈絡，分別從教育的接管與改造、整編與精簡兩方面分析其具體進程，進而總結其作用與意義。

一、接管與改造

1949年11月，貴州教育接管工作由“貴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下屬文教接管部負責，各級政府的文教部門具體執行。根據黨的方針政策，貴州教育接管采取了“維持現狀、逐步改良”的方針。首先是對公立學校的接管。因參與接管工作的干部不足，涉及接管的地區較為分散，除貴陽市國、省立大中小學由文教接管部親自接管外，各專區省、縣立中學均責成?？h文教科派人接管。為了爭取群眾支持，召開教職員及學生代表會議，說明接管教育方針與知識分子政策。在學校組織方面，凡學校負責人逃跑者則由其二級負責人充任或由留校教職員中遴選產生。為貫徹接管制度與今后國民教育，由學校積極分子組成協助接管委員會輔助接管。但是在發動群眾接管的同時，學校一度產生了極端民主化傾向，認為先生落后，學生進步，學生就不守校規，不上正課，忙于扭秧歌，排新劇，結果先生不敢管，學生不讓管。[2]219為保證正常教學秩序，教育部門對此現象及時進行了糾正。其次對于私立教育機構這一特殊對象，遵照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采取靈活辦法，沒有直接接管，而是分不同情況加強管理，必要時予以接辦。文教接管部先后發布了《私立中、小學校申請登記辦法》與《貴州私立學校臨時管理辦法》，要求各私立中、小學在不停課的同時必須據實呈報辦學宗旨、學校性質、基本概況、學校設備以及經費來源等情況，以備審查，確能執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法令并獲有成績時準予立案。對于學校管理層則規定，私立學校董事會如不能執行政府教育方針時，必須進行改組。明確規定“所有國特份子反動份子，不容許混跡于期間?！盵3]提出建立民主管理制度，要求“私立學校在校領導下組織包含教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工友代表的校務管理委員會，討論決定學校各項重大事項。私立學校之學制、課程、教材及教導制度等均與公立學校按照人民政府規定統一執行。

舊時私立學校學費較高，一般家庭無法承擔。為了滿足大多數子女入學，根據私立學校得按需要向學生征收學雜、膳宿等費的原則，辦法規定“征收學費應盡量照顧減輕學生家庭負擔，少收費用，收時應取之于學，用之于學。最高不能超過以往標準。所收學費80%應用于教職員工薪，20%用于經常費，所收雜費應用于圖書體育用品購置，以后不得巧立名目向學生征收辦公米和其它臨時支出?！盵3]對于教會學校則明確了教育主權，規定“對于宗教團體辦理之私立中小學校均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課程內及在課內做宗教宣傳，并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妨礙學生信仰自由。教會設立之學校其校長不得由外國人充任?！盵3] 1952年又遵照中央指示，對全省教會學校予以接辦。對大量存在的鄉村私塾，明確了要加強管理，改用新課本，廢除體罰，指導逐步改進。

鑒于部分縣人民政府對不必接管之私立學校隨便命令接辦，造成增加政府負擔，且與國家政策也不符的現象，文教接管部明文規定對私立學校處理原則是三種：一是凡反動黨團所辦，校產設備是公產，如貴陽私立力行、濟群等中學，應予取消，合并在公立學校。二是對會館、教會或地主封建勢力所辦，應予繼續，即使教學情況較壞，經濟基礎困難者，也允許其繼續。三是對教學有成績的，如清華中學，應予以必要扶持，不能接管與取締。[4]為安定教師生活，從1949年12月起，政府給各公立學校教職工發放維持費（用實物大米支付）。例如貴陽市從解放起至1950年3月，給市立學校教職工發放維持費，所支大米教師每人每月為160-250市斤，工友每人每月為150市斤。[5]305 1950年4月，貴陽市立學校改維持費為薪金制，按工作表現分配。對私立學校也撥一定的經費予以資助。公立學校教師統一實行任用制，1952年私立學校教師也實現統一調配。這樣保證了接管與改造的正常進行。

由于正確執行了中央對新解放區學?！皶壕S現狀，逐步改革”的方針，學校的接管比較順利。全省大學和大部分中學、小學很快恢復上課，接管的公私立學校計有國立大學3所，中等學校（包括師范學校與職業學校）81所，小學494所。[1]4

對舊教育進行改造，目的是建立新的教育體制，使教育為廣大工農群眾服務，成為新民主主義教育。改造與接管幾乎是同時進行的，主要是改革行政領導，提高教師思想覺悟，改變教學制度和教學內容等幾項內容。 第一，對學校普遍實行民主集中制管理。成立校務委員會，選撥一批積極分子充當委員。建立校務會議、教導會議和學習會三種會議制度。學校重要問題都要經過校務會議研究決定。改級任教師為班生任。1952年開始設行校長負責制，設校長一個，負責全校工作。按學校規模和班級大小，還設有副校長、教導主任、事務員等職務，保證學校整頓工作順利進行。

第二，通過多種形式對師生進行思想改造。廣大師生來源于舊社會，還無法適應人民政府和教育部門的管理。為此思想改造成為教育性質轉變的一個重要抓手。思想改造的途徑主要有成立學習委員會組織學習、訓練班、講座、學園和教師代表大會等形式。根據對知識分子“爭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以及有關政策，首先是進行政策教育，安定教師思想和生話。長期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教師，對社會主義道路認識差，對共產黨、解放軍存在一些錯誤的認識和疑慮，必須加強宣傳教育工作。例如貴陽市北小學有位教師，因家庭成份不好，解放后躲了起來，學校積極分子找到他，向他宣傳黨的政策才放心回到了學校。[6]256改造內容主要是用無產階級思想作為思想武器與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斗爭，力圖用無產階級思想統一教師隊伍，讓教師適應新教育。此外還動員他們參加社會實踐，如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禁姻禁毒等運動，提高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學生的思想改造則是利用寒暑假舉辦寒假學園和暑假學園，1950年參加學習的大、中學生有11400余人，占學生總數的50%。[1]4學園以革命理論為主要內容，有唯物史觀、革命人生觀、共同綱領及青年講座等，目的是為了使青年從理論、思想政治上都能得到進步。

思想改造為治理教師隊伍創造了條件。其中1952年中學教師思想改造活動效果尤為明顯，積極分子紛紛要求加入組織，經過嚴格審查，接收了29個新黨員，并培養了黨員對象約100人，吸收了115人入團。對全省中學教師的政治面貌和學校的人事狀況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純潔了學校內部。通過運動，撤換了中學校長24人，教務主任33人，總務主任19人，提拔了教師25人為中學校長，64人為教務主任，19人為總務主任，提拔了原小學教師136人為中學教師。[1]4通過改變領導成份，為今后加強對中等學校的領導與管理、教育與培養干部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三，改革教學內容，提高教師業務水平。在接管過程中，廢除了訓育制度，以教導合一代替訓育制度；廢除公民、童子軍課。小學五年級以上開設政治常識課，初小開設時事教育課。為了改造舊的教育思想，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從1952年起全體教師系統地學習蘇聯的教育理論，提高他們的專業水平。學習蘇聯的教育理論和經驗雖然出現了一些偏差，但是在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教育理論體系的情況下，借鑒蘇聯的，對于清除舊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指導教育、教學工作，仍起到了積極作用。在提高教師業務水平方面，除采取組織短期培訓，系統學習教育理論以外，還開展了校際教研、觀摹教學、經驗交流會等活動。各校對教師要求也很嚴格，要求教師認真鉆研教材、備課，沒有備課不允許上課。

第四，廢除摧殘兒童身心健康的錯誤的教學方式方法。接管初期，由舊教育遺留下來的體罰現象極為嚴重，幾乎在每所學校中都有發現，而且有個別教師非常殘忍粗暴地毒打學生。教會學校的神甫也毆打學生，例如貴陽崇正小學的法籍神甫和平（中國名字）毆打學生羅寧。這件事揭露后，引起全市人民和金市師生的極大憤慨。全市師生進行了示威游行，隨后這位神甫受到我國法律懲處。[6]259教育部門抓住這個活生生的教材，對全體師生進行了反帝國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收到了很好效果。并趁此機會組織了教師學習中央教育部關于禁止體罰學生的文件，從思想觀點上，解決幾千年流傳下來的“不打不成材”、“油鹽出好菜，棍棒出好人”的傳統觀念。體罰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止。

第五，教育為工農子女開門。1949年以前貴州經濟發展滯后，大多數地縣屬于貧困地區，工農子女由于家庭經濟困難，無力繳納學雜費，80%以上不能上學。為了滿足貧困家庭子女入學的要求，貴州各地對工農子女入學做了大量工作。在正規的工農中學開辦之前先辦工農補習學校，放寬年齡限制，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工農子女免收學雜費，貧困兒童另補助書籍筆墨費。比如1952年下期，貴陽市小學共發補助費600萬元（舊幣）。學校不少教師還專門為工農子女補課，在郊區為了方便農民子女入學，專門增點設班，或辦早晚班，盡可能多接收一些貧下中農子女入學。這樣工農子女入學的比例逐年增加，1952年城區入學兒童，工人成分由原來很少提高到總數的23.3%，農民成分提高到總數的6.7%。[1]272

二、整編與提高

針對舊教育量多質壞的情況，以及國家財經困難，1950年2月，貴州第一屆教育行政會議決定學校教育方針，以整編、鞏固為主，結合提高，逐步發展。從1950年到1952年，相繼召開了五次全省教育行政會議，都貫穿體現了通過整編精簡，達到減縮機構，節省開支，提高教育質量的目的。[1]455

在全國財經未統一前，為節省財政，要求各專區辦好一處完全中學和師范學校，以便重點示范。全省共計省立中學、師范職校113所，減為中學41校431班，師范8校112班，職校3校33班，共計52校。原省立附小及實驗小學15校核減為4校。[2]221中等以上學校全由省負責辦理，專區、縣集中辦理國民教育和培養改造小學師資，經費由地方教育附加和地方教育款產解決。

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據文教接管部《關于整頓貴州國立三院校的暫行辦法草案》，貴州僅有的三所大學進行了整編。確立的整編原則是精教減雜，將前教職員800余人，縮減一半。規定單系教員7—9人，復系11人，平均每系教員不得超過10人，簡化教學機構，學校設教務秘書處，每處按實際需要設辦公人員。附屬機關采取“以院養院，以廠養廠”的方針，爭取全部自給或自給大部，以便由少補助不補助逐步走向企業化。[7]

各私立學校在政府的關心和幫助下，一面進行改革，一面開班上課，但多數私立學校卻面臨嚴重的經濟問題，難于維持。其原因主要是一些私立學校的常年收入如房租、田租等，或很難收到，或不能再收，經費來源瀕于斷絕，以至有的連薪金也發不出。貴州省二屆教育行政會議對此問題作了規定，根據主辦者性質，貴州私立學校有四種類型，一是辦理有成績，把教育當作社會事業來辦的。二是會館，教會辦的。三是為解決少數人生活，帶著商店性的、營業性的。四是反動分子發展反革命勢力的。[1]4決定對于這些私立學校采取的政策是：第一種獎勵，經費在可能范圍內給予幫助、或酌設人民助學金。如經費是靠房租地租收入者，可設法研究適當處理方法。第二、三種加強領導與管理和改造。要劃撥財產，以免借辦學為名中飽私人。第四種接管，將學生從政治上思想上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私立學校本身如無力續辦者，在同一地區的私立學校，可經過自動、自覺的醞釀，進行適當的合并或設立聯立學校。通過貫徹會議精神，各地采取了很多辦法整頓私立學校。以貴陽的私立中學為例，1950年1月按政治背景、經濟條件，辦學成績等方面的實際狀況將私立中學分為三類：一是須立即令其停辦，予以接管者三校；二是可以存在但有種種問題需要解決者六校；三是問題不嚴重準予繼續存在者六校。[6]即使這樣私立學校仍不足以解決問題，最后陸續合并了8所，其余的私立中學均先后停辦，學生由政府安排轉入他校。

結 論

1949-1952年通過對舊教育的接管、改造實現了貴州教育性質的轉變。適時地對教育進行整編，淘汰不合理的教育資源，建立起正常的教學秩序推進了貴州教育的健康發展，貴州基本上完成了教育轉型的任務。隨著人民翻身當家作主的實現，群眾要求讀書的愿望十分迫切。貴州針對不同的教育類別采取了相應的方針政策，應該說是切合實際的，滿足了人們的教育需求，這在教育發展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到。1950年9月貴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陳曾固《關于貴州省人民政府九個月的工作報告》指出，“在全省完全控制地區，我們共恢復了省立的中學、師范、職校42所，縣立中學1所，私立中學30所，共計73所中學……在城市及已建立革命秩序地方，學校都已恢復”。[1]257到1952年貴州教育發展已超歷史上的最高水平：銅仁到1952年，全區已有小學1008所，在校生達到116893人，比1949年分別增長2.4倍和5.5倍。[1]920遵義小學發展到1449所，在校生220066人，教職工6201人，比1950年分別增長1.73倍、2.57倍、1.1倍，中學增到15所，學生增到4607人，比解放初期增加1倍。[1]877黔南地區普通中學有12所，比1050年增加5所，在校生由1011人增加到2246人，小學由1950年的132所上升到864所，在校生由1950年的1540人發展到104817人。[1]569應該說，貴州三年教育的整頓為從1953年開始教育納入到有計劃發展的軌道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參考文獻：

[1]《貴州教育志》編輯部.1949-1984貴州教育年鑒[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

[2]貴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接管部工作報告.貴陽解放[M].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

[3]貴陽市文教接管部.貴州私立學校臨時管理辦法[Z].貴州省檔案館藏：1141-1-021.

[4]貴州省人民政府教育辦公室訓令[Z].貴州省檔案館藏：1141-1-029.

[5]貴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貴陽市志 教育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

[6]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貴陽文史資料選輯：第27-28輯[Z].1989.

[7]關于整頓貴州國立三院校的暫行辦法草案[Z].貴州省檔案館藏：1141-1-032.

作者簡介：張大偉（1972-），男，湖北洪湖人，貴州師范學院貴州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貴州師范學院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陳合營）

本文系2011年博士專項課題建國初貴州教育發展研究（1949-1956）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GZSY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