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力的辯護等（3 則）

有力的辯護

文/鄧學平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指控念斌犯有投放危險物質罪的證據不足，撤銷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死刑判決，念斌被當庭無罪釋放。至此，這起歷經八次審理、十一次開庭，被告人念斌先后四次被法院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三次被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核準死刑，三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撤銷判決，六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延長審理期限的案件，在長達8年的拉鋸式審理后終于畫上了句點。

結果自然皆大歡喜。念斌重新恢復了人身自由，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用法槌恢復了正義，而辯護律師們則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人們對司法的信心。雖然過程曲折，但念斌案的兩位辯護律師還是在案后及時表達了對法院的感謝，并認為此案的判決離不開推動公正司法的大氛圍，甚至寄望念斌案能成為糾正冤假錯案的一個標本。

嚴格來說，念斌案并不能算作是一個冤案。這是因為，念斌案此前的死刑判決在程序上并未發生終局性效力。既然死刑判決并未生效，案件尚在法定訴訟程序之中，那么冤案之說自然就無法成立了。念斌案的準確概括應當是：法院依據疑罪從無的刑法原則，糾正了過去的錯誤判決。

如同辯護律師的案后聲明所言，念斌案是一次法治的勝利，是一個由眾多的良知和堅持匯成的正義判決。但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是什么讓這些力量得以匯聚？為什么在其他的案件中，這些力量無法匯聚？這個問題不回答，那么念斌案的影響將很難走出個案情境，產生普遍性的效果。

筆者認為有力的辯護是念斌案得以逆轉和改判的關鍵。分析過往那些典型的冤假錯案，不難發現，辯護力量的缺位和弱小、辯護意見的不被重視、法律程序的流水線操作，導致法庭在查清事實、審酌定罪等方面的作用被嚴重虛化和削弱。一旦偵查環節“做成鐵案”，最終的有罪判決就很難避免。念斌案曾經上演過多年以來的雷同情節，若不是兩位盡職盡責的律師參與，恐怕未必會有如今的結局。念斌案證明，只要有強有力的辯護，只要能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很多冤案、錯案原本都可以避免。

律師特別是刑事辯護律師，長期以來是一個不被司法機關“待見”的群體。那些勇于堅守、善于較真的律師往往被冠以“死磕”的名號，甚至有人疾呼“不能讓死磕派砸亂公檢法”。然而刑辯律師沒有任何公權力，作用只是幫助當事人“自我防衛”，全部的手段就是事實和法律。因此，刑辯律師在法律框架內的“較真”和“死磕”不僅無害，而且十分有益和必要。畢竟刑事訴訟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科處刑罰，而在于保障人權、伸張正義。念斌案證明，正義的實現不能靠偏聽偏信，控辯雙方的平等競技和對抗更有利于發現和接近真相。

“垃圾工程”是誰的“杰作”

文/葉青

有媒體報道：遼寧正經歷63年來最嚴重的干旱，旱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阜新縣2011年至2013年為部分村落打的282口抗旱井，因深度不夠、缺乏配套的水泵等成了不出水的“真旱井”。該工程由時任當地發改局副局長李洪志負責，而李洪志已于今年7月17日被檢察機關批捕。此外，當地農民還反映：深度要求20米的水井只打10多米，村民要給打井隊支付電話費等，剛打好一年多井臺已塌了，百多口井打好后基本沒用過……

這個消息包含了太多可解讀的內容。這批水利工程是國家發改委確定的，累計投資7500萬。這不禁讓人疑問：這是否是“跑部錢進”的成果？我當過10年的全國人大代表，曾多次公開指出，一些地方“跑部錢進”得來的錢就是“唐僧肉”，除了“打發”用掉的錢，剩下有多少用于“工程”那就憑良心了。只要能夠過關，該“工程”實際效用究竟有多少很少有人關心。

至于工程質量方面，百多口井打好后基本沒用過，這讓人瞠目。這種“垃圾工程”是誰施工的？誰監理的？這也道出集結在公共工程的某些積弊。有人曾總結出層層轉包“N宗罪”：一是承攬方（公司）沒有建設資質和能力，拿項目是為了“剝一層皮”。二是承攬方靠關系獲取工程項目，發覺利潤不高或難做，便轉包甩給下家。三是經過幾次轉承包后，施工單位發覺利潤薄，便大量雇用無技術、無資質的臨時工施工。四是承攬方本身就是官員親屬或生意伙伴，其承攬工程的公司不施工，而是個專業“發包公司”。此事件中，用水泵還得交錢，村民連打井隊電話費都要打點，正印證了克扣的“層級化”規律：打井隊處于利益鏈末端，獲利不多，于是只能打小算盤，雁過拔毛。

據了解，抗旱井的牽頭單位是當地發改局，而工程竣工后也是由其驗收?？扇缃?，對抗旱井的口徑、深度及工程質量應執行何種標準，驗收時是否達標等問題，參與驗收的發改局的農業股和綜合股工作人員竟表示“不了解”或“記不清”。這背后的責任漏洞，豈能不查？

當然，涉事發改局副局長李洪志已被捕?，F在尚不清楚是否跟工程腐敗有關聯，但如今旱災驗出工程問題的所在，在對涉事官員追責時顯然不能疏忽這點，而且這也是查系統化問題的一個很好的切口。

看來這批工程是完全廢了，但即使這樣，也不能白廢。這時候，責任制、追責制要起作用，估計又會“網”到不少“大魚”。就眼下看，很多問題指向當地發改系統的責任失守。就此而言，顯然應就其從牽頭到驗收的全過程展開責任查究，不能讓國家項目資金被輕易套取、侵占。

電視問政的尷尬

文/ 楠平

前不久，湖南經視《經視問政》節目曝光了衡陽縣西渡木材檢查站站長和副站長涉嫌執法犯法，違規經銷木材。在節目錄制現場，衡陽市市長周海兵當場決定將二人停職，輿論自然又起熱議。

電視問政這事兒，不新鮮，時不時總會有地方上演類似的劇目。地方領導力主創辦，相關節目紅極一時，往往火藥味十足，針對節目曝光的具體民生議題，領導往往當場表態，甚至不惜直接免掉責任人職務。矛盾沖突集中，現場效果好，觀眾看了解氣，一舉多得。湖南經視的這期電視問政節目，衡陽市市長也當場決定對執法犯法的兩位工作人員先停職，而且會“依法、頂格處理”。

在一個電視節目現場，市長有沒有權力做出這樣的處理決定，這是除了為市長點贊的觀眾之外，另一種非常有代表性的疑問。表面合乎程序的決定背后，是否有調查、追責走過場的情況。

電視問政節目所帶給社會、民眾的沖擊，并不僅是這一點點程序上的尷尬。電視問政給人們的觀感，源自政府官員與民眾圍繞社會熱點問題的直接對話，“刺耳的問題、主持人的追問和嘉賓的直諫，官員的緊張尷尬寫在臉上，語無倫次會引來嘲笑，回避問題會招致不滿，并通過直播被無限放大”，確實刺激。但這種電視問政的光鮮背后，卻更多是民眾常態參與城市治理、表達權利訴求的機會不足與渠道不暢。

事實上，這種真刀真槍的對話、責問，原本可以不僅是電視節目里的“秀一場”，正如一位當地人大官員所言，“對政府行政作為，我們有人大依法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有紀檢監察、黨委政府的督辦系統……但這些監督很容易演化成形式主義”。細想，以電視節目的形式直播出來的問政場面，遠不及較真的人大有力量，而且電視節目觀眾遴選的隨機性，本無法與常態民意代表機制相提并論。同樣的道理，不少地方熱衷于組建公咨委、臨時性征集民意聽證代表，以期達到尊重民意的社會效果，卻無心致力于真正激活制度性民意代表機制。如此，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選擇，才是電視問政最大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