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B—S效應的理論研究綜述

盧義紅

摘要：“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是研究生產率與實際匯率關系中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大量的學術研究對這個邏輯清晰的理論提供了實證檢驗。國內外眾多學者對此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文章闡述了國內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現狀。

關鍵詞：生產率；實際匯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是研究生產率與實際匯率關系中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大量的學術研究對這個邏輯清晰的理論提供了實證檢驗。國內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主要概括如下。

俞萌（2001）以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為理論出發點，通過研究亞洲各國及中國匯率變動的實際情況，試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與匯率變動之間的關系進行闡述，并對我國90年代匯率并軌以來經濟增長與實際匯率的變動情況進行了檢驗。結果表明，現階段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正常，也就是說沒有被高估，我國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但是，她只選取了1994～1998年的數據驗證人民幣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研究的時間段過短，并不能完全解釋人民幣實際匯率的長期走勢。

丁劍平（2001）從不可貿易部門的工資水平作用于實際匯率的角度出發，研究了中國和日本的情況，實證結果顯示在中國和日本存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同時，他認為在各國GDP構成中如果第三產業占比越大，那么實際匯率受該部門的影響就越大。

楊長江（2002）以勞動可以無限供給為研究角度，對人民幣實際匯率長期調整過程中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進行了全面考察。他認為各時期外部實際匯率貶值的原因不盡相同，在1997年之前實際匯率貶值歸因于制度變遷型，而1997年后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并且未來技術進步性貶值仍將繼續。

王維（2003）選取1984～1999年人民幣對美元實際匯率和中美兩國兩部門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等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對各個變量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美兩國可貿易品部門與不可貿易品部門的相對勞動生產率關系密切。同時，通過對人民幣實際匯率VAR方差進行分解，結果表明造成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的主要因素是中國兩部門相對勞動生產率的變動而不是美國兩部門相對勞動生產率。以實證檢驗結果為分析基礎，他提出了政策建議：鑒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主要是由我國兩部門相對勞動生產率引起的，所以基于中美兩國不可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差異較小的情況，提高我國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美國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是必然選擇。

陳志昂、方霞（2004）分別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對人民幣對美元的購買力平價和實際匯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通過1990～2000年的實際匯率的測算，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沒有被高估而是被低估。他們發現，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對研究那些以制造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得出的結論更具說服力，而并不一定適用于研究那些服務業發展較快的國家。他們用實證方法證明，引起人民幣實際匯率偏離購買力平價的因素眾多，并不僅限于生產率，同時由于我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比例很大，其工資變動受到國家政策影響較大，當生產率提高時，工資上漲的沖動會受到國家遏制，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長期有效地控制勞動力成本的必要性。

盧峰（2006）在他一系列的文章中，以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為理論出發點，深入研究了人民幣實際匯率。他將我國匯改的大背景和我國國際收支結構變動等因素考慮在內，比較了我國勞動生產率、我國工資與勞動力成本變動情況，研究結果發現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存在于當代人民幣實際匯率演變過程中，但這種效應呈現出明顯的中國特點，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選擇。針對前期許多實證分析認為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在中國不適用的問題，盧鋒認為用人均GDP增長率等“總量性生產率”作為檢驗變量與模型不符，“總量性生產率”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模型中所提出的“結構性生產率”不可相提并論，因此用它來代替結構性生產率會產生較大的誤差。此外，由于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所以以前實證分析所得出的不支持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結果不能說明所有問題，相反地，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應當說是符合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假說的。

鄂永健、丁劍平（2007）在不同國家總消費構成中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占比不同及總貿易消費品中本國生產的可貿易品和進口品占比不同這些假設條件下，以新開放宏觀經濟學（NOEM）的分析框架為研究出發點，采用一個存在壟斷的兩國動態均衡一般模型為分析工具來分析生產率與長期實際匯率變動之間的關系，此模型是對傳統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一個拓展。他們通過對中美兩國1979～2004年的數據的實證檢驗，結果發現，中國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對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起主要作用，說明差別消費權重對中國可貿易品部門生產率上升會引起人民幣升值的結論沒有影響，相反人民幣對美元的實際貶值主要由美國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上升引起的，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化與中國貿易條件關系密切。

唐旭、錢士春（2007）通過將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劃分為可貿易與不可貿易部門，選取第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與價格縮減指數等數據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我國不可貿易部門相對于可貿易部門的相對價格隨著可貿易部門相對于不可貿易部門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的上升不斷在上升， 結論這個與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理論所推測的相符。進一步研究表明，兩部門相對價格主要受兩部門相對生產率影響，并且兩者呈正向關系。他們對中美兩國的兩部門相對生產率、兩國價格水平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的關系作了進一步研究。結果發現，相對生產率是兩國價格水平與人民幣實際匯率的主要影響因素。也就是說，人民幣實際匯率會由于我國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于不可貿易部門出現較快增長而出現升值。

彭國富、劉洪濱、張彩霞A2007A以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模型為研究工具，對人民幣實際均衡匯率進行了估算并根據估算結果評價了人民幣匯率水平是否合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并不違背匯率決定規律。

陳科和呂劍（2008）以工資機制失效的模型對傳統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進行了拓展，通過拓展模型為對人民幣實際匯率進行了實證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不管是在標準模型下還是在拓展模型下生產率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影響均顯著，該分析框架是對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的必然趨勢的一種合理解釋。

王義中（2008）引入資本管制因素和消費偏倚的因素，數值模擬結果顯示消費偏倚的減弱是人民幣匯率升值路徑和升值預期轉換為貶值預期的關鍵條件。生產率對匯率的影響受本國可貿易品與不可貿易品替代彈性大小、本國生產的可貿易品和進口商品替代彈性大小及資本管制程度所制約。

姜波克和莫濤（2009）分析了 “不可貿易品”參與交易對經濟交往中的利益格局所產生的影響，深入分析了發展中國家在無形商品貿易過程中，尤其是在有形商品交換無形商品過程中所處的不利地位，指出傳統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模型忽視了這一點。

劉堯成（2010）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兩國模型為研究工具，在此模型中引入了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和粘性的價格調整方式，在此基礎上模擬分析了匯率對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下敏感性。分析結果表明，供給沖擊能更好地解釋匯率的波動，所以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對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解釋作用較強。

周亞軍（2011）以BS 理論為研究出發點，將政府支出比率、開放度、投資率、銀行信貸比率、貿易條件等加入到標準的BS 模型對原模型進行拓展，拓展模型將匯率決定的供給和需求方因素都囊括在內。通過拓展模型對人民幣實際匯率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美相對勞動生產率在實際匯率的決定中的主導作用不受拓展變量的影響，但是開放度、信貸比率、投資比率、貿易條件等需求因素對實際匯率也有一定的影響。

以上眾多研究為我們研究實際匯率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但這些研究也存在些不足：從時效性上來說，在2005年匯率體制發生巨大變化之后的研究比較少，大多數研究還是基于2004年之前的數據；從研究角度來說，幾乎沒有研究對生產率和實際匯率之間的聯系作一個全面、系統的分析。

參考文獻：

[1]俞萌.人民幣匯率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分析[J].世界經濟，2001（05）.

[2]高海紅.實際匯率與經濟增長研究[J].世界經濟，2003（07）.

[3]王維.相對勞動生產力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影響[J].國際金融研究，2003（08）.

[4]張斌.人民幣匯率重估與匯率制度改革問題[J].管理世界，2004（03）.

[5]張曉軍，吳明琴.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的實證檢驗——來自亞洲的證據[J].南開經濟研究，2005（05）.

[6]葛開明.人民幣匯率與勞動生產力相對成本優勢的思考[J].國際金融，2005（02）.

[7]盧鋒，韓曉亞.長期經濟成長與實際匯率演變[J].經濟研究，2006（07）.

[8]王蒼峰，岳咬興.人民幣實際匯率與中國兩部門生產率差異的關系[J].財經研究，2006（08）.

（作者單位：北京工商大學嘉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