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新儒家的建構與西漢盛世

鮮原

提 要：西漢文景—武帝之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支撐這個盛世的理論基礎是黃老思想與新儒家，主要是新儒家。所謂新儒家乃儒學雜糅法、道、陰陽諸學的結果，是孔孟原始儒學以后儒學第一次較為完整的理論整合。它反映出上升時期的新興地主階級因時而變的智慧、相對寬廣的情懷和積極進取的精神。

關鍵詞：黃老，無為，公孫弘，董仲舒，霸王道

咸陽皇家圖書館先秦典籍的焚毀殆盡，項羽自然是第一罪人；但是，作為漢王朝開國皇帝的劉邦，卻也難脫干系。翦伯贊在《秦漢史》一書里就直指他“是一位毫無文化教養的小土豪”[1]。劉邦在與項羽的較勁中，是“先入關者”。但他于公元前206年攻入咸陽后，卻只知道搜集阿房宮中的珍寶、美人和田賦、戶口的冊籍，對于皇家圖書館那滿當當的古典文獻，竟毫無所動；以致后來粗野的項羽入關，添加了一把大火，使這一庫僅存的古典文獻，終化為灰燼。假使當時這位先入關者，也把這庫古典文獻和珍寶、美人及田賦、戶口的冊籍，同時搬到霸上軍中，今天我們所知道的秦與先秦文化方面的知識，也許會更多些吧？

但是，話又說回來，劉邦這位曾“以儒冠為溺器”的“長者”，也同秦始皇一樣，是很瞧不起儒學和儒生的。據史載，“偶語詩書者棄市”這一條知識分子懲治法，在漢高祖的時代，還繼續有效。因此，他于公元前206年入關后，對皇家圖書館那琳瑯滿目的書籍（在他看來，這之中大致主要是儒生們的著作）無動于衷，當是可以理解的。

過去多認為，漢高祖劉邦從秦王朝滅亡的事實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因而直至漢武帝時代以前的幾個皇帝都倡黃老而行“無為之治”。其根據是太中大夫陸賈在《新語·無為》里回答劉邦的一段話，即秦“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又言“夫道莫大于無為”，“故無為也，乃無不為也”。這些話的意思，頗有《老子》的韻味。大概漢初統治者意識到秦代的滅亡與苛法暴斂密切相關，于是痛斥法家學說而崇尚黃老，標榜清靜無為和因循而治，一時黃老思想風靡朝野。持漢初倡黃老說者還舉出《漢書·外戚傳》的一段記載為證，說漢文帝的皇后，即漢景帝時的皇太后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那么，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黃老思想與無為之治

原來，漢初倡行的“黃老”，是指《黃帝》四篇和《老子》二篇，而以《黃帝》為主。1973年底，考古工作者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一批珍貴帛書，其中有“《經法》凡五千，《十大經》凡四千五（或三）[百]六[十]四，《稱》千六百，《道原》四百六十四，《[德]》三千卌□，《道》二千四百二十六”。對此，考古學家們多認為，從《經法》起的前四篇當是《漢書·藝文志》里所載的《黃帝》四經。[2]

關于“黃老”的記載最早出自《史記》。其《樂毅列傳》說：“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于齊，稱賢師?！薄皹烦脊珜W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薄独锨f申韓列傳》也說：“申子之學本于黃老而主刑名?！薄绊n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于黃老?！弊鳛榉宜枷爰蟪芍鞯摹俄n非子》當然是要講刑名的，因此司馬遷將《申子》和《韓非子》并列起來是講得通的。但是《老子》并不講刑名，刑名怎么能和黃老結合起來呢？前人因此很是困惑。直至馬王堆帛書出土，《經法》等《黃帝》四經面世，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黃帝》四經也講刑名法術之學；它的行文方式及內容，卻從《老子》脫胎而來但又大異于《老子》?；蛘呖梢哉f它是道表而法里的著作。雖然如此，黃老并列，借助道家的外殼，卻畢竟反映出時代對以嚴刑峻法著稱的暴秦的唾棄。因此，漢初的黃老之學當然不能視作秦代法家思想的翻版。

漢初的一批政治家，多信奉黃老思想。蕭何是漢朝的開國丞相，他參照秦法（即李俚《法經》六篇）與老子“清靜”觀，“作律九章”，奠定了漢朝的政治制度。所謂蕭何之“約束”，主要指九章漢律。那時流傳的一首歌謠說：“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靜），民以寧壹?！保ā稘h書·曹參傳》）

曹參也信奉黃老思想?！妒酚洝げ芟鄧兰摇氛f他在漢初做齊國丞相期間，“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吧w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得到曹參的信用。曹參在齊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死后，曹參繼任漢封建中央政府丞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時有“蕭規曹隨”之稱。漢惠帝劉盈責備他“不治事”，他回答說：“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保ā妒酚洝げ芟鄧兰摇罚┻@就清楚地表明：西漢前期“無為而治”的實質，乃是繼續執行“既明”的“法令”，以達到“遵而勿失”的目的；這“法令”，則是劉邦、蕭何早已規劃好了的，故謂之曰“既明”。

又如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漢書·陳平傳》）。陳平是劉邦的一個重要謀士，后來繼曹參為丞相。

西漢初年的“無為之治”頗為看重法治傳統。文帝宗黃老，善刑名之言；景帝和竇太后繼承法治，可是朝野中奉行原始儒家思想的人則大加反對。這在《史記·儒林列傳》所記轅固生與黃生于“湯武革命”的是非之爭問題上似可獲得說明。轅固生是儒家，黃生被說成是道家。黃生說：“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于足?！备]太后召轅固生問《老子》書，轅固生說：“此是家人言耳?！备]太后怒了，說：“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事實上，《老子》所說還較玄妙，《黃帝》四經才真正像家人言。至于“司空城旦書”是法家所用，竇太后由于痛惡儒生，所以要用刑書來代替道經。黃生所言的要旨，是將君臣關系視作一種永遠不能改變的絕對關系，是一種絕對化的政治秩序，一種絕對化的政治名分（這與原始儒家的所謂“從道不從君”的“義合”的君臣關系是截然對立的）。這如同帽子破了仍要戴在頭上，鞋子雖新也仍得穿在腳上的道理一樣。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黃老之學何以會在漢初大行其道。因為它最厲害之處乃在于“得君行道”；而所謂“清靜無為”固然重要，卻不如“得君行道”那么貼近漢家天子的心房。這里還須指出的是，黃生的“冠履”論，不僅見于《太公六韜》的佚文，而且也還兩見于《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另據《史記·儒林列傳》的文字，漢景帝當時顯然偏袒黃生，不喜歡轅固生談湯武受命（轅固生稱湯武起兵是“受命”，堅持原始儒家的“君不君則臣不臣”的理論）。難怪此后漢廷的儒生再也沒有碰這個題目了。

還須指出的是，漢初諸帝打著黃老旗號奉行的“無為之治”的“無為”，雖從先秦道家的“無為”思想演繹而來，但又同它保持著一定距離。換言之，即攙和進了法家的東西。道家之“無為”，原本是順應自然變化之意?！独献印吩疲骸暗莱o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焙髞眄n非子又重新對“無為”作了解釋，稱“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韓非子·揚權》）；君臣上下都能按“法”行事，就可以做到“無為”。而馬王堆帛書《經法》劈頭第一句話就是“道生法”，認為“道”是無形的，看不見摸不著，但它決定和支配著萬事萬物的生死成敗，也產生了法?！督浄ā酚终f：“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度也?！边@就是說，“法”雖是由“執道”的君主制定的，但不完全以君主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君主們不能隨便廢除或觸犯“法”，否則就違背了天地之“恒道”?！督浄ā愤€明確指出：“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薄疤撿o謹聽，以法為符?！边@里所說的“虛靜”，就是要求不受干擾，一切以“法”為準繩。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則是馬王堆帛書（《十大經》）中反復出現的一句話。它的原意就是強調執“法”必須果斷、堅決，不能優柔寡斷，否則那些非“法”的活動就會擾亂封建統治的新局面，就不能鞏固大一統的中央政權?！督浄ā酚貌簧倨撟C了動與靜、無為與有為的關系，要求達到“動之靜之，民無不聽”。這一點，也很符合希望穩定新的統治秩序的漢王室的胃口。其時百廢漸興，百業漸舉，因此，黃老之學才被漢初統治者奉為至理之言，奉為治國之術，奉為君臣上下當普遍知曉的政治教科書。這樣，長沙王相利蒼家才會將它們恭謹虔誠地隨葬于墓（其墓年代為漢文帝前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中，以示在人在鬼都要時時奉讀不已，不敢有怠。這正如《隋書·經籍志》所言：“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潼S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p>

二、叔孫通的乖巧和公孫弘的曲學阿世

高揚黃老旗號的“文景之治”過后，便進入西漢盛世的高潮時期——武帝時代（前140—前87）。這一時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最為引人矚目的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論者一般認為：這便開了“此后兩千余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3]

不過，漢武帝劉徹在位之時，地方割據勢力覬覦中央政權，威脅國家統一的危險并未因前代的“削藩”和平定吳楚七國之亂而解除，北方匈奴又頻繁南下，騷擾內地……因此，先秦法家的“尊君卑臣”（其與黃老“得君行道”是相通的）思想便換了面目而得以風行于朝中。不少歷史學家其實看到了這一點：孫景壇先生提出，漢武帝時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乃中國學術史上最早的“打著紅旗反紅旗”。[4]與此相應，余英時先生也提出漢代“儒家的法家化”[5]這個命題。只是，余英時的命題的角度，與孫景壇不同。孫景壇是從法家借儒“尸”而“還魂”的角度認識漢代的儒法關系的；余英時則從儒家借法“尸”而“還魂”的角度來辨析。不過，我們即便認可余英時先生的思路，也應看到：在漢初高揚黃老旗幟的背景下，儒家的“借尸還魂”，已使得這還出來的魂魄已非先秦儒家的原湯原汁了，而是攙和進其他諸子學說的大雜燴。漢武帝時代“獨尊”的“儒術”，就是這種新儒學，是董仲舒援法家以及道、陰陽五行學說入儒后的新儒學。

余英時先生指出，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原本最鄙視儒生，可是時有“儒宗”之稱的叔孫通居然用“朝儀”這件事獲得劉邦的賞識。個中原委，就是叔孫通委屈了自己，借用法家的東西打動了劉邦。原來劉邦雖做了皇帝，而同他一齊打天下的功臣卻都不知禮節，史稱“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史記·叔孫通列傳》）。叔孫通于是提議由他去魯地征召弟子來“共起朝儀”，意欲“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他的“古禮”是否真實，大有可疑，因為魯地有兩個儒生便拒絕受召。他們對叔孫通說：“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史記·叔孫通列傳》）不過，叔孫通曾任秦廷博士，他所說的“秦儀”怕不會假。由此可見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大致該是秦廷“尊君卑臣”的禮節。所以在新朝儀施行后劉邦要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笔鍖O通的這套把戲以后被朱熹識破。他在《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五里如是言：

叔孫通為帛蕝之儀，其效至于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京，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叔孫通的乖巧尚不止此?！妒酚洝な鍖O通列傳》說，漢惠帝繼位后，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路，已經開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莸鄣箍辖邮芘u，當即表示要毀掉已經筑好的路段；但這時叔孫通又不贊成了。他說：“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亦有過舉?！边@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的錯了，也不應公開地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所以皇帝必須用其他曲折的方式來補救自己已犯的過失?！叭酥鳠o過舉”這句話，從此變成皇帝的金科玉律，皇帝的尊嚴真是至高無上了。[6]于是，叔孫通這位“與時變化”的大儒，就率先識時務地把先秦法家的“尊君卑臣”的貨色，偷運進漢家的政治舞臺。只是“尊君卑臣”卻被以后的大多數學者看作是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殊不知它最早是姓“法”而非姓“儒”。

西漢一代，大批士子因治五經而入仕從政，而第一個因此得以“封侯拜相”者，是漢武帝時期的公孫弘?！妒酚洝て浇蚝盍袀鳌酚涊d：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余，乃學《春秋》雜說?！霝槿嘶制娑嗦?，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砍瘯h，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余，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閑，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