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清政府從“以蒙治藏”到“以藏治藏”

高振華

提 要：以蒙古和碩特部代行西藏治權，即所謂“以蒙治藏”，是清初特定歷史條件和民族關系格局之下，清王朝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邊疆穩定而采取的一種具有變通性的治藏政策。然而，這種帶有羈縻性質的間接統治政策不會長久維持。為加強對西藏的統治，清政府將西藏“以蒙治藏”政策調整為“以藏治藏”。這便是清政府調整治藏政策的初次嘗試。毫無疑問，重新制定和調整治藏政策歸因于西藏地區蒙藏矛盾的激化、西藏民眾內附心理的增強和清王朝的逐漸強大與青海地方割據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但必須指出的是準噶爾侵藏也確實給清朝調整治藏政策創造出一個絕佳時機。

關鍵詞：清政府，政策調整，“以蒙治藏”，“以藏治藏”

一、“以蒙治藏”政策的確立及蒙藏矛盾的產生

清順治元年（1644年），順治皇帝遣使西藏，迎請五世達賴來京。直至順治九年（1652年）正月，五世達賴才帶領著由大批蒙藏官員組成的龐大使團動身來京。五世達賴一行人到達京城，僅僅一個月后，固始汗即遣使“表貢方物，兼請達賴喇嘛還國”[1]。五世達賴便以“水土不宜”為由向順治皇帝辭行。此種不尋常的舉動，顯然是五世達賴離藏前，蒙藏統治階級事前的布置，只等達賴抵京后，固始汗的朝貢人員立刻接踵而至，敦促達賴返藏。其中緣由，有關研究者認為是西藏地方政權建立不久，藏巴汗和噶瑪噶舉派的殘余勢力仍不時掀起抵抗運動；倘若達賴喇嘛在內地逗留時間過長，恐怕不利于新政權鞏固。[2]筆者淺見，固始汗敦促達賴喇嘛從速返藏有更深層次的原因。蒙古信仰藏傳佛教的歷史悠久，二者的密切關系不僅僅是在精神領域，也滲透進政治領域。固始汗深知清政權定都北京后，加緊與西藏聯系并不僅僅為了和平取得西藏地方統治權，也有爭取達賴喇嘛對清王朝認可，以便更順利地延續其“興黃教，安蒙古”的傳統政策的目的。此次達賴入京與順治皇帝會晤，固始汗擔心清王朝為了更易控制達賴而將達賴軟禁，致使他失去黃教保護者的身份，進而動搖其西藏汗王的地位，削弱其在蒙古諸部中的影響力，最終遭到其他蒙古部落的刁難，使整個和碩特部處于危機之中。當然，五世達賴本人也害怕被扣留于京師。這樣蒙藏統治集團事先計劃，待達賴到京后立即派人要求其返藏也在情理之中了。

順治皇帝并未極力挽留，當即準行，而且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偕固山貝子顧爾瑪洪、吳達海等人率領八旗兵丁護送達賴喇嘛至代噶地方（今內蒙古涼城縣）。隨即，順治皇帝又派遣了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等人，送賜于達賴喇嘛的金冊金印至代噶地方，宣布封五世達賴喇嘛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3]同時賜封固始汗為“遵行文義敏慧顧實汗”。[4]從冊封五世達賴的敕諭可看出，清朝統治者給予達賴的是“領天下釋教”，即是說清政府承認達賴在西藏以及蒙古地方是精神上的最高領袖。而從冊封固始汗的敕諭則看出，清朝統治者認為固始汗“尊德樂善，秉義行仁，惠澤克敷，被于一境，殫乃精誠，傾心恭順”，令他“文宣聲教，作朕屏輔，輯乃封圻”[5]。即是說清政府承認固始汗在西藏地方政治上的統治地位，決心通過和碩特蒙古對西藏地方實行間接統治。這樣，清王朝對治理西藏進行了首次嘗試，確立了以達賴喇嘛掌管釋教，支持和依靠和碩特蒙古汗王掌管西藏地方政治的“政教分離，以蒙治藏”的統治政策。此后由于幾代汗王的忠順，和碩特蒙古在西藏做了長達七十余年的實際統治者。值得肯定的是，政策的實施確實在清朝建立之初有效地幫助了清政府順利地履行了對西藏的主權；然而和碩特汗王在西藏實行的某些具體措施卻令蒙藏上層貴族之間產生了矛盾，為“以蒙治藏”政策的最終瓦解埋下了隱患。

一方面固始汗統治西藏時期只重視對政治、軍事的控制，而將全藏的經濟大權拱手交給達賴喇嘛。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寺院勢力，本來就有相當強大的經濟實力，又取得了固始汗給予的西藏地區賦稅支配權和賜封土地的特權，更是如虎添翼。[6]黃教集團正是通過賜給西藏貴族和寺院大量的土地使西藏僧俗勢力疏遠和碩特蒙古汗王，轉而依靠自己。

另一方面固始汗為了便于統治西藏，有意借助于達賴喇嘛的聲威，將本來總管達賴喇嘛事務的第巴任命為地方政權的第巴，使第巴一職成了西藏的政務總管。如此一來，以五世達賴為首的黃教寺院集團勢力便很容易地進入到西藏的政治領域。

固始汗統治期間，鑒于他的威懾力以及政權中自第巴以下的藏族官員實力尚顯弱小，西藏的蒙藏統治階級的矛盾尚不突出。順治十二年（1655年），“以蒙治藏”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和碩特蒙古族杰出的領袖人物固始汗去世。他的死使和碩特部在藏勢力受到了重大影響，也使清政府“以蒙治藏”的政策出現了動搖的苗頭。由于固始汗的繼承者達延汗（1658—1668年在位）和達賴汗（1671—1701年在位）不論從統治才能還是用人手段上講均十分平庸，加之西藏地方藏族官員自第巴以下羽翼漸趨豐滿，和碩特汗王的統治不時有被架空之勢。

二、蒙藏矛盾的激化與“以蒙治藏”政策的解體

蒙藏之間的矛盾，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桑結嘉措出任第巴之后，愈來愈激化。

桑結嘉措（1653—1705），屬于仲麥巴家族，拉薩貴族，自8歲起進入布達拉宮，曾與噶爾丹一起從五世達賴學習佛教、文學、史學等學科，由于能力突出，逐漸得到達賴的信任，康熙十八年（1679年）受達賴任命出任第巴一職，負責處理一切日常事務。桑結嘉措執政之初便顯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在各地推行宗本流官制度，以集權于拉薩地方政府。這樣，就消除了地方勢力反叛或割據的社會基礎。[7]

康熙四十年（1701年），拉臧魯貝繼立為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汗王。兩年后，拉藏汗將拉臧魯貝殺害自立為王，這是和碩特蒙古勢力在西藏中興的一個轉折?！袄睾故且粋€品格優良、精力充沛的人，對于和碩特首領處于無權的狀況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他立即開始對西藏事務積極熱情起來”[8]，決心恢復以往和碩特汗王在西藏的地位。是時，恰逢桑結嘉措暗助噶爾丹以及對五世達賴秘不發喪的事情為清政府所知，康熙皇帝對之表現出了不滿與懷疑。桑結嘉措迫于清政府的壓力不得不宣布退位，由其子阿旺仁欽擔任第巴，自己則在幕后掌權。這恰好給了拉藏汗依靠清政府與桑結嘉措較量的機會。拉藏汗開始與退居幕后的桑結嘉措展開了一場奪權的大戰。這場大戰的實質是西藏本土藏族勢力與外來和碩特蒙古勢力矛盾激化的產物，也是雙方爭奪西藏統治權的斗爭。endprint

起初桑結嘉措想毒死拉藏汗，但沒有得逞，反而被拉藏汗得知。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雙方決定和平解決，桑結嘉措退出政府，拉藏汗保持汗王頭銜，但必須返回青海。表面上雙方都表示同意，暗地里卻都未履行協議。拉藏汗隨后集結蒙古軍隊向那曲推進，兵分三路進軍拉薩；而桑結嘉措也在拉薩嚴陣以待。然而西藏地方的兵丁畢竟不及蒙古鐵騎強悍，最終拉藏汗獲勝，桑結嘉措被處死。拉藏汗的勝利一方面說明和碩特蒙古在西藏仍有較強的軍事力量和一定的統治基礎，“以蒙治藏”政策還有繼續推行的現實性；另一方面說明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西藏本土軍事力量的孱弱，決定了西藏政教勢力只能尋求外來力量的援助來驅逐和碩特蒙古勢力。

值得說明的是，清政府對這次蒙、藏權力之爭的立場并非中立。商南多爾濟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奏報中曾說“先是，達賴喇嘛身故，第巴匿其事，包藏禍心，構斗喀爾喀、厄魯特，互相仇殺，擾害生靈，又立偽達賴喇嘛以惑眾人，且毒拉藏而逐之，是以拉藏蓄恨興兵，執第巴而殺之，陳奏偽達賴喇嘛情由。受命護軍統領席住、學士舒蘭為使，往封拉藏為護法恭順汗?！盵9]很明顯，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支持和碩特汗王的。究其原因，從清朝角度講，一方面第巴桑結嘉措暗助噶爾丹反清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滿；另一方面清政府長期以來對和碩特蒙古的忠順態度及其統治西藏地區的穩定局面表示滿意。一方是有反清嫌疑的西藏第巴，另一方是長期忠順的蒙古和碩特汗王，清政府有理由支持拉藏汗，繼續推行效果顯著的“以蒙治藏”政策。

拉藏汗重新掌控西藏地方政權后，蒙、藏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消除，反而有上升的趨勢。出現這種情況主要由于桑結嘉措被處死后，拉藏汗以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生活放蕩、不守清規，認定其為偽達賴喇嘛將其廢黜，并押送京城，[10]改立百噶增巴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然而，倉央嘉措實為遵從五世達賴喇嘛的遺囑，按照活佛轉世的一般定規辦理，由班禪大師為其剃度主持坐床的黃教教主，無論是西藏民眾還是蒙古諸部均將其視為五世達賴喇嘛真正的化身。拉藏汗廢黜倉央嘉措的做法使其最終失去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令西藏僧俗民眾驅逐和碩特蒙古的信念更加堅定。同時，長期覬覦西藏的漠西蒙古準噶爾部更是緊緊抓住這個時機準備侵藏，實際上拉藏汗已經將自己推到了腹背受敵、進退維谷的境地里了。

有意思的是，在和碩特蒙古最危機的時刻，拉藏汗的親友們——青海和碩特蒙古的王公們也表現出了極度的不滿，這給清政府處理西藏與青海的關系問題制造了很大的麻煩?？滴醯坩槍@種情況，考慮到青海蒙古的態度，不得不在基本承認益西嘉措為六世達賴喇嘛的基礎上，暫緩冊封。[11]然而青海蒙古和三大寺上層并未就此罷休。他們得知倉央嘉措在押送赴京的途中病逝于青海湖畔后，便一直在暗中尋訪心中真正的轉世靈童，最后確認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出生于里塘的格桑嘉措為倉央嘉措的轉世。消息一經傳出，立刻得到了青海蒙古的大力支持。青海蒙古親王達什巴圖爾在臨終前就曾向羅卜藏丹津等人留下遺囑，“一再告訴他們要盡快請來化身，對此要不惜一切”[12]。拉藏汗的地位自然也就受到了更大的挑戰。顯然，在這次“達賴之爭”中青海蒙古親王們與拉藏汗分別支持的轉世靈童哪個成為達賴喇嘛，哪一方便會在宗教上取得優勢，繼而也就會在西藏政壇上占據有利地位，這對控制蒙古其他部落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因此，本質上說這場斗爭系和碩特蒙古內部爭奪西藏統治權的政治斗爭。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底，準噶爾蒙古新的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派遣大策零敦多布為首的遠征軍以護送格桑嘉措坐床為名入侵西藏，直接插手到這場爭端中來。次年十一月，拉藏汗自布達拉宮突圍時，被準噶爾軍殺死。從1642年固始汗在西藏建立地方政權，到1717年拉藏汗被準噶爾兵殺害，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統治徹底結束。清政府實行的“以蒙治藏”的政策也就此解體。

三、準噶爾部侵藏與清政府對藏施政方針的轉變

準噶爾部是漠西衛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在首領巴圖爾渾臺吉統治時期，已經十分強大，成為衛拉特四部之首； 發展至噶爾丹統治時期，儼然已經成為雄踞西北的一方霸主了?？滴醯廴鞲翣柕⑵浣藴绾?，噶爾丹親侄策妄阿拉布坦順理成章地做了準噶爾汗。隨即，西藏達賴喇嘛系統賜給了策妄阿拉布坦“額爾德尼碩魯克圖巴圖爾渾臺吉”的稱號，承認了他在準噶爾的地位。[13]之后，策妄阿拉布坦開始不斷地東征西討，羽翼漸趨豐滿。

當西藏地方蒙、藏矛盾空前激化，拉藏汗與青海和碩特臺吉們爭立達賴喇嘛產生爭執之時，策妄阿拉布坦便將注意力集中到多事之秋的西藏。為了實現控制西藏挾持達賴以號令蒙古諸部的目的，策妄阿拉布坦開始計劃大規模入侵西藏。事實上，他要插手西藏政務，借口并不難找，護送蒙、藏各部共同信仰的黃教真正化身格桑嘉措入藏，便是現成的理由。困難的是如何制造假象迷惑拉藏汗令其疏于防范，使準軍迅速地進入西藏。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花費了幾年的時間做前期的準備工作。

首先，他利用自己的第三夫人與拉藏汗是姐弟的親戚關系，手書于拉藏汗，要求親上加親，將自己的女兒博托洛克嫁給拉藏汗的長子丹衷，并答應給十萬兩白銀作為女兒的嫁妝。條件則是丹衷必須到準噶爾部的根據地伊犁舉行婚禮，待成婚之后再擇期將二人護送返回西藏。當時康熙皇帝和拉藏汗對此事均表懷疑，康熙帝甚至說：“若不深謀防范，斷乎不可?！盵14]拉藏汗也不希望兒子上門成親，但丹衷一心前往，并以死相逼，加上請求神示結果并未表明吉兇，最終拉藏汗還是同意此門親事?？滴跷迨辏?714年），丹衷和博托洛克在伊犁完了婚?？滴趿荒?，丹衷失去了利用價值，策妄阿拉布坦將其放在火上活活蒸死，博托洛克也改嫁他人。[15]

其次，策妄阿拉布坦派人到拉薩三大寺聯絡格魯派上層反對拉藏汗的勢力，向他們表示自己是格魯派的忠實信徒，并暗示自己要推翻拉藏汗的政權，擁護新的達賴喇嘛坐床。這一作法正好迎合了西藏僧俗民眾強烈要求驅逐和碩特蒙古勢力出藏的心理，對長期以來受拉藏汗壓迫并與拉藏汗矛盾重重的格魯派上層來說也很有說服力。因此很多熟悉西藏地理，了解西藏民情的喇嘛在準噶爾侵藏時紛紛加入到準噶爾的軍隊中，這無疑對準噶爾軍侵藏起了不小的作用。endprint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遣他的堂兄策零敦多布帶領六千準噶爾軍隊，從南疆的和田出發向西藏進軍。此時，丹衷和博托洛克的政治婚姻充分地顯示了它的重要作用，成功地迷惑了拉藏汗。當阿里地區的總管康濟鼐向拉藏汗報告，“據冶爾禪巴傳送來的消息說，準噶爾的六千軍隊已經啟程前來，是敵是友，難以逆料”[16]的時候，準噶爾軍隊卻自稱護送丹衷回藏。策妄阿拉布坦不久前剛剛與拉藏汗結成親家，又拋出這樣的幌子，拉藏汗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支軍隊就是來對付自己的。由于拉藏汗的疏忽和猶豫，準噶爾軍很快深入西藏，進而圍攻拉薩。最終拉藏汗因寡不敵眾，被準噶爾兵殺死，策零敦多布就這樣占領了拉薩。

幾乎與拉藏汗兵敗身亡同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皇帝接到了拉藏汗請求增援的奏章；五月二日，蘇兒扎之妻至柴達木請求保護，由此清政府始知拉藏汗身亡的確切消息。[17]倉促準備后，康熙帝命總督額倫特與侍衛色楞率兵進藏?；蛞蚩滴醯蹖ξ鞑匦蝿莨烙嫴蛔?，或因領兵統帥過分輕敵，大軍與準噶爾人交戰的過程中被分兵包圍，最終因馬匹缺乏，糧餉不濟而全軍覆沒。這次用兵的失敗，從側面說明了清政府在此之前尚未產生驅逐和碩特蒙古出藏，進而改變“以蒙治藏”政策的想法，否則便很難解釋此次倉促用兵何以慘敗。失敗的消息傳到京城，在朝廷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康熙帝也對準噶爾控制西藏一事更為重視。他認為西藏地處西南邊疆，它的安危不僅關系到清王朝的邊境是否穩定，而且也關系到青海、四川、云南是否能夠保全。另外，準噶爾控制了西藏還會對內外蒙古地區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動搖清朝“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既定政策。于是，同年十月十二日，康熙帝命皇十四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坐鎮青海，同時決定分南北兩路進入西藏，共動用兵力達一萬七千余人。

事實上對清政府而言，西藏當時的情況恰好為其提供了一個重新部署治藏政策的大好時機：第一，準噶爾人控制西藏之后，并沒有表現出一絲黃教忠實信徒的樣子，也沒能履行策妄阿拉布坦所言的“護送”七世達賴格桑嘉措回藏的諾言。[18]相反，進入拉薩的準噶爾兵到處搶掠，將寺院、神殿的貴重物品占為己有。意大利藏學家伯戴克在他的著作《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和西藏》一書中也有這樣記述：“準噶爾人不像是占領軍，倒像韃靼土匪，為了搜索糧食和燃料到處搶劫，農村當然同樣遭殃。他們的所作所為造成嚴重后果之一，就是使拉薩地區一片光禿禿?！盵19]準噶爾人土匪一樣的行徑，不僅使西藏本土貴族大失所望，而且引起西藏民眾的強烈憤慨。相反，清朝軍隊紀律嚴明，當時在拉薩的外國傳教士記載清軍“軍紀良好”。[20]西藏上下自然將希望寄托在清王朝身上，相信清政府能夠幫助他們擺脫準噶爾人的蹂躪?！缎l藏通志》中也說西藏人民見到解救他們脫離苦難的清朝皇帝派來的大軍時“紛紛歡悅，舉掌叩首”[21]。另外，清朝出兵之前允禵又親自到塔爾寺會見了格桑嘉措，表示要將其護送到拉薩，以此來爭取青海蒙古各部和西藏喇嘛集團的支持。如此一來，出兵西藏必定得到西藏群眾最大程度的支持。第二，準噶爾入侵西藏，將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勢力徹底掃清，客觀上給清政府直接插手西藏事務創造了良好的內部環境。清政府只需將準噶爾人驅逐出藏，就可以很容易地以救世主身份重新構筑西藏地方的政治框架。第三，清朝經歷了順治、康熙兩朝的努力，至康熙末年南方的明朝余黨已經肅清，三藩叛亂也已平定，全國政權基本穩定，保證邊疆穩固逐漸成了清政府工作的重點。此外，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圣祖多倫會盟后，漠南、漠北蒙古諸部已完全隸屬清朝，準噶爾部處于相對孤立的地位，也為清朝出兵西藏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清政府兩路大軍向西藏進發，策零敦多布收到消息后十分驚恐，慌忙奪路而逃，北遁新疆。九月十四日南北兩路大軍在拉薩會合，準噶爾部占領西藏長達三年之久，卻在短短的兩個多月中就被清軍驅逐出藏。此時西藏地區政治上處于相對分散狀態。準噶爾人侵藏推翻了和碩特蒙古汗王的統治，另立了愿意為其效勞的達孜巴為第巴掌管西藏行政。[22]由于阿里地方的康濟鼐和頗羅鼐以及工布地方的阿爾布巴都暗地里對抗準噶爾人的統治，實際上第巴的權力無法在全藏實行，其政令也無法在全藏落實。因此，西藏地方政治上基本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中。清軍入藏后，擺在面前的主要任務就是重建西藏地方政府，統一西藏政令。清政府順勢廢除了“以蒙治藏”的傳統策略，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封阿里地區之首領康濟鼐和工布地方之阿爾布巴為貝子，隆布鼐為輔國公，[23]三人俱授噶倫之職，以康濟鼐為首席噶倫，共同處理西藏地方事務。我們把清政府實行的這種各個噶倫互相牽制的制度稱為“眾噶倫負責制”。這便是清朝重新規劃西藏地方管理模式對治藏政策所做的第一次重大調整。

清政府沒有恢復和碩特蒙古汗王在西藏的統治，轉而實行由西藏地方世俗領袖共同管理西藏的“眾噶倫負責制”，實質是變傳統的“以蒙治藏”政策為“以藏治藏”政策，這里有深刻的政治原因：首先，準噶爾人被逐出西藏后，控制全國藏族地區的和碩特蒙古汗王不復存在，代之以清朝軍隊暫管西藏行政事務，使清朝有了調整治藏政策的可能性。其次，西藏地區蒙藏統治集團矛盾重重，清政府先前實行的一面利用達賴拉攏、收撫蒙古各部，另一面利用和碩特蒙古限制達賴勢力膨脹的“以蒙治藏”政策再難有作為。況且，青海蒙古各臺吉在隨同清軍進入西藏的過程中沒給清政府和西藏民眾留下好的印象。雍正元年（1723年），內閣學士鄂賴在西藏向眾噶倫追述往事的時候這樣說：“呼呼諾爾諸王、貝子，哪一個起首為拉藏汗報仇，為黃教行走？因圣祖仁皇帝大兵來，彼等無計，只得逢迎行事罷了，果略有為黃教奮勉行走之事乎？”大將軍延信對羅卜藏丹津更是評價惡劣，說他率兵最多，眾臺吉多附和他。他凡事任意擅辦，凡與他合好的人，則加袒護；不合的人，便行排擠。[24]同時，青海蒙古軍又紀律渙散，到處勒索掠奪，布達拉及三大寺喇嘛們還給予青海蒙古這樣的評價：“今將軍大臣，親領大兵駐扎此地，再三嚴禁，青海人等仍處處拉奪唐古忒人，牽走婦女們，將軍大臣等親領大兵回去后只留青海兵，使我們眾唐古忒憂苦，其行為不亞于準噶爾賊?！盵25]因此，和碩特蒙古自然再也無法擔當“以蒙治藏”政策的忠實執行者了。這使清朝調整治藏政策存在了必要性?；谏鲜鲈?，清政府在處理西藏善后工作時決定放棄“以蒙治藏”的傳統政策。endprint

另外，先前西藏地區蒙藏矛盾激化引起的和碩特汗王攻殺第巴事件和準噶爾人在西藏的暴行，給西藏人民造成了很深的心理陰影。許多藏民曾視一些蒙古貴族“如羅剎，驚恐害怕”[26]。藏區僧俗貴族對異民族的統治也有厭煩情緒。準噶爾人控制西藏期間，康濟鼐與頗羅鼐都以武力反抗過準噶爾人的統治；班禪也曾因反感準噶爾軍的所作所為而離開拉薩返回日喀則。因此，清政府也沒有直接派駐官員管理西藏，而是任命協助清政府驅逐準噶爾的西藏貴族管理西藏地方。事實上對清朝而言，“以藏治藏”的政策代替“以蒙治藏”的政策不僅有效地緩解了蒙藏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籠絡了西藏貴族，安撫了西藏民心，而且遏制了羅卜藏丹津妄圖繼承西藏汗王的野心。

清政府為了能夠準確迅速地得知西藏地方形勢，有效地制定進一步控制西藏的政策，保障西藏免遭準噶爾再度入侵，最后還留下扎薩克蒙古兵五百名、額附阿寶兵五百名、察哈爾兵五百名、云南兵三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共三千軍隊駐扎西藏，以公策旺諾爾布總統管轄。

四、小結

清王朝將西藏實行的“以蒙治藏”政策調整為“以藏治藏”政策，是清朝政府對全國藏區管理模式所做的第一次重大調整，更是強化對藏區統治的首次嘗試。在這個過程中，準噶爾部侵藏結束了和碩特汗王在西藏的統治，給清政府出兵西藏提供了契機，為清政府調整治藏政策創造了條件。這使清朝政府利用準噶爾部侵藏的時機適時地將政治觸角深入到藏區具有可能性。

另外，滿洲貴族入關以來，初期的幾任清朝皇帝都十分勤政，至康熙末年國內的政治局面基本穩定。長期實行的促進經濟發展的賦稅制度、農業制度以及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又使清朝國力大大增強。無論是軍事實力還是后方補給，都使清政府出兵藏區具備了可行性。

準確地說，清政府憑借著自身雄厚的經濟、軍事實力，成功地利用了準噶爾部及和碩特部首領膨脹的野心，完成了其深化藏區統治的首次政策調整。

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出兵驅逐準噶爾軍的過程具有這樣突出的特點：此次軍事行動得到了內部勢力的配合。這說明驅除蒙古占領軍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對清政府來說，這不僅減少了部隊的損失，而且為進一步整頓藏政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經過對西藏政策的調整，清政府不僅直接參與了西藏地方政務，為以后加強對西藏的管轄奠定基石；而且有效地限制了蒙古勢力插手西藏事務，為加強對藏區的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注釋：

[1]《清世祖實錄》卷七十，順治九年十二月壬戌條，中華書局，1986年。

[2]參見蘇發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9頁。

[3][4][5]《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2），第478件《賜達賴喇嘛金冊冊文》（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蒙文老檔），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234頁，235頁，235頁。

[6]參見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913頁。

[7]參見石碩：《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頁。

[8][15][19]【意】伯戴克著，周秋有譯《十八世紀前期的中原和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頁，33—35頁，70頁。

[9]《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2），第568件《商南多爾濟奏報拉藏汗遣人解送六世達賴喇嘛來京事記注》（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閣起居注），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309頁。

[10]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系五世達賴喇嘛圓寂之后在桑結嘉措任第巴期間坐床的。

[11]《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三十六，康熙四十八年春正月己亥條，中華書局，1986年。

[12]章嘉·若貝多杰著，蒲文成譯《七世達賴喇嘛傳》，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頁。

[13]參見【蘇】伊·亞·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313頁。

[14]《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五十九，康熙五十六年六月乙亥條，中華書局，1986年。

[16]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譯《安多政教史》，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44頁。

[17]參見《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七十八，康熙五十七年四月辛巳條，中華書局，1986年。

[18]策妄阿拉布坦派出搶奪七世達賴的小股部隊被清軍消滅。

[20] [21]王輔仁、陳慶英：《蒙藏民族關系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194頁。

[22]參見王家偉、尼瑪堅贊：《中國西藏的歷史地位》，五洲傳播出版社，2000年，第43頁。

[23]參見《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九十一，康熙六十年二月己未條，中華書局，1986年。

[24]參見鄧銳齡、陳慶英、張云、祝啟源：《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上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第401頁。

[25]吳豐培編纂《撫遠大將軍允禵奏稿》卷十四，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折，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1年。

[26]多卡夏仲·策任旺杰著，湯池安譯《頗羅鼐傳》，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頁。

作者：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編輯，歷史學碩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