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抵抗與工人階級文化重塑

胡小燕

摘要：本文主要探討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理論所倡導的文化抵抗對當下中國工人階級文化重塑理論貢獻以及不足之處。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1、英國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階級文化重新定義，關注工人階級文化形成過程中工人階級本身的主體性，為我們研究工人階級文化提供了有別于經濟主義的更客觀的、更具人文關懷的視角。2、在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發展過程中逐步將文化抵抗作為工人階級文化的核心，同時階級與種族、性別、少數群體等因素糾纏在一起，文化因素消減了其政治經濟的內涵，用各種抵抗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來取代工人階級文化抵抗的差異性。3、英國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理論發展過程中拋棄了早期的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共同文化”、“真正的工人階級文化”的問題，而這正是當下工人階級文化重塑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英國馬克思主義；文化反抗；工人階級文化

一、英國馬克思主義與階級、階級文化的重新定義

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階級是一個結構性的概念，一個人的階級地位僅僅是由他在所有制關系中所處的客觀地位所建立的。生產車間被設想為一個物質生產的地點，而不是社會關系沖突的場所。在這種生產至上的理論背景下工人階級文化本身的特點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心，工人階級文化只是經濟生產的副產品，或者政黨組織活動和意識形態控制的對象，并呈現為一種與資產階級文化相對立的、統一的、抽象的形態。

這種客觀主義的、本質上經濟主義的對階級的定義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受到批判，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英國文化研究的興起，一種顛覆性的定義階級和工人階級文化的方式就產生了。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對戰后資本主義新的統治方式有所察覺，資本主義的組織方式和價值觀念編織到工人階級的日常生活中，這種模式并不是從單純的經濟因素出發，而是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習俗、傳統、日常生活等文化因素自然而然就成為了英國馬克思主義者重新理解階級概念的另一個新的立足點。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認為由于資本主義作出了調整，整個國家的社會生活模式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工人階級所熟悉的資本主義生產、剝削、秩序維持的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同時，新的生活狀況對工人階級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為其提供了新的機會，這使工人階級產生一種心理的迷惑——“無階級感”（classlessness）。①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如果僅僅從經濟的因素來看，就難以區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認為以經濟狀況來看待階級區別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機械的，階級的不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時他又將文化定義為整體的生活方式，那么階級的差別是整體文化的差別，由此他將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提高歸結為個人物品使用方式的變化和變成“資產階級”無關[1]30。E·P·湯普森（E· P· Thompson）更是明確地主張以行動或經驗性的感受為基礎來定義階級，認為階級體現在其形成的過程中，即當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經歷感覺到并明確表達出他們之間利益的一致性，并且反對與他們的利益不同的人時，階級就產生了。[2]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工人階級文化本身就成了英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中心，工人階級文化不再是一個與資產階級文化相對立的抽象的統一體，而是一種與資產階級文化相伴生的新興文化，它所呈現的是工人階級在工業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新的經驗、新的價值觀念以及新的實踐方式，同時它也自覺吸收了資產階級主流文化中平等、民主等優秀的價值觀念，不能簡單的看成是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神話的侵蝕。對于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階級文化，早期的英國文化研究者否認了將大眾文化、少數無產階級文學藝術作品看成是真正的工人階級文化，工人階級文化是傳統和當下生活經驗的產物，是一種基本的集體觀念，以及由此產生的機構、行為方式、思維習慣和意圖等等。工人階級文化是一種共同文化，一種集體認知模式，不是某種一致擁有的具體的東西，同時也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每個成員都擁有的東西，可以將其看成是一種趨勢，工人階級文化也不可能通過灌輸或者是人為制造而產生。[3]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傾向于一種具有統一本質的工人階級文化。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英國文化研究對工人階級文化的考察與50年代相比出現了偏差，但從整體的上來說，可以看成是一種互補關系，不能割裂二者之間的聯系。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英國文化研究在繼續關心工人階級文化的前提下，更注重工人階級文化的異質性和復雜性。這種異質性是由工人階級內部的種族、性別、年齡、地域及勞動分工等復雜因素構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種具有統一本質的工人階級文化，也不存在鐵板一塊的工人階級意識，存在的只是各種相互競爭的工人階級亞文化，每一種亞文化都具有獨特的生活方式?；谶@些發現，新一代工人問題研究者特別關注工人的分裂特征，各種工人階級亞文化之間的沖突，并認為這種分裂的特征以及工人階級文化內部的矛盾導致了無產階級政治的局限性，工人階級無法表現出階級覺悟，形成團結統一的階級意識以及表現出對黨的忠誠，以及不能積極主動并有效地參與到現實的罷工或是革命行動中。[4]但也有學者在正視這種分裂性的情況下，認為分裂并不意味著消極被動，無論他們當中存在如何重大的地域、性別、種族和技術熟練程度的差異，工人階級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響的政治行動。工人階級自誕生之初就存在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之間的差別，但是工人階級并不是通過排除勞動貴族階層（Labour Aristocracy）才構成一個階級的，而是通過樹立一個能夠把勞動貴族階層的斗爭都納入進來的政治目標來實現的，而這一政治目標是從屬于社會主義革命政治斗爭的。[5]35就工人階級文文化來說，內部各種相互競爭的工人階級亞文化之間并不是一種絕對的對立關系，矛盾背后所隱藏的依舊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后普遍存在的階級沖突。這又回到了英國文化研究早期所關注的工人階級共同文化的問題。

同時，對于后期的工人階級文化理論，在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內部出現了反思的聲音：一方面，反對者主要詬病的是這種純粹的文本分析方式已經取代了傳統的對資本主義物質生產方式的關注，而將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意義的生產上，實際上也放棄了對經濟剝削的關注，只關注文化上、精神上的壓迫。同時也意味著工人階級的文化抵抗只是一種想象的、象征的、語言的層面上的反抗，它并不能在實際生活中改變工人階級的地位。另一方面，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中指出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對性、大眾文化、權力、族群等邊緣文化主題的關注，使其背離了激進的政治目標，而陷入了后現代的漩渦。他認為“許多后殖民理論的中心從階級和民族轉到了種族?！薄耙驗榉N族主要是文化事務，注意力也就從政治挪到了文化?！彪A級沖突在這種轉化過程中就被消解了，仿佛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本身是與階級斗爭無關的，某個民族或種族整體都對外，促成一種“虛假的團結”。[6]13國內學者也看到了這種研究方式的不足，符鵬在《反抗的形式與階級意識的危機：工人階級文化再思考》一文就分析了保羅·威利斯的《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中所呈現的英國工人階級文化理論中的不足以及文本中所流露出的對工人階級文化的一種悲觀的情緒，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的后果是完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再生產。[7]

總的來說，對工人階級文化的關注包含了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反思馬克思主義傳統、解決英國社會問題和如何在新的社會歷史情境下實現社會主義的思考。他們關注工人階級文化形成過程中工人階級本身的主體性，工人階級既是一個群體，也是由活生生地個體組成的，這為我們研究工人階級文化提供了一個更客觀的、更具人文關懷的視角。另一方面，英國文化研究所提供的工人階級文化理論的這種研究范式也為研究中國的勞工問題、解釋我國現階段工人階級文化的新現象、引導工人階級文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參考，以此來發現中國工人階級文化的特殊性，即使是在表現形式上與英國工人階級文化相同的中國工人階級文化現象，也應該挖掘二者在細節上的不同之處，以及由此導致的本質上的差異性。在這種理論和現實互證的過程中，我們更容易發現英國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理論本身的不足之處，同時新的中國工人階級文化的歷史現實所揭示出的工人階級文化的復雜性也能進一步補充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理論。

二、文化抵抗及其差異性

從關于英國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文化理論的研究成果來看，存在這樣一個趨勢，就是將20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分別對待，而且基本上將研究的重心放在理論發展的后期，即將霸權理論與話語理論以及后現代主義的解構思想相接合，把各種工人階級文化現象看成是文本，細致有效地分析了隱藏在亞文化、種族、性別、同性戀等各種文化現象下的權力關系，并挖掘其中所蘊含的抵抗的邏輯。這種研究的趨勢的一種結果是將文化反抗作為工人階級文化的核心，同時階級與種族、性別、少數群體等因素糾纏在一起，文化因素消減了其政治經濟的內涵，用各種抵抗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來取代工人階級文化抵抗的差異性。

工人階級長期以來在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工作環境的斗爭中形成了激進傳統，在湯普森的《共有的習慣》中更是將這種激進的傳統延伸到18世紀英國平民文化中由于“道德經濟學”而形成的自發的抵抗文化。除了這些在特定的自然、社會歷史背景下的激進的反抗以外，還充斥著各種日常形式的反抗，或者被稱為文化的反抗。對這種反抗形式的關注已經基本成為了后期英國文化研究以及受其影響的世界各國學術界關于后革命時代的工人階級斗爭、農民階級斗爭研究的主要趨勢。雖然工人階級文化反抗與工人階級文化本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反抗雖不以形成一種文化為直接目的，卻最終會形成一種反抗文化，如英國文化研究關注的青少年亞文化。而在他們的研究中，揭示各種反抗文化所蘊含的抵抗邏輯，卻很容易讓人認為抵抗或者對抗性就是工人階級文化的唯一內涵。從階級的角度來看，“階級是一個關系概念，即某一階級只有在與其他階級的關系之中才能被定義，從而階級關系包含了內在的、根本性的、以剝削與被剝削這一特定的關系為客觀基礎的對抗性；階級間的對抗性是階級形成的必要條件，即沒有階級對抗的形勢，階級自身就不能形成；也只有創造出階級對抗的形勢，才能產生出階級的主體。正是后一點，使得階級概念從一個客觀的概念轉化為一個主觀的和政治性的概念、從一個運動的內在視野出發才能展示其內涵的概念，即階級是一個過程——一個形成的過程、一個將階級建構為政治主體的過程?！盵8]可見，階級本身就是一個關系型的存在，必然要有對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階級文化本身就具有這種對抗性，而這種對抗性的展現更有利于了解和促進被壓迫者的階級覺悟和以共同利益感為取向的階級團結，然而究竟以怎樣的形態來抵抗，抵抗的背后個體的掙扎與撕裂，以及文化本身的訴求也值得我們去深思。具體來看：

首先，研究者通常認為這種日常的、象征的、話語層面的反抗方式，一方面表明在“無階級”歷史敘述中的工人階級意識的覺醒、形成或者表達。無論是對于霍爾所揭示的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由于工人階級工資水平的提高、勞動強度的降低、消費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工人階級心理上的“無階級”的迷惑，還是對于中國社會對階級斗爭的否定以及經濟改革時期對階級話語的壓制，這種文化反抗的方式都時刻將階級的幽靈招呼到光天化日之下。從工人階級斗爭的歷史來看，文化抵抗也是早期工人階級或者半技術、非技術工人采取的最主要的斗爭方式。[9]另一方面，這種象征性的反抗對于公開的集體反抗而言，雖然不能直接破壞既定的經濟、政治秩序，但是也不像公開的集體反抗那樣存在過多的風險，如解雇、暴力鎮壓等等，這是一種靈活、普遍的、“原始”的反抗形式。詹姆斯·C·斯科特認為：“使用原始以此并非像霍布斯鮑姆認為的那樣，意味著這些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倒退，并注定會讓位于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和策略。它只是意味著此類反抗形式幾乎是永恒的、持續不斷的?！盵10]331即使是在嚴格控制的宿舍制的工廠組織形式下，以及全景監控的流水作業生產線上，這種反抗的方式一樣可以運用。

其次，文化反抗在工人階級意識形成以及工人階級斗爭開展的過程中都發揮著實際的效應。工人階級的反叛是工廠制度合法化的一種實際的障礙，他們之間會協商、妥協，最終工人會在這種霸權運作的過程中獲得實際性利益，如廠方會提高加班的工資以刺激工人工作的積極性。對于廠方而言，適時的調整經濟制度，可以看成是將其不成比例占有的經濟方式的一部分轉變成地位、聲望和社會控制的形式，以此獲得工人的忠誠。當然，這種社會控制會再次轉變為勞動服務，再度成為物質財富。[10]371由此來看，廠方的這種“委婉化的經濟控制”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種雙重象征的操作，一方面生產效率提高，利潤最大化，一方面是“群眾有計劃的勒索”，資本家給予的行為，對于工人來說就是獲得行為。[11]同時，不難看出，這種實際經濟利益的獲得一定程度上倚仗傳統的價值觀念，資本家希望受人尊重，至少是不受人輕視。然而這種情形在僅僅在農村、傳統社區的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能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對于工廠招工這樣的情形就基本上不能發揮作用，因為資本家與工人間并不存在類似農村的這種地方性的群體關系。文化反抗獲得的另一種成果是人格的尊重、信仰的尊嚴等更為日?；膭倮?。有學者認為：“左翼學者通常專注于工人的低工資、失業、惡劣的居住環境以及營養不良等經濟剝削時，儀式尊嚴和人格尊重等更為日常的事物卻往往被忽視?？墒菍τ谑芎φ咦陨矶?，這些主題看起來才是至關重要的?！盵10]291的確，對于工人階級而言，外在的壓迫總有一個能夠承受的范圍，而人格的侮辱經常會成為公開集體反抗實踐的導火索。對于文化抵抗的這些實際效果，并非所有的學者都報以這種積極的態度，也有人認為工人階級文化抵抗最終是一種想象的、象征的、語言層面的抵抗，這種抵抗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工人階級本身的地位。同時，盲目的抵抗最終帶來的可能是工人階級自身的墮落。換句話說，工人階級在完成自我生產的同時恰好也完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再生產。

然而，研究者們還發現在表面統一的抵抗的背后，還隱藏了工人階級內部的差異性以及工人階級內心的掙扎與撕裂。這主要涉及的是工人階級身份的自我認同問題。在當前的社會狀況下，中國工人階級的存在方式多種多樣：國企、私企的一般員工、高級技術人員、管理層，下崗工人以及廣大的農民工。這些人都屬于傳統的工人階級，但他們之間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所帶來的“階級感”的迷惑是長時期無法抹去的?？梢哉f，當代中國并不存在一個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或者說歷史上就不存在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如考茨基和盧森堡認為工人階級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是不斷分裂的?？即幕l現德國工人階級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工人階級內部存在著強烈的分裂與對立，即“勞動貴族的形成、聯合與沒有聯合的工人之間的敵對、不同工資水平之間利益的對立、資產階級故意分裂工人階級的政策、隸屬于教會平民論的大量天主教工人的存在使得他們拉開了與社會民主黨的距離”。他同樣意識到更為重要的直接物質利益以及更嚴重的分裂傾向不可抗拒的事實，而且純粹的工會行動既不能保證統一也不能保證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信心。不過考茨基認為在階級同一性中打開的裂縫、日漸增加的工人階級不同主體立場之間的分裂只能被未來經濟基礎的運動克服，它的到來只能由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保證，因此工人運動的革命主體的自主性完全消融在經濟的必然性中。盧森堡也發現了工人階級中分裂的趨勢，階級的統一只是一種象征性的統一。因此在現實的革命中，革命主體往往要超出階級范疇，無產階級革命實際的參與者包括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家庭服務人員、小警官、流浪無產者階層以及軍人等等。[12]2同時，列寧主義者也發現在分裂的無產階級以及無產階級與其他階級的聯盟中，領導因素與被領導因素之間是明確相分離的，這種分離造成了作為整體的聯盟革命訴求的多樣性。[12]61從中國1949年以前的工人階級狀況來看，由于技術工種、受教育程度、地域、性別等因素也大致分成技術工、半技術工以及非技術工（包括碼頭苦力、黃包車夫等）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工人階級的經濟收益、思想覺悟、斗爭組織方式、生活方式、文化風貌有著天壤之別。特別是在現實的罷工中，技術工往往會有明確的罷工目的、有統一的領導、有成文的罷工綱領以及成熟的罷工程序，非技術工對于罷工往往持一種觀望的或者看熱鬧的態度，畢竟現實的經濟壓力并不允許他們長時期的堅持罷工，同時他們的罷工并不能給工廠造成實質性的威脅。從車間生活的空間來看，非技術工與另外兩個工種之間基本上是一種區隔開來的，而他們之間也因為文化和地域的關系往往處在一種對立的關系中。[9]

三、文化抵抗之后的工人階級文化重塑

總的來所，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以及個人身份認同上的困惑對于文化反抗的實際效應并不是一些積極的因素，特別是對于經濟成果之外的人格、信仰尊重方面的勝利而言，更是如此。這種看似日常、簡單的勝利，實際上比經濟上的勝利更難以取得，它涉及到人的認識觀和價值觀的轉變，需要經歷一個滯后的、漫長的過程。真正能讓壓迫階級尊重受壓迫階級，這并不是一個光靠文化反抗就能完全完成的事情，恐怕還需要形成一種能和壓迫階級的文化相抗衡的工人階級文化。這又回到的早期的英國文化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共同文化”、“真正的工人階級文化”的問題。

在《文化與社會》中威廉斯認為工人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之間并不是一種完全對立的關系，二者之間的區別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差異。工人階級文化意味著一種新的集體性倫理生活方式的構建，其核心難題是如何處理與形態不同的資產階級文化之間復雜的斷裂和連續性關系?？梢?，威廉斯對文化的態度與后來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義傾向是相去甚遠的，或者可以這么說，威廉斯以及霍爾等人所要致力的是將現實的工人階級的文化進行一種提升，這可以解釋為什么早期的英國文化研究一直熱衷于真正的工人階級文化以及一種共同文化的建設。[13]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工人階級文化是一種有別于資產階級文化并能與之抗衡、競爭的、獨立的文化體系，因此，對工人階級文化評判不應采取資產階級的精英主義的觀點，但也不應將工人階級文化等同于大眾商業文化，工人階級文化本身也存在一種理想狀態，一種總體的趨勢。

然而，在之前所描述的這樣一種分裂的、身份困惑的情況下，工人階級自身能否形成一種獨立的、能與其他的階級相抗衡的文化體系？我們暫且不從理論上思考它的可行性，并且拋開工人階級內部的差異性，單就現實歷史中工人階級的文化形態來看，不可否認這種文化狀況確實存在過。1949年以前，上海、北京、武漢等民族工業發展比較充分、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城市的工人階級不僅具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同時也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形態。1949年以后，工人階級更是被賦予國家的主人的地位，自然而然彰顯出一種文化自信。

首先是一種文化的優越感。如紗廠的女工，她們穿著當時最流行的服裝、梳著最時髦的發型，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結拜姐妹，有豐富的夜生活，打破傳統的父權制自由戀愛。這種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觀念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前衛的，具有解放意義的；機械男工作為技術工種，工資優厚，一個人可以承擔整個家庭的開支并還有結余，這牢牢奠定了他在整個家庭中無可替代的地位，同時對比一般的苦力、半技術工、女工的工作強度和收入水平以及在整個工廠運營過程中的重要性，他們依舊能獲得某種優越感。

其次是一種積極、健康、充滿活力的文化狀態。理查德·霍加特在《識字的用途》中追憶了20世紀3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的文化狀態，對比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來說，霍加特認為前者顯得更為“健康”。在他看來，前者是一種未加修辭的自然狀態的文化，為后者則是受到大眾商業文化侵蝕的走向墮落的文化。[14]24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什么子承父業》中強調，工人階級看重“男子氣概”，個人憑借自己的強健的體魄、源源不斷的力量創造價值、養活家庭，以此來和資產階級文化提倡的溫文爾雅、學識淵博相區別，并將這種文化形態稱為“娘娘腔”。[15]陳丹青在談到中國以前的工人階級形象時也用到了“陽氣”這個詞，傳遞出的是一種健康的、高大、有主見、有話語權的工人階級形象。談到國外的工人階級的精神面貌時，陳丹他們青還指出身上還流露出某種嚴謹的、令人敬佩的職業氣質。[16]

這種文化形態的形成，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慮：第一，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這不僅僅表現為工人階級的工資水平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在整個工廠運營過程中的重要程度。掌握整條生產線運營的技術要領，這將是工人階級與廠方對峙時最重要的籌碼。這既保證了工人階級對于廠方的重要性、平等性，也保證了他們經濟上較高的酬勞。這也就能解釋，為什么只有技術性工人率先形成一種自信的文化體系，而非技術工還依舊保留著某些農業文化傳統的陋習。如，技術工人一般不會陷入賭博的深淵，而非技術工人的業余生活基本上就是賭博，在沒有個人技術給他們提供穩定經濟來源的情況下，運氣也許就是他們能夠改變經濟地位的救命稻草。

第二，國家意識形態的作用。1949年以后中國工人階級的文化形態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國家意識形態的推動。工會、職工代表大會職能的發揮保證了工人階級處理工廠事務的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全套的福利保障制度也讓國有企業工人與臨時工、農民絕對地區別開來。有這樣的制度保障，工人階級更容易被塑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同樣1980年代以后國企工人以及打工階級、農民工各自文化形態的形成也與國家意識形態有著不可推脫的關系。文革以后中國社會對階級斗爭的譴責與全球化的階級話語消逝趨勢不謀而合，整個社會的話語體系對階級避而不談，而代之以更為中性化的“階層”一詞，但這種去政治化的敘事，實際上“否定了快速發展的中國社會已經產生的社會關系”[17]，在求穩定求和諧發展的前提了，并沒有為已經存在的各種不同的工人階級文化提供很好的發展環境和給予相應的引導。在這樣的情況下，新聞媒體對于下崗工人、打工階級、農民工的關注就會有一定的導向性。我們在媒體上所看到的下崗工人都是不想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負擔的自強不息的勞動者，打工階級、農民工由一開始的無組織、無紀律的“盲流”、“麻煩制造者”，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力量，形象雖然有所變化，但依舊擺脫不了“消極、被動、缺乏自我組織能力、缺乏合法維權的意識和低素質的勞力提供者”[18]的形象。

第三，工人階級內部的自覺生產。雷蒙德·威廉斯認為真正地工人階級文化不能等同于少數的無產階級文化作品、大眾商業文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文化都不是由工人階級內部自覺產生的，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者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制造者從外部灌輸進來的。從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來看，雖然政黨組織對工人階級文化有一定的引導作用，但是工人階級文化最初產生并不是由政黨意識形態直接促動的。相反，政黨在爭取工人階級作為革命力量時，要盡量采用工人階級文化所認同的文化方式，如幫會、姐妹會、同鄉會等等。[19]然而列寧質疑這種工人階級內部自發產生的文化能否稱為無產階級文化，至多只能看成是工團意識。從他們的罷工要求來看，最普遍的要求是爭取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作環境、衛生設施，最激進的不過是廢除童工和停止性別歧視，而自覺地支持基于技術和經驗的差別報酬。而這些要求很難說具有革命意識，至多只是一種改良主義。但是，有學者認為現實的革命運動中，革命意識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的，而且微小的改良主義要求與革命性行動之間是相當兼容的。他的證據是墨西哥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陳情書大多并沒有涉及政體、主權、人權等政治問題，而多是個人依據習俗所提出的自己的要求或者部門的抱怨。對于普通人來說，革命性沖突通常是在現存霸權的邊界之內生成的。[10]同樣，工人階級文化產生于同現存霸權的斗爭、妥協的夾縫中，我們不應該質疑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結語

總的來說，英國馬克思主義對對階級、階級文化的重新定義將活生生的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拉進學者的研究視野中，對于西方世界而言，拓展了階級斗爭的范圍，對于中國而言，也將“無階級”社會敘述中的工人階級文化中存在的抵抗事實呈現在人們面前。然而，英國馬克思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對偏移了對階級事實的考慮，而代之以亞文化群體，并放棄了對真正的工人階級文化的追求，而這些正是我們在研究中所要避免的。

注釋：

①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pp. 26～32. 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在下一期的《大學與左派評論》中湯普森和薩繆爾分別對此進行了批判，之后霍爾也對這些批判進行了回應。參見Ralph Samuel， “Class and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6， Spring 1959， pp.44～50.E. 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6， Spring 1959， pp.50～55.

Stuart Hall， “The Big Swipe”，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7， Autumn 1959， pp.50～52.

參考文獻：

[1]Raymond Williams.“Working Class Culture”.University & Left Review 2， Summer 1957.

[2]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M].錢乘旦，等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1.

[3]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M].高曉玲，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

[4]SeeCharles F.Sabel，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5]格雷澤，戴維·M·沃克爾編.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全球導論[M].王立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