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西域三種”論略

摘要：清代學者徐松的《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及《新疆賦》，向來以“西域三種”等名義而廣為流傳。作為清代西域研究的典范作品，“西域三種”有著諸多方面的特色，一是實地考察與考據學的緊密結合，認為黃河之源，乃在今之大雪山，即古之大吉山，“為《禹貢》所由導河也”；二是經世致用意識的貫穿與張揚，是塞防思想的最早提出者；三是內在的有機關聯性，使《西域三種》成為一個有機系列；四是現代學術意識的充分體現，注重借鑒最新研究成果，使“西域三種”具有重要研究參考價值。同時，從“西域三種”到“西域四種”，深刻地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變遷。

關鍵詞：西域三種；西域四種；西域研究；變遷

中圖分類號：K29

清代乾嘉之際的著名學者徐松，在被遣戍伊犁期間撰成的《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及《新疆賦》，向來以“西域三種”、“徐星伯先生著書三種”、“大興徐氏三種”等名義而廣為流傳，為世所重。徐松之被遣戍伊犁①，實為其人生之大不幸，但卻是成就其學術輝煌的“天使”良機②。徐松一生，著作等身，而正是“西域三種”，奠定了其回歸京師之后“負重望今三十年”的京師西北學人群之中堅地位③。

徐松被遣戍伊犁時，受當時第二次擔任伊犁將軍的松筠（1752-1835）之委托，對汪廷楷（1760-1831）、祁韻士（1751-1815）的《伊犁總統事略》進行重修。于是，徐松遍歷新疆南北二路，親身實地考察，在此基礎上，“西域三種”相繼草成④。

“西域三種”中，《西域水道記》最著。全書共五卷，“是作者對《新疆識略》（即《伊犁總統事略》之道光帝之賜名）中有關新疆水道內容的進一步擴充”，“根據內陸河流歸宗于湖泊的現象，創造性地將西域水道歸為十一個水系，并在體例上模仿《水經注》的寫作方式，自為注記。其所包括的范圍，是乾隆《皇輿西域圖志》中天山南北路的廣大西北地區。在詳細記載各條河流情況的同時，對于流域內政區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實、典章制度、民族變遷、城邑村莊、卡倫軍臺、廠礦牧場、日晷經緯、名勝古跡等，都有豐富的考證”[1]5。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是對班固的《漢書西域傳》及顏師古注所作補注[2]3871，集中體現了徐松深厚的考據學功底。在《漢書西域傳補注》中，主要考訂《漢書西域傳》中古今地名之沿革，旁及歷史、人物、宗教、民族、物產等諸多方面，成為“天下后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 ⑤！

《新疆賦》二卷，虛構蔥嶺大夫和烏孫使者二人，分詠南北二路，以宏大的架構、瑰瑋的語言、磅礴的氣勢，采以正文為主、自注為輔的形式，集中謳歌了重歸大一統王朝版圖的新疆，尤其是彰顯了清王朝的盛世功業，可謂“為封疆增色” ⑥、與乾隆《盛京賦》、和寧《西藏賦》“后先輝映” ⑦的清代邊疆輿地賦之精品?！缎陆x》的內容，無所不包，實可視為百科全書[3]。

徐松的《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及《新疆賦》之所以被冠以“西域三種”名義，首先是因為三書的內容均與西域有關，是一個有機的組成書系?！段饔蛉N》的版本，今所見有道光間刻本⑧。后來，在光緒年間，又與李光廷（1812-1880）的《漢西域圖考》一起，合刊為《西域四種》⑨。

徐松的“西域三種”，成就了其西北歷史地理學開創者的榮譽[1]3，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色：

一是實地考察與考據學的緊密結合

清代的考據學極其輝煌，尤其是乾嘉間，“幾乎獨占學界勢力”，“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力量而成”[4]21。而徐松自少年始，就打下了堅厚的考據學功底。他拜桐城派傳人左眉為師，專心考據，曾向業師表示：

先生之造詣，非所敢期也，尚自謂望道未見，松復何望哉？請自茲專心考據，不復以文詞見。

正因“專心考據”，所以徐松的學術成就，自然以考據學為主，諸如“西域三種”、《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宋元馬政考》、《西夏地理考》、《元史西北地理考》等等。注意的是，由于徐松被遣戍伊犁的獨特經歷，使得他將考據學的功力與實地考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而實現了其學術研究的跨越，取得了一般學者所不能達到的一種成就和高度。這一點，正是成就徐松學術輝煌的獨特之處，向來為人所嘆賞，如《西域水道記》彭邦疇題詞云：“投荒落萬里，足跡周寰區”，“遭逢車書混，所在皆親睹”；龍萬育序言又云：“先生于南北兩路，壯游殆徧。每所之適，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仆夫、驛卒、臺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在《漢書西域傳補注》張琦的序言中，評價得更為透徹：“夫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謫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后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本瓦B作為文學創作的《新疆賦》，也是充分體現了考據學與實地考察的充分結合，如孫馨祖序云：“自伊犁奉使喀什噶爾諸部，萬三千六十八里，八閱月，境皆親歷，言之綦詳。先生居京師，為詞臣，博綜文獻。自出關以來，逢古跡，必求其合。方強志篤學，頌揚盛美，正其時也?！雹庖惨虼?，《新疆賦》一直被視為地理著作、壓縮方志，彭邦疇跋文云：“《新疆賦》二篇，句櫛字梳，俾地志家便于省覽?！睆堢R語云：“此賦于形勢、勛伐、建制、物產、土宜，如指諸掌。而庿謨勝算，悉具其中。當為掌故家所珎，不徒藝林寶貴已也?！瘪R積高先生亦云：“幾可作壓縮的方志、國志來讀……徐松是西北地理專家，其賦更與其所著《新疆志略》等相表里?！盵5]645如關于古籍所載“河出昆侖”之說，徐松在《西域水道記》卷二云：

夫自先秦古書言河出昆侖，而不言昆侖之所在，言河伏流，而不言伏流之所出。至《漢書》始有源出蔥嶺、于闐，潛流地下，南出積石之文，是得河之初源，而失其重源。唐劉元鼎使吐蕃，誤指庫爾坤為昆侖山（巴顏哈喇山、阿克塔沁山、巴爾布哈山三山并峙，總名庫爾坤山），而云河源出其間，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并失昆侖。元潘昂霄撰《河源志》，以火敦腦兒為河源，而誤指大積石山為昆侖，小積石山為《禹貢》積石，是失河之初源、重源，而并失昆侖與積石。凡此數書，歷代言河源者所共宗仰，而愈矯愈失，去古彌速。其它附會，更何足云。自非八荒在宥，千載一時，淆亂之說，疇使辨哉！

徐松通過實地考察來對考證前說，認為黃河之源，乃在今之大雪山，即古之大積石，“為《禹貢》所由導河也”。徐松的這一考證成果，大為時人和后人所激賞，如徐松同年彭邦疇在《西域水道記》題詞中云：“重源判南北，厥論尤精詳?！毙焓啦洞笄彗茌o先哲傳·徐松》中，亦特地談及此事，并詳錄徐松之文。這樣的例子，在“西域三種”中隨處可見，比比皆是，茲不贅述。?

二是經世致用意識的貫穿與張揚

徐松的“西域三種”，貫穿了突出的經世意識，這也是學界向來的共識。如彭邦疇為《西域水道記》的題詞中，開宗明義：“才不為世用，乃著經世書?！迸_灣學者王聿均亦曾作過深刻剖析：

徐松對新疆輿地極感興趣，遣戍六年，除南疆壯游與實地勘察之外，著述不輟，其用意有三：一、從漢唐的經營，到清代的征定，足見安邊定遠之不易，其所著書，乃促使國人重視歷史之光榮，及邊塞的重要性。二、詳天山南北之山川形勝，聚落城邑，測其道里，明其險要，察其風土，俾增進國人對西域的知識，以有助于新疆的開發，達到邊地安堵之目的。三、新疆與俄羅斯邊境毗連，犬牙交錯，而俄國國勢漸強，已露覬覦之意。對新疆形勢之了解，當可有助于國人之防微杜漸，預謀因應之道。從這三點來看徐松之有關新疆的著述，就可發現其經世的抱負和現實的意義。[6]189

可以說，“……徐松、張穆等西北研究者，往往從顧炎武等學者那里尋找自己的學術遺傳基因，其研究旨意多在致用，……嘉道之際，‘學要‘致用的旨趣并不為西北史地研究所獨有，在反省乾嘉學風之后，這幾乎成為一時士人的共識?！盵7]7《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的經世致用思想是顯然的，而作為文學作品的《新疆賦》，也同樣突出地體現和張揚著這種思想意識。作為“西域三種”之一，《新疆賦》以煌煌巨制鋪排敘寫新疆南北二路的歷史、邊防、山川、道里、民族、風俗、語言乃至氣候、物產等諸多方面，這些“實地所得資料也滿足著中原士人希望了解西北的知識需求，滿足著清廷統治西北的需求?！盵7]89所以，包括《新疆賦》在內的“盛清疆輿賦是以經世致用為其思想藝術主旨的”[8]553。尤其是“西域三種”對中俄邊境之相關的詳細記述與考訂，更顯示了徐松的“洞燭機先，他的著述，為塞防思想最早的萌芽，他也成為塞防論的啟示者和前驅者?！盵6]193

三是內在的有機關聯性

“西域三種”作為徐松西域研究的系列著述，其內在的有機關聯性是一個十分醒目的特色。在《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賦》中，很多地方的記述有著共通性，尤其是在西域山川道里的考證方面。另外，關于新疆的歷史尤其是漢代經營西域的歷史（尤其是漢代在新疆的屯田）、清政府平定新疆的歷史進程等方面，《西域水道記》與《新疆賦》更是有著很多相同乃至完全重復之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徐松也在“西域三種”中，不時地以“見”、“說詳”、“詳見”等字樣將這種關聯性標示出來，了然于目。這樣的例子，據筆者初步檢索，有以下幾處：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在敘述烏孫肥王翁歸靡之子烏就屠襲殺狂王后，漢廷派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討伐時，有“欲通渠轉谷，積居廬倉以討之”之句，徐松補注云：

通渠轉谷，欲水運也。廬倉，謂建倉。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鐘琪于黨河議行水運，詳見余《西域水道記》中。[1]465

《西域水道記》卷一在記述“玉河兩岸皆胡桐夾道數百里，無慮億萬計”時，自注云：

說胡桐形狀，詳見余《漢書西域傳補注》。[1]63

《西域水道記》卷二在記述天山時，自注云：

說詳余《漢書西域傳補注》。[1]115

又，在記述徐松考證渠犁為尉犁之誤時，自注云：

見《漢書西域傳補注》。[1]117

又，卷三在記述黨河流出黨城在沙棗墩“疏為渠”時，對孟康關于《漢書·西域傳》的注釋“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自注云：

說詳余《西域傳補注》。[1]161

當然，《西域三種》的這種關聯性，體現了徐松撰述時的有意為之，從而使其成為一個有機的系列。這種關聯性，被后來的李光廷所繼承，在其《漢西域圖考》中，據筆者初步統計，單是征引及考證徐松及其代表作《西域水道記》的地方，就多達18處?，明顯地體現出清代西域研究的一脈相承。也正基于此，在光緒年間，上海鴻文書局將李光廷的《漢西域圖考》與徐松的“西域三種”合刊為了“西域四種”。

四是現代學術意識的充分體現

徐松在撰寫“西域三種”時，充分尊重并吸收和借鑒最新的研究成果，體現了作者的現代學術意識。如大量征引魏源《圣武記》、張穆《蒙古游牧記》、齊召南《水道提綱》、林佶《全遼備考》、方式濟《龍沙紀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還有官方的《大清一統志》、《大清會典》、《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欽定西域同文志》、《皇朝通考》等等，不一而足。這樣，使得“西域三種”在本身具有的學術參考價值基礎上，又具備了各種征引的文獻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梢?，徐松站在了當時西域研究的學術前沿。實際上，徐松《西域三種》所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自問世之后就立即凸顯出來，為世人所公認，而徐松的師友，更是對其稱頌不已，已見前文所及。并且，“一直影響著后人對西域歷史地理的研究”，諸如道光時林則徐考察南疆時的行囊中，不離《西域水道記》，再如咸豐時倭仁的《莎車行紀》、光緒至宣統間官修的《新疆圖志》、光緒間王先謙的《漢書補注》，乃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中亞探險熱潮興起之際，“西域水道記》也成為探險家和漢學家的必讀書[1]9。就是在今天，“西域三種”仍然經常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如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編的《新疆簡史》、余太山主編的《西域通史》等等。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從“西域三種”到“西域四種”，深刻地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變遷。清代西域研究之興，緣于清人入關后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強烈的疆輿意識，而歷經康雍乾三朝、費時六十余載平定新疆的輝煌功業，更是激發了一代學人。同時，也契合了時人對邊疆知識的需求、學者的興味所在。對此，梁啟超有著精辟的剖析：

邊徼地理學之興，蓋緣于滿洲崛起東北，入主中原?？登瑑沙?，用兵西陲，辟地萬里。幅員廣闊，既感周知之必需；交通頻繁，復覺研求之有借。故東自關外三省，北自內外蒙古，西自青海、新疆、衛藏，漸為學者興味所集。[4]282

雖然“西域三種”體現出經世致用思想，也不時地滲透出一種憂患意識，徐松所處的時代，新疆的局勢盡管已很不穩定，盡管也有嘉慶二十年（1815）的孜牙墩反叛、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的張格爾叛亂，但并未出現大的動蕩，西方對中國邊疆的侵略野心也還尚未充分暴露。職是之故，徐松的“西域三種”體現的經世致用思想，其“治”的意義大大超越了“防”的意義[7]91。尤其是在《新疆賦》中，還停留在對清政府平定新疆這一輝煌成就的由衷贊嘆上，還沉浸在“為封疆增色”的熱烈歌頌中。

而后，在李光廷的時代，邊疆局勢已驟然巨變，比如東北，俄國強迫清政府相繼簽訂了1858年的《中俄璦琿條約》、1860年的《中俄北京條約》，強占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大片領土[9]19。再如西藏，自鴉片戰爭后，局勢嚴峻異常，相繼發生了英國入侵拉達克的森巴戰爭、尼泊爾入侵西藏及《藏尼條約》的簽訂等等[10]372。而清朝的海疆，更是由于鴉片戰爭的爆發而永無寧日。

單就新疆而言，在19世紀60年代，又爆發了阿古柏叛亂，此次事件更是引起了后來沙俄侵占伊犁地區以及英俄兩國激烈爭奪清屬突厥斯坦至少達數年之久的嚴重后果[11]207。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刊刻于同治九年（1870）的《漢西域圖考》中，憂患意識就大為增強，“防護”的意義自然而然超越了“治”的意義?？虝呲w登詒就曾在跋文中寫到：

吏部成是書，當咸豐、同治間，回民據梁關，內外騷然動，故其所言，皆綜核形勢，指切兵機，豈特為《漢書·西域傳》考沿革而已哉！

而李光廷自己，在卷首凡例中，將經世致用目的與寫作側重點交代得更為明確：

通西域者，始于漢。其時，但以張國勢、侈異物而已。今則西戎即敘，錯居中土，邊情之籌，茲焉最亟。故以今輿圖證之于古、詳著于篇，俾資考核。以漢西域為限，非以漢西域為主也。

另外，李光廷在為所繪地球全圖的圖解說明中，又一再強調指出，希望為當時統治者提供籌邊參考：

古今時勢不同，籌邊者所宜知也。

“古今時勢不同”，道出了西域研究變遷的關鍵所在。對此，時人陳澧在為《漢西域圖考》所寫的序言中，剖析得更為清楚和透徹：

李君著書之意，豈以是為奇哉？兩漢《西域傳》所載，最遠者大秦、安息，今則大秦之外，西北海濱之人，已據奪天竺，距云南僅千余里；……西南海濱之人，入中國千余年，……近且擾亂關隴，用兵未休。嗚呼，其為中國之患如此，而中國之人茫然不知所其所自來，可不大哀乎！古人之書，大都有憂患而作也。今日之患，為千古所無之患，李君之書，遂為今日所不可無之書，豈徒以其奇而已哉！

可見，從“西域三種”到“西域四種”，隨著西域局勢之巨變，深刻折射了清代西域研究之變遷。而徐松的“西域三種”，可謂這種變遷之轉捩點。

注釋：

①徐松（1781-1848），字星伯，號孟品，祖籍浙江上虞，少年時隨父落北京大興籍。其遣戍伊犁的時間為嘉慶十七年至二十五年（1812-1820），前后往返首尾長達九年之久。

②徐松的業師英和在《西域水道記》題詞中有“徐生夙擅著述才，天使投荒萬里往”之句。

③繆荃孫《徐星伯先生事輯》，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④龍萬育《西域水道記》序言云：“嘉慶丁丑歲（嘉慶二十二年，即1817年），謫戍伊犁，與舊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見先生所撰《伊犁總統事略》及《新疆賦》、《漢書西域傳補注》，嘆其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記》草稿數卷?！?/p>

⑤《漢書西域傳補注》張琦序。

⑥徐松為其業師英和《卜魁城賦》所作的跋語。

⑦《新疆賦》彭邦疇跋語。

⑧道光間刻本《西域三種》，北平隆福寺文奎堂藏版。共兩函8冊，其中上函為《西域水道記》5冊，下函為《漢書西域傳補注》2冊、《新疆賦》1冊。

⑨光緒間石印本《西域四種》，上海鴻文書局石印。共兩函8冊，其中上函為《西域水道記》3冊、《漢書西域傳補注》1冊（附《新疆賦》），下函為《漢西域圖考》4冊。

⑩孫馨祖（1739-？），江西萬載縣人。關于孫馨祖，由于文獻不足，故其生平事跡極為寥落。僅從此序文得知，孫馨祖生于乾隆己未（1739）。幼時好學，晚年方于廣西某縣任職，后任福建甌寧知縣。乾隆乙卯（1795），五十六歲，丁母憂。嘉慶己巳（1809）七十歲，戍伊犁。另，據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嘉慶朝江西萬載縣土棚學額紛爭案》及明清檔案工作室所藏五件嘉慶朝移會可知，孫馨祖曾因卷入轟動一時的萬載土籍童生罷考事件而被杖流伊犁。

?不過，徐松對黃河源的認識，限于當時盛行的正統觀點，在今天看來過于牽強附會，故遭到了學術界不少人的批評。

?散見于《漢西域圖考》各卷。按，此處所據版本，為臺灣樂天出版社印行的“陽湖趙氏”版《漢西域圖考》全一冊，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初版。

參考文獻：

[1]朱玉麒.西域水道記（外二種）[M].北京：中華書局，2005.

[2]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3]李軍.論<西藏等三邊賦>-清代邊疆輿地賦之代表[J].（臺灣）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2012，（2）.

[4]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

[5]馬積高.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臺灣）王聿均.徐松的經世思想[C].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1984.

[7]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7.

[8]許結.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9]李治亭.東北通史·總序[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0]陳慶英，高淑芬.西藏通史[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1]（美）費正清，劉廣京.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作者簡介：李軍（1977-），男，甘肅省靜寧縣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唐傳奇、邊疆文史。

（責任編輯：楊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