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人與絲綢之路

黃留珠

摘要：陜人張騫“鑿空”西域，開辟了絲綢之路。陜人班超、班勇父子再次打通絲路。確保其暢通；陜人耿恭、耿秉兄弟抗擊匈奴，為維護絲路安全做出積極貢獻。唐代平定突厥、經營絲路的著名人物亦多為陜人，像李靖、李大亮、張儉、侯君集、王孝杰、唐休璟、李嗣業、高叡、程千里等等。如此一種現象，再加上長期以來陜西一直都是絲路起點的事實，明顯昭示我們，絲路與陜西不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且也存在一種天然的、特有的“緣分”?？梢哉f陜西與絲路猶如一對孿生兄弟難解難分，陜西命里注定就有強大的絲路“基因”。非常有趣的是，當今倡導重建絲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同志，恰好也是陜西籍?？磥?，冥冥之中陜人與絲路真是有那么一種無法剪斷的情緣?；诖?，長期居絲路起點的陜人，也就責無旁貸地必須走在今天建設“一帶一路”、弘揚絲路精神的最前列。

關鍵詞：陜人；絲路；情緣

近期以來，絲綢之路問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新熱點?？梢哉f，人們動用了一切手段和方法，重新認識絲路，大力宣傳絲路——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弘揚絲路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作為歷史文化大省的陜西，因歷史上長期居于絲綢之路的起點，故而在當今的“絲路熱”中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獨特的優勢。不過這里應當看到，陜西除了曾是絲路起點之外，對絲路還有著另一種相當巨大的資源，那就是歷史上陜西人與絲綢之路結下的極為特別的關系和極其特殊的情緣。而這種關系和情緣表明，陜西人身上似乎天然地具

一、 陜人張騫“鑿空”通西域

今天人們所說的“絲綢之路”，最早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斐迪南·馮·李?；舴遥‵·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一書中提出的。這是一條溝通世界東方和西方的陸路大通道。通過它，東、西兩大文明實現了有效的交流。特別是東方中國的絲綢經由這條通道輸送到遙遠的西方，意義更為重大，所以才有了“絲綢之路”的稱謂。而這樣一條在中西交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絲路的開辟者，正是一位陜西人，他的名字叫做張騫。

大家知道，中西交流的歷史起始甚早?！渡胶＝洝防铩翱涓缸啡铡钡墓适?，很可能反映了原始社會一次溯河、渭而上，朝西北方向的大規模交通活動?！赌绿熳觽鳌分嘘P于周穆王乘八駿之車，溯黃河、登昆侖，會見西王母的傳說，則生動反映了古代人們進行中西交往的愿望。該書中有關西方風物的記述，表現出當時人們對于西部地區所具有的豐富知識。當然，這些記述盡管有著不少令人可以馳騁想象的內涵，但畢竟帶有太多的神話或傳說的色彩。

至秦漢時期，中西交流已經既非神話，也非傳說，而是活脫脫的現實。當時把今新疆、中亞及更遠的西方泛稱為“西域”，而狹義的西域則僅指天山南北一帶的地方。西漢初，西域共有36國，絕大多數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南北邊緣的綠洲上。那時活動在北方一帶的匈奴族經常侵擾漢邊境，成為嚴重的邊患。為了有效地抵御北方匈奴的侵擾，漢武帝從一個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遷的大月氏有報復匈奴之意，便立即決定募使前往尋求與國，以實現其“斷匈奴右臂”的戰略構想。武帝的募召，得到了時為皇帝衛隊成員的漢中城固（今陜西城固）人張騫的積極響應。當時，從漢到西域須經匈奴人控制的河西地區，前進的道路異常艱難。公元前138年，張騫率眾百余人持漢節從都城長安向西域進發，途中被匈奴人俘獲，拘留了十一年，逃脫后繼續仗故節西行抵大月氏。由于大月氏在中亞阿姆河流域農耕定居已久，“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1]2688，結果張騫撲了個空。盡管張騫未能完成結交與國的使命，但他終于在公元前126年生還長安，給西漢王朝帶回了關于西域的最新消息。這更加激發了漢武帝西進的熱情，此后遂開始了一系列廣求西域通道的活動。自公元前121年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大敗匈奴收復河西之后，通往西域的道路終告暢通。

史學家司馬遷把張騫的西域之行，稱之為“鑿空”[2]3169。對于“鑿空”一詞，古人曾有多種解釋?；蛟弧拌?，開；空，通也。（張）騫開通西域道?！盵2]或曰“謂西域險厄，車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盵2]現代史家范文瀾在所著《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將“鑿空”解釋作“探險”，顯然超越了古人，更為準確。張騫“鑿空”的行動，意義重大。由此而開拓的西域通道，即日后被以“絲綢”命名的“絲綢之路”，對中西文化經濟交流起了巨大作用，譜寫了世界文明史上絢麗的一頁。

雖然迄今關于絲路開辟的時間，學術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不論怎么說，經河西、新疆、中亞直到西方的商路，開始成為正式通衢大道，并見諸史籍明確記載者，張騫“鑿空”通西域無疑是一個里程碑；作為絲路開辟者，陜人張騫當之無愧。從漢武帝朝開始，直到西漢結束乃至其后一些相當長的時間，長安始終都是溝通中西的絲綢之路無可爭辯的起點。①

二、陜人班超等立功西域維護絲路暢通

張騫出使西域，絲路正式開辟。不過，這條溝通中西的道路由于所處的地理環境、自然條件惡劣，尤其是北方匈奴政權的存在，更使之不時受到威脅甚至被中斷，因此保持該通道正常的運作秩序、維護它的暢通便成為很重要也很特別的事情。如公元前36年（漢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護副校尉陳湯矯詔調發屯田兵士和西域各國軍隊4萬人征伐匈奴郅支單于，脅迫上司西域都護府校尉甘延壽服從其事，攻克郅支城（今哈薩克斯坦塔拉茲），斬殺郅支單于，即典型實例。

東漢建立之初，無力顧及西域，但隨著國力不斷增加，亦開始有所作為。公元73年（明帝永平十六年），竇固等大敗北匈奴，東漢著手恢復與西域諸國的政治關系。在這一背景下，遂出現了班超經營西域再次打通絲路的壯闊一幕。

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東北）人。父彪、兄固，皆著名史學家。家貧，傭書養母，后投筆從戎，隨竇固擊匈奴。當漢軍獲勝、肅清了匈奴在車師前后王國一帶的勢力之后，班超奉命率36吏士出使西域。超等攻殺匈奴派駐鄯善、于闐的使者，廢親附匈奴的疏勒王，鞏固了漢的統治。漢明帝死，親匈奴的龜茲等國乘大喪之機攻漢都護，進行反撲。漢廷征班超還朝，疏勒等國極力挽留。班超遂在西域堅守，并初步穩定了局勢。后得到漢章帝派來的援軍，聯合當地力量，開始全面反擊。從公元87年（章帝章和元年）到94年（和帝永元六年），陸續平定莎車、龜茲、焉耆等地叛亂，擊退月氏入侵，保護了西域各族的安全，使中斷了的絲綢之路得以重新暢通。由于班超在西域所做的貢獻，東漢政府于公元91年（永元三年）即任命他為西域都護，后又封定遠侯。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這件事。雖然當甘英抵條支西海（今波斯灣②）后，被當地人謊稱海路艱險欺騙而返，但此舉卻在客觀上將絲路向西大大延伸到歐洲?！逗鬂h書·西域傳》載：“大秦國，一名犁軒，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余城?！渫醭Ｓㄊ褂跐h，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毖屿渚拍隇楣?66年。這就是說，當甘英出使大秦未果69年之后，大秦的使者終于來到東漢都城洛陽。有文字記載的東、西方兩大帝國的交往，此為首見。這或可視為班超遣使出使大秦所結出的帶有某種必然性的文明交往成果。

班超之子班勇，也是為維護絲路安全做出重要貢獻的著名人物。勇字且僚，少年時就頗有父風。安帝初，任軍司馬，出敦煌迎西域都護及甲卒而還。元初年間，廷議西域問題，他力主復置西域副校尉，為安帝采納。公元123年（安帝延光二年），任西域長史。時匈奴多次攻擾西域，他率兵士500人出屯柳中，復與龜茲合兵擊走匈奴伊蠡王，開通了車師前王庭。公元125年（延光四年），他調發漢兵6000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大破車師后部，斬其王軍就，獻首京師。次年（順帝永建元年），在全部平定車師六國的基礎上，他領導西域各族大破北匈奴呼衍王，進一步鞏固了東漢在西域的統治，確保了絲路的通暢。他將自己的西域見聞，著《西域記》一書。今傳世的《后漢書·西域傳》，即據此寫成。

上述班氏父子皆陜籍人士。其實，當時勇敢抗擊匈奴維護絲路安全的陜西人還有不少。例如耿恭、耿秉兄弟的事跡，亦相當感人。

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今陜西興平境）人，東漢開國功臣耿弇弟耿廣之子。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明帝末，任戊已校尉，屯駐車師后王庭金蒲城。不久，遭北匈奴進攻，他以毒藥箭擊退之。后引兵據疏勒城，北匈奴復來進攻，并斷絕城下澗水。他團結吏士，甚至飲用壓榨出的馬糞汁，終于打井成功，使匈奴退兵。及明帝去世，北匈奴趁機反撲，車師也背叛。在糧盡矢絕的情況下，煮鎧弩食其筋革，與部眾堅守不屈。公元76年（建初元年），章帝派出援軍，攻交河城，迫使車師投降，耿恭等得救，只剩26人。及回師玉門，僅余13人。時人稱其節過蘇武。

耿秉字伯初，耿弇弟耿國之子，與耿恭為叔伯兄弟。體格雄偉，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為郎，數次上言兵事，認為邊患專在匈奴，必須以戰去戰。明帝末，遷官駙馬都尉，與竇固等大破北匈奴，并攻破車師。章帝時，歷拜征西將軍、度遼將軍、執金吾。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與竇憲一起擊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軍行常自披甲在前，深受士卒愛戴。他對于匈奴，不只使用武力，更重恩信；所以匈奴聞其死訊，舉國嚎哭，或至割面流血。

耿氏兄弟抗擊匈奴的斗爭，應該說亦為維護絲路的暢通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三、唐代絲綢之路經營者多陜人

唐代，絲綢之路步入其最繁榮的時期。而絲路的這種發展繁榮，是與唐帝國對絲路的經營密不可分的。

唐的絲路經營，總體上來看，是與整個國家的治理同步并行的。具體言之，則是隨著帝國對絲路沿途地區統治權的建立或強化——換句話說，即隨著唐接納毗鄰北部和西部邊境一些少數民族政權歸附、將其領地改變為唐的行政轄區的過程來實現的。

這里，唐王朝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對手，便是橫亙于帝國北方及西方的突厥汗國。

史稱突厥是匈奴的別種③。公元552年，突厥汗國建立，很快就成了威服塞外的強國。隋朝時，突厥分裂為東、西兩部。隋末中原喪亂，突厥再度崛起。公元629年（唐太宗貞觀三年），唐乘東突厥內部分裂派兵出擊，次年滅之，于是在東起幽州、西至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一帶，設置順、祐、長、化四個都督府；又在突厥統轄的今內蒙地區，東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設六個州。雖然唐在這里是任用突厥酋長為地方官進行管理，但這些地方已變為唐的政區卻是毋庸置疑的。

特別是唐滅西突厥、完全掌控西域，對絲路的經營意義更為重大。

西突厥在隋末唐初迅速擴張，隔絕了中原地區與西域的聯系。因此，唐滅東突厥之后，開始同西突厥展開爭奪西域的斗爭。公元630年（貞觀四年），占據伊吾（今新疆哈密）等七城的胡人歸附唐朝，唐以其地為西伊州（后改稱伊州），作為進軍西域的據點。公元635年（貞觀九年），唐降服據有今青海及新疆東南部的吐谷渾，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公元640年（貞觀十四年），唐攻取高昌國，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西雅爾和卓）；又占浮圖城（今新疆吉木薩爾），設庭州。公元642-648年（貞觀十六至二十二年）唐連續打敗西突厥，攻取焉耆、龜茲等地，天山南路各小國紛紛擺脫西突厥控制，歸附唐朝。唐遷安西都護府于龜茲，統領龜茲、焉耆、于田、疏勒四鎮，稱“安西四鎮”。四鎮為唐經營西域的軍事基地，對西域的統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

公元657年（唐高宗顯慶二年），唐滅西突厥，控制了整個西域地區，于是在中亞碎葉川以東置昆陵都護府，以西置濛池都護府，皆隸屬于安西都護府。碎葉川南岸的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托克馬克附近），靠近西突厥牙地千泉，正值中亞交通要沖，商業繁盛，唐遂以碎葉替代焉耆，劃入安西四鎮（碎葉、龜茲、于田、疏勒），作為經略中亞的重要基地。此時原來役屬于西突厥的中亞各國也都歸附唐朝，唐在于田以西、波斯以東的十六國之地，在烏滸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國之地（今烏茲別克境內），也劃置了許多都督府和州，稱作“羈縻州”。公元702年（武周長安二年），武則天又在天山以北設置北庭都護府，與原有的安西都護府同為設在西域的最高統治機構。安西都護府負責管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蔥嶺以西、楚河以南的廣大中亞地區，北庭都護府管理天山以北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游牧地區。

上述將近一個世紀唐在北方、西方將突厥掌控地區改變為帝國轄區的行動，實際上也就是對絲綢之路最大的一種經營。此舉有力地保障了絲路的暢通與有效。鼎盛時期唐帝國的西部疆域，達到咸海西岸，包括了中亞大部分地區。

當然，漠北少數民族的關系相當復雜，他們建立的政權亦起落無常。如東突厥滅亡后曾有后突厥汗國的興起，另先后還出現有薛延陀汗國、回紇汗國等等。不過總觀這些政權與唐的關系，和好明顯占據主流。他們基本都臣服于唐，為大唐藩屬④。像回紇人，還曾派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唯其如此，所以唐代經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門關再經新疆通往中亞、西亞、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絲綢之路，基本上是通暢的。這一切，正如唐詩人張籍《涼州詞》所描寫的那樣：“無數鈴聲遙過蹟，應馱白練到安西”。唐帝國的絲綢等商品，隨著一隊隊駱駝運銷西方；西方的物品也由這條商道運達唐朝內地。絲路上往來的除了商賈之外，還有各國的使節、貴族、學者、藝術家、僧侶等。那時與唐通使交好的國家，多達70余個⑤。

需要指出的是，唐所秉持的開放、包容政策，對于絲路的發展繁榮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大家知道，唐立國初期太宗李世民便確立了對各民族的開放包容政策。公元644年（貞觀十八年），突厥內亂，十余萬人請求遷至黃河以南的勝州、夏州之間（今甘肅、寧夏一帶），朝臣紛紛反對，認為夷狄不可靠，接納他們會帶來麻煩。太宗力排眾議，對大家說：“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盵3]6215這一席話，充分顯現了唐主寬闊的心胸與包容的心態。太宗又對主掌“起居注”的褚遂良講：“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盵3]6216事后果然不出所料，突厥首領主動降唐，還被授官右武衛將軍。

在正確政策的指引下，文明昌盛的唐王朝對外的吸引力空前增強，成為時人向往的圣地。這自然也就帶來了絲路的發展繁榮。來自粟特、突厥、回鶻、鐵勒、高句麗、百濟、日本等民族和國家的眾多外來人口，給唐帝國注入新鮮血液。他們之中不少人甚至還當了唐的高官，直接參與了帝國的管理。歷史上，像唐這樣既繁榮、強大又開放、包容的帝國，并不多見。

唐帝國經營絲路過程中，涌現出不少英勇抗擊突厥、立功西北邊地的著名人物。他們之中，陜籍者占有相當的比例。如李靖，京兆三原人；李大亮，京兆涇陽人；張儉，京兆新豐人；侯君集，豳州三水人；王孝杰，京兆新豐人；唐休璟，京兆始平人；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高叡，雍州萬年人；程千里，京兆府人，等等。據此，似乎完全有理由可以這樣說：唐代絲綢之路經營者多陜人。

至于在發展繁榮的唐代絲路上，究竟出現過多少屬于奇跡類的事兒，人們似乎沒有做過統計，但高僧玄奘經由絲路西天取經，無疑是這類事情的典型。此舉被后世演義作小說《西游記》，成為我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還有那分明是吃了敗仗、作為“恥辱”記錄的唐與阿拉伯帝國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的怛羅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之戰，由于被俘的唐軍士卒把造紙術帶到阿拉伯世界并傳至西方，結果反而造就了一段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從以上兩例奇跡，不難看出唐代絲路的巨大貢獻，亦不難看出唐人經營絲路的價值和意義。

四、歷史絲路與今日重建絲路以及陜人責任

我們把自漢開辟而至唐繁榮的陸上溝通東西方的道路，作為絲綢之路的主體部分，稱之為“歷史絲路”。通過上述，不難看出這條絲路開辟者、維護者及經營者那種積極進取、敢于開拓、勇于探索的精神，那種高度的事業心、責任心、自尊心和自信心，那種矢志不渝、堅貞不屈、忠君報國、不辱使命的意志與品德，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都是有重要啟迪意義的。這些，都堪稱歷史文化的精華，需要我們繼承并發揚光大。

自然，這里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看點是，歷史絲路的開辟者是陜人，著名的絲路維護、經營者當中也多為陜人。如此一種“多陜人”現象，再加上長期以來陜西一直都是絲路起點的事實，就明顯昭示我們，絲路與陜西不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且也存在著一種天然的、特有的“緣分”。換言之，也就是說陜西與絲路猶如一對孿生兄弟難解難分，陜西命里注定就有強大的絲路“基因”。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樣，唐代以后隨著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政治中心的東移、經濟重心的南移和航海技術的發展，在東西方貿易中海上絲綢之路越來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原來的陸上絲路反而逐步淡出歷史舞臺。近現代以來，絲綢之路沿線廣大地區漸次成為沙俄和蘇聯的統治區域。蘇聯解體后，中亞各國獨立，歐美及日本、韓國等迅速進入中亞，開展經濟、文化滲透，美國甚至還建立了軍事基地。凡此種種，表明發達國家對古老絲綢之路沿線的中亞地區非常重視。而這些，也明顯向我們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挑戰。

在我國爭取外部和平環境、維護領土安全、保障國內社會經濟建設的戰略需求中，中亞地區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2001年，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六國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人們簡稱“上合”。該組織的成立，符合“上合”各國對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以及維護區域穩定的共同戰略需要。2013年，習近平主席訪問中亞期間，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所作的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中，明確提出了重建絲綢之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2014年6月5日，在中（國）阿（拉伯）合作論壇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習主席又發表了題為《弘揚絲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重要講話，指出千百年來，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薪火相傳，在文明交往互鑒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希望雙方弘揚絲綢之路精神，以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新機遇和新起點，不斷深化全面合作、共同發展的中阿戰略合作關系。在當前我國東部和南部海疆多事，我國外部發展空間受到嚴重壓擠的情勢下，通過重建絲綢之路、共建絲路經濟帶，發展加強我國與中亞各國及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進而謀求更大的發展，顯然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