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交融與碰撞*——近五十年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悉尼·胡克思想研究述評

王增福

（山東師范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悉尼·胡克（Sidney Hook，1902—1988）被譽為約翰·杜威（John Dewey）最出色的學生，憑借著在杜威指導下寫作的博士論文《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成為美國當代實用主義陣營中的重要成員。同時，胡克也是美國學術界鮮有的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卓有成效的哲學家，憑借《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和《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兩本著作成為美國學術史上第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奠定了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上述作品被當時的學者譽為“美國人關于馬克思的最好的哲學著作”。［1］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由于胡克與杜威關系過于親密，許多學者認為胡克的實用主義僅僅是對杜威經驗主義的簡單繼承和解說，缺乏自身對實用主義的創新性發展，因而胡克在實用主義譜系中鮮為人知；另一方面，雖然早期的胡克對馬克思本人和馬克思主義情有獨鐘，而且深入闡釋了馬克思以及經典作家的相關思想，給出了自己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特有理解，為宣傳馬克思主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后期的胡克畢竟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反思和批判，他的這種行為被當時乃至之后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是嚴重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路線，指責其后期學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惡毒攻擊”。所以，胡克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也沒有留下深刻的記憶。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胡克是一位悲劇性的哲學家，正如羅伯特·泰利斯（Robert Talisse）所言，“自從胡克去世后的十年里，沒有一個哲學家在誠心誠意地研究他的政治思想。從當代學術界的論文來看，胡克已經普遍地為哲學家所遺棄”。［2］

但學術研究應忠實于哲學家的文本和思想，以此為依據進行合理性詮釋。胡克之所以沒有在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留下濃重一筆，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有些學者在沒有系統研究胡克的哲學思想和同情地理解他在后期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背景的前提下，就帶著已有的政治信念展開了對胡克的批評甚至是誤解。隨著實用主義研究的深入，尤其是新實用主義的崛起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不斷演進，胡克在新世紀又逐漸進入學者的視野，其自身思想的合理性也漸漸被人們所認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和時代要求下，重新審視胡克的實用主義及其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態度便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和理論意義。新時期對胡克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研究應該建立在總結已有成果的基礎上，近五十年來胡克思想的研究可以從國內與國外兩個層面進行總結。

一、國內學界胡克思想研究的三個階段

胡克生活的年代恰逢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和不斷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時期。鑒于胡克（主要指早期胡克）在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中的聲譽和貢獻，以及后期對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背離所引起的理論效應和實踐轟動，我國學者對胡克的介紹便起步較早?？傮w上講，國內學界對胡克的研究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該時期我國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兩個跨度，由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限于學術探究的水平，對胡克思想的研究缺乏廣度和深度，甚至出于階級斗爭的需要惡意歪曲和攻擊胡克的哲學思想。這一時期的胡克研究呈現出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對胡克思想進行了簡要的概括和梳理，如王守昌從自然主義、真理觀、對唯物辯證法的批評和民主思想四個方面闡述了胡克的基本觀點；［3］二是對胡克的自然主義展開了專題性研究，丁寶蘭認為胡克的自然主義是對哲學基本問題的扭曲，是主觀唯心主義目的論和蓋然論的結合，并對自然主義的客觀性理論展開了批判。［4］總結這一時期胡克思想研究的特征可以發現，多數學者是站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上對胡克的實用主義進行的批判，將其學說看作“完全是反動的唯心主義臆說”，并沒有對胡克采取科學和客觀的態度。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該時期對胡克著作的翻譯引介頗為豐富。他的兩部重要著作《歷史中的英雄》和《理性、社會神話與民主》分別被王清彬和金克譯成中文于1964年和1965年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現代外國哲學組編輯的《當代美國資產階級哲學資料》（第一集）收錄了胡克的《必然性、非決定論與感情用事》和《歷史的客觀性與重建》兩篇文章；《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譯的《資產階級哲學家資料選輯》（第12輯）收錄了《實用主義的形而上學》部分章節和《自然主義與第一原理》等論文；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西方哲學史組編的《現代美國哲學》收錄了《杜威——“生長”的哲學家》、《人與自然》和《共產主義與民主哲學之間的沖突》等文章。應該說，老一輩哲學家對胡克相關著作和論文的翻譯為之后展開對其思想廣泛且有深度的探究奠定了文獻基礎。

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該時期學術界對胡克的研究呈現出多角度多層次的布局，尤其是對其思想的專題研究進展較快，主要體現在三個領域。一是較為深入探討了胡克的實用主義思想，如翁東沒有像以前的學者偏重于胡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解說和批判，而是從工具主義的形而上學、工具主義的認識論和工具主義的方法論三個層面對胡克早期的實用主義思想進行了詳細梳理和評述，［5］為我們進一步解讀胡克的實用主義立場提供了借鑒。二是廣泛討論了胡克的社會民主思想，如趙仲英總結了胡克對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論證，對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評析，以表明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優越性。［6］宗志翔闡述了胡克對英雄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兩種極端立場的批判，指出社會歷史的發展應該遵循的三個原則：歷史的決定趨勢與可能性同時并存；社會規律與意志自由相互影響；偉人的個性特征與歷史時勢相互制約。［7］吳志成從民主的界定與條件、民主的類型與方式、胡克反對民主的理論根據三個方面評析了胡克的民主理論，并指出其與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的差異。三是簡要探討了胡克的馬克思主義觀，田曉介紹了胡克對正統派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工團馬克思主義以及回歸馬克思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四種馬克思主義觀的分析，探討了多元馬克思主義形成的理論根源，并討論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學說傳播中的角色定位問題。［8］

應該說，該階段對胡克思想的研究內容豐富、領域廣泛、主題鮮明、成果頗豐。但由于研究者缺乏對美國實用主義的深度關切，忽視了胡克后期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深層原因，所以對胡克思想的整體把握缺乏科學的態度。多數研究者仍將胡克的世界觀視為主觀唯心主義，將胡克的真理觀看作是一種“唯我論”。正是因為對胡克的實用主義缺乏同情的理解和慎重考察，沒有將其放在新實用主義的視域中進行審視，因此學者們對其建基于實用主義之上的社會發展理論和民主思想也就缺乏深入研究，沒有挖掘其理論的合理性和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民主社會的啟發意義，更沒有對后期的胡克之所以痛陳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給予正視。這便為第三階段的胡克思想研究提供了選題。

第三階段是從21世紀伊始至今的十幾年時間。新近時期，我國學界對胡克思想的研究較前兩個階段發生了重要轉折，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界對新實用主義及其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不斷深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由此而來的對其思想溯源以及與古典實用主義的學理關聯也進入學者的視野，因此從新實用主義發展的內在邏輯重新審視胡克的相關思想就成為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學者的重要課題。其次，由孫伯鍨、張一兵等學者在21世紀初發起的重視研究馬克思的文本以及注重區分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旨在“回到馬克思”［9］的學術思潮，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這一思潮的推動下，許多學者立足于馬克思的文本，對胡克將馬克思主義限定為馬克思本人的觀點給予了同情理解，同時也對胡克關于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相關批評給予了客觀評價。最后，陳亞軍先生在《胡克：馬克思主義還是實用主義》一文中考察了胡克思想前后期轉變的學理緣由和歷史依據，并指出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胡克這里并非相互截然對立，胡克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既是實用主義者又是馬克思主義者。［10］陳亞軍的觀點對學界重新挖掘胡克思想的積極元素產生了重要影響。①在陳亞軍的影響下，姬志闖發表了《胡克思想軌跡的澄清及其定位的再認識——兼談胡克馬克思研究方法的當代意義》一文。姬文以胡克思想發展的內在軌跡為線索，澄清了胡克思想前后定位的學理根據，指出不能籠統地指責胡克對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更不能以此為依據把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對立起來；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胡克馬克思研究方法的當代意義，為我們繼續研究胡克在超越杜威和馬克思的基礎上追尋自身思想的獨創性提供了有力證據。

鑒于上述要素，這一時期胡克思想的研究便呈現出多維度、多視角和多元化的特征，而且與前兩個階段相比，該階段雖未對胡克展開整體性和體系化的研究，但進一步提升了專題探討的深度和廣度。第一，與之前批評胡克的立場不同，該時期學者分別從哲學的本質和特征兩個角度梳理了胡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討論了胡克哲學觀形成的多元理論來源，同情地理解胡克對馬克思辯證法以及唯物主義思想的考察，并指出胡克的哲學觀對于當下中國堅持和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思想資源。典型的研究成果是陳食霖的《悉尼·胡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評析》和周嘉昕的《對馬克思主義新的闡釋還是惡毒攻擊——悉尼·胡克對馬克思辯證法的理解》。第二，該時期深入研究了胡克的民主和自由思想。王元明站在杜威與胡克的學術繼承關系上討論了胡克作為生活方式的民主應該肯定的三種價值和態度，介紹了胡克駁斥的兩種反對民主的立場，重點闡釋了胡克的民主思想對我們進一步發揚民主作風、推動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體制監督和反對個人崇拜的啟發意義。［11］可以說，該文比較客觀地探討了胡克的民主理論。①該時期對胡克民主思想的研究還有舒君華的《胡克的民主理論在中國的命運》一文，該文的可貴之處在于從西方理論的移植原理討論了胡克民主與中國文化的差異，但缺陷在于作者沒有看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并不能說明胡克的民主理念對中國文化沒有借鑒意義，更沒有看到在當下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發展進程中學者對胡克民主思想的重視程度已不斷升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的專題研究表現出了縱深延展的特點，汪秀麗的博士學位論文《胡克自由觀探要》（復旦大學，2007年）從自由觀的理論和實踐來源入手，遵循何謂自由——自由是否可能——自由何以可能的線索建構了胡克自由觀的理論構架，討論了胡克自由思想與傳統自由主義相比的新穎性，提出了應對來自自由主義內部的多元主義的解構和社群主義的批評，并闡明了胡克自由觀的局限性，這是新世紀對胡克思想深入研究的良好開端，為之后探討胡克哲學樹立了榜樣。第三，該時期開辟了胡克思想研究的新領域，即對胡克的宗教觀有所涉及，盡管研究成果不多、力度不大、深度不夠，但畢竟為系統研究胡克的整體哲學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材料。舒君華總結了胡克宗教思想的基本線索，胡克的宗教觀集中體現在對雅克·馬利坦（Jacques Maritain）的“完整的人道主義”的分析和批判之中，胡克認為馬利坦的人道主義既不符合科學理性，又是極權主義的變種，在此基礎上胡克提出了注重價值和科學要素的宗教觀。［12］遺憾地是，該文并沒有意識到科學與價值的關聯所具有的合理性，同時又忽視了胡克將科學與宗教劃界的可取做法。

二、國外學界胡克思想研究的漠視與轉折

國外學術界（主要是美國學界）對胡克思想的關注程度與深度和我國學界近似。在一段時期內，胡克不但沒有引起相關學者的重視，反而遭到了冷遇。美國哲學家丹尼·波斯特爾（Danny Postel）說道：“幾乎需要一個巨大的書柜才能裝下最近二十年來出版的所有關于實用主義的著作”，但奇怪的是，“作為20世紀僅次于杜威的第二個最具影響力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指胡克——引注）卻在實用主義的復興中幾乎被忽視了。事實上，迄今為止，胡克似乎完全被拋棄到實用主義歷史的垃圾堆里了”。［13］波斯特爾的觀點得到了證實。從美國學術界近四十年的情況來看，盡管作為美國第一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的胡克在實用主義的立場上闡釋了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但在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材料中并沒有胡克的身影。如美國學者羅伯特·戈爾曼（R.A.Gorman）編著的《“新馬克思主義”傳記辭典》［14］和加拿大哲學家本·阿格爾（Ben Agger）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15］都沒有將胡克列入介紹的行列。同時，雖然胡克是20世紀上半葉繼杜威之后最具影響力的實用主義哲學家，但從近年來美國學界的出版物來看，美國學者并沒有給予胡克的實用主義思想以應有的重視。如在學界頗有影響的馬修·費滕斯坦（Matthew Festenstein）寫作的《實用主義與政治理論：從杜威到羅蒂》并沒有介紹胡克。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的《筑就我們的國家：20 世紀美國左派思 想 》、［16］毛斯 （H.O.Mounce）的《兩種實用主義：從皮爾士到羅蒂》、墨菲（John P.Murphy）的《實用主義：從皮爾士到戴維森》也僅僅是提到了胡克，而沒有給予特別的對待。正是由于在許多實用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作品中缺少對胡克的討論，才導致了胡克的著作和思想被普遍地忽視和鮮為人知。②盡管這一時期（主要指20世紀90年代之前）美國學術界對胡克缺少興趣，但還是出版了少量研究胡克的學術成果。比如1987年，為了紀念胡克65周歲生日，庫爾茨編輯出版了《悉尼·胡克：民主與人道主義的哲學家》的論文集，該論文集主要討論了五個專題，分別是悉尼·胡克其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胡克的教育思想、胡克的倫理學和人性思想、胡克的實用主義思想。1990年，出版了《胡克：民主、共產主義與冷戰的信》，這為研究胡克的社會民主思想準備了第一手的材料。

但我們應該看到，伴隨著新實用主義的不斷崛起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不斷深化，美國學界對胡克的重視程度也隨之不斷提高，尤其是近十幾年間，對胡克各種觀念和思想的關注與探討在美國哲學界持續升溫，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胡克的哲學思想成為新世紀之后美國哲學界學術會議討論的重要內容。2000年，在美國哲學促進會研究生分會上，羅伯特·泰利斯做了題為“自由、共同體與民主：胡克和當代的爭論”的主題報告；2002年，在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第99屆年會上，與會學者就胡克的《對卡爾·馬克思的理解》一書進行了專題討論；同年，舉行了兩個關于胡克思想遺產的學術研討會，參加者包括新實用主義哲學家維斯特（C.West）、保羅·庫爾茨（Paul Kurtz），政治哲學家艾倫·萊恩（Alan Ryan）、約翰·梯吉斯（John Patrick Diggins）等知名學者，研討會結束后出版了名為《重新反思悉尼·胡克》的論文集；2003年，美國哲學促進會中西部實用主義研究會第七屆年會專題討論了胡克的《實用主義與生活的悲劇意識》。正是通過這些學術研討會，使胡克的影響在美國哲學界不斷擴散，由此引起了有關學者的高度關注。

其次，美國哲學家在一些學術著作中展開了對胡克思想的深度研究。維斯特在《美國人的哲學逃避：實用主義譜系》中著重闡述了胡克的政治哲學思想，并就他的政治哲學與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學理關聯進行了簡要分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出版了研究胡克早期思想的學術專著，克里斯托弗·菲爾普斯 （Christopher Phelps）于1997年出版了《青年悉尼·胡克：馬克思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一書，在這部專著中，菲爾普斯簡明扼要地重新審視青年胡克的思想發展歷程，指出胡克試圖調和深受杜威影響的實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以便走出一條理智的美國新左派之路，同時該書還描述了青年胡克對馬克思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和親身實踐，闡述了胡克后期之所以脫離共產黨與他效忠于美國的保守派有著密切關系，他也因此被稱為新保守主義的領軍人物。菲爾普斯的論述為我們深入探究胡克前后期思想的轉變提供了依據。此外，泰利斯和羅伯特·坦賓（Robert Tempio）在2002年編輯出版了《胡克論實用主義、民主與自由的主要作品選》，這為我們展開對胡克思想的整體性與系統性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

最后，胡克在近幾年受到重視與許多思想家逐漸意識到自身觀點與胡克的學術繼承關系密切相關。美國著名實用主義哲學家、社會民主主義者維斯特曾公開承認胡克的思想對于自己的新實用主義和左派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發揮過重要作用；新保守主義者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將《意識形態的終結》一書獻給胡克，并將該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于胡克；［17］歐文·克里斯托爾也把胡克看作他們那個群體的“宗師”，德懷特·麥克唐納、威廉·菲利普斯、威廉·巴雷特、奈森·格萊澤等人都稱贊胡克是那個群體富有哲思的天才，由于胡克是多產的作家，他在理論上的敏銳和活力配得上給予他的所有嘉獎；［18］英國倫敦大學戈德史密斯學院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大衛·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提到，他的導師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對馬克思的研究僅僅關注胡克1936年出版的《從黑格爾到馬克思》一書，以便追溯“馬克思從他的黑格爾學派之根源的解放”，［19］同時也建議自己閱讀胡克的這部著作；羅蒂稱贊胡克（胡克是羅蒂父母的好朋友）是其最為尊敬和愛戴的人之一，是一個“高尚的、完全誠實的社會民主主義左派英雄”，并坦承自己的政治哲學思想深受胡克影響，在某種意義上，羅蒂與胡克有著一種精神上的一致，因此，胡克便構成了古典實用主義到新實用主義過渡的橋梁，研究胡克對于更好地理解新實用主義的敘事轉換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外學術界關于胡克思想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觀點，進行了一些深入思考，圍繞某些專題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但總體上講，還存在著三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國內外學界近十幾年間都試圖展開對胡克思想客觀而又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各自所屬立場不同，學術背景存在差異，研究動機不一致，由此導致了缺乏對胡克思想的系統性研究，也就沒有注意到胡克的自然主義、工具主義、多元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社會歷史觀、民主與自由思想及其宗教觀之間的內在邏輯關聯，更忽視了胡克在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并非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態度，而是努力在二者之間走出自己獨特的理論路徑。第二，國內外學界都對胡克的政治哲學思想給予了極大關注，前者以批判為主，后者則將胡克視為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但國內外都沒有足夠重視胡克的實用主義思想研究，沒有像對待劉易斯、古德曼等人那樣將胡克放置在古典實用主義到新實用主義的發展進程中考察，因此也就忽視了胡克對新實用主義發展的理論貢獻。第三，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雖然不少哲學家承認自己的思想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胡克的影響，甚至將胡克看作是自己學派的教主，但學界并沒有深入挖掘這種學術繼承關系的可靠性，沒有給出應有的文本依據；更沒有站在新實用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最新立場上審視胡克思想對后世的影響或啟示。更為重要的是，專題研究的內容相對單一，盡管某些專題研究的論文數量較多，卻缺乏對胡克的長期關注。這些都表明，我們應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推進對胡克哲學思想的深化研究。

三、新時期胡克思想研究的學理價值與未來走向

從近五十年來國內外胡克思想研究狀況看，胡克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經歷了一個繁榮—冷遇—再度關注的研究歷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范式不斷更新和新實用主義不斷尋找古典實用主義理論資源的今天，從一種新視角探究胡克對待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態度、他的自然主義、工具主義及其社會民主思想，是學術研究與實踐發展的要求，之所以將胡克再度引進馬克思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研究框架，主要有四個方面的考量。

首先，研究胡克在莫里斯·柯恩 （Morris Raphael Cohen）和杜威的理論基礎上提出的自然主義思想，有助于我們從新的視角考察哲學的基本問題。胡克利用其經驗學說將人的活動（社會活動）引入了哲學，使自然不再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空殼，其中已經包含了人的概念因素。由于思維是人與自然打交道最有效的工具，經過生活和社會的不斷演化，它已成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思維不是在世界之外。胡克由此實現了古典實用主義與新實用主義在解決心靈與世界關系問題上的有效銜接，體現了實用主義的存在論路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傳統哲學二元分割的思維方式。

其次，研究胡克的工具主義認識論，有利于我們更加客觀地理解實用主義的真理觀。胡克否認了“絕對的和普遍的確實性”，［20］“科學家在任何一個時間里，都接受一些具有不同程度普遍性和說服力的假設，以此作為暫用的真理”，［21］即否認了絕對真理的存在，但這并不意味著胡克由此陷入了相對主義。因為胡克承認真理的客觀性，不同于傳統哲學的是，這種客觀性不是絕對的客觀性，而是相對的客觀性，原因在于客觀性與階級性無關，而與語言文化共同體的傳統習俗、文化背景、教育過程以及已有的信念系統相關?？疾旌说膶嵱弥髁x真理觀，可以說明客觀性不僅只有先天性一個來源，還有后驗性這樣一條可行的路徑。

再次，研究胡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有益于我們了解胡克對馬克思主義學說態度轉變的深層次原因，從而能夠中允地評價胡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地位。胡克在反對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礎上，嘗試尋求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種體系的協調一致性，他既不是用實用主義去解釋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試圖將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化，而是尋找兩種學說的可通約性，從而闡述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胡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本人尤其是正統派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批評與反思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理論原因，他的反教條主義精神對于當代中國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能夠提供借鑒。

最后，深入研究胡克的社會歷史觀和民主思想對我國在社會轉型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胡克批判了英雄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兩種極端的社會發展觀，在此基礎上闡發了歷史發展的可能性維度、社會規律與自由意志相互影響、英雄的個性特征與歷史時勢的相互制約等思想。同時，胡克所說的民主是“政府依靠被統治者自由地表示同意的一種社會”，［22］其中所彰顯的自由維度和對統治者的有效約束思想對我們進一步發揚黨內外民主，避免個人崇拜的再次抬頭，以及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都具有某種啟發價值。

與此相關，胡克思想研究的未來走向應該在吸取之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從三個層面展開。第一，全面系統梳理胡克思想的整體構架，呈現給讀者一個完整的“胡克形象”。正如之上綜述中所言，在一段歷史時期內，學界考察胡克思想的專題領域已經比較寬廣，涉及面也較多，但學者并沒有對胡克的整體思想脈絡給予過多的關注。因此，胡克受到的禮遇遠沒有其他實用主義哲學家厚重。學界應以胡克自身思想的內在邏輯演變為基礎，客觀地呈現其融合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企圖，盡可能地描繪出胡克思想的整體圖畫。第二，在新實用主義的視域下重新審視胡克的實用主義思想，尤其是要重新考察胡克的自然主義和真理觀。之前對胡克思想的研究之所以批判的多，認同的少，除了意識形態和觀念差異的原因之外，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胡克的真理觀、民主觀乃至宗教觀等思想是奠基于其實用主義的基本理念之上的，在沒有認真研究胡克的實用主義理論之前就對其他觀點展開論述，不可避免地會有失偏頗。我們應站在實用主義內在發展的邏輯軌道上對胡克的實用主義展開研究，以突出其思想在實用主義敘事轉換過程中體現的深刻性與獨創性。第三，在“回到馬克思”文本學研究方法的指引下，重新審視胡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同情地理解胡克對馬克思本人以及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反思。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發展歷程中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流派與人物的觀點不同、背景差異導致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存在差別，不少流派的確背離了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宗旨，因此，胡克基于理論和歷史的原因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有其可取之處，與以往研究不同的地方應在于擺脫研究視角中預設的馬克思主義立場，直接面對文本考察胡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展示胡克前后期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截然相反的學術態度的理論原因和實踐要素。如果我們在新時期能夠遵循上述研究設想，就可以重塑實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客觀評述胡克的思想貢獻，為我們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及創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提供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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