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群眾覺悟的思想與啟示*——從當前干群矛盾問題的另一視角談起

陳兆芬 ，姜愛風

（聊城大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山東 聊城 252059）

干群矛盾一直以來是我們社會關心和關注的主要話題，尤其近來我們黨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解決干群矛盾和沖突，堅決遏制“四風”，更好地貫徹黨的群眾路線成為當前黨的廉政建設的重頭戲之一，由此無論理論工作者還是社會工作者，都把深入挖掘和自省我們黨自身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四風”問題，作為學習和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主題之一。毋庸諱言，在一個小農思想根深蒂固、官僚主義盤根錯節、資金匱乏、文化落后、至今還存在著幾千萬文盲的國家里，對于一個從事著史無前例的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事業的廣大領導干部來說，固然困難重重，也切實感受著疑慮、指責、失誤甚至沖突等等復雜的干群矛盾的沖擊。但是回避、拒斥、僥幸、惶恐，“鴕鳥政策”和“無為而治”都無益于干群矛盾關系的解決。造成當前干群矛盾關系的主要原因除了在于我們黨員干部自身的詬病以及干部制度性約束和監督管理上的弊端等因素之外，［1］也存在著某些領導干部在工作中對群眾覺悟程度的漠視或褻瀆問題，恰如毛澤東在革命時期警告我們領導干部工作中存在問題時指出的那樣:“除了我們的覺悟，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問題以外，還有一個人民群眾的覺悟問題。當著人民還不覺悟的時候，把革命果實送給人家是完全可能的。 ”［2］（P1131）同樣可以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當我們的領導干部還沒有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的時候，當著人民群眾的覺悟程度還不夠高，還沒有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認識清楚這個問題的一切方面的時候，干部與群眾之間產生摩擦和沖突也是完全可能的。因之，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主要論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關于群眾覺悟的思想，認清我們干部自身存在問題的同時，從群眾覺悟實際出發，進一步探索促進干群關系良性互動的路徑，將是我們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意義所在，這也是本文從另一視角解讀干群矛盾問題的初衷。

一、經典作家關于群眾覺悟的思想

群眾覺悟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始終關注、并多次論及的重要思想之一，其核心是鑒于普通群眾特殊的文化知識層次和覺悟水平，他們無論從理論的闡發上，還是實際群眾工作中時刻注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理解能力，并提出了群眾覺悟水平高低是關乎革命成功和理論徹底與否的關鍵；群眾覺悟水平高低是制定黨的一切政策措施的依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一）群眾覺悟水平高低是關乎革命成功和理論徹底與否的關鍵

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馬克思談到群眾覺悟問題時不無痛心地說：“這些家伙真是無知透頂，他們的生活狀況使得他們毫無覺悟，他們當中根本沒有競爭，工資一直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同師傅的斗爭根本不是為了工資，而是為了‘幫工自尊心’等等。 ”［3］（P429）在馬克思看來，工人群眾這樣低的覺悟水平對于接受革命理論來說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對革命的進展是非常有害的。1854年馬克思在《革命的西班牙》一文中尖銳指出：起義開始時人民覺悟水平很低的狀況是導致西班牙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1889年2月4日恩格斯在致勞·拉法格的信中又進一步指出：即使革命在群眾覺悟水平很低的狀況下取得了成功，這也是暫時的，因為革命勝利后，一些機會主義者會利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覺悟程度不高的弱點，鉆空子來欺騙群眾，接著他引用倍倍爾在維也納《平等》中的話說：由于“大多數巴黎工人的行為簡直可悲，他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階級覺悟顯然處于極可憐的狀態，以致社會主義者候選人只得到一萬七千票，而象布朗基這樣的小丑和蠱惑者卻得到二十四萬四千票”，［4］（p139）這一情況表明：只有當工人階級真正覺悟起來時，一切才將完全是另一個樣子。而要讓“工人階級真正覺悟起來”，則必須讓理論為工人群眾所掌握和接受，因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只有說服人，才能掌握群眾變為物質力量，那么怎樣使理論說服人呢？這取決于理論本身的徹底性，即抓住事物的根本——人本身。馬克思恩格斯以德國理論的徹底性及其實踐能力就是建立在“從堅決積極廢除宗教（將人的覺悟或意識提高到必須推翻那些使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引者注）出發的”這一事實為依據，［5］（p9）強調理論的徹底性就在于能否提高人本身的覺悟，能否讓思想的閃電徹底擊中這塊素樸的人民園地，即無產階級這個特殊階級。在他們看來，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盛衰成敗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在普通的人民群眾中什么居于優勢，是工業工人的覺悟還是開墾處女地的農民意識？就此，馬克思恩格斯堅信隨著工人群眾運動的不斷前進，生產資料公有化思想基地的日益擴大，當工人群眾“認識到產品是勞動能力自己的產品，并斷定勞動同自己的實現條件的分離是不公平的、強制的，這是了不起的覺悟，這種覺悟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產物，而且也正是為這種生產方式送葬的喪鐘，就象當奴隸覺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財產，覺悟到他是一個人的時候，奴隸制度就只能人為地茍延殘喘，而不能繼續作為生產的基礎一樣。 ”［6］（p460）總有一天具有高度覺悟的廣大人民群眾將沖破“領袖們”之間互相傾軋和宗教糾紛的落網，把一切陰謀家和被收買的頭頭統統拋棄而組織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不可忽視的主要力量，敲響資本主義制度滅亡的喪鐘。

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運動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群眾覺悟的思想，從本國具體實際出發自覺將人民群眾的覺悟水平看作是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前提和基礎。革命前“俄國經濟發展的程度（客觀條件）和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和客觀條件密切聯系著的主觀條件），都使工人階級無法立即獲得完全的解放。 ”［7］（p537）所以列寧認為俄國革命最近的目的就是通過對工人群眾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大大提高他們的覺悟水平和組織程度，幫助他們改正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惡習，自覺和自愿地投入到革命事業中。19世紀末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工人運動的興起，列寧又進一步意識到“這些事實同其他千百件事實一樣，也最清楚不過地證明，正好是無產階級群眾、‘下層’群眾、落后群眾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組織起來的愿望日益迫切”的結果。［8］（p163）而“至于沖突時刻何時到來，當然不取決于我們的意志，而取決于政府的行動，取決于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程度和情緒，”［9］（p88）所以俄國革命到來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群眾的覺悟程度、民主精神和自主精神的增長上，而不是寄托在資產階級外交家的陰謀詭計上，不管這些外交家們用什么自由主義詞句來為自己喬裝打扮！ ”［10］（p156）就此而言，列寧主張俄國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全力鞏固這個黨同工人階級群眾的聯系，把無產者和半無產者更廣泛的階層不斷提高到具有充分的社會主義覺悟的水平，發揮他們的革命的、社會主義的主動性，否則如果群眾沒有覺悟，昏昏沉沉，不堅決行動，那情況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轉，革命就可能徒有形式而失敗。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中，十分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和革命要求，針對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特殊情況，提出了黨的革命措施必須適合群眾覺悟水平與迫切要求的方針，并且根據革命時期的總任務和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制定了群眾工作的具體任務，使群眾工作與整個革命工作密切結合，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經典作家關于群眾覺悟的思想。比如毛澤東談到革命時期的土改工作時說：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一樣，均是細致的群眾工作，必須依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既不要把群眾的覺悟估計的過高，也不要估計過低，“應依環境、群眾覺悟程度和領導干部強弱決定土地改革工作進行的速度，”［11］（p1283）同時毛澤東也指出群眾覺悟程度層次有別，政策法規的制定和實施不必立即在群眾中搞“一刀切”，而應該從這一縣與那一縣，這一鄉與那一鄉，封建勢力強弱不平衡，群眾覺悟程度不平衡，群眾斗爭情緒與組織力量不平衡的實際出發，靈活地、有區別地依據群眾覺悟程度的高低不同來運用，就像群眾覺悟程度有很大區別的新區與老區，在土地法的應用上必須有所區別。在階級斗爭領域更是如此，“必須分為幾個步驟，從斗大地主、惡霸、反動分子開始，依據群眾覺悟及組織程度逐步推廣打擊面（總的打擊面，在一般情況下不要超過鄉村人口百分之十）”，［12］（p67）千萬不要企圖在一個早上消滅全部的封建剝削制度，而是我們應該在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被提高了的情況下，逐步地發展到全部消滅封建制度的階段。

（二）群眾覺悟水平高低是制定黨的一切政策措施的依據

馬克思恩格斯從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經濟地位低下、覺悟程度較低、接受能力差的實際情況出發，在政策綱領的制定和闡發上時刻注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理解能力，盡量把工人階級的政策綱領做到語言通俗易懂，有的濃縮成為言簡意賅的通俗小冊子，甚至為了便于工人群眾真正弄懂資本家剝削的秘密，增強政策綱領對大眾的親和力、感染力、號召力，把經濟學中許多嚴謹的概念都是用生動的比喻和典故表達出來，根本不像有些人評價他們是“用哲學那晦澀的術語，經濟學那枯燥的公式，科學社會主義那鐵的規律”闡發理論綱領體系的。［13］（p3）再比如恩格斯在《1891 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指出：就工人的智力和覺悟程度比較低的狀況而言，“我不會說‘有階級覺悟的’，這在我們中間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簡略說法，但是，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譯成外文起見，我會說‘認清了自己的階級地位的工人’或類似的說法，”因為“言簡意賅的句子，一經懂得，就能牢牢記住，變成口號；這是冗長的論述絕對做不到的。 ”［14］（p212）由此我們也不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綱領政策之所以能夠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世界一切文明語言中都找到了擁護者的原因所在。

十月革命勝利后，社會主義建設成為以列寧為首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當前的偉大任務，列寧強調：“一個國家的力量在于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并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 ”［15］（p361）目前蘇維埃政權的困難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怎樣使人民的政治領導人以及勞動群眾中所有的覺悟分子都清楚地理解這種過渡的特點，這就要求布爾什維克黨必須充分估計到在本國內部現有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群眾，要求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團或一個政黨的愿望和見解、覺悟程度和斗爭決心來確定政策。簡而言之“我們只能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 ”［16］（p104）所以在當前這個時刻，只有充分估計農民群眾的覺悟和決心的發展程度以及準備程度，才能勝任當前的偉大任務，列寧一再地提醒廣大領導干部在實際工作中一定注意“我們要面向千百萬人講話，應當從群眾中吸取新的力量，要求覺悟比較高的工人能夠適應群眾的水平來解釋我們的主要論點”，［17］（p445）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共產黨員，他們應當生活在工人群眾之中，非常熟悉他們的生活，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正確無誤地判斷群眾的情緒，判斷他們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夠不帶半點虛假拔高成分來確定群眾的覺悟程度，確定這樣那樣的舊偏見和舊殘余對他們的影響有多大，能夠用同志的態度對待群眾、關心滿足群眾的要求，以此贏得群眾的無限信任。為此列寧曾批評工會不顧群眾覺悟水平強行把所有工人登記為工會會員的做法，他說，這種做法既不符合工業社會化實際達到的水平，也不符合群眾的覺悟水平。這也就是說：制定任何政策或措施的時候應當要考慮到包括群眾覺悟程度在內的各種條件，而不應當以主觀的態度去從事工作，制訂計劃。在群眾覺悟不到的情況下“我們只好把我們的希望擱置到全體群眾達到自己先進部隊的覺悟水平的時候了”。［18］（p262）除此之外，列寧多次警告布爾什維克黨一定要善于啟發群眾，他說：一個“有覺悟的人組成的團體如果不善于啟發群眾，那還能不能叫作有覺悟的團體呢？”［19］（p71）尤其那些希望在選舉中捍衛真正最廣大居民利益的人來說，提高群眾的覺悟是擺在第一位的任務。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布爾什維克黨只有竭盡全力把祖國勞動群眾的覺悟提高到社會主義者的程度才能使人民群眾深信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積極地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大業之中。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多次強調：共產黨員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的每一個同志必須做到 “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群眾之上，而是深入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斗爭。 ”［20］（p1095）否則“當著群眾還不覺悟的時候，我們要進攻，那是冒險主義。群眾不愿干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干，其結果必然失敗。當著群眾要求前進的時候，我們不能前進，那是右傾機會主義?！褪锹浜笥谌罕姷挠X悟程度，不能領導群眾前進。 ”［21］（p1320）在毛澤東看來，人民群眾畢竟是文化水平相對先鋒隊來說是比較低的，所以政策策略制定和宣傳必須考慮到這一點，要有耐心，而且要求必須在群眾真正覺悟的情況下才能行動，群眾只有從心里接受了并內化于心，才能賦予行動，這樣，黨的政策方針也才有號召力和影響力。這也就是說“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有許多時候，群眾在客觀上雖然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在他們的主觀上還沒有這種覺悟，群眾還沒有決心，還不愿實行改革，我們就要耐心等待；直到經過我們的工作，群眾的多數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愿實行改革，才去實行這種改革，否則就會脫離群眾。凡是需要群眾參加的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自覺和自愿，就會流于徒有形式而失敗。 ”［22］（p1012）就此而言，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群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于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其結果必然是忽視了先進分子與廣大群眾之間覺悟程度的差異，也必然造成工作上的急躁冒進。只有真正做到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領導人民、幫助人民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物質福利，并在此基礎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程度，才會形成干群之間關系的良性互動，促進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二、從群眾覺悟的實際出發，促進干群關系的良性互動

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事業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參與的事業，歷史證明，這一事業的成敗得失很大程度上在于黨的領導干部與群眾的關系如何，干群關系良好則事業興旺，干群關系緊張則事業衰敗，恰如毛澤東直言：干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如果干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即使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尤其在“現代社會的進步，要靠群體認識的提高，群體認識的覺悟。一個哲學家啟發一個時代的歷史已經過去，以后，時代發展的大趨勢是，一個覺悟了的群體來推動社會”的背景下。［23］（p112）深刻體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群眾覺悟思想，認清我們干部自身存在的問題的同時，分析沖突中的群眾覺悟因素，探索促進干群關系良性互動的路徑，將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保證。

（一）從群眾覺悟實際出發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工人階級必須依靠本階級的群眾力量，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時解放全體勞動人民。人民群眾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愈是發展，工人階級的事業就愈是發展，因此“根據群眾覺悟程度辦事”是決定我們一切工作成敗的重要因素，我們領導干部“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 ”［24］（p33）這就告訴我們：無論何時何地，共產黨員走到哪里，一切工作都要根據具體環境和群眾覺悟程度去進行，必須避免以主觀的態度去從事工作，制訂政策。但是，現實生活中有一些官僚主義者在制定工作政策或措施之前，并沒有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并不是從實際的可能條件出發，并沒有依據群眾的需要和覺悟程度，而是憑著自己腦子里的想當然，憑著一種大概的估計而制定出來的，結果違背了“我們只能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辦事”的原則。同樣就我們當前的干群矛盾關系而言，如果我們的領導干部能夠在實際工作中真正從群眾覺悟程度的實際出發，制定出的是與群眾覺悟程度相符的政策和措施，采取的是與群眾的覺悟水平相適宜的口號、要求和工作的方式，并把說服教育工作做到家，耐心等到多數群眾有了覺悟、有了決心，自愿地接受和理解了工作的政策和措施，那又何愁群眾不配合、不支持，何來干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所以，我們的領導干部進行工作時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和要求，要清楚地認識到群眾工作的困難，畢竟面對的是文化水平、覺悟程度不高的普通群眾，即使在有時好心或者好的政策不能得到群眾的理解和支持這也是正常的事情，不能因此與人民為敵或起沖突，我們必須學會耐心等待，學會根據群眾的經驗和覺悟程度，根據實際的可能性，逐步前進。當然，等待并不意味著采取“鴕鳥政策”無所作為，而是必須堅持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既反對要求過高過急，貪大貪多，盲目發展，也反對放任自流，穩步不前。正確的態度是：一定要有步驟地啟發群眾的覺悟，不能超越群眾覺悟水平的程度，不要性急，應依據環境，從群眾覺悟程度實際出發，決定工作進行的速度。千萬不能為了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而忽視大多數群眾的覺悟程度，忽視采用群眾能夠接受的組織形式，忘記群眾工作必須堅持自覺自愿的原則，否則干群矛盾不但不能解決，反而會更加惡化。

（二）從群眾覺悟實際出發要求領導干部必須把“提高群眾的覺悟是擺在第一位任務”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一個有覺悟的人組成的團體如果不善于啟發群眾，那還不能叫做有覺悟的團體，尤其“那些希望在選舉中捍衛真正最廣大的居民利益的人來說，提高群眾的覺悟是擺在第一位的任務。 ”［25］（p108）只有使群眾能夠知道一切，能夠判斷一切，并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才能實現黨的主張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見，那么如何才能使群眾能夠“知道一切”、“判斷一切”呢？這就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必須懂得：領導群眾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為了要在工作中提高群眾的覺悟程度與參與能力，以加強共產黨對于群眾的領導作用。所以領導群眾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必須清楚地了解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群眾的迫切要求，以及他們的覺悟程度和參與能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提出為群眾所擁護的適當政策與口號，才能根據工作過程中各種條件的變化找出適當的工作方法與手段，進而把群眾的覺悟和黨的領導作用逐漸提到更高的階段。但是在現實有些干部的工作中間，他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并沒有“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于內心自愿的原則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26］（p1095）逐步地展開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工作。相反，他們做一件事情，總不愿意向被領導的人講清楚，不懂得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他們主觀上也要大家動手動腳去做，但是不讓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應當怎樣做法，這樣，大家怎么能動起來，事情怎么能夠辦好，因此每個黨員干部應該密切地與周圍的群眾聯系著，了解群眾的情緒，傾聽群眾的呼聲，依據群眾當時的覺悟程度，有計劃地在群眾中解釋黨的政策和口號，散布黨的報紙，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必須根據群眾今天所切身懂得的東西，根據群眾今天的覺悟程度與文化水平來進行宣傳鼓動，必須使我們的宣傳鼓動能引起群眾的興趣與行動，并在這種同群眾打成一片的基礎上逐漸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使群眾真正從內心清楚地認識到每一個問題一切方面，只有這樣才能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化為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化為改造世界的力量。因此，我們的領導干部要使廣大群眾真正行動起來，就必須把“提高群眾覺悟擺在第一位”，根據群眾切身需要，根據群眾在目前發展階段上所具有的覺悟程度而提出適宜的工作方式，只有當群眾從內心真正體會到我們的領導干部是為他們的利益而工作的時候，人民群眾才會用一切力量去支持和參與，這樣我們就能順利實現干群關系的良性互動。

（三）從群眾覺悟實際出發要求領導干部必須避免“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揭示干群關系中存在的兩種錯誤傾向時說：“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毕喾础霸谝磺泄ぷ髦?，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落后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 ”［27］（p1095）這就告訴我們：作為黨的干部必須每時每刻地警戒著不要超越或低估群眾的覺悟水平，既要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思想。也要反對領導思想往往落后于群眾覺悟程度而采取群眾要怎樣就讓他怎樣的尾巴主義態度。誠然，要把廣大的、千千萬萬的、覺悟程度不同的群眾動員到為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奮斗的一條戰線上，的確不是簡單的事。我們的干部必須對群眾覺悟程度的層次性，群眾參與要求的復雜性等具有清醒的認識，自覺地拋開一切教條與法寶，積極地投身到群眾中去，在靈活地運用群眾現有覺悟基礎上同他們進行一定條件的聯合與妥協，以便團結和爭取最大多數群眾的支持和參與，鞏固黨在人民群眾中的領導地位。正如列寧所言只有那些“生活在工人群眾之中，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正確無誤地判斷群眾的情緒，判斷他們真正的需要、愿望和想法，能夠不帶半點虛假拔高成分來確定群眾的覺悟程度”的領導干部，［28］（p625）才能做到用同志的態度對待群眾、關心滿足群眾的要求，贏得群眾的無限信任，才能最終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才有保證。但是在現實干部工作中有些人長期以來受左傾的影響，不顧實際和群眾覺悟，提出過高的群眾做不到的口號，造成假大空，降低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甚至把群眾一時的熱勁誤認為多數人的覺悟要求，就如1948年6月鄧小平在《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和政黨工作的指示》中談到暴露出的問題時所言：“我們制訂的方針和計劃，不是從新區的客觀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的愿望出發。我們到新區不調查不研究，簡單地抱著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敵情是否許可，不管群眾的和干部的準備程度，忽視了群眾工作艱巨性，把少數人勇敢分子的行動誤認為是多數農民已經有了分配土地的覺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驟有分別地去領導群眾，取得勝利，而是輕率地決定實行土地改革。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保?9］（p109）固然，我們不能忽視部分有覺悟的先進分子的帶頭作用，不能否認某些領導干部主觀上要把自己管轄的地區發展好的良好愿望，但是必須根據自己所在地區絕大多數群眾的覺悟水平、具體情況來辦，要合乎大多數人的要求，不合乎大多數人的要求，想法再好也是脫離群眾的，執行不通。

三、結論

自中共中央在全黨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大多數地區的干群矛盾關系有了明顯改善，黨員領導干部的黨性覺悟和廉潔自律意識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強，一些多年來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糾正和解決。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由于群眾之間的覺悟水平不同，他們對于領導干部工作的看法和要求也是有差別的。有時群眾中的很多人將干群沖突完全歸咎于領導干部沒有頭腦或領導能力不夠，但這樣看問題，有點過于以偏概全，豈不知群眾自身的覺悟水平也是制約干群關系良性互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讓很多領導干部都很頭疼的舊城改造中的拆遷問題，毋庸置疑，舊城改造作為城市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雙重轉型中的難點和干群矛盾集中爆發的區域，它的成功與否一方面反映了該地區居民生活環境和生活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群眾對城市化進程中現代性與傳統觀念的沖突與對立的覺悟水平，那么怎樣促使人民群眾提高覺悟順利地在城市化進程中實現傳統與現代的有效平衡呢？這就為我們領導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我們除了要提高領導干部能夠根據當時當地群眾的覺悟程度與參與能力、提出大多數群眾所要求與希望的政策和措施、采取群眾所擁護的工作方法與手段的能力之外，還要提高領導干部發揮共產黨員做思想工作善于啟發群眾覺悟的優勢來解決社會矛盾、化解不良情緒的能力，只有將這兩種能力有機地結合起來，雙管齊下，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舞臺上形成廣大干部群眾攜手共同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斗的美好局面。

［1］張富良.轉型時期中國農村干群矛盾客體初探［J］.重慶社會科學，2005，（4）.

［2］［11］［21］毛澤東選集：第 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列寧選集：第 1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28］列寧選集：第 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列寧全集：第 1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列寧全集：第 2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毛澤東文集：第 5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章韶華，王濤.需要——創造論—馬克思主義人類觀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列寧選集：第 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17］列寧全集：第 2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8］列寧全集：第 5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9］列寧全集：第 2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0］［22］［26］［27］毛澤東選集：第 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3］任繼愈著，文明國編.任繼愈對話集·覺悟了的群體才能推動社會［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24］毛澤東文集：第 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5］列寧全集：第 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9］鄧小平文選：第 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