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京話日報》(1904—1905)所刊五種小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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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京話日報》(1904—1905)所刊五種小說研究

·侯曉晨·

彭翼仲創辦于1904年的《京話日報》，是晚清北京地區較早刊登連載小說的日報。目前，學術界只對該報在民國復刊后連載的小說有所論及，而缺乏對該報晚清時期所刊小說的研究。本文特以《京話日報》創刊至第一次?？?1904—1905)連載的小說為研究對象，對其刊登版式、故事梗概進行梳理與概括，在此基礎上，討論主編的辦報宗旨對連載小說的影響、小說與時事新聞的互文以及京味的缺失等三個方面。在分析時，不僅注意對小說文本的細讀，而且注意到報載小說與報紙整體定位的關系，有利于從新的角度把握晚清報載小說的個性與特色。

《京話日報》 彭翼仲 晚清小說 互文性 京味缺失

《京話日報》創刊于1904年8月16日(光緒三十年七月初六)，主辦人為彭翼仲。社址在北京正陽門外五道廟路西。1906年9月29日(光緒三十二年八月十二日)被巡警部以“妄議朝政，容留匪人”、“顛倒是非、淆亂民聽”等罪名封禁。1913年恢復出版后不久，又因得罪袁世凱被封。袁死后，再次恢復出版，由彭翼仲、吳梓箴等主持。1918年后，吳、彭相繼去世，改由梁漱溟接辦，曾得到梁啟超的資助，繼續出版。1922年?？?。

《京話日報》是晚清北京地區較早刊登連載小說的日報。但是，學術界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強調該報在近代新聞史或社會史上的地位，而對該報上的小說欄目罕有關注。于潤琦《清末民初北京的報館與早期京味小說的版本》(2000)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涉及《京話日報》連載小說的論文，但所述極簡，在整篇論文中僅占一小部分，顯然并非重點①；其后，雷曉彤《近代北京的滿族小說家蔡友梅》(2005)、顧迎新《清末民初北京小報小說研究》(2008)、劉大先《清末民初北京報紙與京旗小說的格局》(2008)、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話報刊小說大家徐劍膽考論》(2009)均論及《京話日報》的連載小說，但所述多為民國初年該報復刊后刊登的作品，基本上沒有涉及晚清時期的作品，亦缺乏對其專門、深入的論述②。因此，本文特以《京話日報》創刊至第一次?？?1904—1905)連載的小說為研究對象，力求彌補學術界的這一缺憾。

一、刊登版式與故事梗概

《京話日報》每日出一小張，共4版，裝訂成書本式③?！靶≌f”欄目除4號(1904年8月19日)④排在第3版外，只要刊出，均排在2版，其左緊貼該版左邊框，其右多以細黑線與“各國新聞”之內容隔開。每期均標明欄目名稱及作品標題，有時題目下方注明“續前”，正文最末一字以下于括號內注明“未完”或“已完”。均不題撰人⑤。無標點符號，僅以空白表示句逗⑥。

從1號(1904年8月16日)到168號(1905年1月30日)，《京話日報》“小說”欄目共連載五篇作品：

《達威德爾偵探記》，連載于1號(1904年8月16日)至31號(1904年9月15日)，未完。由“論緒”和10節內容組成。敘密務偵探達威德爾，為英國外部派遣，扮作法國酒商，赴俄京彼得堡偵探德俄密約。達氏一方面與俄國官僚斗智斗勇，一方面說服俄民間虛無黨眾人，通力合作，假裝抄家，在巴里金爵婦面前，堂而皇之將約稿盜走，攜之回英復命。

《苦學生》，連載于37號(1904年9月21日)至49號(1904年10月3日)。從38號(1904年9月22日)起。敘東西各國學堂中均有一種苦學生，替人做工掙學費。最終，苦學生以優異成績卒業，美名流傳四方。未幾，公選為議員，擢入政府。

《豬仔記》，連載于50號(1904年10月4日)至150號(1905年1月12日)，其中，105號(1904年11月28日)、106號(1904年11月29日)、121號(1904年12月14日)、123號(1904年12月16日)至130號(1904年12月23日)、132號(1904年12月25日)至147號(1905年1月9日)停載。未完。敘華日新自英國大學畢業，回國途中，于南洋錫蘭島，見一群處境悲慘之豬仔，其中竟有昔日同窗鐘承祖。鐘出身官宦人家，因家境敗落，曾將妹子賣入煙花，后因嗜賭如命，敗盡家財，終被晁黑狗賣給洋人，在錫蘭莊園里做苦工，歷經艱辛，倍受虐待。華日新籌得贖金，欲贖出鐘承祖，洋主人非但不收，還痛陳蓄豬仔之弊，欲無償將鐘釋放。

《奇丐傳》，連載于126號(1904年12月29日)至130號(1904年12月23日)。敘山東堂邑縣人武訓，幼時失怙，且為親戚所棄，只得討飯為生。及長，訓以三十年之功，討得一萬余串錢，藉此興辦義學，教貧苦子弟自立。

《西藏奇俗演義》，連載于152號(1905年1月14日)至168號(1905年1月30日)，其中156號(1905年1月18日)、157號(1905年1月19日)、158號(1905年1月20日)、167號(1905年1月29日)停載四期。未完。第一節敘“演西藏奇俗的宗旨”，乃以西藏危亡為國人之警鐘；第二節敘“西藏的地位源流”，略述西藏之地理位置、歷史沿革。第三節敘“喇嘛戰雪珠”，系西藏一奇俗；第四節敘“婚禮的別致”，介紹西藏一妻多夫之俗及獨特之婚俗。

二、辦報宗旨及對連載小說的影響

在《京話日報》創刊的第1號(1904年8月16日)1版“演說”欄目中，彭翼仲開宗明義地寫道：

本館同人狠想借這報紙，開通內地的風氣，叫人人都知道天下的大勢。

刊登新聞，傳播信息，“叫人人都知道天下的大勢”，本是近現代報紙的基本功能，可謂老生常談；為什么彭翼仲要將它與“開風氣”聯系在一起呢？他本人曾在34號(1904年9月18日)慷慨陳辭：

……譬如一個破船，漂在大洋里頭，上頭要變天氣，狂風大雨，頃刻要來，四面還有強盜船，跟定了要想下手。你想這個情形，危急到那步田地，趕快的修理蓬桅，裝配槍炮，同船的人，大家齊心齊力，還怕抵擋不住，何況各不相顧，各人抱著各人行李，讓管船的一個人著急，你想還有救嗎？現在我中國，就是這個情形。我們賠錢折工夫，做這《京話日報》，就是要把這危險的情形說給大眾知道，要眾位自猛省。

彭翼仲所生活的時代，中國正處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中。他本人親歷了庚子事變，目睹過八國聯軍在北京肆虐的情形，其父也在戰亂中逝世，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創傷。更令他傷心的是，“義和團野蠻排外，國幾不國”。彭翼仲認為，其原因“固由當軸者昏聵無知，亦由人民無教育，不明所以愛國之道，釀此滔天大禍”。1902年，他“苦思多日，欲從根本上解決，辟教育兒童之捷徑，遂有《啟蒙畫報》之舉”。至1904年，又改黃秀伯《京話報》之體例，創《京話日報》，“以冀教育普及”⑦?？梢哉f，開啟民智、增強民眾的憂患意識，乃是《京話日報》的辦報宗旨、題中之義。

“小說”只是《京話日報》的一個欄目。今天許多綜合性日報，設有單獨的副刊，小說連載可以刊登在獨立的版面上，其題材和內容也可以有獨立的定位；而晚清《京話日報》的版面極其有限，不可能區分正副刊，在這有限的版面上設立“小說”欄目，不得不與新聞報道連排。這樣，連載小說的題材和內容必然也受到報紙的整體定位影響，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多以新鮮事物作為題材。

無論是《達威德爾偵探記》中英國神探那斗智斗勇、盜取密約的傳奇經歷，還是《苦學生》中主人公為了讀新式學堂而勤工儉學；無論是《豬仔記》中南洋華工的悲慘境遇，還是《西藏奇俗演義》中神秘土地的瑰麗風光——對于晚清的中國讀者來說，它們都是陌生而新鮮的。誠然，這種在題材上求新求異的追求，是一大批晚清新小說的共性，“大量新的題材、新的事物和前所未聞的新概念，充斥著新小說，創造了一個大大超越讀者經驗與想象的全新的審美世界”⑧。但《京話日報》的連載小說，并不是停留在“全新的審美世界”這樣的形式上，而是通過新奇的題材，拓寬讀者的視野，從而開啟民智、普及新知。正如《達威德爾偵探記》1號(1904年8月16日)“論緒”所云：“雖是小說，卻與學問大有益處”。

其二，具有大量反思國民性的內容。

連載小說的新奇題材，雖然可以拓寬視野，開啟民智，但還不足以增強讀者的憂患意識；因此，作者在小說的文本中，又書寫了大量反思國民性的內容。如130號(1904年12月23日)3版，《奇丐傳》連載的最后一期，寫道：“訓無子，族人想受他的遺產，弄得打成官司，被地方官罵了一頓，一齊趕出?！蔽溆柍錾碡氋v，行乞興學，而他死后，族人們首先想到的不是繼承他的辦學事業，而是爭奪他的遺產，弄得烏煙瘴氣，丑態畢露，最后還在地方官面前碰了一鼻子灰。雖然小說中只有短短二十多個字，卻觸及到國民性當中的陰暗面，頗具反思的勇氣。

又如51號(1904年10月5日)3版的《豬仔記》連載第二期：

從前廣東澳門等處，有一種叫豬仔館，是專門販賣中國人，到南洋各島，和美洲大陸，替洋人當苦力的。這都是因愚民無學，才到這種地位，特地把他演說出來，叫人都知道洋人待中國人的光景……豬仔兩個字，是廣東的土話，仿佛是個小豬的意思。明明是個人，卻叫他作豬，還是個小豬，可見這等人的蠢笨無知。但既是一個人，都有五官四肢，也有心有肺有腦，怎能蠢笨到如此，這都是沒有普通教育的緣故。

《豬仔記》寫的是南洋華工，卻并沒有把這些人淪為豬仔的原因，全都歸結到洋人身上，去批判和咒罵洋人的殘暴，而是從自身的角度反思，特別是“愚民無學”四個字，力透紙背。當然，淪為豬仔的人，是否完全是因為缺乏教育，這種觀點尚可討論，但作者不同流俗的思考確實值得肯定。

小說作者對國民性陰暗面最充分的表現，也是在《豬仔記》當中。109號(1904年12月2日)3版敘述了這樣的情節：

前文敘的是華先生，見了洋人，答應回去籌款，替鐘承祖贖身。這監工的洋人出來，就把鐘承祖另眼看待，居然晚上的工，也不叫他做了，從工場上，把他叫到蘆席底下，和他在一塊石頭上坐著，問他的詳細出身。鐘承祖這一樂，真是非同不可，比養心殿召見，還要榮幸幾倍。那同幫的豬仔，從工場上，望著蘆席底下的鐘承祖，也仿佛是登仙一般。

鐘承祖很快想明白了原因，于是向洋監工“大大的撒個謊，裝裝體面”，謊稱自己來自官宦之家，是被騙子用藥迷倒后賣做豬仔的：

究竟洋人心直，竟當做是真的，不覺替鐘承祖連連的叫屈，說道：“失敬了你，如今你又好了，我望你回到中國，做個大官，將來我也要到中國，好到你家來看你。你今天也不用做工了。明天那位先生，把你贖了出去，你也就是個老爺了?！辩姵凶媛犃诉@一席話，真是心花怒放，樂得連嘴都合不攏去。監工的又從席子底下，掏出一瓶酒來，打去瓶嘴，也不用酒杯，自己先就嘴喝了一半，剩下半瓶，遞給鐘承祖。鐘承祖接瓶在手，正如奉到九錫榮封，雙手捧住，恭恭敬敬的送到嘴邊，一口氣飲盡?！?/p>

接下來，111號(1904年12月4日)3版寫鐘承祖使喚三個小豬仔給他撓背、捶腿，其中有兩人求鐘承祖獲釋后也想辦法把他們帶出去，豈料鐘承祖很不耐煩，對他們大打出手：

……鐘承祖一面動手，一面嘴里邊還喃喃不絕的罵人，說：“你們這些死豬仔！還想有出頭日子？小心明天入礦，一聲響都把你們壓在石頭底下，還能在這里羅羅索索嗎？我明天早晨告訴監工的，一個人給一頓皮鞭子！”

鐘承祖只是知道自己可能會被贖出，還沒有真正恢復自由，便擺出一副少爺的架子，頤指氣使地叫人伺候他，稍有怠慢便打罵不止。其背后體現出的，不正是一種浸透骨髓的等級意識嗎？作者對國民性的反思，正是憂患意識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面對列強與外患，只有認清了本民族的弱點與劣勢，才能更好地改進自我，真正地自強自立。

三、小說與時事新聞的互文

晚清《京話日報》連載的五篇小說，最為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小說與時事新聞的互文。具體地，又可分為“廣義的互文”和“狹義的互文”。

(1)廣義的互文

廣義的互文，即小說與同一時期的時事新聞互相補充。如《達德威爾偵探記》一篇，其主要情節系以俄國為背景展開。為什么要刊載這樣一篇作品？與中國的現實有什么關系？且看小說連載期間，《京話日報》刊登的新聞：

1號(1904年8月16日)1版“要緊新聞”，刊出《日俄海軍大戰》，報道日軍大勝，“俄國艦隊只想逃命”；

2號(1904年8月17日)1版刊出《旅順大戰》，報道日俄戰爭進展；

32號(1904年9月16日)1版刊出《旅順港內近狀》，報道旅順一帶的最新戰況……

事實上，在《達威德爾偵探記》連載期間，從1號(1904年8月16日)到31號(1904年9月15日)，《京話日報》關于日俄戰爭的新聞報道幾乎從未中斷過。顯然，該報創刊后連載的第一部小說，決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與時事新聞密切相關。

又如152號(1905年1月14日)刊出《西藏奇俗演義》之前，《京話日報》上已經多次出現有關西藏的新聞。最早的報道是2號(1904年8月17日)2版的《西藏失守》：

英國從印度進兵，攻打西藏，現在已進了后藏的省城，達賴喇嘛已經逃避，城里的房屋，都被英人占據。

隨著西藏局勢的進一步發展，報上又先后出現了這樣的報道：27號(1904年9月11日)3版《西藏與英國議和》、31號(1904年9月15日)4版《西藏和談簽字》、34號(1904年9月18日)1版《英藏和約條款》、75號(1904年10月29日)4版《西藏英兵退出》……無疑，這些報道刺激了晚清讀者對西藏這片神秘土地的關注。在這樣的基礎上，報紙適時推出《西藏奇俗演義》的連載，也是自然而然的了。這不是沒有依據的推測。該報6號(1904年8月21日)2版《好大的冰雹》一文，報道了甲辰年七月初九(1904年8月20日)午后一場席卷燕趙大地的冰雹，文末寫道：“至于空氣里頭的變化，這個理狠深，一時也說不完。諸位有愛聽的，請寫個字條送到本館，本館看愛聽的人多，再細細的演說。若沒人愛聽，也犯不上閑磕牙了?！睍r隔一個多星期，在15號(1904年8月30日)和16號(1904年8月31日)的1版“演說”欄目，便刊出了《說冰雹的緣故》一文。雖然其間的詳情今人已經難以盡知，但完全可以推斷：有不少讀者給報館送了字條，看到感興趣的人多，彭翼仲才進一步刊出相關的文章。既然如此，那么，讀者會不會在看到一系列關于同一話題(比如西藏問題)的新聞后，也給報館寫條子表示感興趣，從而催生了相關小說的刊發呢？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在《京話日報》中，與新聞報道互文性最強的一部小說，則是《豬仔記》。在50號(1904年10月4日)第一次刊出該作之前，該報已多次刊出有關華工問題的報道。如14號(1904年8月29日)2版《招人送死》，報道一個天津人到北京替英國招工，準備到南非洲開礦。編者語重心長地勸讀者“萬不可信”，又稱“我今天也沒工夫細說，慢慢的再演說給大家聽”。演說的結果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后來的小說《豬仔記》。接下來，19號(1904年9月3日)3版刊出《美國虐待華工》；42號(1904年9月26日)1版刊出《罰辦違例招工的人》，敘太古洋行不僅在通商碼頭招工還在內地招人，廣東岑元帥將其罰辦。

以上這一系列報道，揭露了英國對華工的低賤待遇，加上小說《豬仔記》對華工悲慘境遇的描寫，從而向民眾傳達了“不要給洋人當豬仔”的基本理念?？上攵?，也有人看了這些報道，會坐不住的：

不想英國駐北京的薩欽差……把本報當成個重大事件，特特行文到外務部，說本報搖動人心。外務部便扎飭五城公所，雷厲風行的，要本報出具甘結。但本報這個甘結，從那里具起，沒有法子，本報主人親自去拜見英國薩公使，請示辦法。薩公使叫他的翻譯梅君會晤，說本報紀載南非洲事情，言之太過，又說本報的《豬仔記》，也說的太利害……⑨

在彭翼仲的《報紙之聲價》一文中，對這場風波有更詳盡的記述：

……(余)翌晨親往英館，與薩道義直接交涉。辯論多時，翻譯梅爾思窮于詞。與之約曰：“請貴公使電詢非洲。所登不實，用貴公使名義到報館更正，不必利用我政府。歸候二十四點鐘。倘不盡虛，敝館尚有未登畢之稿，如無復詞，即是默許，定然和盤托出?！睔w候兩日寂然，遂接續登錄數日。⑩

就這樣，在這場風波中，彭翼仲和他的《京話日報》取得了勝利。小說《豬仔記》的“未登畢之稿”也一直連載到150號(1905年1月12日)。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繼續刊載期間，137號(1904年12月30日)2版出現了題為《禁止招工》的新聞：

非洲招工的事，指定通商口岸，本不該到京里來招。外務部照會英欽差，商請禁止。英欽差回文，說本大臣也深恨這些事，以后再有來京招工的，就可以照例懲辦，民間不要受他們哄騙。京城本是內地，不能招工，窮苦小民，不可不知。

文中的“英欽差”，應該就是薩道義。從當初氣勢洶洶問責《京話日報》，到現在明確表態嚴禁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內地招募華工，薩氏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雖然不能把轉變的全部原因歸于小說《豬仔記》，但它確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與時事新聞緊密互文，甚至對事態的發展起到了某種推動作用。

(2)狹義的互文：當日互文

在《京話日報》當中，運用得更為巧妙的，是狹義的互文，即小說內容與同日的時事新聞互相補充，不妨簡稱為“當日互文”。如3號(1904年8月18日)版上有《俄人狠毒》一則，報道“俄人橫行東三省”、燒殺搶掠的惡行；而在同日3版連載的小說《達威德爾偵探記》中，則敘述主人公來到俄國偵探俄德密約，恰與新聞呼應。

又如4號(1904年8月19日)3版至4版有《俄國內亂》一則，報道俄國內大臣被革命黨炸死，“這半年工夫，俄國大臣，被革命黨殺死的，已經三次。有一次俄皇險些遇害”。這條新聞下面緊接的就是《達威德爾偵探記》的連載：

達威德爾……就借亞歷山大橋東，一個銀匠拉斯奇家，當作寓所。那拉斯奇，雖是個銀匠，卻也是圣彼得堡有名的人物，是虛無黨里一個領袖。怎么叫做虛無黨呢？原因俄國是個專制政體，凡事由皇帝一個專斷，做官的便借著皇帝的勢力，欺壓百姓，弄得那無權無力的良民，受盡折磨。因此民間不服，常常的會議，專和那貪官污吏作對，要脫虐政的苦楚……日聚日多，往往劫殺官府……因他虛無縹渺，不可捉摸，所以又叫作虛無黨。

讀者看了《俄國內亂》的新聞，一定會好奇：革命黨是何許人也？為何要刺殺俄皇和大臣？而在同日的小說中，描述了俄國政治的專制與皇帝的獨裁，以及人民受統治者的壓迫，以一種近于中國傳統社會中“官逼民反”的敘述方式，賦予了俄國民間反抗勢力合法性與正義性。這一日的小說，作為新聞的重要補充，解除了讀者的疑竇。

再如159號(1905年1月21日)2版刊出新聞《活佛遠逃》，報道西藏達賴喇嘛出逃外國的消息。此前《京話日報》上雖已多次刊出有關西藏局勢的新聞，但這是第一次出現“活佛”字眼?；罘鹗呛卧S人也？答案要到同日3版連載的小說《西藏奇俗演義》中去找：

永樂年間，又有宗喀巴創行黃教，把佛教分為二派，稱從前的僧徒，叫做紅教。紅教勢力日衰，黃教直行到如今。宗喀巴有兩個大弟子，分掌教務，世世轉生不絕……就是如今的達賴班禪兩喇嘛。蒙番人民，都稱呼他為活佛。

狹義的互文，更能體現《京話日報》編者在版面操作上的技巧。通過這種方式，使同日的小說與新聞構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僅互相呼應，而且互為補充?？梢哉f，它充分利用了報紙這一獨特的媒介，體現出了報載小說相對于單行本小說的一大特色。

為什么《京話日報》當時刊發的這些小說，能與時事新聞構成互文呢？主要有以下兩個原因：

其一，《京話日報》的編撰方式，為小說與新聞的互文性提供了可能。

76號(1904年10月30日)1版“演說”欄目《本報忽逢知己》云：

……至于本報紀事，卻沒有一條出自杜撰，都是采集各報重要事件，與本報宗旨相合的，把他演成白話，才以開通民智，叫人人知道愛國，人人知道發憤自強，是本報一定不易的宗旨。

《本報忽逢知己》系列“演說”，本是彭翼仲為表達對英國公使干涉新聞報道的義憤而作，此處本意是強調該報新聞“無一字無出處”，卻無意中透露出其新聞稿源——并非記者在新聞現場采寫，而是由他報所刊的新聞改寫而成，只是由于“各報的文理太深，字眼兒淺的人看不了”，演成了白話而已。這樣的改寫，不可避免地使《京話日報》的新聞產生了滯后性?？汕∏∈沁@種滯后性，使得編者可以更從容地選擇與新聞內容相呼應的小說。如果該報的新聞報道是即時性的，很難想象，編者還能夠通過切分連載小說，使當日的小說文本與新聞內容構成互文。

其二，彭翼仲對報載小說的認識，促使刊登連載小說時注意與其他欄目的互文。

在245號(1905年4月17日)1版“演說”欄目《小說跟報紙的關系》一文中，彭翼仲寫道：

人情大半喜甘不喜苦，開口不是要瓜分，就是要當奴隸，這一類的苦話，說的不嫌煩，聽的未必都能夠受用。惟獨小說，就是有這一類的話，演出來也不甚激烈。里邊的好處，并且無所不有，爽興說破了罷，小說的功用，實在會引人入勝，或者因為愛看小說，兼看新聞，再看演說，看來看去，頑固的腦子，可就慢慢的改變了。這是在報上添小說的苦心。

《京話日報》上的“新聞”、“演說”等欄目，大半是關于時事的。如果小說的內容完全與時事無關，怎么可能如彭翼仲所愿，使讀者“因為愛看小說，兼看新聞，再看演說”呢？顯然，必須選擇能與時事新聞構成互文的小說文本刊發。

四、京味的缺失

在晚清《京話日報》連載的五篇小說中，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重視，那就是京味的缺失。

所謂“京味”，在筆者看來，是使用純正地道的北京口語，體現北京人特有的語言趣味和生活趣味。用這個標準來考察晚清《京話日報》上刊登的五篇小說，就會發現：無論是故事敘述、景物描寫還是人物對話，幾乎都沒有運用北京口語，只是在《豬仔記》當中運用了兩個有點京味的詞匯：“今兒個”、“明兒早”——但這些帶著兒化音的詞匯，放到南洋豬仔的故事情節中，特別是作為人物語言出現，反而顯得有點不倫不類。

不妨用民國初年《京話日報》第二次恢復出版后刊登的小說《曹二更》(作者蔡友梅)來做個比較：

話不煩敘，曹立泉回到鋪子對老曹一說，老曹十分贊成，第二天買了四色禮，爺兒倆提溜著，來到富二爺家中。這四色禮是甚么呢？原是五斤杏干、五斤烏梅、五斤陳醋、五斤山里紅。(全酸到一塊兒了)老曹見了富二先生，磕頭請安，說了一大套好話。說：

“富二哥，咱們是親家了，我的兒子就是你的兒子，不好你只管說只管打，我寫給你一張字兒，你瞧好不好?！?/p>

富二先生說：“學大夫跟別的手藝不同，也不用寫字兒，你買這個禮物就是瞎鬧，你打算把誰酸死怎么著？”

《曹二更》寫的是發生在北京炮局胡同(今屬東城區)的故事，又是運用純熟的北京口語寫成，充滿著濃郁的京味。相形之下，晚清《京話日報》連載小說當中京味的缺失，確是顯而易見的。

應該說，在《京話日報》創刊之前，文壇上已經誕生了像《兒女英雄傳》、《永慶升平傳》這樣頗具京味特色的小說；《京話日報》的報社設在北京，題目中又有“京話”二字，報紙主要讀者也是北京民眾——為什么其上的小說會缺乏京味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小說的作者不是北京人，不能純熟地使用北京口語寫作。但這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推測，缺乏實在的證據。在晚清《京話日報》的五篇小說中，除了《豬仔記》能確定是杭辛齋(浙江海寧人)所作，其他四篇的作者均無法考知。退一步講，即使不是北京人，也不一定不能用京味語言寫作。如當代作家鄧友梅、林斤瀾、劉心武，都不是北京人，卻都能用流利的北京口語創作京味小說。因此，作者的籍貫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真正的原因還在于以下兩點：

其一，從語言形式上來講，《京話日報》連載小說采用的是白話而非北京口語，故而無法表現出京味。

《京話日報》的“京話”二字，很容易讓人以為該報使用的是“北京話”。而據彭翼仲在1號(1904年8月16日)1版的“演說”欄目中所云：“出在北京，天天印刷，所以就叫做《京話日報》?！憋@然，該報名稱中的“京”字指的是在北京出版，并不是連著“話”字作“北京話”之義。那么，“話”字指的又是哪種話呢？在同一篇“演說”中，彭翼仲寫道：“各報的文理太深，字眼兒淺的人看不了……因此又想了一個法子，決計用白話做報。但能識幾個字的人，都看得下去。就是不識字，叫人念一念，也聽得明白?！笨梢?，《京話日報》上刊發的所有文章，包括小說在內，采用的是當時的白話。這種白話是和“文理太深”的書面語言相對的，但是否就是北京口語呢？西方學者韓南在《中國白話小說史》一書中，明確地區分了文學語言使用的的文言、白話和口語?！叭绻炎x者畫成三個同心圓，那么文言文學的讀者群就是最中間的那個最小的圓圈，包圍在它外面的那個較大的圓圈里是白話文學的讀者群，最外面那個大得多的圓圈，則是口頭文學的聽眾群”。顯然，“白話”(vernacular)與“口語”(oral language)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由此看來，《京話日報》五篇小說雖然使用了白話，但決不等同于當時的北京口語——這樣，也無法體現出濃郁的京味。

其二，也是更深層的原因，主編彭翼仲喜歡刊發能夠“開啟民智”的小說，而這樣的題材和內容不適合用京味來表現。

本文第二部分，曾將彭翼仲創辦《京話日報》的宗旨概括為開啟民智、增強民眾的憂患意識；因此，他刊出的五篇連載小說，無一例外，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辦報宗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小說的語言雖然使用了白話，但敘述和描寫并不算生動，其主要價值體現在題材和內容上，也就是內容大于形式。

帶有京味色彩的小說則不然。如《兒女英雄傳》，胡適曾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指出：“北方的評話小說可以算是民間的文學；它的性質偏向為人的方面，能使無數平民聽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書的人多半沒有什么深刻的見解，也沒有什么濃摯的經驗。他們有口才，有技術，但沒有學問。他們的小說……只能成一種平民的消閑文學?！秲号⑿蹅鳌贰瓕儆谶@一類?！痹凇丁磧号⑿蹅鳌敌颉分?，他評價此書“短處在思想的淺陋，長處在口齒的犀利，語言的漂亮”。顯然，這是一部形式特色(主要體現在語言方面)大于思想內容的作品。又如《永慶升平傳》，彭翼仲曾在《京話日報》13號(1904年8月28日)1版《看報比讀書還強》一文中，點名批評了此書：“至于農工商賈，幼時讀書本是有限，等到中年以后，又各有各的職業，那有工夫再去讀書？只看看商賈尺牘，《聊齋志異》，講究講究應酬筆墨；再次一等的，只看那《永慶升平》，《施公奇案》……要子細想想，庚子年的義和拳、紅燈照，叫什么洪鈞老祖，什么仙姑圣母，合那孫悟空、黃天霸，這些名目，那一件不是從小說書學來的？致闖成這樣彌天大禍！”在彭翼仲看來，《永慶升平傳》和其他一些舊小說一樣，在思想內容上存在嚴重的問題。

可是，京味畢竟只是一種風格，為什么當時帶有京味的作品往往會形式大于內容呢？前文強調過，京味的首要特色是“使用純正地道的北京口語”，因此，這一類作品首先關注的是語言風格，而非題材和內容；關注的是“怎么寫”(如何使“寫”接近于北京人的“說”)，而不是“寫什么”，很容易造成形式大于內容的弊病。而且，北京口語的特點是風趣詼諧，但有時會滑向“貧”的深淵。正如趙園所指出的：“北京話并不總以簡潔、經濟為美，其‘味’倒是常常要由冗余成份、剩余信息造成的……以有冗余信息而成其為‘藝術’，本身即含有一種危險，即‘貧’、‘油’?！边@樣的語言形式，往往顯得油滑有余，嚴肅不足，從而與嚴肅、沉重的內容不相協調。雖然《京話日報》所載五篇小說中有四篇的作者今人已經無法知曉，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由于首先強調在題材和內容上要開啟民智，作者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開北京口語，而采用比較穩妥的白話，從而避免出現像《兒女英雄傳》那樣語言形式大于思想內容的問題；但是，這也徹底造成了五篇作品中京味的缺失。

綜上所述，晚清《京話日報》的連載小說，由于受到主編彭翼仲開啟民智、增強民眾憂患意識的辦報宗旨影響，多以新鮮事物為題材，同時具備大量反思國民性的內容；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與時事新聞的互文，特別是所謂“當日互文”，充分利用了報載小說的獨特優勢。但是，這些小說由于過度承載了深刻的思想，議論性過強而文學性不足，失去了中國傳統小說“游心寓目”的特色，對于一般的下層民眾來說，很可能缺乏足夠的吸引力；特別是為了在題材和內容上開啟民智，這些小說不能用詼諧、俏皮的北京口語書寫，很可能使它們與北京本地的讀者漸行漸遠。由此看來，“小說”欄目在1905年1月底即告停載，并不出人意料。

相比之下，民國初年《京話日報》復刊后，大量連載蔡友梅、徐劍膽為代表的一批京味作家的創作，才真正將小說與“京話”融合在一起，體現出了迥然不同的美學風貌，卻逐漸失去了該報早期所刊小說開啟民智的功能——“道德”與“藝術”真的難以兼得嗎？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注：

① 參見于潤琦《清末民初北京的報館與早期京味小說的版本》，《中國現代文學叢刊》2000年第4期。

② 參見雷曉彤《近代北京的滿族小說家蔡友梅》(《滿族研究》2005年第4期)、劉大先《清末民初北京報紙與京旗小說的格局》(《滿族研究》2008年第2期)、顧迎新《清末民初北京小報小說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2008年)、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話報刊小說大家徐劍膽考論》(《明清小說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京話日報》的版面，一般用漢字標做“第某號某”，如“第一號三”。本文為了標注清晰，行文方便，一律將“第某(漢字)號某(漢字)”寫作“某(阿拉伯數字)號某(阿拉伯數字)版”，如“第一號三”寫作“1號3版”。

④ 本文在《京話日報》某號后所注日期，均為公歷日期。

⑤ 《豬仔記》一篇，據彭翼仲《報紙之聲價》(姜緯堂編《維新志士愛國報人彭翼仲》，大連出版社1996年2月版)一文，可知為杭辛齋所作。

⑥ 除“小說”外，該報每天的欄目設置為：1版最右側為“演說”(大致相當于現在的社論)，其左多為“要緊新聞”；2版一般是“本京新聞”、“本國新聞”和“各國新聞”，“各國新聞”之內容常常擠入3版；4版多為“上諭”和“宮門抄”。

⑦ 彭翼仲《投身報界》，見姜緯堂編《維新志士愛國報人彭翼仲》，大連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頁。

⑧ 楊聯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7頁。

⑨ 《本報忽逢知己》，見《京話日報》75號(1904年10月29日)1版“演說”欄目。

⑩ 彭翼仲《報紙之聲價》，見姜緯堂編《維新志士愛國報人彭翼仲》，大連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頁。

責任編輯：魏文哲

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