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撬動世界引領全球新格局

文/張惠

責任編輯 解梅娟

一、引言

縱觀世界七大洲，復雜的自然環境、文化背景、民族構成以及經濟環境使得亞洲成為全球最為復雜的地區。在亞洲基礎設施融資需求巨大的情況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籌建是中國初步試水倡導國際多邊機構議程和規則制定的標桿事件，一股亞投行熱席卷全球。經歷前期的精心籌措與準備，作為中國倡議設立的亞洲區域新多邊開發機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獲得絕大多數亞洲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的積極響應，已取得階段性成果。論地區，跨越亞洲、歐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等5大洲的55國已申請加入，其中亞洲35個、歐洲16個、大洋洲2個、南美洲和非洲各1個。論經濟實力，含G20七國集團中的英德法意；包括APEC組織21個成員中的三分之二14國；金磚五國除南非全面入隊。論政治影響，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只有美國缺席。圍繞亞投行建立激起的千層浪遠遠超出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銀行所能承載的范疇。亞投行如此引發重視，關鍵是其能否真正服務于亞洲經濟發展，這完全取決于亞投的理念、承諾、實踐與引領，其實質性地改變著金融、產業、外交、國際格局，拓展無限的發展空間與遐想，備受世界關注。

二、外部訴求渴望亞投行籌建運作

雖然亞投行由中國主導成立，但并不能將其定位為與大國抗衡的政策籌碼，更不是謀求地區霸權的外交工具，而是為亞洲經濟發展服務的金融機構，亞投行的設立有其國際背景與時代使命，契合國際社會發展的外部訴求。

在全球政治與安全新格局下，美國財政深陷僵局、歐洲債務危機久拖不決、全球流動性過剩、貿易保護主義和地區安全等諸多因素相互交織，全球經濟進入中低速增長軌道，并演化為經濟新常態。受到世界經濟和國際形勢變化新動向的影響，經歷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速增長的亞洲經濟轉入經濟發展下行車道，亞洲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下，低水平的交通設施互聯互通已無法滿足各國、各地區之間的貨物貿易和人員往來需求，基礎設施的落后已然是阻礙其經濟發展的一大瓶頸。無疑，實現各國或地區間的基本互聯以及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建設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據亞開行經濟學家估測，亞洲未來五年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巨大；據亞開行《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2 01 2》報告估算，2010-2020年間亞太需要基礎設施投資為8.222504萬億美元，其中東亞和東南亞缺口最巨，估計為5.472327萬億美元；南亞次之，約為2.370497萬億美元；中亞和西亞缺口也不小，約為3736.57億美元；太平洋島國缺口為60.23億美元。由于亞洲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歷史與文化背景的差異明顯，政治體制各不相同，僅靠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經濟實力無力實現；僅靠現有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以合作為主流的國際金融機構，融資缺口也難以得到滿足，況且多數支持資金帶有一定的附加政治條件，甚至喪失部分外交權。在這種情況之下，亞投行的設立顯得尤為必要，這是其最初定位的集中表現，即不會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以強大的資金服務亞洲的基礎設施建設，服務亞洲經濟發展，促進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亞投行開啟全球金融新布局，加入亞投行是各國經過理智思考和現實利益考量后作出的正確決定，是與中國建立深層次關系的重大機會，也是各國在世界格局中占據有利位置，規劃全球戰略的必然選擇。

亞投行并非根據政治利益或目的產生，而是出于亞洲國家的經濟利益和商業利益考慮。亞投行的使命并不以消滅貧困和促進共同繁榮為目標，而是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服務，服務于改善成員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A設施建設是帶動全球經濟復蘇的主要驅動力之一，面對亞洲快速發展和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亞投行助力“一帶一路”利于全球化雙輪驅動結構的成型，拓展中國社會的國際化路徑，推動經濟合作，增強政治互信，促進整個區域的協調發展。從經濟發展層次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欠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落后，城鎮化程度較低，基建需求最為明顯，建設的核心圍繞在“三通”（通路、通航、通商）項目和工程，亞投行能夠以最重要的多邊金融組織機構身份吸引與聚合國際合作力量為“一帶一路”提供融資解決方案，為公路、鐵路、機場、港口、電信等基建工程帶來大筆資金的投入，而這正好契合亞投行切實解決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的融資問題的最根本目標?！耙粠б宦贰币酝顿Y輸出產能和資本的形式推動整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貿易加深跨國經濟聯系，調整全球宏觀環境，而亞投行的建立將成為亞洲區域合作的強大引擎，提升全世界對“一帶一路”戰略的高度關注點，為亞洲國家的全面崛起貢獻力量，升級亞洲經濟的影響力以及世界的全球化水平。此外，中國主導籌建亞投行并不需要回避自身利益訴求，因為國內發展同樣需要統籌各種有利因素，中國對“一帶一路”的需求同此沿線其他國家或地區一樣合情合理、互利互贏，在不損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前提下，中國在實現經濟利益、資源利益、政治利益或者文化利益訴求的同時，也必然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而且這種訴求符合雙方或者說多方意愿。

三、國際效應夯實亞投行發展基礎

審視亞投行籌建過程中邁出的每一步無不是復雜交織，從過多的否定、質疑到基本的認同、參與，亞投行正悄然地撬動世界，釋放著巨大的正向國際效應，引領國際關系新格局，歸根究底還是由亞投行的基本定位、歷史使命以及運作理念所決定的。

第一，亞投行是國際政治關系的重要里程碑。亞投行的組建改寫了國際政治體系的一貫變革方式，為增進全球政治互信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金融平臺，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分水嶺性質的作用。首先，亞投行不是在對先前秩序進行毀滅性破壞之后進行制度重組或突變，而是突破“強權即公理”的叢林規則，是在既定國際秩序下演化而來的新力量，是中國“和平崛起”戰略漸進性變革國際秩序的一項具體成果。其次，重新審視國際體系變革軌跡，西方國際關系史長期掌握著國際關系理論的話語權，而亞投行不同于亞洲開發銀行，是真正意義上的亞洲人主導的國際體系變革，一定程度上改寫了歷史的行為，修正國際關系理論。再者，與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放銀行的意識形態規則不同，亞投行超越西方文化中地區的偏見和歧視，旨在加強區域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亞投行以“命運共同體”的戰略思維，按照發展需要的原則進行投資，實際上是對既定國際制度的補充，使每個國家都能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

第二，亞投行是國際金融治理的后繼改革者。從金融治理看，一個金融機構的市場定位直接決定其戰略目標選擇。一千億美元的法定資本使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為繼歐洲投資銀行、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多邊開發銀行之一，作為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同樣是按照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營，但最關鍵的問題是一個基本定位。亞投行的基本定位決定其是一個推動經濟領域區域合作和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抓手。一方面，以創始國身份加入亞投行的國家早已超出亞洲，使得亞投行不再停留在區域性多邊金融開發機構的定位之上，而是升級為實際意義上的全球性多邊金融開發機構。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并沒有對國際金融機構都設定一個完善的、唯一的高標準，亞投行的建立和運營需要開放的融入國際金融體系原有的優秀規范，也需要同世界各國不斷改進規范，而西方傳統發達國家的加入能夠有效地幫助亞投行達到一個全世界認同的高標準，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更好的公共產品，推動亞洲新興經濟體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到全球金融治理之中。實質上，亞投行是一個重要支點，其借鑒、吸收、改進的成熟過程也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過程，推動著國際關系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努力踐行著中國在新世紀提出的和諧世界理念。

第三，亞投行是國際金融機構的能力補充劑。由于功能定位、業務重點在于支持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彌補亞洲經濟發展短板，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又是一種互補而非競爭關系。一方面，亞投行是一個標準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與一般商業銀行存在顯著的區別。在目標設定上，亞投行并非將經濟利益最大化作為首要目標，而是兼容了政策性金融機構和商業金融機構兩者的特點，又兼顧兩方面的政策訴求。在資金運用上，亞投行主要通過發債或者國家的捐贈獲得資本金，在資本充足率、流動性及業務運作上是不受該協議約束，獲得利潤后繼續投入到資本金當中。另一方面，同亞開行、金磚國家銀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同屬多邊性金融機構，但又存在明顯的不同，集中表現在目標市場的選擇上。雖然亞投行尚處于籌建中，目標市場并未完全確定，但推動亞洲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基本定位相當明確。從以上兩點可以初步推斷，亞投行是對一般商業銀行與其他多變性金融機構的重要補充，將與其他多邊及雙邊開發機構密切合作，促進區域合作與伙伴關系，共同解決發展領域面臨的挑戰；并不排除經過長時間的運作之后，亞投行會給其他金融機構帶來巨大的競爭，但只要亞投行堅持其服務宗旨，與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維持一個良好的競合關系并不是不可能。

四、不成熟性挑戰亞投行成長潛力

從未來挑戰看，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各種不穩定因素相互交織，目前正處于籌備期的亞投行在運營管理中將面臨諸多的考驗。第一，信用評級是保障運作的核心因子。符合現代國際金融市場基本認同的高標準的信用評級是亞投行運轉的核心。即便西方國家的加入會不同程度地提升亞投行的基于股本加權的股東信用評級，但治理結構、治理水平、運營的規范化、透明度、績效性等任何一項不合格都會直接影響亞投行的長期、健康的運營。第二，行為準則是保障政策實施的基礎。一套完整、切實可行的高標準保障條款考驗著亞投行降低運營成本和提高運營效率的能力，但傳統的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標準系統過于繁瑣，與業務關聯度并不高，治理結構、環評政策、保障條款、采購政策、借款國財政可持續性評價以及包括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在內的項目管理等方面的有關標準考驗和制約著亞投行。第三，管理機制是保障運轉的智慧力量?；I備過程的透明和對國際標準參照度的降低短期內消除了世界對亞投行的疑慮，但作為一個智力密集型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投行的內部管理機制直接決定其權力分配模式與可持續發展力，因為種族、膚色、信仰、文化的差異考驗著各級管理人員的智慧、人才結構以及組織框架，而這需要長時間的磨合與改進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