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視域下的南極礦產資源問題研究

曹亞斌

(西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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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視域下的南極礦產資源問題研究

曹亞斌

(西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730070)

摘要：當今全球治理的困境主要在于制度困境，而“國家中心主義”理念的廣泛存在則是導致全球治理制度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超越“國家中心主義”，用全球主義的理念來設計和改造全球治理制度，才能真正實現全球治理的發展。作為應對南極礦產資源問題的全球治理制度，《南極條約》體系同樣受到“國家中心主義”理念的困擾。然而與此同時，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使得該條約體系較之其他制度更具全球性基因?！赌蠘O條約》體系的上述特征使得以全球主義理念為標尺對其進行改造，使其成為南極礦產資源領域的核心制度，就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今南極礦產資源問題所面臨的困境。

關鍵詞：全球治理；《南極條約》體系；南極礦產資源

近年來，隨著全球資源供給日益緊張，極地地區開采技術的重大進展，加之南極地區蘊含的豐富礦產資源被逐漸探測清楚，國際社會對于南極礦產資源的爭奪戰隨之拉開帷幕。而作為南極地區“基本法”的《南極條約》體系由于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正承受著體系內和體系外兩方面的壓力。因此，如何看待《南極條約》體系的地位及其與南極礦產資源問題間的關系，如何實現全球利益和特殊利益、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平衡便成為極地政治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 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在《南極條約》體系中的體現

在全球化時代，隨著全球整體性、全球相互依存性、全球多元性等特征的凸顯，利益的內涵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全球整體性為最高共同利益的實現提供了可能；全球相互依存性使得利益的關聯性特征更加突出；全球多元性則導致全球利益的多層次性。同時，權力特征在全球化時代也出現了根本轉型：一方面，隨著主權國家自主行動能力的削弱、全球非國家行為體數量急劇增長，全球事務中的權力主體變得多元化；另一方面，隨著“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的手段來達己所愿的能力”[1]2的增長、“低階政治”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權力運作的方式正朝著說服型、合作型轉變。

正是對上述現實的回應，全球治理活動開始在20世紀末期大量出現。對于全球治理，中外學者有著較為相似的定義。例如戴維·赫爾德認為“全球治理不僅意味著正式的制度和組織——國家機構、政府間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維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規則和規范,而且意味著所有的其他組織和壓力團體——從多國公司、跨國社會運動到眾多的非政府組織——都追求對跨國規則和權威體系產生影響的目標和對象”[2]70。而中國學者俞可平則提出“所謂全球治理，指的是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regimes)解決全球性的沖突、生態、人權、移民、毒品、走私、傳染病等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3]。顯然，從中外學者的認知中我們可以發現，全球治理與制度緊密相關，全球治理制度的運行狀況是全球治理成功與否的關鍵。

經過二十多年的歷程，與全球治理呼聲日漸高漲不同的是，諸種全球治理制度并未實現有效運行。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當今全球治理困境與全球治理機制的不完善有很大關系，制度改革事實上已成為應對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突破口[4]265-267。在眾多阻礙因素中，思維方式的阻礙是最為關鍵的。思維方式一對頭，許多問題便會迎刃而解；而一旦思維方式出現問題，則會直接導致目標不能達至。對于全球治理制度來說，“國家中心主義”理念的廣泛存在便是導致全球治理制度運行困境的最主要原因[5]。所謂“國家中心主義”是指以主權與邊界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從而將本國與他國以及其他行為體之間的關系視為沖突者或競爭者的思維方式?！皣抑行闹髁x”是方法論個人主義在國家層面上的擴大化，在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思維方式下，“我者”與“他者”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沖突式的或是競爭式的，進而認為“我者”的存在具有優先性和獨立性[6]。

“國家中心主義”的盛行，使得全球化時代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全球治理困境開始大量出現。受國家中心主義的影響，當今全球治理制度面臨的最大困境是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不能有效協調、最高共同利益不能得到實現。具體來說，主要表現為如下兩點:

其一，全球治理制度的利益困境。從利益層面來看，共同規避風險和共同獲益是國家參與和遵守國際制度的主要動力，換句話說，制度的運作是為了解決“協調問題”和“協作問題”[7]。在協調問題上，制度的作用在于能夠提供一個清晰的錨點(focal points)，使各方在利益分配問題上達成一致。全球化時代國際制度的協調功能正面臨著嚴重困境，受國家中心主義與利益來源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已有共同利益在國家利益群集中的地位正不斷下降。各方都不愿意為達到共同規避風險的目標而放棄其他利益，從而出現了“共同失利困境”。例如，近年來全球氣候談判中的困局就與談判各方對“區別”的重視遠高于對“共同”的重視有很大關系。

在協作問題上，制度的作用在于通過提供更為透明的信息、強效執行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使得各方在放棄次優戰略的同時又能保證雙贏戰略的穩定。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制度協作功能的問題也開始日益凸顯。受國家中心主義的影響，各方并沒有認識到存在更大共同收益的可能性，而將雙贏戰略定位在僅僅維護現有的共同收益。雙方都不愿為獲得更大共同收益而改變現有的雙贏戰略，從而導致全球治理制度只是保證了各方的次優收益。

其二，全球治理制度的權力困境。由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特征，使得國家權力成為影響國際制度運行的重要因素，國家權力的作用在于其能夠通過強制力的運用促成制度的產生以及保障其有效實施。全球治理制度的困境也與全球化時代國家權力所面臨的問題有很大關系，而這一問題的根源則在于國家所秉持的國家中心主義理念。一方面，國家往往將自身看作是權力的唯一秉持者，從而使得其傾向于僅以國家權力作為保障全球治理制度運行的唯一基礎。然而全球化時代正出現著一種被稱之為“權力流散”的現象：權力不再僅僅為主權國家保有，跨國公司、全球公民社會等國際行為體都已成為權力的持有者。正如有學者所言，“許多國家的權力已經更加嚴重的衰落了，以至于它們對其人民的權威和它們的疆界之內的行動已經弱化。與此同時，非國家權威卻已越來越多地影響其人民，并越來越深地滲入到他們的活動中?！盵8]權力主體的調整導致沒有非國家行為體參與的全球治理制度無論在合法性還是在有效性上都存在嚴重危機。

另一方面，“國家中心主義”的斗爭理念也深刻影響了權力的性質和使用方式。斗爭性理念導致行為體對硬實力的重視遠高于對軟實力的重視，同時，它還使得行為體將軍事安全始終作為處理問題的最核心考量標準。由于受到這種因素的影響，導致在全球化時代不僅出現了制度運行的低效，而且圍繞爭奪對全球治理制度的規定權還可能出現許多武力沖突或安全困境。例如在關于全球公域的劃定問題上，將全球公域軍事化[9]不僅妨礙了全球公域內其他問題(例如經濟、環境等問題)的解決，而且還極有可能激化矛盾、加劇沖突。

作為“國家中心主義”理念主導下形成的《南極條約》體系同樣面臨著上述矛盾。例如在關于人類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論述上就出現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南極條約》成員國多次在會議報告中提到，對礦產資源問題的協商不能解釋成代表全人類在南極的利益，同時由于對于協商國條件的嚴格限制，使得《南極條約》實質上成為“富人的俱樂部”[10]；另一方面，在聯合國大會上，《南極條約》協商國代表又指出，《南極條約》簽署權向世界各國開放，而且無期限，它規定按照全人類的利益使南極洲成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合作地區[11]。這種矛盾式表述反映了成員國既想迎合全球社會維護全球利益的呼聲，從而保障制度的合法性，又不愿分享利益，實現最大范圍內共同開發的尷尬處境。

1988年《南極礦產資源活動管理公約》胎死腹中，在某種意義上則是零和性競爭的必然結果?！兜V源公約》為在《南極條約》體系下的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和有序管理暫時填補了一項法律空白，意在緩解三方面的沖突：第一，《南極條約》體系內部的領土主權要求國與非領土主權要求國之間；第二，《南極條約》體系國家與國際社會之間；第三，礦物資源活動與環境保護之間。然而1991年簽訂的《關于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議定書》宣布了南極礦源活動被禁止50年，事實上廢止了《礦源公約》[12]。1991年簽訂的《議定書》與其說是代表了成員國各方的國家利益，不如說是對于爭議的暫時擱置。其所能實現的只是最小受損而不是最大受惠意義上的國家利益。

而隨著全球資源供給日益緊張，極地地區開采技術的重大進展，加之南極地區蘊含的豐富礦產資源被逐漸探測清楚，國際社會對于南極礦產資源的爭奪戰隨之拉開帷幕，例如各國以保護區、管理區等形式在南極圈占行為正日益擴展。若任由這種形勢繼續發展下去，那么可以預想在不遠的將來這樣一份保證各方利益最小受損的《議定書》的存在也可能受到威脅。

二、 全球主義與《南極條約》體系

面對日益嚴峻的全球性問題，以及“國家中心主義”理念主導下的全球治理制度在應對這些問題時的舉步維艱，設想一種能夠克服當前全球治理制度的種種弊病，且能夠回應全球化時代的主題，進而實現全球利益和特殊利益、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雙平衡的制度模式便顯得極為迫切。

全球主義關照下的全球制度應是這樣一種能夠承擔上述任務的制度設計。所謂全球主義，阿爾布勞曾給出過經典的定義：“凡是在人們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并承擔起對世界責任的地方，凡是在人們信奉‘把地球當做自身的環境或參照點來對待’這么一種價值觀的地方，我們就可以談論全球主義”[13]131。因此可以說，全球制度即是以全球主義理念為指導原則，為解決全球化時代的重大問題而設計的一種新制度形式。具體而言，全球主義關照下的全球制度具有如下兩方面的特征:

首先，在制度理念上全球制度主張共同利益的至高性、多元利益的關聯性。共同利益的至高性指需要將全球利益看作是實現其他利益的基礎，而不是多種特殊利益的交集。換句話說，即需要以“命運共同體”的高度來看待全球利益。無論是核冬天，還是全球溫室效應、全球資源枯竭等，都深刻地影響到全球的每一個行為體，如果這些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那么其它特殊利益的實現就會流于空談。以此為原則，全球制度在設計和運行過程中將以全新的方式進行：一方面全球制度通過清晰界定該制度中所包含的全球共同利益、各方所應承擔的相應義務來使各方在全球共同利益問題上達成共識；另一方面，全球制度則通過強化執行機制來敦促各方在全球共同利益上保障合作的實現。

多元利益的關聯性則指在全球化時代各種利益之間已緊密地纏結在一起，行為體對一種利益的實現與否直接影響著對其它領域利益的實現情況，同時某一行為體在A領域的利益狀況也影響著其它行為體在B領域利益的獲得。例如，一國在能源領域的利益取向會直接導致其在氣候談判領域的角色和地位；跨國公司在所在國的經濟活動方式則可能會影響該國的移民政策。遵從多元利益的關聯性特征，全球制度在設計和運行中主張制度作用的多目標性，即以解決“一攬子”問題為制度設計和運行的重要目標。例如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和人權實施的關系問題上，有學者指出“所需要的不僅是現行人權和環保條款協定的堅決實施以及它們與特定產業道德的清晰界定，而且還需要將新的參考條款引入自由市場和貿易體系的基本原則和法律”[4]。同時，為避免受利益關聯性的影響而出現不同制度間在功能、命令和目標等方面的沖突，全球制度主張不同制度間的協調，進而達到權責清晰、目標明確。

其次，在權力因素上全球制度順應權力的流散性和說服性特征。受權力流散性特征的影響，全球制度同時重視主權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對其產生的作用。一方面，全球制度的設定與運行需要以主權國家間的協調(特別是大國協調)為基礎，因為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如果不能在這些具有巨大權力的行為體間達成某種共識，那么全球制度就失去了根本性保障。另一方面，全球制度的設定與運行還需要充分重視該領域非國家行為體的影響力，為這些行為體能夠有效參與這一制度提供相應的渠道，因為只有將這些行為體很好地包括進來，全球制度才能獲得足夠的合法性與有效性。

受權力說服性特征的影響，全球制度強調無論在手段和目標上都需遵循非軍事化/減軍事化。在非軍事安全領域，全球制度應通過加強信息透明度、完善爭議解決機制等方式成為防止軍事化力量滲入這些領域的屏障，全球制度設定的目標也不應成為誘發軍事安全的因素。例如不能以導致核擴散為代價維護全球自由市場。在安全領域，全球制度也應成為減軍事化的重要手段。例如將安全與人權議程連接在一起，保護所有的面臨生命威脅者；在武力的使用上訴諸國際認可的武力以支撐國際人道主義法律等[14] 306。

若以全球主義關照下的全球制度為標準來衡量《南極條約》體系，那么可以看到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復雜的相互關系：一方面，受“國家中心主義”理念的影響，《南極條約》體系中存在與全球制度相悖的規定；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使得在“國家中心主義”理念盛行時期形成的《南極條約》體系中卻具有與全球制度相同或相近的“基因”。具體來說，這種復雜關系主要體現為這樣幾點:

其一，《南極條約》體系中全球共同利益至高性原則得到一定程度落實。這一原則的落實主要體現在“環境保護至上”和“主權凍結”這樣兩條制度?！碍h境保護至上”制度主要通過《南極動植物保護協定》、《南極海豹保護公約》、《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公約》、《南極環境保護議定書》等規定得以體現，特別是《關于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議定書》規定任何南極條約締約國都必須遵守在2041年之前禁止任何形式的礦產資源開發。雖然該規定存在著的不穩定性，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南極地區資源爭奪戰，并為更有效的全球制度的制定贏得了寶貴時間?！爸鳈鄡鼋Y”制度的出臺有一定的歷史偶然性。例如有學者就指出，這與當時各主權要求國并不知道南極洲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有很大關系[15]。但該規定剛一出臺，即對減緩各國的主權要求起了重要作用，甚至為未來實現南極地區的非主權化提供了可能。1991年條約有效期滿后，經《南極條約》協商會議批準，條約又延長了50年。這一事件就表明即使在世界各國對于南極地區資源狀況的認識已發生重大變化的二十世紀末期，該制度通過發揮其“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強調的是早期偶然性事件對某種制度結構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使得該制度一旦產生，就會產生一種自我強化機制，形成內部優勢的長期穩定再生產?？蓞aul Pierson, Increasing Return,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000, p.265.功能依然表現出強大生命力。正是由于“主權凍結”制度的持續存在，未來南極地區向非主權化發展的可能性將變得很大。

其二，《南極條約》體系中多元利益關聯性原則需待完善。無論是制度的多目標性，還是制度間的整合，《南極條約》體系都存在著一些亟待改進的地方。在制度的多目標性上，現有制度過于強調單一目標(環境保護)而忽視了全球化時代利益的多元性和相互依存性特征。從某種程度上講，現有南極制度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就與其不能很好地實現多重利益協調有很大關系。例如《關于環境保護的南極條約議定書》規定過于嚴苛，無法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平衡，從而出現了大量成員國以“軟存在”*在保護南極環境的口號下，通過建立南極特別保護區和南極特別管理區來實現對南極重要區域的有效控制?？蓞且懒郑骸董h境保護與南極的“軟存在”》，《海洋開發與管理》2009年第4期。的方式違背該制度的情況。在制度間的整合問題上，《南極條約》體系與其它國際制度之間也存在著矛盾。例如有研究指出，隨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生效，《南極條約》對南極海域的適用權面臨嚴重挑戰：一方面，條約規定其適用范圍包括南緯60度以南的所有地區，但另一方面則同時指出條約的項目不應損害在該區域內國際法的效力[16]。條約的這種矛盾性大大削減了其實際效力。

其三，《南極條約》體系中權力流散特質得不到完全體現。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依然是制度得以存續的重要保障，有研究指出，如果沒有大國協調，僅靠單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努力，當今諸多全球事務將根本無法妥善處理[12]。因此只有將全球主要大國囊括在內，實現大國協調，全球制度才能得以延續?！赌蠘O條約》體系已經包括了當今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國，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都已包含在其內并且都是協商成員國。而成員國總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80%，經濟總量則占世界經濟的90%。同時，非政府組織則通過參加本國的代表團、爭取獲得南極會議觀察員席位等方式介入到體系之中；南極條約組織也積極回應，接納非政府組織參與南極事務[17]。需要注意的是，該體系卻沒有為國際組織參與其中提供暢通的渠道：在實際行動中，成員國集團或者是拒絕與其他有關國際組織的合作，或者是采取措施阻撓國際組織介入南極事務[10]。

最后，《南極條約》體系中非軍事化原則得到貫徹?！赌蠘O條約》明確規定“南極應只用于和平目的。一切具有軍事性質的措施，例如建立軍事基地、建筑要塞，進行軍事演習以及任何類型武器的試驗等，均予禁止”。除此之外，條約還對核爆炸和放射性廢料處置都有明確的禁止條款。雖然現在某些成員國中出現了以武裝部隊來建設和管理南極考察站的活動，個別國家甚至宣布在南極重建軍事基地，但總體來看條約的非軍事化規定還是得到了較好的貫徹。成員國進行的各種軍事化行動與其說是違背條約不如說是打制度的擦邊球。例如，出現以武裝部隊來建設和管理考察站的活動是基于條約中的“為了科學研究或任何其它和平目的而使用軍事人員或軍事設備”規定而出現的，而之所以有這一規定則與《南極條約》創立時期歷史條件所限有很大關系(主要是為了當時由各國海軍所承擔的南極后勤保障能夠繼續進行下去)[17]。

總之，盡管《南極條約》體系中也存在著現有國際制度普遍具有的各種困境，但較之于其它制度，《南極條約》體系卻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正是由于這些優勢，使得該條約體系與全球主義關照下的全球制度更為相近(有著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從而為其能夠被改造為真正的全球制度奠定了基礎。

三、 全球制度與南極礦產資源困境的破解

從當前形勢來看，南極礦產資源問題已成為影響南極地區政治格局、決定《南極條約》體系未來走向的重大因素。如果以全球制度為視角來看待南極礦產資源問題，實現在該問題上全球利益和特殊利益、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平衡，那么就應把握這樣幾條核心原則:

首先，以《南極條約》體系作為解決該問題的核心依賴?，F在大致有三種模式解決南極礦產資源問題：自主開發模式、聯合國模式和《南極條約》體系模式。自主開發模式認為，隨著非協商國能源需求增加以及開采技術的進展，這些國家有可能通過自主開發方式獲取南極礦產資源。非協商國的自主行為將會導致在該問題上“競次”戰略盛行：協商國會選擇以退出《南極條約》的方式來使自身不至于在資源搶奪戰中落后，協商國的該種行為進而導致在南極礦產資源領域出現完全的無政府狀態[18]。聯合國模式認為，隨著全球意識廣泛傳播以及發展中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現有體系無論在核心理念還是在參與度上都出現了重大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將南極洲明確界定為“人類共同繼承的財產”并由聯合國管理該地區事務，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南極礦產資源存在的困境?！赌蠘O條約》體系模式則認為，盡管該體系存在一些缺陷，同時國際局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但《南極條約》體系無論從核心理念還是從實際效果來看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只有以《南極條約》體系為基礎，進而通過具體領域制度改革才是解決南極礦產資源問題的最佳選擇。在這三種模式中，由于前兩者忽視了全球意識、制度依賴以及權力結構等因素，使得這兩種模式不具有合理性。與此相對，由于《南極條約》體系與全球制度之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基因”，所以在礦產資源問題上以該體系為核心依賴應是當前最為合理的選擇。

其次，以重啟關于礦產資源開發管制的談判議程為突破口。實現多元利益協調是全球制度的重要指導原則，這種原則應用到南極礦產資源問題上則意味著要尋求環境保護與資源開發的平衡，既不能以環境保護的名義放棄經濟社會發展，也不能以損害環境為代價進行無限制的資源開發。南極礦產資源問題的一大困境在于：一方面現有《南極條約》體系禁止進行資源開發，另一方面協商國和非協商國都在為開采南極資源摩拳擦掌。這種制度限制和欲求增長之間的矛盾既導致條約體系的不穩定，也導致在礦產資源問題上變數極大。面對這種困境，只有重啟礦產資源開發管制的談判議程，實現該議程與《南極條約》體系的協調，才能從根本上維護體系的穩定，也才能真正解決礦產資源問題。事實上，1988年《南極礦產資源活動管理公約》對于開發的管制和監督等制度設計并沒有讓各方滿意，才導致環境保護議定書的凍結和推遲。因此可以說，該議程越早重啟，礦產資源問題就能得到越好的解決。若拖延太長，那么在礦產資源開采上出現完全無政府狀態也并不是沒有可能。

最后，以加強《南極條約》體系的執行力以及與其它制度的協調作為保障?！赌蠘O條約》體系廣受批評的一點是該機構的軟弱無能。由于它只是一個協商機構，沒有執行權力，所以在解決各種問題時常常表現得不盡如人意。若礦產資源開發問題提上議事日程，那么最為關鍵的問題將是由誰來開采,由誰來監督。顯然，只有加強《南極條約》體系的執行力，將利益相關方都納入體系的執行機構中并由其統一指揮，才能消除當前潛在開發者(主權國家)和監督者(主要指非政府組織)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同時，條約體系還應實現與其它制度的協調，保證各種制度間的一致性，避免出現制度盲區或模糊區，進而消除以其它制度為名義違背該制度的隱患。

而在《南極條約》體系的實際改革過程中則需要以合法性與有效性為核心性指導原則。就合法性而言，《南極條約》體系的改革需要處理好繼承性與創新性之間的統一關系。一方面重視制度所具有的“路徑依賴”效應，在短期內對《南極條約》體系的根本原則不進行重大改變，而將重心放在對某些具體規定的改革；另一方面，則積極適應時代潮流，抓住某些突發性重大事件，以此為契機敢于對某些痼疾破冰。就有效性而言，《南極條約》體系的改革需要處理好參與性與整合性之間的統一關系。一方面重視當今全球化時代的“權力流散”特征，在制度上為弱國和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南極事務提供暢通渠道；另一方面，則應正視多元行為體之間所存在的重大差異，發揮制度的整合性功能，防止由于大量行為體廣泛參與而出現制度行動效能低下的狀況。

結語

南極地區礦產資源問題非常復雜，涉及到多方利益、多重理念、多種制度的協調?？梢灶A見該問題的解決將是一項漫長而艱巨的工程，它不僅考驗人類的耐心，而且考驗著人類的想象力。但同時需要看到的是，一旦該問題能夠得到妥善解決，那么對于破解其它全球性難題將有巨大的借鑒意義。作為一種以全球主義理念為核心且反映全球化時代主題的制度規劃，全球制度有著傳統國際制度不具備的多種優勢。正是基于此，以全球制度為標尺設計南極地區礦產資源制度，消除現有南極礦產資源制度中的“國家中心主義”理念，協調好全球利益和國家利益、發展與保護、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等方面的關系，或許才是解決該難題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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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行業軟課題支持項目(項目編號：MTRKT2013022)。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青年課題(項目編號：CIA120155)；

收稿日期：2014 - 09 - 25

中圖分類號：D99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05X(2015)02-0050-06

作者簡介：曹亞斌，政治學博士，西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研究。